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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质量红利:研究述评与未来展望
2020年09月10日 09:42 来源:《重庆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作者:詹韵秋 王军 字号
2020年09月10日 09:42
来源:《重庆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作者:詹韵秋 王军
关键词:人口质量红利;概念界定;研究综述;研究展望

内容摘要:

关键词:人口质量红利;概念界定;研究综述;研究展望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人口质量红利作为近年来数量型红利式微背景下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开始成为学者们关注的议题,也产生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本文基于现有研究,从人口质量红利的内涵、理论源泉、经济效应、度量标准、内外部实现条件以及人口质量红利对数量红利的替代效应等方面进行系统的回顾与梳理。研究发现,人口质量红利目前国外关注较少,国内为主要研究领域,且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的相关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存在着概念不清、指标不明、定量不足、研究不细等问题。最后,基于现有研究,在对人口质量红利内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以便为人口质量红利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思路,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我国人口质量红利的实现问题。

  关 键 词:人口质量红利;概念界定;研究综述;研究展望

  作者简介:詹韵秋(1992-),女,汉族,四川成都人,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分析与人口可持续发展;王军(1991-),男,汉族,安徽定远人,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四川成都611130)。

  当代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9.7%,老年人口达1.32亿。与之相伴的,还有劳动年龄人口在绝对数量以及占总人口比重上的双重下降。近年来关于人口红利的研究可谓浩如烟海,甚至有学者陷入了我国人口红利已然消失、经济下行趋势已成定局的惶恐之中。“人口红利”这一概念最初是在1998年由大卫·布鲁姆(David Bloom)与杰弗里·威廉姆斯(Jeffrey Williamson)提出的,人口转变初期,在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共同作用下,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不断增大,较低的社会抚养比为经济增长献上了一份人口大礼,即“人口礼物”(Demographic Gift)[1]。随后,布鲁姆等人再一次深化了“人口红利”的概念,认为随着人口的变动,必然存在一个时间段的人口年龄结构有利于高投资、高储蓄以及经济的高增长,而此时由于人口变动所呈现出来的经济有利性便是“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2]。由于我国人口转变开始时间迟,因此国内关于人口红利的研究起步也相对较晚。2003年,于学军第一次提出了“人口机会视窗”的概念,并将其诠释为在人口转变进程中出现的总抚养较低、有利于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3]。2004年,王德文和蔡昉在文章中首次使用了“人口红利”的概念,分析了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效应[4]。此后,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俨然成了国内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纵观当时国内外学者对人口红利的相关研究,发现学界对人口红利的内涵界定虽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但基本都认同人口红利的产生源于人口转变所带来的具有生产、储蓄等方面优势的人口年龄结构,不同年龄段人口在数量与结构上的差异是产生人口红利的根源所在。因此学界对传统人口红利的研究多是以人口数量和狭义人口年龄结构为着眼点的,几乎未考虑到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近年来,在老龄化进程不断加深、生育率水平长期低迷的现实背景下,有关我国人口红利已然消失的论断屡见不鲜。正因为看到了人口数量红利的不可持续性以及它所带来的经济增长额外优势已经难以为继,学者们开始寻找人口变动可能对经济发展产生的新动力源。有一些学者站在预防型储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以及生命周期财富流动等不同角度提出了“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概念[5-9],本文认为,尽管有不少学者对第二次人口红利寄予了较高期望,认为它的持续时间会超越第一次人口红利,但如果仅仅从老龄化背景下储蓄动机增强、老年人力资源得到开发以及生命周期财富由负转正等维度来对第二次人口红利进行定义,那么第二次人口红利对经济的推动力将难以与第一次人口红利(传统意义上的人口数量红利)媲美。

  人口机会窗口的逐渐关小是必然趋势,也符合客观规律,而传统意义上人口机会视窗的关闭并不等同于人口红利必然消失,更不代表人口变动注定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人口要素是一个综合体,人口变动也是一个多维过程,不少学者在提出人口红利消失这一论断时仅从人口数量及其结构关系这一要素出发,一叶障目,未能将人口质量这一要素纳入考虑,夸大了人口对经济的作用,有关人口红利的文献综述也仅限于在对数量型红利的梳理上。在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今天,人力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源,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关注点放到人口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联上来,但尚未有学者对人口质量红利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本文拟对人口质量红利的相关研究做一个归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人口质量红利的内涵进行界定并根据其内涵梳理学者们对人口质量红利的研究进程,探讨人口质量红利的衡量标准,概述人口质量红利的实现条件以及它对数量型红利的替代效应,最后提出目前人口质量红利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以期更好地推动人口质量红利的相关研究。

