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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工作从嵌入性发展到融合性发展之分析
2020年09月16日 09:37 来源:《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作者:王思斌 字号
2020年09月16日 09:37
来源:《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作者:王思斌
关键词:中国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协同性发展;融合性发展

内容摘要:

关键词:中国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协同性发展;融合性发展

作者简介:

  摘要:中国专业社会工作恢复重建以来,开始走的是“嵌入性发展”道路,随后的发展呈现出“协同性发展”的特点;“协同性发展”不但是双主体视角,而且注重专业社会工作和行政性社会工作(本土社会工作)之间的协同关系。中国社会工作正在和将进一步走向“融合性发展”;平衡的“融合性发展”是以二者平等、互相承认、优势互补为基础的发展;不平衡的“融合性发展”是专业社会工作融入(进入)行政性社会工作逐渐和滞后地得到发展的现象。强调平衡的“融合性发展”是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的社会工作发展模式。

  关键词:中国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协同性发展;融合性发展

  我国专业社会工作的恢复重建已有30多年,特别是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定》)之后,社会工作得到了较快发展,当今正面临着新的发展。如何审视我国社会工作过去发展的经验,面对现实,有根据地阐明新的发展前景,并且现实理性地推进发展,是社会工作教育界、实务界和行政管理部门应该考虑的重要问题。本文拟在回顾我国社会工作发展历史的基础上,立足社会建设、民生发展与社会治理实践,观照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走向,阐释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逻辑与途径淤。笔者认为,从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社会建设实践和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任务,以及实然与应然的关系角度看,我国社会工作正在和继续走的道路为:嵌入性发展——协同性发展——融合性发展。

  一、嵌入性发展概念的提出及研究发展

  (一)嵌入性发展概念的提出及基本视角

  关于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之路,笔者曾提出过“嵌入性发展”的概念,并就其内容和发展做过简略、扼要的阐释。这一概念提出之后,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认同。许多社会工作教育者依据自己的经验认同了这一说法,有的学者对中国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的多种表现形式、内容和更丰富的含义做了进一步研究,也有学者对“嵌入性发展”概念的准确性及其效果表示怀疑。学者们从学术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所做的探索和努力,都是怀有促进我国社会工作发展之心,都是有其贡献的。由于学者们对“嵌入性发展”有不同看法,这也促使笔者有义务对“嵌入性发展”的概念及其拓展做进一步说明,力图使这一概括更加完善,并服务于我国的社会工作发展实践。

  学界关于“嵌入性发展”的某些争论有可能是由对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而产生的。笔者提出“中国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为我国社会工作的恢复重建和发展寻找一个理论上的说法,以解决社会工作研究的理论不足的问题,试图对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做一些理论建构。基于此,笔者当时进行“理论迁移”,借用了社会科学界比较红火的“嵌入性”概念,以使社会工作研究跟上时代。二是出于对我国专业社会工作发展道路和前景的总体分析,以期阐明我国的社会工作大致会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于是有了“嵌入性发展”“互构”“融合发展”等说法。笔者以往的相关文章基本上是以“嵌入性发展”概念为基础并展开的。然而,由于笔者时间上的原因和理论准备不足,至今对“社会工作的互构发展”仍没有写出系统的文字。由此可知,笔者对这两个问题的考虑实际上明确研究的两个基本点。一是站在专业社会工作的角度研究问题;二是期望阐明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一般逻辑。关于第一点,笔者曾明确指出“嵌入性发展”指的是“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是指“专业社会工作”对我国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行政性非专业社会工作”领域的嵌入。它基本上是一个关系概念。如果一般地、特别是拓展性地说“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即包括所有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则是错误命题,也是没有意义的。关于第二点,由于文章是基于社会工作恢复重建近20年来表现为“初级阶段”的发展实践,并由此展望未来的发展,所以“嵌入性发展”概念不是在建立在实证主义研究视角之上的。

  有的学者会问,为什么研究社会工作的发展不把本土社会工作(相当于笔者所说的“行政性社会工作”、群众工作中服务于民众的工作)包括进去;否则,上述说法是不完全的,可能也缺乏实际效果。首先,学者这种疑问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离开专业社会工作的“嵌入”对象来谈社会工作的总体发展,可能具有片面性。但是,笔者基于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将社会工作发展的视点投放在“专业社会工作”方面,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我国社会工作自恢复重建以来,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状况成为一种“现象”,发展路径和发展前景可以成为研究的问题,而“行政性社会工作”则不具备这种特征;另外,若从专业社会工作与内部结构比较复杂的行政性社会工作双主体的角度研究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问题,在学术上就会变得相当复杂。

