内容提要：本文依据组织社会学制度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网络范式三大主流范式，结合目前西方组织社会学的主要发展，回顾了中文文献近10年来组织社会学的研究进展，并作了简要述评和展望。文章提出中文文献的组织社会学研究需要在西方文献领域继续深入研究的同时，还需要从本体论上建立一套自身的理论话语。这种理论话语的建立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将国家引入组织场域发展并完善国家-组织场域理论；二是兴起和发展严谨的文化范式。本文从理论范式的角度来梳理回顾中文文献的组织研究，旨在推进组织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制度主义范式；马克思主义范式；网络范式；国家-组织场域理论；文化范式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学者对社会中的各种组织现象做了大量的研究。为了推进组织社会学的发展，学者们也做出过一些回顾与展望(周雪光、赵伟，2009；刘玉照、应可为，2007；蔡禾、周兆安，2015)，但是这些文献综述回顾往往以具体所研究的组织类型(比如经济组织、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划分，而不是依据组织社会学各个范式来梳理。另外，周雪光、赵伟(2009)明确指出英文文献的中国组织研究也很少与组织学(包括组织社会学)的文献互动。这就使得有关中国组织研究的文献回顾大多都局限于文章论点的复述，而不是与主流组织社会学各种理论和范式的对话和推进。本文认为，要推动组织社会学这一社会学中最具有基础性的分支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我们很有必要掌握该学科各个理论和范式的发展脉络。在此基础上的文献回顾与前瞻，可能更有助于学界把握理论创新的着力点。

　　本文首先整合弗雷格斯坦(Fligstein, 2001)对组织社会学范式的梳理、海乌曼等(Haveman & Wetts,2019)关于组织理论的综述，并结合近20年来组织社会学的发展，指出当下主流组织社会学中存在三大很有影响的范式，即制度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网络范式。本文随后分别依据这三种范式，围绕各个范式中的主要议题、概念和理论，梳理了近10年来组织社会学中文文献，并对各个范式下的进展和不足进行简单述评。最后，本文提出目前中文文献组织研究的主要缺陷和未来发展方向，强调引入国家视角和文化视角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社会学研究，推进组织社会学进一步发展的必要。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述评主要限定在社会学的组织研究或组织社会学领域。而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的组织研究理论和范式，例如资源依赖理论、人际关系学派等只是作为学术发展与对话的背景介绍，均不在重点讨论范围之类。

　　二、西方组织社会学主要范式及最新发展

　　组织理论有三个主要来源：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组织理论的社会学渊源来自韦伯的科层制研究。韦伯的思想激发了后来社会学者对官僚机构功能失调、组织的非正式方面(权力、冲突、文化和非正式团体)的研究。组织理论的经济学渊源来自制度经济学对企业的重视，例如企业的等级可能比市场更有效率，企业中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可能存在不同目标。组织理论的管理学渊源出自经理们的实际考量。泰勒式管理以及哈佛商学院的人际关系学派是管理学理论的先驱。

　　自20世纪60年代，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组织理论开始走向融合。组织如何运行，组织是否有效率，组织在多大程度上能适应变化的环境，成为三个领域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西蒙-马奇的有限理性理论和理性适应模型对这三个领域所关注的很多问题均有所回应(Simon,1957; March & Simon,1958)。由于企业决策者的有限理性，企业可能并不如经济学家所希望的那样有效率；对于社会学而言，组织要比基于韦伯理想类型的理解灵活的多；而对于管理学，该理论强调了管理人员在制定目标、设计标准程序、监管组织绩效以及调整组织活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0世纪60年代起，大量研究开始聚焦在市场或环境如何影响组织结构，形成了战略权变理论。这些研究基本上与理性适应模型一致。这些文献最终发展为资源依赖理论，该理论视组织对环境的依赖是解释其内部目标和结构的最重要因素(Pfeffer&Salancik,1978)。

