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阶层的社会认知理论与相关研究表明,低社会阶层者常比高社会阶层者更亲社会,而亲社会行为的资源和代价理论认为高阶层者更有能力和可能做出亲社会行为。随着实证研究的增多,研究者开始从多种因素(微观的个体水平变量,如人格因素;中观的情境水平变量,即具体的社会互动情境;宏观的社会与文化变量,如社会结构与文化因素)共同影响行为的视角入手来全面地理解社会阶层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微观个体层面的互惠信念、感恩特质和相对剥夺感,中观情境层面的互动对方的利他水平、慈善呼吁类型和亲社会情境公开性,以及宏观社会层面的收入不平等性和文化等因素,都会影响社会阶层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未来研究应探讨亲社会情境、社会与文化层面的因素如何与个体的社会阶层交互影响其亲社会行为;考察受助者的社会阶层如何激发人们的亲社会行为,以及行动者的社会阶层对亲社会行为传递的影响。

　　关键词：社会阶层；社会阶层的社会认知理论；亲社会行为；社会情境

　　一、引言

　　亲社会行为不仅是一种对他人和社会有益的行为，而且对行为实施者和行为接受者的心理健康，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寇彧, 付艳, 张庆鹏, 2007; Yang, Li, Fu, & Kou, 2016)。如果能够促使人们做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那么全社会的积极向善的社会心态就有望培育起来，所以，亲社会行为的成因和促进方法历来是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

　　近些年来，蓬勃发展的经济给社会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加剧了社会分层现象（国家统计局2017年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67，高于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这使得人们更多地依据个人的收入来划分群体(Cohen, Shin, Liu, Ondish, & Kraus, 2017)；而且不同阶层群体也在互相污名化，其矛盾和冲突也在加剧(姜国峰, 费艳颖, 2013; Johnson, Richeson, & Finkel, 2011)，例如，近期的新闻既频频报道了一些受帮助的低社会阶层者不知感恩、无理纠缠帮助者的事件，也多次指出了不少高阶层者不遵规守法（偷税漏税）、为富不仁、见死不救等现象。社会分层现象以及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差异，促使不少研究者都聚焦于社会阶层如何影响亲社会行为，进而帮助人们客观地评价不同社会阶层者的亲社会性，促进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理解与关系和谐。

　　许多研究都表明，社会成员所处的社会阶层明显影响其亲社会行为(e.g., Piff, Kraus, C?té, Cheng, & Keltner, 2010; Whillans, Caruso, & Dunn, 2017)，但是目前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有的研究发现，低社会阶层者比高社会阶层者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Piff et al., 2010)，人们也认为高阶层者更冷漠和自私，低阶层者更热情和乐于助人(Durante, Tablante, & Fiske, 2017)；而另一些研究则发现高社会阶层者更亲社会(Kornd?rfer, Egloff, & Schmukle, 2015; Wiepking & Maas, 2009)。我们认为，只从局部或特定的被试群体的结果来推导出社会阶层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单一线性关系，既可能产生对不同社会阶层群体的污名化不良后果，也可能导致对亲社会行为的发生条件及过程的误解。事实上，社会阶层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并不简单，大量心理学实证研究表明，个人特质和社会情境等因素都会影响二者之间的关系(Kraus & Callaghan, 2016; Liu & Hao, 2017)。所以，在具体条件下探讨这个问题才有意义。

　　本文通过分析社会阶层影响个体亲社会行为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以期澄清社会阶层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帮助人们理解和促进不同社会阶层者的亲社会行为，并针对当前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社会分层问题日益凸显的状况，提出在加强社会心理服务的框架下——促进向上向善亲社会心态的培育以及社会各阶层群体的和谐相处是社会心理服务的重要内容(寇彧，2018)，未来如何开展该领域的研究。

　　二、社会阶层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一） 社会阶层的社会认知理论的观点

　　社会阶层(social class)是人们在社会层级结构中的等级和地位，它既取决于个体所拥有的物质与社会资源（收入、受教育水平和职业常被用作衡量指标），也包括个体通过社会比较而感知到的自己在社会中的相对位置(Kraus, Piff, Mendoza-Denton, Rheinschmidt, & Keltner, 2012)。社会阶层的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perspective on social class)认为，社会阶层的结构要素塑造了个体的社会生活与文化环境，个体在其中的社会适应过程和生活体验会使其形成与之相对应的社会认知方式，这种稳定的社会认知方式会被相似社会背景中的人们所共享、支持和强化，进而影响个体的心理与行为(Kraus et al., 2012)。