  一、人口质量红利的内涵界定

  “人口质量红利”是近几年在数量型红利式微背景下提出的一个新概念,部分学者在研究中直接提到了这一概念并对其进行了界定:刘琦把人口整体素质与人力资本水平改善进而引发的生产率提高定义为人口质量红利,在他看来,人力资本与人口质量是两个可以等同的概念[10];陈对强调人口质量红利是由劳动力素质提升反映出来的那部分经济增长[11];郑金花将人口质量红利定义为人口素质改善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正面影响[12];杨成钢、闫东东认为人口质量红利是以人力资本储值等要素变动为基础产生的对经济发展的一种有利性,而这种有利性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源[13]。

  相较于“人口质量红利”这一概念,更多学者在研究中使用了“人力资本红利”一词。早在2003年,胡鞍钢就在研究中提到了人力资本红利这一概念[14],他强调劳动力质量对经济的贡献将远大于劳动者数量,提出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收获人力资本红利,为“经济起飞”提供有效的支撑。其后,胡鞍钢进一步分析了人力资本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提出人力资本红利会以教育红利外溢、劳动力素质提高以及劳动力转移至劳动生产率高的部门等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效应[15]。王建和李佳认为,人力资本红利就是要充分利用高质量劳动力挖掘出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而提高社会平均受教育水平是收获人力资本红利的核心所在[16]。此外,部分学者还从人力资本供需结构的视角出发,指出“重学历轻技能”下的人力资本结构性过剩是我国人力资本红利释放过程中的一大阻力[17],人力资本过于集中在垄断性行业也降低了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不利于经济增长[18]。但也有人认为人力资本红利的产生源于通用人力资本的过剩,对通用人力资本的摄取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19]。罗哲和张宇豪则站在人力资本价格的视角提出要想收获新型人口红利,人力资本价格的提升是不二法门[20]。

  在梳理和归纳上述文献时发现,学界对人口质量红利概念的解释缺乏统一的界定,在对人口质量红利进行阐释的同时也没有在本质上将其与人力资本红利的定义相区别,很多学者直接将人力资本水平或者教育水平作为人口质量的衡量标准,而实际上人口质量与人力资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人力资本创始人舒尔茨将由教育、保健、迁移等投资在人身上形成的资本都定义为人力资本。关于人口质量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包括量与质两个方面,其中提高人口质量是人力资本积累的核心[21]。而人口质量是指特定人口具有的一定属性,它能反映人口总体内在的质的规定性[22]98,它包括人口的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对比人口质量和人力资本的概念,可以发现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人口质量代表着人口总体素质水平,它强调一个存量的概念,而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经教育、保健等投资而形成的无形资本,强调的是收益。此外,人口质量较人力资本而言内涵更为宽泛。人口质量红利的产生源于人口质量的变动,人力资本红利的产生得益于人力资本存量的积累。人口质量红利是一个综合概念,需要全面考虑,因此诸多学者将人口质量红利界定为人力资本红利甚至是教育资本积累而产生的经济效应,这就显然不够全面,也不够准确。

  本文在综合前人研究以及考虑到人口质量红利与人力资本红利差异性的基础上,将人口质量红利定义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人口偏好结构转变带来的人口内在质量提升(具体表现为健康、教育、技能结构、思想状态等状况的改善以及人力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所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此外,将人口质量红利分为质量水平和质量利用效率两个维度进行综合界定,其中质量水平反映总量,泛指人口尤其是劳动力的健康水平与教育水平,而质量利用效率是一个结构概念,反映劳动力专业技能结构及人力资本配置效率。

  二、人口质量红利的理论渊源

  人力资本理论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其理论渊源可追溯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处的英国古典时期。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国富论》[23]255-258中蕴含了人力资本的思想,他将人力资本看作一种固定在人身上的资本。他认为教育投资与对人才能的投资不应当看作费用,而应当看作资本,这种资本能够为社会创造出巨大的财富。尽管亚当·斯密的人口质量理论不够完整,但他作为较早触及人口质量研究的经济学家,奠定了人口质量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研究的基础。德国历史学派先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进一步提出了“物质资本”与“精神资本”的概念,并指出智力的积累是精神资本的来源。此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等也相继指出知识财富能够超越物质财富存在,强调知识等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24]234。