　　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学和管理学视角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理性适应、战略权变理论遭到了广泛批判，由此引发的组织研究大力推动了组织社会学的发展，并且促进了不同学派的形成。弗雷格斯坦和海乌曼等对这些回应批判做了不同的梳理和分类。弗雷格斯坦指出组织社会学包括种群生态学、政治视角、制度学派、马克思主义和网络学派五大范式，并回顾了社会学范式与经济学和管理学视角的对话。例如，种群生态学、制度主义主要针对理性适应和战略权变理论，分别强调了组织环境的硬约束和组织环境的建构性；马克思主义批判泰勒主义、理性适应等理论过于强调管理者的视角。网络范式针对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指出等级与市场的作用取决于社会网络(Granovetter,1985)。当然组织社会学各个范式之间也有一些对话，例如新制度主义批判了种群生态学组织多样性的观点，但各范式之间对话不多。海乌曼等依据对社会结构的不同定义，将挑战理性适应模式(包括权变理论)的视角归纳为人口学视角、关系视角和文化视角。海乌曼等的梳理忽略了学科之间的对话的脉络和逻辑推进，仅仅依据社会结构的概念差异将组织理论归为三大视角，过于宽泛。海乌曼等将制度主义纳入文化视角存在制度与文化概念的混用。因此，本文接下来将重点依据弗雷格斯坦的范式分类简要回顾组织社会学研究的最新发展。

　　制度主义范式(含政治视角)

　　经济学、管理学视角的理性适应理论和权变理论认为组织会根据组织环境资源属性发展出不同的结构和形式。从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角度来看，组织结构是组织内权力斗争和平衡的反映(Fligstein,1990)，组织环境在很大意义上是一种社会建构。另外，制度主义范式认为现代理性的神话成为西方公司组织形式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的重要因素，强制性、规范性和模仿性三种制度同构机制会推动组织趋同(Meyer & Rowan, 1977; DiMaggio & Powell, 1983)。早期同构来自强制或技术需要，后期同构更多是模仿或规范。制度同构机制的研究虽然以公司为主，不少研究考察了医疗卫生机构(Ginsberg&Buchholtz,1990)、学校(Covaleski&Dirsmith,1988)、公共部门(Frumkin&Galaskiewicz,2004)等。但北美的顶级学术期刊大多揭示了模仿性同构的存在，而几乎很少出于竞争需要的强制性同构，而欧洲期刊的发表更多揭示了强制性同构现象，这实际上是北美学界精英偏向新自由主义、有意忽略政府作用的一种学术话语建构(Mizruchi & Fein,1999; Sun,working paper; 赵鼎新，2020)。组织的结构、产品和政策虽然基于符号驱动的规范性和模仿性同构能广泛传播，但是实际上通常不起作用(Dobbin,Schrage&Kalev,2015)。这类同构更多是一种为了合法性而出现的组织目标与结构之间的解耦(decoupling)。因此，认知、意义和认同的规训对组织吸收、内化以及体现外部压力(制度耦合)和形塑组织变迁具有重要作用(Sauder&Espeland,2009)。

　　政治视角强调组织场域中组织如何建立联盟，以及这一联盟的迅速结构化过程(Fligstein,1996)。政治视角实际上关注的是组织场域里的制度建构过程，这与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新制度主义开始关注制度的兴起、变迁和解体一致(Dacin, Goodstein & Scott,2002)，弗雷格斯坦后来也逐渐将其政治视角修正并纳入新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和组织场域规则的兴起变迁可以用策略行动场域理论(Strategic action fields)分析(Fligstein, 2008; Fligstein & McAdam, 2012)。

　　制度主义越来越关注与制度过程相关的制度逻辑。制度逻辑往往对行动者的选择设定了一定限制，因此对理性适应理论提出了挑战。行动者的能动性也可以重新阐释、建构甚至操纵制度逻辑的意义(Thornton, Ocasio & Lounsbury, 2012)。目前制度逻辑研究主要关注新制度逻辑如何建立、制度逻辑的维持和解体。

　　马克思主义范式

　　马克思主义学者批判理性适应理论是一门如何帮助管理者控制工人的学问。马克思主义者将阶级冲突重新引入组织模型中，其核心是把组织视为资方控制和剥削劳方的场所。这种控制和剥削的研究包括：资本家通过概念与执行的分离，剥离工人对生产规划的掌握，造成了工人的“去技术化”，从而使工人如同机器一样机械地运作，诱使工人同意出卖工资劳动的能力(Braverman,1974; Buroway,1979)。这类研究进一步延伸到组织如何在临时雇员中制造同意，以及工作不稳定的工人如何围绕工作和自我进行个人品牌塑造(Vallas&Christin,2018)。

　　劳动过程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起沿着两条脉络发展。一个脉络是巩固原有理论，即把劳动过程置于政治经济分析框架之下来分析(Thompson&Smith,2009)。另一个脉络聚焦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即价值理论，例如采用马克思的劳动分工和价值理论来揭示后福特主义如何继续系统地造成一种大量低自主性的工作结构，不断产生低收入的工薪阶层(Vidal,2013)。马克思范式也关注事关工人利益的工会研究，但这方面研究相对较少，显示了西方研究劳工的学者保守的一面。

