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长期以来我国城市社会工作教育和实务的发展不平衡，导致我国社会工作发展产生了专业性悬空和职业性排斥两大积弊。新时期农村社会工作是推动我国社会工作知识图谱发展的新田野。相对于更具现代性的城市社会工作而言，农村社会工作更具有乡土性和本土传承性。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学科体系视角看，“本土化”和“专业化”是对待西方和我国本土知识体系的态度和相对路径，“本土知识”及其生产是本质内涵。农村社会工作地方性知识生产在实践路径和生产策略上，要尊重地方性文化主位，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知识碰撞，坚持总体性和内在性相统一的原则，优先着眼制度生产，形成共同体生产机制。

　　关 键 词：地方性知识；知识生产；农村社会工作；话语体系

　　项目基金：本文系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研究：理论与方法”(18ZDA164)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一、农村社会工作发展：学科体系中的知识生产问题

　　新中国70年来，我国社会工作实践以一种极具本国特色的形式开展，党的组织、政府机关、群团组织、社区机构八方参与，思想工作、民政工作、群众工作、社区工作各显神通。改革开放以后，专业性社会工作随着社会学的重建而恢复。1985年，雷洁琼在第一届民政理论研讨会上指出“民政工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①②，由此我国社会工作实践再一次跨出建构中国特色知识体系的坚定步伐。

　　(一)我国城市社会工作知识生产的两条相对路径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工作主要服务城市治理，关于我国社会工作特色实践和西方社会工作范式比较学意义的讨论从未间断。如陆士桢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与西方社会工作在基本价值上互通，在社会功能上一致，在方法上也具有相似性。二者的差异性来源于社会制度背景、文化传统和认知模式，具体地表现为整体价值取向和具体工作价值的不同，在方法上也有不同。③王思斌将这种本土社会工作描述为“并非受西方专业社会工作影响而存在的、同时又带有某种程度的社会工作特点的社会服务活动”，可以分为“具体的社会服务活动”和“作为社会事业的社会工作”两个层面的实践形态。④不过，无论是不受西方专业社会工作影响而存在的所谓本土社会工作，还是在西方社会工作教科书指导下的所谓专业化的社会工作，都发现相比教学视角的、根植于中外不同文化传承的价值和手段的差异，⑤青少年社会工作如此，妇女社会工作亦如此。本土社会工作与专业社会工作的碰撞带来了二者从业主体的相互对立与融合，也就是以从事民政工作、社区工作为代表的采取本土工作方法的实践者与高校师生为代表的专业性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获得者之间的碰撞、交流与共进。可以说两种传承的知识的结合，带来了中国社会工作“行政性、半专业化”的典型特征⑥。

　　教育和实务的发展不平衡导致我国的社会工作产生了专业性悬空和职业性排斥两大积弊⑦。这两种弊病的具体表现主要在于，教育传授的理论知识和实践中需要应对的具体情境产生了距离甚至冲突，如个案工作教学中对服务对象采取“不判断原则”，而中国人注重群体文化，实行这一原则有很大的难度和文化冲突。⑧总之，我国学者对于城市场域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的争议和讨论，主要讨论了专业性和本土化的形式表征，对我国社会工作的“地方知识”生产及其对世界社会工作发展贡献的关注严重滞后。

　　(二)农村社会工作是推动我国社会工作知识图谱发展的新田野

　　实际上，我国本土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与西方社会工作体系的本土化原本就不是对立的存在。2014年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会员大会将社会工作的概念做了重新定义：“社会工作是一门以实践为基础的专业和学科，以促进社会变革和发展，加强社会凝聚力，增权和人民解放。社会正义、人权、集体责任和尊重多样性的原则是社会工作的核心。以社会工作理论、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本土知识为支撑，社会工作旨在帮助改变人们及其所在环境，解决生活中的挑战，提升幸福。”⑨新定义突出了当代社会工作的“实践基础”(practice-based)和“尊重多样性”(respect for diversities)原则，特别是将“本土知识”(indigenous knowledge)⑩纳入了理论支撑基础之一。这表明社会工作研究和实践的重大转向，国际社会不再以某一社会工作制度发源地的知识体系作为普遍标准，而是更加关注社会工作在全球传播过程中各地的实际运用，以及对本土的经验总结和本土理论的形成。(11)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农村社会工作发展重新提上议事日程。相对于更具现代性的城市社会工作而言，农村社会工作更具有乡土性和本土传承性。可以说，农村社会工作的开展为我国建构具有本土知识特征的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体系提供了新的田野。从建设中国特色学科体系视角看，“本土化”和“专业化”是对待西方和我国本土知识体系的态度和相对路径，“本土知识”及其生产才是本质内涵。当然，本土知识的生产并不能脱离专业性知识的应用，或者说，在专业知识已经形成一定学科范式的场所，本土知识的生产始于专业性知识和方法的应用。B市Z村Y农村社工事务所(以下简称“Y所”)的始发历程提供了案例。

