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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和经验法:认识中国的社会学方法
2020年09月16日 09:31 来源:《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作者:桂华 字号
2020年09月16日 09:31
来源:《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作者:桂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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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村调查是社会学常用的研究方法。许多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经典研究都采用了这种研究方法。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全国有2000多个县和数10多万个村,任何个人和研究团体都不可能穷尽所有农村,驻村研究所获得认识与中国社会的整体之间,存在着无法跨越的“鸿沟”。笔者所在的研究团队在过去10多年间,在全国除边疆地区之外几乎所有省市开展过调研活动,涉及100多个县市,近1000个村庄。我们广泛开展驻村调研的目标是认识中国,虽然村庄调研所获得的局部经验,相对于中国社会整体实践还十分片面。但是,如何在微观的村庄调查中完成对宏大理论命题的建构? 这是我们需要回答的方法论问题。

  一、“饱和经验法”

  村庄研究一般被归为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方法相区别。一些采用质性研究方法的学者要达到自己个案研究的“典型性”,十分在意对调查对象的选择上。在社会学研究中,费孝通先生曾经调研过的“开弦弓村”,应该是最具典型性的村庄个案。

  实际上,开弦弓村作为一个普通的长三角地区村庄,并不特殊。“开弦弓村”这样的村庄在当地很多,今天再研究长三角地区农村状况,随机选择一个村庄完全不成问题。由于费孝通先生的理论建构,“开弦弓村”变成了经典著作中的“江村”,而且“江村”的理论意义来自于研究者的深刻阐述。笔者认为,这是研究者高超的理论想象力,而不是研究对象自身决定某项研究的价值。

  在量化研究追求样本“代表性”与质性研究者重视个案“典型性”之外,农村调查的目的是为了做到“经验饱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从接触现象材料开始,定量研究者通常采用归纳认识方法,从离散、随机、偶然中发现一般规律和总体趋势;而定性研究者一般采用演绎的认识方法,常常是带着一些理论命题来观察案例材料,通过个案经验来证实或证伪这些理论命题。我们广泛开展农村调查,既不是采用纯粹的归纳方法,也不是采用纯粹的演绎方法,而是采用“饱和经验法”。

  村庄调研的直接好处是可以接触到十分丰富的经验事实,但是仅仅获得这些经验事实的信息还不够,还需要在这些材料中抽象出一般性认识。“饱和经验法”是在厚重经验的基础上,获得超越材料和现象的一般性认识的方法。农村调研需要一定量的积累,有了一定量的农村调查经历,会逐步形成对村庄现象背后的偶然性与一般性的辨识能力,进而形成对经验的质感。因而,具备经验质感的人,一是能够将理论与经验区别开;二是能够将个别现象放到整体经验中分析和认识,避免认识上要么停留在粗浅、虚假和表面层次而不能深入,要么是从现象一下子上升到理论高度,变成理论与材料的“两张皮”。同时,建立在经验质感基础上的“饱和经验法”,是要完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认识过程。

  农村调查的直接目的是认识中国农村状况、变化和发展趋势等。虽然中国数10多万个村庄千差万别,但是这些村庄并非不存在一般性规律。例如,中国的文化传统在大部分农村是同样传承相似的,“一亩三分地”的农业生产方式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农业也是相似的。另外,我国统一的国家政策、市场经济力量和城镇化趋势等外部力量所推动的农村变化趋势也是相似的。驻村研究不是要穷尽农村社会现象,而是通过具体的村庄调研形成经验质感,并基于经验质感对农村事物进行科学分析,逐步积累形成对中国农村的总体认识。我们到某个村庄调查,会关注村庄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方方面面,在这些具体的现象之间找到事物间的一般联系、机制和逻辑。这些被调研的具体村庄既是我们的调查对象,更是要增加对农村的经验质感。我们不仅调查一个村庄,而且会调查很多村庄,要将一个地方的发现和思考,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并将不同地方的现象放在一起比较,将不同地方获得的认识放在一起综合,进而使认识更加普遍化。

  科学研究紧靠占有材料是不够的。研究某一农村现象不需要穷尽所有村庄,而是要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驻村研究能不能获得关于中国农村的总体性认识,不在于量上能不能穷尽,而在于是否具有经验质感,能否做到经验饱和。定量研究追求研究对象的“代表性”;定性研究追求案例的“典型性”。两者都有可能将驻村研究变成材料占有行为。如果这样则偏离了研究的重心。在量的层面上,研究者局部经验的确不能代表整体经验。因为材料是不能穷尽,社会现象也不能被穷尽,而社会科学工作要做的是推动认识局部经验向整体飞跃。在局部经验上,研究者也能建立起科学的认识。笔者认为,运用“饱和经验法”的研究农村,具有四个显著特点。

  一是要求研究者“想事不想词”。“饱和经验法”是积累了丰富经验后,将具体现象放在整体社会结构中分析,把握事物性质和规律的一种认识方法。“饱和经验法”在认识上融合且超越了归纳和演绎两种方法,从而要求研究者着重观察和思考事物本身,而不是放在事物之外的概念上。概念是用来表意的工具,研究者要警惕概念反而成了研究的束缚。“饱和经验法”要求研究者丢弃思考的拐杖,直接接触经验,在经验中发现事物之间的联系、变化等,等待有了新发现之后,再去寻找合适的概念表达。概念是研究的自然结果,而非思考的起点。