  笔者之所以首先从比较熟悉的专业社会工作(由社会工作教育群体所进行的实践)入手,因为这样做不会出现事实上的明显偏差,而关于这一做法在研究视角上的缺陷,则希望用“互构性”研究来弥补。当然,从专业社会工作出发的“互构性”研究不能替代专业社会工作与行政性社会工作双主体视角的研究。一些学者对专业社会工作与社区层面社会工作的发展关系进行研究,站在“本土社会工作”的角度来研究两种社会工作融合的可能性和路径,也是值得称赞的。

  同时,笔者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指出,即“嵌入性发展”基本上是一个事实判断,而主要不是价值判断。它反映的是一个社会事实,是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客观现象,而不是要说专业社会工作是否“优于”本土的行政性社会工作,也没有考虑这种提法在不同人群那里会做何种理解,进而对我国社会工作的总体发展产生何种影响。有的学者从“嵌入性发展”的概念效应上“反思性地”进行研究,指出如此提法会否有碍于我国社会工作的总体发展。笔者发现,作为一种学术观察,政府部门在正式场合是不太使用“嵌入性发展”这一说法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本土社会工作”的作用远大于“专业社会工作”。似乎如果我们强调“嵌入性发展”的说法就冷落了“本土社会工作”、看低了“本土社会工作”的作用。实际上,笔者对于本土社会工作的重视是由来已久且至今未变的观点;同时,面对国际和境外社会工作界的征询,较早地阐述了“中国社会工作的经验”,阐释过“本土社会工作的经验”,至今还期望促进我国“社会工作的进阶式发展”。然而,由于笔者的一篇文章不能容纳两种视角,而且由于专业社会工作生存和发展的紧迫性,所以更多地关注专业社会工作,从而对本土社会工作主体角度进行的研究尚欠缺。这也期望得到学者及相关方面的理解。

  (二)嵌入性发展相关研究及其深化

  我国社会工作恢复重建以来,社会工作教育界主要致力于社会工作教学和实践推广,在研究上并不尽如人意。“嵌入性发展”概念的提出,犹如形成了一个小的研究场域,引发了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学界围绕“嵌入性发展”而开展的相关研究,既是我国社会工作界和相关学术共同体的“学术自觉”,也是社会工作教育和研究的可喜现象。

  学界在已有的有关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的学术研究中,有几个方面是明确的,也推动了研究的深化。例如:关于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的类型,有学者依据某些案例提出“增量嵌入”的概念;关于“嵌入性发展”的机制和过程,有学者用案例阐述了专业社会工作在某些领域的“嵌入性发展”的过程、进展和困境,提出“层级嵌入”的观点;也有学者对专业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的阶段性进行再探索,并从机制上阐明“嵌入性发展”是如何发生的;有的学者提出社会工作发展的“双向嵌入”问题;也有学者在研究中提出超越“嵌入”的理论视角。从总体看,学者们对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表示了关切,并期望能寻找我国社会工作的健康发展之路,同时在社会工作研究上也有所建树。

  当然,学界围绕着“嵌入性发展”而开展的相关研究也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解决和明确的问题。“嵌入性发展”的主体是谁?是专业社会工作,还是包括行政性社会工作在内的整个社会工作;嵌入的客体是谁?是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服务和管理兼具的行政性社会工作、基层社区社会工作,还是群众工作;“嵌入性发展”的内涵是什么?怎样看待专业社会工作在“嵌入”中获得发展;什么是专业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嵌入与发展是何种关系;专业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的宏观过程和微观机制究竟是怎样的;从单一主体和多元主体不同角度看“嵌入性发展”的意义有何不同;这种相同和不同的理解对于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如何看待专业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的进一步发展;等等。

  笔者认为,有关这些问题的研究是重要的。这不仅有利于我国社会工作学术和理论研究的深化,而且对社会工作总体发展的思考有显著的现实意义。因为至今,学术界对中国社会工作总体之组成部分的专业社会工作、本土社会工作(主要是行政性社会工作)的发展,不仅对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宏观走向还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而且也缺乏基于对有代表性的具体实践进行微观分析的、有穿透力的宏观概括。同时,随着党中央对党建工作的强调和群众工作的改革发展,我国有些地方出现了被某些学者所指称的专业社会工作被“反向嵌入”或被替代、被覆盖的情况。此外,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趋势下,我国专业社会工作与本土社会工作(或“社会工作的本土实践”)如何分工合作,进而走向整合或融合,也是需要学界进行研究的。这些研究课题对于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来说,既是基础性的,又是前沿性的;既是机制方面的研究,也是制度建构方面的研究,还是关于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基本逻辑和大趋势的研究。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需要深入、细致和系统化,需要将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局部实践与整体趋势结合起来。因此,这需要社会工作教育群体和实务群体的共同努力。