　　网络范式

　　网络范式认为社会关系能带来信任、创新、优质信息的传递以及问题的合作解决等好处，因此网络分析可以提供与市场以及等级视角完全不同的解释和预测。网络范式目前主要围绕组织间的网络形态以及不同形态网络对组织的作用展开。研究显示公司之间的交易很少是新古典市场模型所预测的交易，关系型的交易或者二者混合的交易模式广泛存在(Baker,1990)，并且混合形态的关系网络对一个公司的发展更为有利。关系交易在一个公司中的嵌入程度与该公司的绩效呈倒U形关系，过度嵌入和低度嵌入均不利于绩效(Uzzi,1997,1999)。强联系促进群内的知识传播和规范实施，提升信任和群体运作；而弱联系可以桥接结构洞，拥有不同信息来源的优势。当面临高度不确定性环境时，强关系在寻求建议和支持方面更有利；而稀疏网络比稠密网络则更容易达成交易(Burt,2000; Mizruchi & Stearns,2007)。不同组织之间进行桥接或者建立中介联系有助于激发创新和控制信息流动。在创新中桥接还有综合、整合他人想法的作用(Vann, Vedres & Stark, 2015)。桥接联系和粘结联系作用互补。桥接联系会促进创新，而粘结联系促进想法的传播和执行(Fleming, Mingo & Chen, 2007)。桥接联系和粘结联系的价值取决于目标和场景。比如，有研究显示桥接联系在中国高科技企业里对个人的职业表现有害(Xiao&Tsui,2007)。

　　部分网络范式研究探讨了网络形态的形成持续以及组织内网络形态对不同性别的职业发展影响。例如，虽然交通工具变化提升了交往便捷，但是早期形成的地方性连锁董事网络对于后来的网络结构具有持续的影响(Marquis,2003)。网络的封闭或开放形态对男性、女性的职业发展有不同影响，在封闭的网络形态中，女性更难生存；而在开放多元网络形态中，女性的生存机会则会更大(Lutter,2015)。

　　种群生态学范式

　　种群生态学主张更强的环境决定论，视合法性和密度制约竞争对组织生存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种群生态学范式以批判理性适应过于侧重适应为起点，认为组织变迁发生在种群层面，种群的生存类似生物进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种群内组织的生存发展受合法性和竞争性机制影响，大组织具有结构惰性，不容易改变(Hannan & Freeman, 1977, 1984)。种群生态学通常以组织的数目研究组织的死亡率、生存率以及合法性，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比较单一(Hannan,2005)，只能用于数量很多并且相互之间十分相似的小型组织，而且缺乏组织内部分析(赵鼎新，工作论文)。因此陷入片面深刻，失去了继续扩展推进的动力。种群生态学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的辉煌发展，逐渐式微。

　　三、组织社会学范式下的国内组织研究

　　根据前面的探讨，本节将依据目前组织社会学的主流范式来梳理中文文献关于组织社会学的研究，具体包括制度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网络范式。受篇幅和学识限制，本文所梳理的文章主要来自2009年以来的《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社会》《社会学评论》四个主要期刊，以期回应周雪光、赵伟于2009年发表的综述文章。

　　制度主义范式

　　近10年来，中文文献采用制度主义范式研究组织现象，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了讨论。

　　一是组织是否完全受效率逻辑主导。杨典(2011)从新制度主义理论角度，尤其吸纳了弗雷格斯坦的洞察，发现我国公司多元化更多是基于权力和合法性逻辑而不是效率逻辑，国家政策和资本市场强有力地形塑了上市公司的多元化或专业化战略。这种权力逻辑的影响还体现在上市公司CEO解职、美式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在中国的传播(杨典，2012；杨典、欧阳璇宇，2018)。李路路、朱斌(2014a)指出中国私营企业采纳现代企业制度并不是出于提高经济绩效的考虑，而是为了满足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需求。另外，渴望尽快与国际最佳惯例接轨、加快企业现代化的中国官员和企业管理层，将西方理性的正式组织结构更多是当作一种迷思和仪式，而并不在乎其实际效果，热衷“外部董事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这种看起来有道理而实际上缺乏有力证据支撑的逻辑(杨典，2013)。