　　Y所于2016年7月在区民政局登记成立，是全国首家在村级成立的社工事务所。从知识生产视角看，Y所的始发实务融合了专业知识和地方需求。首先社工进驻村庄，招募实习大学生和志愿者开展基线调研，建立村民档案，了解需求，同村两委和村民建立信任关系；分析村民的需求，按照轻重缓急设计介入服务，如优先解决一老一小等村民急需的问题；在逐步获得村民信任的前提下，社工进一步运用专业方法开展个案、小组和社区社会工作。(Y所调研材料)

　　Y所的诞生反映了专业知识主导下的实务范式，尤其在基本方法和程序设定方面。但是，毋庸置疑，以传统人伦关系结合自上而下行政动员为治理逻辑的Z村和其他广大农村一样，将给我国专业性社会工作发展带来更多挑战。农村社会工作因此成为推动我国社会工作知识图谱更新的一个契机。

　　二、农村社会工作地方知识生产的基本内涵和话语体系建构

　　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通过对摩洛哥等三地司法制度的研究发现，当地的“法律”就是“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当然，吉尔兹所指的地方性不只是指空间、时间、阶级和各种具象问题，而且也指与生俱来的价值观、逻辑思维等地方特色(accent)。“法律”正是地方伦理、价值和行为模式的规范体现(12)。所以，地方性知识即是“对所发生的事件的本地认识与对于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本地想象的复合体，以及隐含于对原则的形象化描述中的事件叙述”(13)。

　　(一)农村社会工作地方知识生产的基本内涵

　　对Y所而言，首先，地方特色的治理和技术结构是其鲜明的本土知识，包括村党支部书记直接担任事务所主任，区社工协会会长担任行政督导，大学及科学院教授担任专家理事及理论与实务督导。

　　13名驻村社工中，所谓本村本土社工3名，主任和3名本村社工原本是该村的志愿者，在与4名外来社会工作专家和10名专业社工的互动中，表现出村庄主体文化与外来客体知识的碰撞与交流。(Y所调研资料)

　　地方社会工作知识的基本内涵因为地方性特色而不宜狭隘确定，可以结合Z村的材料，来阐述地方性知识元素的表征。地方性知识可以来源于村民(案主)在接受社工服务过程中独特的认知、态度和行动，比如一个独一无二的说法或概念，一个富有村庄传统的成长案例，甚至是村民质疑和反抗背后的因果链和机制。当然也可以是以下方面的关键要素：

　　社工在服务过程中采用的不同于书本或者常规的做法，比如提出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服务理念，一个被村民广泛欢迎的别具一格的服务模式，以及发现影响服务被认可的地方特色因素等；社区独创性的支持，比如村支两委不同于教科书所列示的一般性支持，村民社区共同体或者个人独特的参与或支持；具有中国乡村传统人伦社区特征的社工和案主关系建构，以及具有乡村特色的元素，比如一段感人的表述、一个朴实的回报、一个反转性的人物(案主)情结、一个传统仪式和具有传统价值的活动。

　　总之，那些具有独特个性的原始话语，比如村民(案主)与社会工作者打招呼的变化，村民第一次见面怎么称呼“我”(社工)(漠视也是一种称呼)，后来又怎么称呼，现在还怎么称呼我，每次称呼的变化后面都有主体性文化含义。是认知在变化，还是态度在变化，还是理念在变化?从中可以提炼出村民对社工服务态度的地方知识。