  二是调查不等于材料收集。“饱和经验法”以丰富的经验积累为基础,既注重收集材料,又不拘泥于材料收集。研究者注重材料的收集是指,社会科学的研究要从具体现象开始,避免脱离经验的思考;不注重材料收集是指,社会科学研究过程需要研究者主体性的参与,需要发挥研究者的“社会学想象力”,仅仅靠收集资料还不够。由于任何研究方法都做不到现象百分百把握,所以研究者在有限的条件、时间和精力下,对相关材料的搜集要做到八九分。研究者有了对社会现象八九分的把握,就可以思考这些现象背后的一般规律性东西,提出科学认识;如果追求百分之百的“真相”,反而会限制思考,创新往往是模糊认识时的一闪念。

  三是不同于理论化研究。人类学也常常采用驻村调研方法,“饱和经验法”与人类学的研究不同。人类学一般是持续跟踪一个调研点,有些人类学驻村调查超过1年以上;而我们的驻村调查一般15天左右,较少跟踪1个点,常常是调查一个地方再换一个地方。人类学的驻村研究,从表面上看,特别注重材料和细节,实质则是要借助这些材料和现象来分析抽象的理论问题。与社会学相比,人类学的理论化程度更高。驻村调查属于社会学研究,“饱和经验法”以获得对社会现象的丰富深刻认识为直接目的,不直接讨论抽象的理论命题。

  四是区别于费孝通的设想。费孝通除了调查“开弦弓村”,还调查了其他村庄,编写了“云南三村”,并做了一些比较分析。费孝通设力图通过类型建构来突破个案研究的局限。中国农村可以划分不同的类型,将这些不同类型村庄归描述出来,有利于增加对中国农村的认识。但是这种从个案到类型的设想,本质还是采用了归纳的认识方法。“饱和经验法”基础上的驻村研究,是通过经验饱和来突破个案的局限,实现从特殊走向一般。我们运用“饱和经验法”研究中国农村区域差异,提出南方团结型村庄、北方分裂型村庄和中部原子化村庄,描述了中国农村的理想类型及其区域分布。因此,村庄区域类型是我们建构的农村“图景”的重要面向。

  二、关于西方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是个老话题,有关此问题的讨论容易变成中国社会科学需要不需要借鉴西方理论的问题。我们立足经验研究,认为在研究和写作时要尽量少地套用概念和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反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要走向理论化。“饱和经验法”不仅不反对借鉴西方社会学理论,而且要求谦虚认真地学习和借鉴西方理论。

  社会科学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西方社会科学理产生于西方社会的历史实践,中国社会科学理论要从对中国社会经验的深刻分析中获得。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不是普世性的,但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借鉴它们;相反,具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离不开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借鉴。我们在建立具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的过程中,需要正确地运用西方理论;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正确地理解当前中国社会科学所处的阶段。我国改革开放恢复重建社会科学以来,翻译了大量的西方社会科学著作,高校社会科学教材的主要内容是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知识体系,并培养了大批熟悉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学生。因而,我们在这种背景下,离开西方理论来谈论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显然是不可能的。

  中国过去40年的社会科学发展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0年之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主要以翻译西方著作和理论为主。这一时期,我国向国外输送一批留学生,他们学成归国后成为中国学界的中坚,将西方最新研究方法与话题等带到国内。第二阶段是2000年之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走向规范化,研究议题、研究方法、刊物标准等,逐渐与国际接轨。目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的问题是,很多研究还未深刻地接触中国经验就开始理论化。而从他人那里寻找问题意识,必然是接受他人的研究议题,致使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过早地陷入到一些细节问题中。

  我们要推进社会科学本土化,关键是立足中国社会实践,建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古典社会学理论家深刻地剖析西方社会现代化转型,提出诸多理解历史过程的概念框架。古典社会学在学科中的本源价值在于,确立社会学学科地位,建立了社会学学科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中国社会科学要建立起主体性,同样也需要经历一个“古典”研究阶段。目前,经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译介和学习阶段,中国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和基本方法已经建立起来,但是存在的问题是,缺乏在立场观点方法的层面借鉴西方社会科学,仅是在具体结论层面上学习理论,套用理论来分析中国社会实践。

  因此,我们推进中国社会本土化不是要不要学习西方理论,而是如何正确地学习西方理论。具体而言,笔者认为,当前急需要做的工作是广泛地接触经验,深入地研究中国社会实践。推进社会科学本土化。“既不是要回到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之前,另外建立一套区别于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体系,也不是在具体结论层面上套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而是借鉴西方社会科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现实……‘呼啸着走向田野’,在大刀阔斧的经验研究中,提出自己命题,回答自己的问题,抽象出自己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性认识。”