  下面,本文将在相对中观层面,从专业社会工作、本土社会工作在实践发展中的基本关系和历史进程的角度出发,用协同性发展和融合性发展的概念框架来阐释和分析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实践和前景。

  二、两种社会工作的协同性发展

  (一)从嵌入性发展到协同性发展

  笔者在以往对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的阐述中,一个不足之处是对这一概念没有做更细致的分析,表现为主要对“嵌入”概念的分析和使用做了解释,但对于“嵌入性发展”含义的分析不够充分。什么是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我们曾经把它解释为“在嵌入状态下获得的发展”。什么是社会工作的发展呢? 它指的是社会工作活动范围的扩大和专业服务职能的增强。显然,这种解释是不充分的。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工作发展的说法,实际上包括丰富的内涵,可以从存在状态、扮演角色、具备能力、发挥功能和发展潜力等角度看待社会工作的发展。随着社会工作队伍规模的不断扩大,它所进入的服务领域的扩展,解决相关问题能力的增强,不但在表面上,而且实质性地解决相关问题能力也有所提高,例如,社会工作发展能创新性地应对新的任务挑战,就是其具体表现。当然,每一方面又都有更详细的内容。所以,“嵌入性发展”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在嵌入中实现发展可以从多个方面来观察、来评价。由于发展是一个具有时间性、空间性的范畴,不管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还是社会工作的发展,都是对某一领域的实践通过前后比较来评价;当被观察对象后来的状态优于前面的状态时,我们就说其实现了发展。同时,从时间角度观察某事物是否实现了发展,还有时间长短、时点选择方面的问题。一般讲,发展作为一种比增长更复杂的现象,并不总是直线型的,在大的发展过程中可能会有波折,但其总的趋势是向上的。当然,很难说凡是嵌入就一定带来发展,因为这里涉及到嵌入者与嵌入对象的关系,涉及到他(它)们之间怎样对待和处理这种嵌入关系。若人们对这种关系处理得好,能够通过比较和良性竞争达致合作,从怀疑、不理解到相互信任,进而双方协力达致共同的目标。这种嵌入就是成功的,也就实现了发展;也就从机械“嵌入”走向了有机嵌入,进而实现了二者的密切合作甚至融合。专业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也是如此。虽然它在专业方面相对于一般社会服务有其优势,但是未必这种专业优势在处理任何问题上都是优势。比如,本土社会工作有制度体系上的优势,工作人员与工作对象相当熟识,工作人员也能将管理与服务结合起来,但年轻的专业社会工作者可能一时做不到这些,在他们“碰钉子”或觉得“技不如人”时,很难说他们进入了社区工作领域就推动了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但是,有心的年轻社会工作者能及时反思,并向熟悉情况的社区工作人员学习,那么就能有长进,就会在局部推动专业社会工作发展。我国的专业社会工作正是在这样一条道路上发展起来的,并且这也是我国专业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的深层内涵。

  于是,专业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的研究就自然涉及到专业社会工作与作为嵌入对象的行政性社会工作(或本土社会工作实践)的关系问题。本文由此将从协同发展的角度,分析和阐述实现“嵌入性发展”的机制。

  (二)社会工作的协同性发展

  “嵌入性发展”给人的直接印象好像是强调单一主体的,至少是站在专业社会工作的主体立场来看待问题的。但是实际上,我国恢复重建不久的专业社会工作要想得到发展,就必须处理其与外在的制度环境和工作环境的关系。因为恢复重建的专业社会工作不是在空旷的社会空间和制度空间中进行的,在专业社会工作开展活动之处,都有或强或弱的、计划经济时期形成和延续下来的行政性社会工作系统。由于我国实行市场化改革,这种行政性社会工作系统遇到了新问题,需要用新的思路和方法来处理,但这不意味着它已经变得无能为力了。在解决某些新的社会问题方面,专业社会工作具有理念和方法上的优势,但与仍在实际发挥作用的行政性社会工作相比,这种理念和方法上的优势绝不是强势。反倒是,行政性社会工作系统在处理管理与服务相混杂的问题上更具效率上的优势——能更快地解决问题或摆平矛盾。在这种关系格局下,专业社会工作要获得发展,就必须“嵌入”,必须在嵌入中实现发展,而它的最基本的策略就是协同,通过协同实现发展。如果说“嵌入”比较强调单主体的话(实际上它隐藏于话语后面),协同就已经变为看重双主体。协同是双主体或多元主体之间的关联模式及行动。