　　按照社会阶层的社会认知理论，亲社会行为是低阶层者应对自然与社会威胁的社会适应反应。具体而言，由于低社会阶层者占有较少的物质资源和较低的社会地位，在生活中面临更多的威胁，体验到更多的受限制感和不确定性，易形成情境主义(contextualism)的社会认知取向，即以不可控的外部力量来解释人们的行为及其结果，更关注外部情境和他人的影响。为了在有诸多资源限制和威胁的生活环境中维持生存，他们需要依靠外部的力量，需要通过亲社会行为建立与他人和群体的良好社会联结，这种社会适应过程和生活经验让低阶层者产生更多的公共性自我概念，在社会互动中能更准确地知觉他人的状态，在社会关系中更多采取公共取向，关注他人的行为。这些亲社会的认知方式会被低阶层群体中的人们以文化规范的方式进行共享和在日常互动中进行强化，促使其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而高社会阶层者则由于拥有丰富的资源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体验到更高的自主性和控制感，所以易形成唯我主义(solipsism)的社会认知取向，即以个体的内部因素来解释人们的行为及其结果。他们的生存也相对不需要依赖他人，这种社会适应过程和生活经验更易使其形成个体能动性的自我概念，在社会互动中忽视他人的状态，在社会关系中更多采取交换取向，关注自我的行为。因此，高阶层者在社会生活中对他人较少地表现出亲社会行为。

　　的确有很多实证研究支持上述观点。例如，研究发现低社会阶层者比高社会阶层者有更高水平的互依性自我(Grossmann & Varnum, 2011)，对互动伙伴的情绪判断也更准确(Kraus, C?té, & Keltner, 2010)。Piff等人(2010)发现，低阶层者有更高的合作倾向，他们在独裁者博弈中比高阶层者更慷慨，并认为个人应捐赠更高比例的收入给慈善机构，也更信任和帮助他人。另有研究发现，低地位个体在社会互动中有更高的亲社会倾向，也更赞同亲社会的生活目标(Guinote, Cotzia, Sandhu, & Siwa, 2015)。并且，亲社会行为的社会阶层差异在儿童期就已表现出来，低阶层家庭中的儿童有更多利他行为，在独裁者博弈中更加慷慨(Chen, Zhu, & Chen, 2013; Guinote et al., 2015; Miller, Kahle, & Hastings, 2015)。相反，高阶层者有较高的心理特权感、自恋水平和权力感，更倾向于做出自利行为(Dubois, Rucker, & Galinsky, 2015; Piff, 2014)，他们也更贪婪，在工作和生活中表现出更多不道德行为和违规驾驶、欺骗等行为(Piff, Stancato, C?té, Mendoza-Denton, & Keltner, 2012)。

　　总之，基于社会阶层的社会认知理论的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低社会阶层者比高社会阶层者拥有更亲社会的社会认知取向，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然而，也有很多研究者指出，亲社会行为有其自身的特点，它并不完全依赖于行动者的好心或利他意向(罗俊, 陈叶烽, 2015)，也会受到个体所拥有的物质、时间等资源的限制(Kornd?rfer, Egloff, & Schmukle, 2015; Penner, Dovidio, Piliavin, & Schroeder, 2005)。

　　（二） 亲社会行为的资源和代价理论的观点

　　许多研究者提出，亲社会行为需要消耗资源，而低阶层者相对比较贫穷、资源有限，因而他们付出的亲社会行为代价更高，而高阶层者拥有更多的金钱和资源，更有能力和可能做出亲社会行为(Kornd?rfer et al., 2015)。此外，低阶层者由于享有更少的社会资源，感受到更高的剥夺感，也会更容易产生敌意情绪，表现出攻击行为而非亲社会行为(Greitemeyer & Sagioglou, 2016)。还有研究者指出，认为低社会阶层者更亲社会的研究是基于小样本做出的推论，存在取样偏差，无法通过更加严格的p值曲线(p-curve)分析，因而并不能作为有效的实证研究证据(Kornd?rfer et al., 2015; Simonsohn, Simmons, & Nelson, 2015)。