　　虽然制度主义侧重权力、合法性逻辑，对效率逻辑多有批判，国内一些学者尝试将组织效率纳入新制度主义解释范畴中。在两篇文章中，杨典(2011，2013)突出了社会学制度主义视角相对于经济学、管理学视角在企业绩效解释方面的优点。例如，中国多元化和绩效之间的关系远比既有理论预测的要复杂，中国公司多元化与股票回报率之间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这个结果反驳了关于多元化创造股东价值的理论，也与代理理论的预测相反。看似理性的企业效率实际是一种社会建构。经济学中关于企业治理结构与效率关系的理论，是在特定社会、政治、文化等制度环境下各种复杂社会力量和利益群体进行“建构”的结果。组织实践与其制度环境相互嵌入，因此并不存在一种最佳的普世性公司治理模式。陈宗仕、郑路(2015)将新制度主义与种群生态学理论结合起来解释企业绩效，探讨了制度变迁速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文章发现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民营经济发展程度高的省区企业绩效的影响是负面的，却有利于发展程度低的省区的民营企业。

　　二是组织结构的传播与趋同机制。杨典(2011)揭示国家和资本市场利用其政治和市场权力推行的“最佳”公司战略和组织形式，经由三种“制度同构”机制被企业采纳。美式“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在中国的传播也与美国有很大不同。它既不是由机构投资者，也不是由专业人士所倡导，中国政府才是最关键的发起者和行动者，它推动了新型公司治理制度在中国企业中的应用(杨典、欧阳璇宇，2018)。李路路、朱斌(2014a)发现在强制、规范及制度记忆的合力作用下，现代企业制度迅速在中国的私营企业中扩散。其中，现代企业制度率先成了国有企业的制度记忆，这种记忆随着国企改制以及国企职工走出体制，又影响了私营企业的组织结构。陈宗仕、刘志军(2017)顺着制度同构的思路，分析了我国的环境制度对企业环保投入行为的影响，文章发现企业间的模仿性机制很强，但是行业协会并没有起到规范性影响，文章进一步揭示监管机构具有强制性同构影响，这种强制性的影响呈倒U形，即企业环保投入随着监管强度的增强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陈宗仕、张建君(2019)进一步指出制度的作用不仅是同构，监管性制度之间还存在替代的机制，在法制水平高的地区，工人更可能通过法律手段而不是工会渠道维护自身权益。

　　三是在组织场域中的组织联盟。组织通过集体行动形成某种制度力量，对维持、打破原有制度规则、新制度规则的兴起具有重要作用。国内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商会、行业协会的研究上。由于中国政府往往是设定规则的决定性力量，因此商会、行业协会的研究既有组织集体行动方面的考察，也有商会相对政府的自主性考察。刘世定(2010)揭示了政府与企业商会的相互需求：政府需要利用企业关系网络引进资金，完成税收指标和公益事业，而企业主通过商会可以协作互惠，获得与政府沟通的渠道以及具有象征意义的社会地位，融洽与经营所在地的社会关系，协助解决纠纷，提高贸易谈判地位。张沁洁等(2010)发现行业协会与政府关系强度是影响协会自主性的重要因素,协会与政府关系越强,则人事、财务和认知自主性越低，二者之间形成政治联盟的可能越强。黄冬娅、张华(2018)揭示集体行动逻辑以及自主性的逻辑难以完全解释商会的组织化程度差异，组织资源对于商会组织化有重要影响，国家、市场和乡缘网络三者都是推动企业家组织起来的组织资源。

　　四是制度环境对组织的影响。朱斌、李路路(2014)发现地区的市场化水平、产权保护制度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显著的激励效应，并提醒中西部地区政府在制度建设上改善当地市场环境，从而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另外，不少研究探讨了企业组织在内部治理结构方面的制度嵌入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例如工会、党组织。近10年来，不少研究揭示中国企业里的工会有利于提升工人工资(陈宗仕、张建君，2019)，党组织的设立会增加公司冗余雇员规模,缩小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促进企业慈善捐赠和企业绩效水平等(何轩、马骏，2018)。

　　五是制度的变迁与落实。刘玉照、田青(2009)指出不同于大部分新制度主义文献的美国弱政府背景，在中国强政府背景下，企业和组织很难选择和决定制度改革，制度改革往往是在政府所发起的多轮改制中实现的。一项制度的落实分为形式绩效的达成向实质绩效的转变两个阶段，整个过程可以改变行动者的认知结构、调整行动者的利益博弈结局。黄晓春(2015、2017)揭示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特征，包括宏观政策的模糊发包、公共性和竞争性欠缺、弱激励以及低强度的控制验收评估，导致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偏向体制内需求、就近圈内购买以及悬浮于社区治理网络。苗大雷、李路路、王修晓(2015)揭示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过程中，体现了国家基层治理的制度逻辑。谢雯(2019)发现东北工业单位制变迁过程中，地方政府重塑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却导致权力增强、就业结构两极分化，单位转变成了熟人网络社会。