  虽然协同还没有成为社会科学分析社会现象的基本概念,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大量的实践看到其一些基本要素和特点。协同是双方或多方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共同努力的过程,共同的目标是双方或多方共同努力的价值基础;共同的目标是有层次的,对于参与各方来说可能有不同的意义。但是,我们要达到各自的目标,必须通过各方的协作和共同努力。因而,协同不是“拉郎配”,不是某一方面强制另一方的配合;协同的参与各方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主要是能力、实力、方法或技术上的;参与方各有长短,必须通过合作来共同解决遇到的问题,以实现“共赢”,这就是“和而不同”;协同包含着差异性,基于各方在能力、实力、方法或技术上的差异,可能会造成各方在共同行动中的权力、地位、作用的“不平等”,这就是协同中的主辅关系;协同以参与者的一定程度的共识、信任或承认为基础,既然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合作,而各主体在行动上又有相对独立性,因而必须有相互信任和彼此了解,才能真正实现双方或多方的有效协同;协同还是互相接触、相互了解、协同共事、共享成果的过程,这也是价值互认、能力互补、责任共担、成果共享的过程,是在遭遇困境时相互理解、互相支持的过程。总的来说,协同是在不同中看到相同,也在相同中容纳不同,互相配合努力,进而实现共同目标,并得到共同发展的过程。笔者也在这种思路下阐析过我国社会工作的协同作用。

  我们来看中国社会工作的“协同性发展”。在此,“协同性发展”与“嵌入性发展”不同的是明确的双主体视角,即从专业社会工作和本土社会工作(行政性社会工作)两个方面看待它们之间的关系,其表达方式是“中国社会工作的协同性发展”。这里的“中国社会工作”既包括专业社会工作,也包括行政性社会工作(本土社会工作)。“协同性发展”不但指上述二者在社会服务实践中表现为协同关系,并且在协同中得到发展,而且还是指中国社会工作总体的发展特点。

  本文从总体上,而不是依据某一个个别事例,来看实践中专业社会工作与行政性社会工作的关系及其发展。我国专业社会工作恢复重建到政府决定大力发展专业社会工作的整个过程乃至现在,实际上,两种社会工作基本上是协同的,而不是相互反对、隔离和互斥;二者在总的发展过程中都得到了发展。这里有两种协同:总体工作上专业社会工作对行政性社会工作的协同,与专业服务上行政性社会工作对专业社会工作的协同。

  1、总体格局上专业社会工作对行政性社会工作的协同(或简称为“总体上专业对行政的协同”)

  因为行政性社会工作是党和政府承认、具有政治合法性、行政合法性,而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及改革过程中也获得社会合法性的、具有总体性的社会管理和服务工作,所以当专业社会工作嵌入其中时,就自然处于配合的、协同的地位。另外,社会管理(包括现在的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也是属于政府系统或“准行政系统冶的社区自治组织和群众组织的主要责任。由此,专业社会工作无论从力量上来说,还是从发挥作用的角度来说,都是协同性的。甚至在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社会工作机构有较大自主性的场域,当社会服务项目真正落地时,社会工作者(机构)还是免不了同基层行政部门、社区自治组织发生实质性的联系,在社会建设、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社会治理层面上发挥协同作用。

  本文应该说清楚的重要问题是,专业社会工作在政策或制度设计上就被赋予“协同”的地位。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是要“充实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部门”,“充实”就是“加强”,就是“增量”。“充实”的对象是谁? 是已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部门”。这些“部门”不是空白点,而是“大有人在”。这就是大量的城乡基层社区、群众组织、企事业单位和在其中从事服务和管理的工作人员。因为专业社会工作进入已经存在很久、制度化的行政与服务兼具的领域或组织系统,其“协同”地位就是必然的。如果用西方具有某种对立性质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视角去看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问题,可能会出现误识。当然,协同绝不是可有可无,不是只被支配,也不是在任何条件下和服务中都处于被动地位;在许多具体场合,特别是在专业性较强的社会服务中,专业社会工作也可能处于主导地位。

  2、专业服务上行政性社会工作对专业社会工作的协同(或简称为“行政对专业的协同”)