  三、关于中层理论

  社会科学对事物的观察,可区分为“现象”“经验”“理论”三个层次。“现象”是最浅层次的观察,研究者通过田野调查或是问卷调查收集的资料,属于“现象”观察。最抽象层次的观察是“理论”,是对观察到的社会事实进行概念化描述和逻辑分析后形成的抽象理论。“经验”观察介于二者之间。20世纪50年代,米尔斯批评了美国社会学中两类研究趋向。一是以帕森斯代表的抽象理论化倾向,二是定量研究倾向。米尔斯认为,这两种研究缺乏“社会学想象力”,丧失对社会的深刻观察。米尔斯的观点对于今天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具有一定的启发。

  一是量化研究。问卷调查、统计分析和数学模型是搜集与分析资料的手段和工具,资料本身不会“说话”,量化研究需要与问题意识结合,超越对社会现象的分类、归纳。

  二是抽象的理论化研究。当前,学界有一种主张是到文化经典中寻找中国社会的“基因”。这种观点是将中国社会科学“本体化”。中西文化传统和历史实践十分不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与西方社会科学构成两个对立的“实体”。社会科学是人为建构的产物,在“本体”层面讨论中国社会学是什么,容易将建立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与与借鉴西方理论对立起来。

  社会科学方法不分中西,建立具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关键是用科学方法来分析中国社会实践,提出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概念和理论。借鉴米尔斯的看法,定量研究停留在“现象”观察层面,抽象理论化研究过早地建立大一统理论,二者都失去剖析社会现实的机会。因而,我们建立具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需要通过构建中层理论来实现。

  中层理论对事物的认识比“现象”层次高,比大一统理论层次低,是对社会现象深刻观察后所形成的概念和理论。中层理论立足现象,又超越现象;与纯粹抽象化的大一统理论,中层理论是具体的抽象。我们建立具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和构建中国话语,从根本上讲是要理解“中国是什么”,并将对“中国是什么”的认识以概念化和理论化表述出来。中层理论包含了“经验”成分,又一定程度上抽象,中国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由一系列立足中国经验的中层理论组成。

  赵鼎新教授曾提出可作为衡量一个学术概念成功与否的标准。他认为,好的学术概念应当是具备“解读性”,社会科学概念“必须是大面积解构,而不是建构的……该概念必须指出某一类被忽视的现象,而不是为一个复杂群体的行动方式作出‘正名’”。也就是说,好的社会科学研究应当具备解析和认识经验事实的能力。人们可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人类历史和社会现象,关键是要找到找到分析经验的钥匙。钥匙不止一把,社会科学没有终极真理,大一统理论不存在。

  我们在驻村调研过程中力求做到全方面观察农村社会事物,将其总结归纳,尝试概念化,并放在全国不同地区来检验,反复探索,试图提出一些中层理论。这些中层理论从不同方面呈现农村状况、性质和变化,汇聚起来,最后有可能逐步描述出“农村是什么”的图景。笔者力倡,当前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应当大力发展中层理论。

  四、农村调查的意义

  农村调查既是研究这个具体村庄,也是培养经验质感的手段,还是走向经验饱和的道路。

  首先,农村调查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个案研究。我们的驻村研究是“饱和经验法”基础上的研究,是带着对农村经验的深厚积累,来观察具体村庄中的具体现象。这相当于将全国农村现象放在整个村庄中思考,也相当于将这个村庄的现象放在全国来思考。研究者做驻村研究,不需刻意选择村庄。因为任何一个村庄都值得研究,任何一个村庄都能给人启发。

  其次,农村调查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收集资料。20世纪末,孙立平等学者提出了“过程事件”研究方法,并且在接触现实上是十分成功的。孙立平教授拥有深厚的研究经验,接触“过程事件”可拓展其“社会学想象力”。但是,对于初学者来说,运用“过程事件”这一研究方法时,常常容易陷入细节,致使对社会实践的观察总是停留在“现象”层面,无法区分事件中的偶然性成分与结构性成分,而社会科学研究需上升到“经验”层面。笔者驻村调研时,第一是观察社会现象,关注细节,将其汇聚成为农村经验;第二是在整体经验的基础上认识村庄里的具体现象,区分事件中的偶然成分,把握事情的一般规律。经验研究需要关心细节,同时也要避免被细节所限。

  再者,农村调查重在形成经验质感。社会科学的研究包含着认识上从粗到细、从伪到真、从表到里的逐步深化过程。这个过程依靠研究者对经验的质感,但是若无经验质感,认识要么停留在粗浅、虚假和表面层次,要么容易一下子上升到理论高度,而经验质感是通过一定量的驻村调查获得的。通常,一个研究者进入农村研究,每次15天,总计10次以上的驻村调研,就可初步形成经验质感。经验质感是一种认识能力,在经验质感形成以后,研究者就具备了经验还原的能力,能够将新看到的现象放在整个经验语境中理解。笔者认为,通过驻村调研获得经验质感,可运用于其他研究领域。最后,选择驻村研究是认识中国的开始。笔者将驻村研究作为起点,是因为农村研究容易入场,农村经验容易获得,而研究农村不能局限于农村研究。同样,“饱和经验法”可运用于其他领域,如土地制度、“三农”政策、农民工、城市治理,等等。

作者简介

姓名:桂华 工作单位: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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