　　基于此，一些研究采用大样本和更全面的测查指标考察社会阶层和亲社会行为的关系。例如，基于美国和英国数据库的追踪研究表明，高社会阶层者表现出更高的社会信任水平(Brandt, Wetherell, & Henry, 2015)；采用美国与德国等多个大样本数据库的研究也表明，社会阶层显著正向预测个体的亲社会行为，高社会阶层者捐赠的可能性和捐赠数额占其收入的比重都更高，他们也更多参与志愿者活动，在生活中也更助人，在信任博弈中更信任对方(Kornd?rfer et al., 2015)。因而，研究者指出，社会阶层并不能负向预测个体的亲社会行为(Greitemeyer & Sagioglou, 2018; Van Doesum, Tybur, & Van Lange, 2017)。

　　上述不一致的研究结果说明，社会阶层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社会阶层的社会认知理论更多从个体层面的特质变量考虑社会阶层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较少考虑社会情境因素，相关实证研究的情境也比较单一；亲社会行为的资源和代价理论只是强调个体拥有的资源对其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也没有考虑其他因素的作用。然而，社会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具体来说，微观的个体水平(micro individual level)变量（人格与生物学因素），中观的情境水平(meso situational level)变量（具体情境中的社会互动因素）以及宏观水平(macro level)的社会与文化变量（社会结构与文化因素）等，都会影响人们的心理与行为(Pettigrew, 2018)。同一水平及不同水平之间的变量都可能会共同影响个体的行为，例如性别与自恋交互影响个体在网络上晒自拍的行为(Arpaci, 2018)、诚实-谦逊人格特征和道德线索的情境启动交互影响个体的欺骗行为(Kleinlogel, Dietz, & Antonakis, 2018)。那么，亲社会行为的发生与促进也应该从微观水平，中观水平，宏观水平，以及不同水平交互的视角进行探讨(Penner, Dovidio, Piliavin, & Schroeder, 2005)。因此，揭示社会阶层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应该从多层面入手，探讨其他变量对二者之间关系的影响。

　　三、影响社会阶层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关系的因素

　　如果我们依据微观个体层面、中观情境层面和宏观社会层面对当前已有的各种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因素进行分类的话，就可以分析它们如何制约社会阶层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关系的过程。下面我们不再单纯局限于社会阶层的社会认知理论或亲社会行为的资源和代价理论对社会阶层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解释，而重点在多水平因素共同影响行为的视角下详细分析分别处于上述不同层面的影响因素的作用，从而更加全面、客观地看待社会阶层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一） 微观的个体变量的影响

　　1 互惠信念与感恩的作用

　　互惠信念(reciprocity belief)是个体认为互惠规范被他人广泛、有效使用的程度，即认为自己的慷慨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将得到回报、以及自己不好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会得到报复的信念(Perugini, Gallucci, Presaghi, & Ercolani, 2003)；感恩(gratitude sentiment)是个体由于接受他人的善意和主动提供的有价值的恩惠而产生的一种愉悦的情绪(McCullough, Kimeldorf, & Cohen, 2008)。研究发现，互惠信念可正向预测高社会阶层者的捐钱数额，却无法预测低社会阶层者的捐钱数额；而感恩可以正向预测低社会阶层者的捐钱数额，却无法预测高社会阶层者的捐赠行为(Liu & Hao, 2017)。根据社会阶层的社会认知理论，高阶层者具有掌握较多资源、更加关注自我目标、通过亲社会行为追求个人成功的特点，他们通常有能力保证自己的行为得到互惠，或投资得到回报。因此，互惠信念更能促进其亲社会行为。而对于低阶层者来说，他们的特点是掌握资源较少、控制感更低，他们在社会互动中往往是受助者角色。所以，相比高阶层者，感恩是低阶层者更常体验到的情绪，也更能促进其亲社会行为。可见，单从微观层面的个体变量分析，就不能断然得到高阶层者或低阶层者谁比谁更亲社会的结论。