  如果专业社会工作只是在一些非专业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行政性事务上做配合,那么就成了对专业社会工作的漠视和浪费。一些社会工作毕业生在基层工作一段时间就抱怨或“流失”,不被重视是重要原因。现今,在社会服务、公共服务遇到一些需要新技术、新方法的时候,在社会治理需要创新的时候,专业社会工作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那些开明的、进取的、“想做点事”的基层干部和负责人还是鼓励或支持专业社会工作者去尝试的,特别是在那些传统的工作方法效果不佳或者遇到新问题、需要新探索的领域。这些基层干部和负责人不仅可能会谨慎或积极地支持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服务,而且会创造条件、尽力支持他们认为是可以一试的新型服务。例如,在一些社区矫正、残疾人服务、精神康复服务、未成年人保护和其他治疗性与发展性并存的社会服务中,专业社会工作就会处于主导地位,而体制内的基层社会工作者则扮演支持专业社会服务的角色。专业社会工作的不可替代的优势和体制内基层社会工作者的责任或者政绩意识,促成了他们的协同角色和支持行动。我国任何具有较大影响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都是在体制内所管辖的社会区域或组织体系内进行的,基层干部和负责人也希望在自己负责的范围内把工作做好,甚至会想到成绩共享。这样,他们对专业社会工作的支持协同就是理所当然的,除非遇到根本不想做事、不负责任、又盲目自信的“街道官僚”。

  如果是这样,问题就归结到专业社会工作者是否具有体制内工作者所不具有的、不可替代的、解决新问题的能力,是否能在共事中展现自己的能力。一些年轻的社会工作者常常埋怨基层干部和社区负责人不重视专业社会工作、不给机会。这里可能有基层干部和社区负责人对专业社会工作认识不足、自上而下的工作要求紧迫或者有的有“小家子气”的问题;但是,如果是有能力、善思考的专业社会工作者,就一定能够找到自己发挥独特作用的环节,并用合适的方式展现专业方法的作用,也必然会带来基层干部和社区负责人的认同和支持。那么,我们怎样看待专业社会工作与行政性社会工作的相互协同问题呢? 面对比较复杂的情况,笔者在研究“三社联动”时曾经提出“优势主导”的观点,即在社区(居委会甚至街道办事处)、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机构三方在共同开展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时,应实施在该活动领域谁具有优势谁就主导的工作模式。既然大家都想做好工作,就要齐心协力,在共同的活动中要充分发挥各方优势,优势者主导、其他人协同。这就是共同做好工作的基本遵循和逻辑。

  那么,双方在协同中会实现“协同性发展”么?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专业社会工作会在几个方面实现发展:(1)扩大自己的服务范围;(2)自己的专业方法在实践中得到部分运用或较充分应用;(3)这些专业服务会取得积极的成果;(4)在协作中进一步了解社情、学习本土社会工作的经验,丰富自己;(5)为社会工作制度化准备了基础。同时,行政性社会工作(本土社会工作)也会获得发展:(1)加长自己的手臂,有了支持力量和更多的方法解决复杂问题;(2)从专业社会工作者那里学到一些新方法、新技巧,并运用于自己的工作;(3)了解社会服务的新理念,并有可能与行政性理念相结合;(4)开阔思路和视野,促进自己的本职工作,并可能创新性地解决问题。我们看到,大量社区工作者和其他基层工作者在实践中参加社会工作师资格考试,有的已经在自觉不自觉地使用专业社会工作方法,促进了社会服务、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工作。这是“协同性发展”的重要明证。

  总的来说,在专业社会工作与行政性社会工作(本土社会工作)共事的情况下,双方都会在协同中实现发展。那么,有没有可能出现共同存在但没有得到发展的情况? 有可能。如果双方是恶性竞争甚至是反对关系,不发展就是可能的。但是从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总进程和总体上来看,这种不发展现象很少,即使有,也是小片段的局部性的。所以,本文从总体上判断,我国的社会工作是在实现“协同性发展”。

  三、我国社会工作的融合性发展

  (一)社会工作融合性发展的含义及其必要性

  从“嵌入性发展”到“协同性发展”实施了分析角度的转变,即从主要以专业社会工作为主转向专业社会工作与行政性社会工作的关系视角,从静态结构转向它们之间的互动和由此实现的发展。但是,我国社会工作的“协同性发展”还是初步的、而且是不平衡的。在后发展地区,我国一些地方的专业社会工作发展比较慢,以政府购买服务为主要载体专业社会工作发挥的作用也比较有限;还有一些地方借加强党建之机,将专业社会工作行政化,甚至出现贬斥专业社会工作的个别现象。因此,我国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路还有很长。我国大力发展专业社会工作是中央战略,专业社会工作界有责任尽力推动社会工作的较快发展。除了以实际行动展示专业社会工作的价值、取得政府和社会的更多信任和支持外,在专业社会工作与行政性社会工作的关系上,双方还要积极推进两种社会工作的融合发展。