　　总之，中文文献沿着组织社会学制度主义范式在近年来取得一定进展，部分研究立足制度主义在更高层面与经济学、管理学组织理论展开了对话。关于组织是否由效率主导，国内的研究以中国的案例进一步对新制度主义提供了有力注脚。少数研究围绕组织效率对经济学、管理学理论提出了批判，并以新制度主义视角解释效率，将效率视为社会建构的结果，推动了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发展。在组织结构形式传播和趋同方面，国内研究在理论上也有一定突破。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理论进展大多或明或暗建立在新制度主义与其他理论的融合交叉，例如发展型国家理论、种群生态学、历史记忆理论。

　　不过组织社会学中文文献在制度主义范式研究上还有一些不足。首先，总体上在策略行动场域、制度逻辑和制度解耦方面的研究还相对比较单薄。另外，大多研究依然是属于西方的理论和概念的适用性范围研究，缺乏立足中国实际并与西方制度主义范式进行平等对话的雄心。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主要角度入手来推动制度主义范式在中国的发展。第一个方面是将国家理论引入组织研究，考察国家对于组织的制度兴起和变迁的作用。弗雷格斯坦等策略行动场域理论仅仅作为一般分析框架对制度兴起、变迁的研究有帮助，但是这种框架在揭示机制和宏观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关系方面存在明显不足。比如，虽然弗雷格斯坦(Fligstein,2008)提出行动者在场域中社会技巧的重要性，但这更多基于相对欠缺政府强力作用的北美组织场域背景，这种企业组织领导者的社会技巧在强国家影响下的组织场域中的可能会完全不同。我们因此需要将国家理论引入组织研究，探索国家与组织及组织联盟之间的博弈如何影响场域制度的兴起、再生产和解体。第二个方面考察与制度过程相关的制度逻辑。中国组织现象的制度逻辑研究除了沿着西方文献探索新制度逻辑如何建立、制度逻辑的维持和解体，学者还可以继续探讨一种制度逻辑战胜另一种制度逻辑的因素、新的制度逻辑的来源。

　　马克思主义范式

　　马克思主义范式的组织社会学中文文献主要聚焦制造同意、劳动宿舍体制、弹性生产等方面。

　　一是关于制造同意理论的推进，体现在制造同意的形成以及具体模式上的差别。游正林(2009)探讨了在我国劳资关系比较和谐的私有企业里资方对工人进行制造认同的方式，这种制造认同的做法和“善待”工人的措施大多从国企新传统主义借鉴而来，并不是布洛维概念下劳资双方进行集体谈判之后的产物。郑广怀等(2015)认为布洛维的“制造同意”及“赶工游戏”以正式工厂体制为预设，无法解释有的利益分化明显的工作场所并没有发生强烈的劳资冲突现象。文章揭示非正式小作坊的劳动控制中占主导地位的更多是“老板游戏”。

　　二是关于劳动宿舍体制的经济理性与企业社会责任属性。布洛维强调劳工宿舍作为暂时安置移民工人的手段具有降低经济成本的意涵。魏万青(2011)发现企业为劳工提供宿舍并不是出于企业社会责任，而是经济理性(资本逻辑)所致，隐含地支持了布洛维理论。杨可(2016)质疑了这一资本逻辑导致劳工宿舍模式趋同的假设，研究发现民国时期的“文明劳工宿舍”与大多压制性宿舍相比有极大的差异。这些文明劳工宿舍既是劳动力再生产的空间，也担负着公民道德培育的任务。这与民国政府的推动以及企业家对现代化过程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深刻认识分不开。

　　三是分散性、弹性生产与灵活用工。刘子曦认为布洛维有关劳动过程的讨论集中在生产单位内部，忽略了分散性、弹性生产如何引入劳动力并对他们进行剥削。该文指出地方政府、用工企业、工人群体是形塑劳动力市场组织生态的重要力量，三者共同营造了中介链所需的制度环境，并策略性地经营着生产体系中部分的“灵活性”，同时也放大了生产体系整体的系统性风险(刘子曦、朱江华峰，2019)。