　　2 相对剥夺感的作用

　　相对剥夺感(personal relative deprivation)指个体通过与他人进行社会比较而产生的因为自己没有像他人那样得到应得的资源的忿恨与不公平感(Smith, Pettigrew, Pippin, & Bialosiewicz, 2012)。Callan等人(2017)采用多种亲社会行为指标的系列研究表明，个体的相对剥夺感会抑制社会阶层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关系的表达。当单独考虑社会阶层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时，社会阶层并不能显著预测亲社会行为，而同时将个体的社会阶层与相对剥夺感纳入对亲社会行为的回归模型中时，社会阶层显著负向预测其亲社会行为。也就是说，低阶层者在通常情况下比高阶层者更重视与他人及群体的联结，所以可能更倾向于做出亲社会行为。但是，低阶层者面临更多不利的上行社会比较，有更高的相对剥夺感(Callan, Kim, & Matthews, 2015)，而这种相对剥夺感则会降低其亲社会行为的表达(Zhang, Liu, & Tian, 2016)，从而使得低阶层者也和高阶层者一样，不会明显表现出亲社会行为。因此，当单独考虑社会阶层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时，可能由于相对剥夺感的抑制作用，社会阶层并不能显著预测个体的亲社会行为，而控制个体相对剥夺感的抑制作用后，社会阶层显著负向预测其亲社会行为。

　　可见，在个体的社会阶层背景中，即使都是个体层面的变量，它们对个体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方向也不尽相同。而且，不同的社会阶层者在生活中会经历不同的社会互动情境，许多情境变量也会影响个体的社会阶层与其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

　　（二） 中观的情境变量的影响

　　1 互动对方利他水平的作用

　　亲社会行为不仅受到微观个体层面变量的影响，也受到中观情境变量的影响。例如，由情境设置的互动对方的利他水平就会影响到该情境中亲社会行为的发生。研究表明，在个体被告知首先作为分配者角色，然后作为接受者角色与另一同伴进行2轮的独裁者博弈情境中，当与高利他水平的同伴（被试了解到在以前的实验中，同伴在拥有10个代币的条件下平均分给了别人6个代币）进行互动时，高低社会阶层者分配给互动对方的代币数额没有显著差异；而当与低利他水平的同伴（被试了解到在以前的实验中，同伴在拥有10个代币的条件下平均分给了别人3个代币）进行互动时，低社会阶层者则比高社会阶层者分配给互动对方更少的代币，表现出更低的亲社会行为(芦学璋, 郭永玉, 李静, 2014)。这是因为，个体为亲社会行为所付出的代价会降低其亲社会行为(Penner et al., 2005)，而低阶层者比高阶层者拥有较少的资源和面临更多的威胁，虽然亲社会行为能使他们与他人建立联结，从而获得更好的社会适应，但是，他们做出亲社会行为时却是要付出更大代价的，所以他们比高阶层者更希望别人对自己也表现得慷慨，让自己的付出有所回报，因此，当与低利他水平的同伴互动时，低阶层者预期对方并不会对自己表现得慷慨，自己的亲社会行为得不到相应的回报，因此会降低亲社会行为；反之，高阶层者在实施亲社会行为时，相对不用考虑或较少考虑自己的助人成本，因为他们比低阶层者拥有更多的资源，因而做出同样的亲社会行为时所付出的代价就相对较小。所以，互动对方的利他水平并不会显著影响高阶层者的亲社会行为。

　　2 慈善呼吁类型的作用

　　另一个影响高低社会阶层者亲社会行为的中观情境变量是慈善呼吁类型。Whillans、Caruso 和Dunn(2017)的系列研究及元分析表明，当慈善机构的慈善呼吁强调能动性目标(agency)（即强调追求个体自身的目标，如提倡“每个人都有力量和责任减少社会的贫困”）时，高阶层者的捐赠倾向更强并且捐赠数额也更大；而当慈善呼吁强调公共性目标(communion)（即强调追求社会或社区共同的目标，如提倡“大家一起携手努力来减少社会的贫困”）时，低阶层者的捐赠倾向更强并且捐赠数额更大。根据社会阶层的社会认知理论，低阶层者的公共性自我概念较强，他们强调通过与重要他人和群体的社会联结来定义自我；而高阶层者的能动性自我概念较强，他们强调通过自主性和独特性来定义自我。所以，如果慈善呼吁是从群体角度来强调帮助他人的话，就会与高阶层者的能动性自我概念相冲突，而慈善呼吁如果是从个体角度强调帮助他人的话，就会与低阶层者的公共性自我概念相冲突，这些内在冲突会抑制他们的亲社会行为，而与不同阶层者自我概念相一致的慈善呼吁则能提高其亲社会行为。