  笔者曾经指出,专业社会工作嵌入实际社会服务,与传统的行政性社会工作合作与磨合,或许在政策到位的情况下,经过一段时间,这种嵌入可能会变为融合。民政部、财政部在《关于加快推进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的意见》(民发也2013页178号)中也指出,要“坚持专业引领、融合发展。积极培养社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逐步用专业社会工作理念丰富社区工作理念,用专业社会工作制度创新社区管理服务制度,用专业社会工作方法提升社区管理服务水平,加快实现社会工作与社区建设在更高层次、更广范围、更多领域的融合发展冶。我国一些地方的局部经验表明,从专业社会工作与行政性社会工作两个方面做工作,促进双方的融合,既是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总体目标,也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策略和手段。

  融合指的是具有差异的双方或多方通过互动达致和洽的过程和状态;而在社会科学中,融合主要是社会政策领域的概念。比如,欧共体曾经提出将社会融合作为社会质量的指标,它指的是使面临风险和遭到社会排斥的群体获得必要的机会和资源,以参与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以及享受正常的生活的过程和状态。在民族关系研究方面,民族融合常常成为重大课题。融合在哲学、心理学中也有使用,比如,伽达默尔的认识论关注的“视界融合”认为,要扩展自己的视界,与别的视界融为一体,超越自己的原有视界,并达到新的视界。融合是指原本有差异的东西实现了有机结合,参与各方并非完全相同,但它们实现了异质整合。我国社会工作的融合就是指专业社会工作与行政性社会工作(本土实践)密切合作、结成一体,进而一起达致共同目标的过程。在融合过程中和由融合引致的发展就是“融合性发展”。融合性发展只有通过融合并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

  我国关于社会工作发展过程和发展模式的研究中有几个与融合相近的概念和相关研究,比如,植入和融入。植入是移植的意思,即将外来的社会工作移入另一个领域。有学者研究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专业社会工作“植入”灾区的过程认为,这里既有成功,也有困境。融入是某群体进入另一有差别的群体,并且融成一体的过程。有学者认为,我国社会工作发展中的融入主要是指专业社会工作对群众工作、社区工作的非专业社会工作的融入。这种融入是专业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过程,是其融入党政主导的社会治理和实际社会服务的过程。这些讨论对研究社会工作的融入发展富有启发,但是关于社会工作的“融合性发展”的研究还需再深入探究。

  研究融合发展对于促进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第一,融合与融合发展走出了“嵌入性发展”的初级形态,是在进一步发展或更高发展层面上讨论问题;第二,融合性发展不是一般的“协同性发展”,而是其高阶状态;第三,在当前我国两种社会工作整合不够的情况下,二者之间的融合会更有效地促进我国社会工作的整体发展;第四,二者的融合与融合发展最重要的是,有助于更有效地利用资源,提高社会服务专业水平、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下面,本文在学者们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实现“融合性发展”的可能性和途径再做一些努力。

  (二)我国社会工作融合性发展的途径

  本文在研究我国社会工作融合性发展之前,先比较融入与融合两个概念。融入是某一主体(甲)进入另一主体(乙)的过程和状态;作为过程,它是甲的主体性表现,是甲适应乙;作为状态,它是甲乙缩小差别、共同存在的形式。

  融合是具有异质性的物体或事物相互接触,成为一体的过程。融合有多种类型,因双方能力或位势之差异,也会形成不同的融合状态。以甲、乙为例,有可能是较弱的甲进入乙的内部,进而融合为一体的过程。这里又有两种情况:一是甲“物理性地”融入乙,成为乙运行和实现目标的组成部分,并协调地发挥作用,实际上是较弱意义上的“异质整合”;二是甲“化学性地”融入乙,成为乙的有机组成部分,甲实际上已经被“同化”、被融化。融合还有结构与功能两方面的含义。在结构意义上,融合的双方仍有角色上的差异,即它们之间可能有某种分工,而不是二者之间混同(或变为一种)。在功能意义上,融合则指的是二者发挥作用的相互协同、配合、整合化。虽然融合的双方在现实实践中,在结构和功能上是难以分开的,但是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社会工作的融合发展是有益的。如果我们把融入“类型”理解为融入机制,再联系后面的结构与功能,那么从融合双方的势位和机制、结构和功能几个方面,分析我国社会工作的融合性发展问题就更加全面。融入与融合的意义不同,单方融入产生的融合与双方相互融合也不同。相互融合所表达的是两个(或多个)主体相互接近并达致功能一体化的过程,单方融入产生的融合则未必如此。比如,进城农民工的融入,如果是农民工的单方融入,那就是农民工要改变自己,变得像城市人一样,才能真正融入城市。如果城市人也改变对进城农民工的看法,并愿意接纳,这种融入就是双方共同改变下的融合,其意义与前者明显不同。