　　四是组织内部社会网络与工人的管理控制。国内马克思主义范式在运用网络分析时主要围绕着共同体情感与组织理性的张力展开。蔡禾、贾文娟(2009)揭示包工头工资发放遵循远而近的“关系”逆差序格局的逻辑，包工头的雇佣权力与人情法则的结合导致了一种能约束核心工人行为不确定性的“关系霸权”。朱妍(2017)发现“雇主-雇员”同乡关系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雇员的组织忠诚度，而当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增强，社会关系作用会削弱。魏万青等(2019)揭示农民工以地缘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关系是一把双刃剑，在维护其基本底线权益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亲情同时也是雇主制造顺从和侵害劳工基本权益的手段。王星(2009)发现两种制度的互动导致了目前国有企业内师徒制技能的传承危机及师徒间的劳动政治冲突：一是国企市场化改制没有对工人师傅劳动安全风险提供相应的社会保护；二是师徒合同本质上说是意图剥夺师傅对其技能的垄断与控制权力。

　　五是关于工会的研究。工会在我国作为组织中的制度设置，在制度主义中有更多探讨，但更多是工会对工人的作用的量化研究(Yao&Zhong,2013;陈宗仕、张建君，2019)。少量研究讨论了地方工会。吴建平揭示地方工会既不具有社会动员力量，也不具有行政权力，只能以正式的、制度化的方式向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借力”，并对之进行整合，形成“合力”；另一方面在个体行动层面以非正式的、非制度化的方式来协调与借力部门的关系，进而维系和利用这种“合力”来履行其职能(吴建平，2017)。

　　概而言之，马克思主义范式具有很强的人文价值的规范性色彩(normative knowledge)和道德承诺(Bura?woy,2014)，着眼点往往不是效率，也不是合法性，而是劳动者的利益和自由。因此，不同于制度主义、网络范式就同一现象可以从社会科学范式上提出与经济学、管理学不同的解释和预测，马克思主义范式则从不同的人文价值关怀出发对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组织理论提出了批判，解构管理方式实际上通过概念与执行的分离、制造同意等对工人进行控制和剥削。马克思主义范式的组织社会学中文文献主要进展可以简要概括为：生产形式、工作场所性质、雇主-员工的亲疏远近关系、雇员之间关系网络、政府推动以及企业主责任意识等，塑造了多种柔性、灵活的管理控制模式，在制造同意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范式可以从两个方面进一步推进。一是尝试探讨管理控制模式的异化后果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关系；二是吸纳文化理论分析各种文化要素如何加强或者减弱劳动者内化管理者的控制。

　　网络范式

　　近10年来网络范式的组织社会学中文文献主要聚焦在组织间关系网络、企业政治联系、组织网络和绩效的关系等方面。

　　一是组织间网络研究。张陈健(2010)通过对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与民企集团的重组联姻分析，指出企业集团内部通过弱关系连接只能导致企业集团绩效的减弱，渐进式市场化改革与政体连续性影响着企业社会网络与权力关系。马磊(2016)批判基于欧美公司经验的组织间网络理论以市场效率为出发点，忽略了网络产生的制度背景。文章发现公司产权、公司间产权异同以及国有公司隶属行政层级对连锁董事网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并指出企业间网络嵌入在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中，并不存在一个普遍的网络形态。

　　二是企业政治联系研究。近10年关于企业的政治联系如何影响企业的行为和绩效的研究众多。笔者将企业政治联系研究归入网络范式，是因为这也是一种基于个体理性而构建的互惠交换关系的研究。与通常市场网络交换有所区别的是，这种关系本质上就带有权力及合法性色彩。现有的政治联系研究围绕政治联系与组织绩效、企业慈善等关系做了大量实证研究，结论不一。有研究发现民营企业中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企业慈善具有积极影响，而党员身份却没有(高勇强、何晓斌、李路路，2011)。也有研究显示民营企业原有政治联系对其慈善行为没有影响，而新建的政治联系的作用却很明显(Chen&Cao,2016)。

　　三是组织内部社会网络与关系绩效(一种员工自愿行为、组织公民行为、亲组织行为和组织奉献精神)的研究。彭建平(2011)比较分析了员工社会网络结构特征对关系绩效影响，发现员工所处的社会网络位置对员工关系绩效存在显著影响；网络结构特征对国有企业员工和外资企业员工关系绩效的影响不同;中外企业研发员工社会网络的整体结构特征存在一定差异。

　　综上，网络范式的组织社会学中文文献大多突出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对社会网络的影响，尤其是产权性质的影响。但是这些文献在研究数量和议题上都还比较单薄，并且对不同网络形态的特征和影响以及网络关系的形成缺乏深入探索。笔者认为网络范式组织社会学的中文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细化组织网络形态研究：可以探索企业内部网络形态、治理结构的耦合程度与企业行为以及绩效的关系;吸纳文化理论探讨文化如何影响组织内外网络的形态以及这种网络的作用。二是探索组织间网络的建立、变迁过程及影响因素。三是突破资源依赖理论，从国家治理角度考察国家如何运用企业政治联系间接治理企业和市场。