　　3 亲社会情境公开性的作用

　　Kraus和Callaghan( 2016)的系列研究发现，高社会阶层者比低社会阶层者在公开的慈善活动中参与率更高，在公开的独裁者博弈中也更加慷慨；而低社会阶层者在匿名的独裁者博弈中更慷慨。这是因为高阶层者更关注自己的名声，公开情境中的捐赠会给他们带来更强的自豪感。根据社会阶层的社会认知理论，低阶层者在成长过程中往往被引导要忽视自我目标而重视与他人建立良好关系以及融入社会环境，因而形成了更高的合作与移情水平。所以，他们的亲社会行为更多源于关注他人的需要，而不太受情境是否凸显名声的影响。高阶层者往往被引导要凸显自我独特性，重视建立积极名声并获得社会地位和成功。因而，他们的亲社会行为更多源于名声关注和自我提升的动机(Piff & Robinson, 2017)，更受凸显名声的公开情境的影响。

　　从上述分析可见，中观情境变量对个体所处的社会阶层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的制约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尽管个体由于社会阶层不同，其社会化过程也有所不同，因而形成了不同的个人目标以及追求目标的倾向，但是他们所处的社会互动情境依然对其亲社会行为的表达发生着影响，可以说，个体变量与情境变量交互影响着个体的行为。

　　当然，任何个体不仅生活在具体的社会阶层情境以及具体的社会互动情境中，也生活于更广阔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之下。社会经济与文化影响和塑造着个体的心理与行为。下面我们继续分析更为宏观的社会变量如何与个体的社会阶层交互影响其亲社会行为。

　　（三） 宏观的社会变量的影响

　　1 地区收入不平等的作用

　　以往证明高阶层者更不亲社会的研究，主要采用的是收入高度不平等地区的被试（如美国的加州地区），而在荷兰、德国等收入比较平等的国家，研究则发现社会阶层与亲社会行为之间没有关系或者高阶层者有更高水平的亲社会行为(Kornd?rfer et al. , 2015; Trautmann, van de Kuilen, & Zeckhauser, 2013)。C?té等人(2015)的研究表明，在收入高度不平等的地区，高收入者的捐赠更少，而在收入较为平等的地区，高收入者的捐赠水平反而更高。他们进一步操纵了被试感知的地区收入不平等性，同样发现，当收入高度不平等时，高收入者在独裁者博弈中分配给对方的数额更少，而当收入较为平等时，个体的收入与其在独裁者博弈中的慷慨性并没有显著的关系。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当收入高度不平等时，高阶层者会采用对自己更有利的下行社会比较，进而产生更高的心理权利感，认为资源集中在自己手中是合理的，所以降低了慷慨性。此外，穷人的凄惨生活也可能会让高阶层者担心沦落到同样的境地，因而更不愿意与他人分享自己拥有的资源(C?té, House, & Willer, 2015)。而在收入较为平等的地区，高阶层者并不会觉得自己比低阶层者有更多的特权，因此高低阶层者的亲社会行为并不会表现出明显的高低差异。