  从现实发展和未来一段时间的可能性来看,我国专业社会工作与行政性社会工作的融合发展大致有几种类型。第一种,专业社会工作(者)进入有较强行政特点的社区或机构,与行政社会工作者(如社区居委会人员、福利机构工作人员)协作,在此过程中相互学习——行政社会工作增强专业性,专业社会工作走向本土化,从而既面对现实、又具有前瞻性地处理比较复杂的、专业性的民生和社会治理问题。在合作和处理问题的过程中,双方在互动、相互理解和相互欣赏中形成“工作共同体”,但是二者在处理问题的类型以及专业性上还是有不同的。第二种,专业社会工作者进入行政社会工作领域,实现“在地化”,在协助完成行政性社会工作的过程中传播专业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行政社会工作者根据所要解决的问题决定在何种程度上吸纳和使用专业社会工作方法;专业社会工作者则根据进入政府部门、机构(社区)的总体安排开展工作,但能适时地运用社会工作方法解决问题。第二种类型的融合发展实际上是以行政性社会工作(体制内本土社会工作)为主的融入发展。这里也有多种情况,有的是占据支配岗位的行政社会工作者了解专业社会工作,在专业社会工作者进入政府部门、机构(社区)时,先让专业社会工作者熟悉情况、了解行政性社会工作(以及一般行政工作)并参与处理工作中的问题,之后再商讨专业社会工作的专业使用领域;有的是行政社会工作吸纳某些专业社会工作者进入政府部门、机构(社区),专业社会工作者被当作行政人员使用,在完成行政工作之后而且有余力时,再在某些领域做专业社会工作。在后一种情况下,专业社会工作被置于次要地位,甚至可能是被忽略的,实际上可能是一种对专业社会工作的削弱性“吸收”,是用专业社会工作强化行政工作。这里是否或怎样实现融合发展,则要看后面的发展过程,即是否在充实了行政工作之后,专业社会工作得到发展机会、获得真正发展。如果没有后面对专业社会工作的重视,社会工作者缺乏专业能力,做不到对专业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的运用,那么这种融入(或嵌入)可能只会是被“吸收”,融入(或嵌入)发展就可能徒有其名。因而,不含专业要素的社会工作,很难说是我国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所需要的社会工作。

  我们把行政社会工作与专业社会工作相互接触、实现融入和融合的现象理想型地分成平衡的融合与不平衡的融合。平衡的融合是双方在相互承认、地位平等基础上的相互融合,不平衡的融合是以不对等承认和不平等地位为基础的融入或“融合”。从而形成社会工作的平衡融合发展模式与不平衡“融合”发展模式。它们在双方基本关系、基本理念、基本策略、行为特征上有一些对比性特征,按照两种发展模式,我国的社会工作发展也会形成不同的结果。

  不平衡的“融合”发展是双方在缺乏相互理解、承认和共识基础上的,各自站在本位立场上的发展模式。主要表现为:基本理念上以行政任务为本或坚持社会工作的专业主义,策略上是行政吸收专业或强调高专业化,行为特征上是以完成任务为目标的实用主义或强调社会工作的高精专业方法,这样做的总体结果是社会工作的低质量发展或社会工作的二元化。平衡的融合发展则是双方达成相互理解、相互承认和广泛共识基础上的共同发展或一体化发展的模式。平衡的融合发展是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目标,而现实则是在不少地区、不少领域存在着不平衡“融合”发展。我们的现实任务是,从不平衡“融合”走向相对平衡融合的社会工作发展,其基本策略和选择是:提高各方关于发展社会工作的共识,以现实任务为基础,情境化地综合运用专业和本土社会工作方法解决现实问题,反思性地分析已有实践(理念、方法、效果),形成更加科学合理务实的工作方法,建构适于不同工作类型、优势互补、整合的社会工作模式(详见表1)。