　　四、结语和展望

　　近10年来，以三大范式为参照，组织社会学的中文文献与西方文献有不少对话，并取得一定进展。同时，总体上还存在以下两个主要问题。一是组织研究还比较单薄。制度主义研究在策略行动场域、制度逻辑和制度解耦等方面还存在一些欠缺。马克思主义范式在探索灵活积累体制、组织对临时工以及不稳定工作者的控制、管理控制模式与经济危机关系方面，还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探索的空间。网络范式研究在网络形态运用以及不同网络形态如何影响组织表现还有待深入研究。二是现有的组织研究大多数是在做西方理论和概念在中国的适用性分析，例如，关于组织中的权力逻辑与效率逻辑、制度同构、制造同意、连锁董事等。虽然这些研究有一定的价值，有的研究也在原有理论上有一定的突破，但是却没有形成获得广泛认可的自己的理论体系。

　　笔者认为国内组织研究除了扩展探索领域，还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多下功夫。一是将宏观的国家理论纳入组织研究的核心，探讨国家在形塑组织制度、工人意识以及组织网络形态中的关键性作用，并提出一套完善的国家-组织场域理论。弗雷格斯坦的分析框架仅仅将国家作为一种制度背景，周雪光等的研究则聚焦在政府内部的运行和治理，两者都忽略了国家作为一个地域性的、强制性的和具有自主性的组织对于组织场域兴起、组织再生产和组织解体都有着关键作用(Fligstein,1996;周雪光，2016;周雪光、练宏，2011)。这种国家-组织动态框架并非网络范式(包括资源依赖)下以资源交换合作为目的的政商关系，而是一个把国家作为对于组织行为和组织生态具有主导性的，同时其行为方式也受到各种结构性条件约束的、行动者的分析框架(赵鼎新，2017)。例如，孙砚菲(Sun,2017)明确指出某个宗教的消长更多取决于国家所创造的环境。本文所梳理的部分组织研究的中文文献已经或多或少暗示国家至关重要的影响，例如政府对官员和企业高管理想的形塑，对现代文明的追求，对乡镇企业、单位制、社会组织改革的影响，以及致力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杨典、欧阳璇宇，2018;杨可，2016;刘玉照、田青，2009;苗大雷、李路路、王修晓，2015;谢雯，2019;黄晓春，2015，2017;陈宗仕、张建君，2019)。国家-组织场域理论还可以借鉴发展社会学关于国家与组织关系的讨论，例如日本、韩国政府对特定行业或组织场域的兴起、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Johnson,1982; Evans,1995)。因此其适用不仅仅是中国，对于发展型政府下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场域研究都有重要意义。西方组织社会学对国家理论的忽视，实际上体现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兴起的新自由主义话语在西方的主导地位(Mizruchi&Fein,1999)。

　　二是需要兴起发展严谨的文化范式。文化是社会学分析的一个重要视角和工具。以文化视角分析组织现象在管理学中非常盛行，例如关于组织文化的研究(Kunda, 1992; Schein, 1996)，以及国民文化对组织影响的研究(Hofstede,1980; House et al.,2004)。而比较有讽刺意味的是，西方和国内的组织社会学领域对此却都很少关注。总体上，相比种群生态学、制度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网络学派，组织社会学至今尚未形成严谨的文化范式。这种范式并非海乌曼等简单归类的文化视角，它需要像其他范式一样提供一套研究框架、概念工具，提出相应的理论和机制与其他学科或范式进行对话。组织研究中存在文化与制度混用现象。海乌曼等(Haveman&Wetts,2019)的文化视角包括了制度分析，制度嵌入在文化之中;斯科特(Scott,1995)的制度支柱则包括了文化-认知的支柱。这种混用表明区别制度与文化的困难，但也同时给学界造成困惑，造成似乎制度与文化等同而且均过于泛泛的印象。近年来已有学者明确指出制度与文化是有差别的，制度侧重监管、规范、机构设置，文化则侧重认知、信仰、价值观(Alesina & Giuliano, 2015)。另外，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要厘清制度分析和文化分析的区别。舒尔茨(Schultz,2012)指出组织现象的文化层次分析和制度层次分析存在四种关系：文化可以过滤同构中的制度压力，可以作为新制度元素的来源、制度定位的来源，反文化可以重新定义制度。笔者认为，第一，虽然制度现象含有文化要素，但是通过文化要素分析制度现象并非都属于制度分析，例如以文化解释组织间制度的差异，往往属于文化分析。而需要以文化因素解释同一制度现象下的差异时，更应该属于文化分析。很多现象的解释很难归因为制度因素，需要从文化视角分析，例如关系模式在不同社会之间的差别，组织传统的差异，不同国民在权力差距等方面的认知差异。第二，很多制度现象也很难以文化因素解释，例如环保监管的加强推动了企业环保投入，很难归因于侧重信仰、价值观等认知性的文化要素。第三，组织理论大多建立在理性假设之上，即使强调组织环境建构的制度主义仍是以集体互动的理性为基本假设(Fligstein,2008)，笔者认为这些假设忽略了传统、价值、信仰、情感、道德、身份等文化性要素对组织运行产生的影响。第四，正如资本主义制度多样化研究一样，随着组织成功模式由单一的欧美文化主导的模式，逐渐形成多元文化的成功模式，因此构建文化分析范式成为一种必要。而且当以中国经验对话西方文献时，不少现象很难抹去文化的差异，比如关系模式、对个人与集体关系的认识等。