　　(二)农村社会工作地方知识生产的话语体系建构

　　话语体系是知识的表达机制。所以，村民的话语就是寻求对地方知识的表达，也就是所谓的地方话语；社工的话语是对所谓专业知识的表达，也就是所谓的专业话语。两种话语在实践中的碰撞将产生新的话语知识，其中，村民的话语源于地方传承的伦理、情感和文化，是本土知识生产的特性材料。

　　村里的王奶奶给我私信，她给我留了一份刚摘的李子，让我去她家拿，说必须去。按课本知识要求，社工与案主或者说服务对象不能存有私利关系，但是，如果我不去的话，奶奶就会很生气，说我看不起人。(Y所调研资料)

　　“李子”作为一种社工实务场域的“礼物”，已经不是简单的物质利益，而是一种话语权力，也就是村民用来表达主场存在、维持与社工对等身份的工具。在西方的知识体系中，隐含在各自话语中的关系权力是话语体系建构过程中相互博弈的主要力量。福柯认为，话语是隶属于或来自同一构成系统或者是从属于不同领域但遵循相同功能规则的一套陈述，具有理性或非理性、科学或非科学等本质区分；话语同权力、策略和实践网络一同建构了社会事实。以话语对象形成为例，福柯从场所、界定人和规范三个维度建立联系，以展示话语对象在整体中的位置以及出现规则。所以，话语体系的建构本质是权力关系的表达。(14)话语体系是建构情境、建构者和建构规则的共同产物，建构者具有十分重要的能动作用。

　　中国特色农村社会工作话语体系同样是以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知识生产为核心和主线，需要在新时代特定的时空场所，由中国本土社会工作者依据本土文化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所塑造的相关思维和行为规范，结合具体实践进行塑造。建构者必须扎根新农村社会土壤，注重挖掘和提炼本土知识，既不能拒绝专业社工的理论和方法，也不能脱离历史传统在村庄的沉淀及其形成的情感特质。

　　作为学术层面的话语建构，包括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建设，农村社会工作的本土知识及话语表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提出具有中国价值的理念、方法、范式和方案，才能生产出高效适应的我国农村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并为世界社会工作学科发展贡献中国经验和价值。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工作本土知识和话语体系的建构，是强调其一般性还是特殊性，其实并不是问题所在。汉学家史华兹(Benjamin I.Schwartz)认为，中国思想经验的意义在于它的普遍性，否则没有学习的可能。另一位汉学家葛瑞汉(Angus Charles Graham)的观点相反，他认为，中国思想经验的意义就在于它的特殊性，否则没有学习的必要。(15)其实，他们最终没有实质性对立。

　　三、农村社会工作地方性知识的生产路径和策略

　　农村社会工作根植于新时代新农村建设，地方性知识的基本生产路径是面向问题解决的地方实践。但并不是任何社工实践都能够生产出地方性知识，一个具有生产性的地方实践具有特定的任务结构和行动策略。

　　(一)尊重地方性文化主位

　　吉尔兹的发现地方司法制度的存在与特定的社会结构相关联，由此可以说，地方性知识呈现的是地方文化主位。社会实践者(Social practitioner，包括研究者和社工)是持有客位文化的外来者，试图用所谓的一般性知识即客位文化，诠释、更新并主导主位文化，实质是一种文化植入。本地人第一反应是维护自己的主位文化和生活世界，反抗外来者的所谓的一般性知识的理论侵入。二者的冲突如果不是谁消灭了谁，则是形成互动融合，产生新的知识，即实现知识生产。(16)

　　社会实践者要深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世界，或者说地方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界(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马林诺夫斯基语)，秉承客观性原则，尊重并理解地方概念及其背后隐藏的地方知识体系，建立与地方主体的互动沟通，才能真正推动实现地方知识和客位知识的融合。在Z村，尊重地方文化主位成为基本策略，其中，社工“驻村”作为一种组织介入，建构了知识生产的客位参与；Y所建立党支部作为思想引领，建构了知识生产的政治合法性；大学教授受聘担任理事作为技术介入，建构了知识生产的专业性。