  综上,我国社会工作融合性发展的关键是各有关方面对于我国发展社会工作的认识、态度和行动。专业社会工作恢复重建30多年来,我国基本形成专业引领、专业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社会工作发展模式。站在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角度,开始是嵌入性发展,接着是协同性发展,我们希望迎来的是两种社会工作平衡的融合性发展。这是专业社会工作群体与行政部门或行政力量达成共识和共同推进的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所谓两种社会工作的融合发展实际上是专业化和本土化问题,是两种社会工作的“视界融合”与工作方法上的比较、互学互鉴与结合;在行动上,则主要表现为专业社会工作“进入”行政性社会工作的领域,而不是相反。这是当前我国社会工作领域正在发生的现象。

  社会工作的“融合性发展”是专业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的高级阶段。这里已经发生了主体位置的转变——在“嵌入性发展”中专业社会工作的主体性被强调,在“融合性发展”中专业社会工作要谋求更大发展,行政性社会工作的主体性地位也更加凸显;双方为了共同目标,相互理解、相互学习、有所区别、共生共荣,以不同方式整合发展。

  笔者认为,“融合性发展”是针对两种社会工作的关系而言的,是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方向和基本逻辑。似乎这种关系和发展模式并不适用于分析专业社会工作与一般群众工作的关系,因为群众工作有更加丰富的内容,有更加明确的政治要求。群众工作可以借鉴专业社会工作的方法,加强和改进工作,但从总体上讲,这不是“融合性发展”问题。

  四、结论

  本文以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为基本线索,分析了从专业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到专业社会工作与行政性社会工作的“协同性发展”——再到二者“融合性发展”的内在机理与逻辑(详见图2)。

  我国专业社会工作发展初期呈“嵌入性发展”状态,在社会行政服务寻求创新发展的过程中,专业社会工作被看重并被寄予希望。专业社会工作要进入行政性社会工作的领域,这里存在专业社会工作的进入和行政性社会工作尝试接纳的问题。虽然在实际上,这一过程存在着很多变数,例如,专业社会工作人员怎样理解专业社会工作在我国的落地过程,行政社会工作者是否理解和愿意接纳专业社会工作等。但是,大趋势是双方在接触中相互了解,这表现为本土化与专业化的并行,虽然其中存在着不平衡。通过持续接触和相互学习,特别是政府改善民生和社会建设政策的推动,协同性发展从而发生。政府通过购买社会服务等措施,支持了符合现实需要的社会工作的发展。这里依然存在着诸多磨合、对比和竞争。随着我国全面深入改革的推进和经济社会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政府改善民生、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和促进社会治理与社会和谐方针政策的不断落实,两种社会工作在面对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时,更加理性和深入地相互认识和了解,各自的优势及其互补机制更加明确,在更加全面和深入的互动中,就会迎来社会工作的融合性发展。

  从整个过程来看,我国的社会工作基本上是呈发展趋势的。其深刻的内在动力是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社会建设的推进,具体地则是解决民生问题、社会和谐稳定工作的压力,是改革发展、社会转型所提出的任务要求。我国的改革和发展实践提出了新的任务,社会工作对此做出积极回应,社会工作在此过程中得到了不断发展。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现实和总方向是走向融合性发展,从而需要两种社会工作在共同目标下的相互借鉴、理解与合作。

  毫无疑问,我国的社会工作发展是不平衡的。这里既有地区间的不平衡,也有部门系统间的不平衡,还有发展阶段的不平衡。由于专业社会工作的引入在一段时间和空间内还处于探索和被选择的阶段,也由于不同行政部门特别是其负责人对专业社会工作的认识不足,其主责主业压力又很大,引入和发展专业社会工作的具体目标也不同,所以专业社会工作在某些部门的发展还存在着迟缓、边缘化和曲折。但是,如果我们从发展过程的角度看,不管是较早引进专业社会工作的,还是较晚接受专业社会工作的,基本上都经历从专业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到两种社会工作的“协同性发展”——再到“融合性发展”的过程,只是这些阶段在不同部门或地区的表现方式有所不同。

  本文认为,这些发展过程模式是就总体状况而言的。它描述的是我国社会工作事业发展的总体过程,概括的是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社会历史过程,是一种大框架视野,而不是分析某一地区、或某一部门的某一情境化的社会工作具体做法所得出的经验。我国各地、各部门发展社会工作的细节不同,它可以由事情发生的具体背景、参与者的具体互动去解释,然而社会工作的发展是有其规律的,这种规律存在于改革发展的要求和民生改善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探索之中。有了这种视角和认识,我们对中国社会工作事业总体发展的判断就应该是现实-理性的。

  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

姓名:王思斌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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