　　文化分析是社会学相对于其他社会科学的一大特色和优势，因此，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建立不同于制度主义的组织社会学文化范式。实际上，文化范式的一些初步思想已经散见于国内的一些研究之中。李路路、朱斌(2014a,2014b)关于私营企业现代制度改革中的传统延续和历史记忆，以及家族关系对于中国组织行为的影响研究，蔡禾、贾文娟(2009)关于雇主逆差序格局的工资发放的研究都是这方面的例子。但是这些研究尚缺乏内在一致的文化分析框架和机制阐述。文化范式的构建，可以吸纳文化社会学的洞见，比如工具箱、惯习、文化过程等(Swidler, 1986; Bourdieu, 1984; Vaisey, 2009)，探讨文化影响组织的机制，组织文化的兴起变化过程。例如，赵鼎新发现组织性弱的运动更可能遵循文化剧本(scripts)或者文化嵌入的情绪和本能，而组织有序的运动更能够将文化剧目作为工具箱来追求目标利益，前者侧重无意识，而后者更偏理性(Zhao,2010)。另外，上文讨论显示文化范式尤其在比较研究中可以得到更为广泛的运用，其范式价值更为凸显。文化范式的构建需要同其他范式甚至学科进行对话。例如，网络范式对经济学解释提出了挑战，而且网络范式的解释不同于制度主义等范式。同样，文化范式可以既对经济学等学科提出质疑，也需要同网络等范式对话。比如，不同文化不仅仅会导致不同网络模式的形成，不同文化影响下的网络模式还可能对交易成本产生不同的影响。具体到文化范式下的中国组织研究，还可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对组织的影响。

　　最后，本文的目的并非窄化组织社会学研究。笔者旨在通过组织社会学主要范式的梳理来推动组织社会学的中文研究与西方文献的对话，并探索中国的组织研究应当如何发展。同样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对话并非是学术游戏，而是立足我国实际提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研究问题，从而超越西方理论。本文以组织社会学主要范式进行梳理，而关于政府组织和政府的官僚制度等研究没有纳入本文。首先，这类研究很大程度上偏政治社会学(赵鼎新，2019;周雪光，2013;曹正汉，2014)，无论是政府组织内部权力结构还是政府之间的关系，均与一般的组织分析有很大不同。其次，西方组织社会学主流范式也很少关注这类研究。西方组织社会学文献以企业研究为主，也涵括社区组织、非政府组织、教育、医院等机构。中文文献的社会组织研究发展迅速，单位制研究曾经是国内组织研究的一大特征和热点，但与主流的组织社会学范式对话并不多，近年来的研究与组织社会学范式中的制度环境、制度变迁、制度逻辑略有对话。实际上，中文文献的社会组织和单位制研究已经凸显国家在组织场域中的重要作用。今后的单位制、社会组织研究可以批判性借鉴制度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网络学派，研究社会组织、单位制的制度环境发展变迁、制造同意模式、组织间网络形态，并推动理论范式的发展。社会组织研究还可以采用文化范式的分析(Schofer & Fourcade-Gourinchas,2001)，比较我国社会组织发展与其他国家社会组织发展的特征和模式。另外，近10年来组织社会学中文文献的重要文献众多，限于篇幅，本文的梳理难免挂一漏万。

　　注释与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