　　2 文化的作用

　　虽然从社会阶层的资源基础和其对个体心理塑造的角度来说，社会阶层的社会认知理论认为在任何社会文化下的低阶层个体都表现出更强烈的情境主义认知倾向，进而会表现出较多的亲社会行为(Kraus et al., 2012)，但是高阶层者是否都会更自私、更不亲社会这一问题在不同的文化下却有不一样的答案。有研究发现，在集体主义文化中，高权力与高地位者往往有更低的自私与腐败行为，而在个体主义文化中，高权力与高地位会促进个体的自私与腐败行为(蔡頠, 2015)。Miyamoto等人(2018)基于多个大型数据库的跨文化研究进一步表明，在以中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东亚集体主义文化（儒家文化）背景下，与低社会阶层者相比，高社会阶层者表现出更高的亲社会行为，他们有更高的无私和社会责任感；而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个体主义文化背景下，高社会阶层者的亲社会行为更低。这主要是因为，在西方的个体主义文化下，社会对责任和助人没有太多的要求，而更加强调自我的独立性和追求个人目标；而在东亚的集体主义文化下，社会文化向来强调“达则兼济天下”，重视文人士大夫“天下为公”的责任担当，提倡亲和助人等积极的品质。而且，社会中的高阶层者的行为也更多地被人们期望和要求符合该社会所提倡的主流文化价值观(Miyamoto & Wilken, 2010)。所以，文化会影响社会阶层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集体主义文化中的高阶层个体表现出更高的亲社会行为。此外，东方集体主义文化中的高阶层者也更加重视对儿童进行亲社会价值观的教育，西方个体主义文化中的高阶层者则与之相反，这种社会化过程也会强化集体主义文化中的高阶层者获得更高的亲社会倾向，进而表现出更高的亲社会行为(Miyamoto et al., 2018)。 

　　四、总结与展望

　　如上所述，社会阶层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断然地说高阶层者更亲社会或低阶层者更亲社会，都是不够负责任的。社会阶层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受到个体层面、情境层面和社会层面众多变量的影响。要揭示二者的内在联系，解释和促进社会现实中人们的亲社会行为，必须从多种因素共同影响行为的视角出发，既要看到不同社会阶层者在社会适应过程中形成的社会认知取向差异对其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也要认识到人类的亲社会行为具有依赖互动情境及社会文化结构的特性。在社会阶层的基础上，实现个体特质、互动情境与社会文化结构三个层面影响因素的同时匹配，才能最大程度激发和促进个体的亲社会行为。人们也应该基于多种因素影响亲社会行为的视角客观地评价不同社会阶层者的亲社会性，避免对不同的社会阶层群体产生消极的刻板印象或者污名化，进而促进不同社会阶层群体之间的关系和谐。

　　未来研究应在此基础上继续探讨个体的社会阶层与社会情境对亲社会行为的交互影响。在此过程中，研究者应注意客观和主观社会阶层对个体行为的潜在不同影响，以及亲社会行为的不同测查方式的差异，避免不同研究由于采用了关键变量的不同操作性定义而产生矛盾。同时，随着宏观的社会文化与国家层面的客观数据越来越容易获得，以及多水平分析方法的进步，未来研究也需要考察宏观层面的社会文化因素与个体的社会阶层对亲社会行为的交互作用。此外，亲社会互动包括行为实施者、接受者和旁观者三方(杨莹, 寇彧, 2015)，但以往研究更多是从实施者的角度考察个体的社会阶层如何影响其亲社会行为，而接受者和实施者的社会阶层在激发人们亲社会行为的过程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未来研究应该从实施者、接受者、旁观者互动的视角，探讨社会阶层在引发亲社会行为、促进亲社会行为传递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一） 从情境与个体因素交互作用视角考察社会阶层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目前的研究表明，亲社会情境调节社会阶层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Kraus & Callaghan, 2016; Whillans et al., 2017)。而亲社会行为具有广泛的含义与内容，它可以表现为捐赠、志愿服务、助人行为、合作行为等多种类型，这些类型分别对应不同的亲社会情境，而某一类型的亲社会行为也可以在依从的、紧急的、公开的、匿名的等不同情境下发生(寇彧, 洪慧芳, 谭晨, 李磊, 2007)。未来研究可基于社会阶层的社会认知理论，考察亲社会行为类型和情境与个体的社会阶层如何交互影响其亲社会行为。该方面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展社会阶层的社会认知理论在亲社会行为领域的应用，同时也为我们在不同社会情境中激发和促进不同社会阶层者的亲社会行为提供实践指导，对人们理解不同社会阶层者在不同情境中的亲社会行为提供理论上的解释，进而有助于降低人们对不同阶层者亲社会行为的错误归因以及不同阶层者之间的相互污名化。