　　社工“驻村”，与村民同吃同住同活动，形成“家人”关系；党建引领，把握方向，社工开展的一切活动，都在村党支部领导下进行，得到村两委的认可；事务所建立党支部，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主管部门和领导、专家学者及时指导；广大村民给予支持和参与。(Y所调研材料)

　　为了充分尊重地方文化主位，社工驻村采用了“知识创投”模式，即专业社工+本土社工模式，由两个专业社工驻村开展工作，同时培养“本土社工”(本村社工)，待“本土社工”基本成熟后，专业社工从具体事务中撤回，由“本土社工”跟进日常服务。

　　(二)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知识碰撞

　　知识生产的条件是什么?首先，一般性知识和地方性知识都必须是开放的；其次，一般性知识和地方性知识都是包容的；再次，地方性知识的特质具有一般性内涵，可以产生所谓的“反转”。如在一般性知识体系中，警察是国家的“暴力机器”，但研究者进入特殊地方警察的生活世界却发现，警察也是职业的“受害者”。研究者感知到了这个地方知识的特质，打开一般性知识的包容性界面和通道，接纳并融合了地方性知识。“受害者”知识从地方实践呈现出来，成为警察的一般性知识，和国家“暴力机器”一同构成了警察知识体系的两个方面。

　　农村社会工作同样需要发现藉以建构本土知识的关键要素，这是在日常琐事中淘金的过程。如何才能抓住转瞬即逝的、甚至难以被察觉的具有新意义的信息?这类似格尔茨所孜孜追寻的“可用之光”(available light)(17)，用以来照亮文化研究的意义。可以肯定的是，社会工作知识生产的“可用之光”与文化研究的意义来源几乎相同，就是人们活出自己生活的“意义框架”(frames of meaning)。格尔茨的“可用之光”讨论了民族、身份、国家及自我等概念的关系及文化内涵，发现就像一般符号一样，这些概念的意义不是绝对固定的，而是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变化。社会工作实践给生活世界带来的各种碰撞、关系重构和新意义，就是农村社会工作知识生产所必须抓住的“可用之光”。

　　西方社会工作理论所强调的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和反思性实践(reflective practice)，旨在帮助社会工作能够开放、包容地接纳主观、客观发展，不奉陈规陋习为圭臬，而是以证据为本(evidence-based)。而实际上，最为有效的开放和包容是彻底放弃以自我为中心，充分为服务对象赋权，视服务过程中产生的两难困境为“可用之光”的来源。

　　(三)总体性和内在性相统一的原则

　　诸多社会学家对知识生产有过演绎性论述。比如，布迪厄从实践社会学视角讨论了知识生产的基本特征，其中，他认为知识生产的研究对象是关于实践的总体性社会事实。曼海姆(Mannheim)的知识社会学也强调总体性、意识与社会存在、真理等关键概念。总体性知识是关于研究对象的一般性、概括性认知。马克思继承了前人的思想，提出以总体性视角关注整个生活世界，关注人类赖以生活的基础知识，讨论人类存在的根本性制度。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思想提示我们，在社会变革实践的知识生产过程中，坚持辩证法的科学态度和方法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批判以人类生活世界的整体为批判对象，包含建立在生活世界基础之上的所谓的一般性知识。中国特色农村社会工作体系是一个具有创新意义的总体性范畴，其知识内涵包括理念、价值观、伦理、具体理论和基本概念，应当来源于我国的具体实践，服从农村社会发展宏大叙事和人的总体性发展的基本逻辑。这是农村社会工作知识生产的宏观的、全局的视野，也是根本性的方法论。

　　另一方面，在知识生产的内在性即具体内涵方面，正如格尔茨所言，“所有的那种社会学，无论韦伯式的还是默顿式的，依然主要是‘外部论’的，关心科学的社会效应，支配科学的制度规范，或是科学家的社会起源。而有关‘内部论’的问题，即科学家的理论和实践为什么以及怎么样表现出它们所表现的那些形式，激发起它们所激发的那种兴趣，树立起它们所树立的那种优势，处于它的势力范围之外”。(18)格尔茨在此强调了知识生产内部论的重要性，比如生产了什么样的理论，如何完成了生产实践，等等。虽然库恩、波兰尼、福柯等试图跨越这道知识生产的界线，将一种认知方式的科学与一种行为方式的科学融合起来，但都是充当了先行者的角色，并没有完成全面剖解知识生产体系的历史使命。如“范式”理论(19)提出了科学革命的假设，但并没有明确建立其内在“结构”。

　　所以，在知识生产的内在性上，我国农村社会工作可以大有作为。可以借鉴全世界学者的思考方式，如布迪厄关注知识生产的内在关系，强调方法的“适配”性，坚持反思性伦理，并发展了场域、惯习和文化资本等重要分析概念。

　　(四)制度生产优先

　　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具体实践，中国古来有之，但作为一种学科体系和系统性社会服务制度，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通过学习西方知识逐渐恢复并重建的。但一直以来，对我国人民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实施并在全国系统铺开的民政工作，也就是所谓的“行政社会工作”。行政社会工作以及其翼展下的本土社区工作仍然在今天的社会服务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我国社会工作制度的知识生产总体上也是“拿来主义”的知识移植，从教育和培训制度、评价和认证制度，到使用和激励制度，(20)主要通过大学教师专家系统直接将西方现代国家建制性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包括理论概念与实务方法，通过课本和课堂灌输给各种类型的受众。西方的社会工作知识正是凭借着其舶来品的专业性，与我国既有的民政工作知识的本土性形成相倚结构，互为倚仗，共同支撑着我国社会工作体系的实践。我国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员集中在民政、劳动、人事、卫生、群众团体以及社区服务队伍之中，虽然近年来专业性社会工作事务所蓬勃发展，但整体上并未形成制度化的社会工作职业规范，民政等体制内的行政化服务规范与体制外的社会工作事务所的工作泾渭分明，缺乏有机融合和无缝贯通。而社会工作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制度安排(21)，制度生产至关重要。

　　在我国农村社会工作启动伊始，制度建构是决定其生命力和效能的优先设置。正如社会科学对生活世界特征的影响，最终将更多取决于它们后来事实上表现了何种道德经验，较少取决于它们的区区技术效应或者经济收益一样，制度生产也将更好保证农村社会工作的宗旨、情感和价值关怀的恰当性。

　　(五)共同体生产机制

　　在地方性知识的生产过程中，专业性知识和本土性知识的亲和力需要研究者去洞察、发掘并使用。研究者使用专业性知识，包括既有的一般性文献、概念和理论作为工具，去勾连、筛选、分析调查中遇到的本土性文献、概念和资料。本土性概念作为原发性知识如何被研究者所感知，是知识生产过程中关键性的一般化机制，包括：一是敏化，即研究者作为生活世界观察者的直觉；二是研究者根据专业理论的基本框架所做的推演；三是研究者根据实践性目的对研究资料所做的概括和提炼；四是扩展性思考，如由其带来的新的生产过程。

　　不过，研究者本人并不能独自完成知识生产的全过程。如范式作为一种知识，其生产者具有绝对的作用，但库恩认为，“一个范式所支配的，与其说是研究论题，不如说是一群研究者”，所以，“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都是基于共同体的活动”，以致科学的历史就是共同体成长和变迁的历史。(22)库恩关于共同体生产的进一步论述很好反映了学术成果生产的不同派别之论争，如不同范式由不同共同体提出，具有“不可通约”性，表现为在不同范式下从事知识生产的科学家并不能完全理解彼此的观点，从一个范式转向另一个范式，是一种格式塔转换的理论选择的“改宗”，因为知识生产的视角、理论依据和实践形态各不相同。

　　即使在同一个社区的田野中，农村社会工作的知识生产也必须由共同体完成。这个共同体的基本结构是社区居民、社会工作者和研究者，分别代表本土知识、专业知识和“范式”知识。知识整合遵循共同体的一般规则，也就是共同体的规制对专业性知识和地方性知识的碰撞与融合具有诱导性和制约性。在这样的基本共同体中，研究者和社会工作者分别拥有“范式”和专业话语权，容易从主观出发，压制本土知识和本土实践的呈现，可以预设共同体规则加以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