　　（二） 从社会与文化层面考察制约社会阶层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影响因素

　　研究表明，在人们认为自己与他人的地位差异合理时，高地位者更不亲社会，他们这时觉得自己的高地位是应得的，所以不太关心差异对别人公平与否(Hays & Blader, 2016)。另有研究表明，社会流动性越高，人们的系统合理化水平也越高(Day & Fiske, 2017)。据此推理，社会流动性较高地区的高阶层者可能更认为自己的高地位是应得的，进而做出更少的亲社会行为。此外，社会阶层对个体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在不同的文化和国家中也并不完全一致。已有研究仅考察了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一文化变量会对社会阶层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Miyamoto et al., 2018)，未来研究还可以考察松紧文化、权力距离等其他文化变量是否也会起到调节作用。例如，在权力距离较大的文化中，高低阶层者的地位与权力差异较为明显，二者的行为差异可能会比较大。但在权力距离较小的文化中，二者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差异是否可能较小，甚至不存在差异？总之，随着宏观的社会与国家层面的客观数据越来越容易获得，未来研究可采用多水平分析方法，考察社会和文化层面的变量与个体的社会阶层对亲社会行为的跨级交互影响。尤其是在当前中国各种社会阶层与社会群体呈现多元化的态势，也形成了新的社会氛围的背景下，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从社会与文化层面理解和促进不同社会阶层者的亲社会行为。

　　（三） 从亲社会行为互动的不同角色视角考察社会阶层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1 考察行为接受者社会阶层如何激发亲社会行为

　　以往研究主要考察行为实施者社会阶层对其亲社会行为的影响，而从接受者视角看待社会阶层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研究较少。虽然研究发现高社会阶层者比低（或中等）社会阶层者会得到人们更少的帮助(Van Doesum et al., 2017)。但该研究结果是在人们与不同阶层的接受者之间没有社会互动的条件下得到的。在有社会互动的现实情境中，实施者是否会从回报的角度考虑而更愿意帮助高阶层者？他们的社会阶层与接受者的社会阶层对亲社会行为有无交互影响呢？所以，未来研究可在社会互动中，加强行为施-受者之间的联系，尤其是打通不同社会阶层者之间的联系，考察接受者社会阶层如何激发实施者的亲社会行为，以及施-受者的社会阶层如何交互影响这一过程。这对于促进不同阶层群体之间关系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有助于践行“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考察实施者社会阶层对亲社会行为传递的影响

　　由实施者亲社会行为引发的、促使亲社会行为接受者与旁观者实施亲社会行为的过程可看作是亲社会行为的传递。这个过程对于构建向上向善的积极社会心态具有重要意义。实施者的社会阶层是否会影响、会如何影响亲社会行为传递呢？具体来说，实施者的社会阶层是否会影响接受者和旁观者的回报行为，以及指向第三方的更广的亲社会行为呢？

　　研究表明，人们更愿意回报并帮助慷慨的个体(苑明亮, 张梦圆, 寇彧, 2016; Hackel, Zaki, Hall, & Mall, 2018)，而低阶层者的亲社会动机常被人们认为更真诚，他们因此会获得更高的亲社会名声(Yuan, Wu, & Kou, 2018)。在社会互动中，接受者和旁观者是否更愿意回报被认为更慷慨的低阶层施助者？未来研究需要深入探讨对不同阶层施助者慷慨性的感知会如何影响人们的互惠行为。

　　此外，接受者更可能被真心提供帮助的实施者激发起感恩情感(MacKenzie, Vohs, & Baumeister, 2014)，而感恩可以提高接受者指向第三方的亲社会行为(DeSteno, Bartlett, Baumann, Williams, & Dickens, 2010)，那么，接受者如果认为低阶层实施者的动机更真诚，他们是否会被激发更多的感恩，进而做出更多指向他人的亲社会行为呢？同时，实施者真诚的亲社会动机和慷慨行为能对旁观者产生榜样激励作用(Barasch, Berman, & Small, 2016; Nook, Ong, Morelli, Mitchell, & Zaki, 2016)，那么被感知为更真诚和慷慨的低阶层实施者，是否会激励旁观者做出更多指向他人的亲社会行为呢？总之，亲社会行为传递机制的探讨，对于培育全社会的亲社会心态，带动全社会成员之间的积极社会互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