  而较为完整的人力资本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最早明确阐述的。舒尔茨定量分析了教育的经济贡献率及收益率,认为人力资本不仅自身具有收益递增这一特点,还能改善物质资本的生产效率,是社会经济增长的源泉[25]201。要想稳定经济增长,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是必然选择,人力资本的投资途径有多种,包括医疗保健、教育培训、迁移等等。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不上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的积累是人们改变贫穷状况的最佳途径[26]。舒尔茨对人力资本的形成途径进行了较为清楚的分析,从教育资本和健康资本积累两个视角考察了人口质量总量增加的经济增长效应,但其理论多为宏观层面的分析,欠缺一定的微观视角。加里·贝克尔(Garys Becker)从家庭和个人的角度出发,采用微观分析的方法阐述了在职培训的意义并探讨了人力资本与未来个人收入之间的关系,认为凡是用于增加人的资源、影响未来个人生产与消费的投资都是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对个人未来的生产率和收益有着直接且正向的影响[27]。

  保罗·罗默(Paul Romer)、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等在研究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时候对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补充,实现了人力资本的内生化。罗默(Romer)将知识这一要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指出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便是知识积累下的内生技术进步[28],他强调知识的溢出效应,认为这种溢出效应会导致厂商的私人收益率比社会收益率低,在政府干预不到位的情况下,厂商用于生产知识的投资将减少,社会增长率也会低于最优状态。因此,他建议政府对生产知识的厂商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29]。卢卡斯则认为人力资本同时具有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其中内部效应主要表现为个人拥有的人力资本能提高其自身生产率,从而为这些拥有人力资本的个体带来收益;而外部溢出效应体现在人力资本的传递效应上,所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都将在人力资本的传递效应下得到提高,进而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30]。

  人力资本理论扩大了资本的概念,将人的能力提升看作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认为人口质量的异质性是导致生产率水平差异和经济增长快慢的根源,人口质量的改善能够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效应。伴随着人口质量对经济发展作用的逐渐增大,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也将日益突出。而新增长理论将专业化人力资本引入增长模式并将人力资本作为核心对其进行了更具体的分析,为预测未来经济发展趋势提供了新的方法。人力资本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虽未直接提到“人口质量红利”一词,但从本质上来看还是以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为切入点在探讨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人口质量红利理论的思想起源,为之后人口质量红利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与现实价值,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它们仅从人口质量水平层面考察了人口质量的经济增长效应,而未能从劳动力技能结构及人力资本利用效率等层面进行分析。

  三、我国人口质量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及其衡量指标

  “人口质量红利”这一概念的提出是近几年的事,但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便看到了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温应乾等在研究中指出,社会生产方式制约着人口质量,而人口质量的提高是经济得以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31]。杨德清和刘永佶在分析人口质量与经济发展关系时发现,我国当时人口质量与经济发展间存在着日益突出的矛盾,而提高人口质量是解决这种矛盾的有效途径[32]。刘振坤将人口质量水准看作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33],强调改善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有益性。刘长茂指出人口质量的提高对经济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他将优先发展教育作为提高人口质量的关键所在,并建议加强对人口质量的研究以适应改革与发展的需要[34]。那个时期对人口质量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多为定性,定量研究极为少见,其中朱国宏选取教育这一变量作为人口质量的一个方面,定量测算出它对我国1952-1986年间的经济增长有着5%左右的贡献率[35],是我国较早的相关定量研究。

  近年来,有关人口质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定量研究逐渐增多,但由于对人口质量红利缺乏统一的界定,学者们在对人口质量的经济效应进行定量研究的时候通常都是采用反映人力资本水平的指标。

  一方面,关于人力资本综合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这种影响是正向的,其中赖明勇等基于我国数据,以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反映人力资本存量的指标,得出其每增加一年,经济增长率提高0.183[36]。周少甫等采用分位数回归法对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其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37]。李德煌、夏恩君在度量人力资本综合存量的经济效应时,同时考虑了教育与健康因素,最终得到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人口数量贡献率更高这一结论[38]。杜伟等通过对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指出人力资本通过技术创新与模仿所产生的间接经济效应大于其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39]。刘耀彬等则在实证分析中指出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只有当人力资本存量突破一定阈值时,其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才能显现[40]。

  另一方面,部分学者将人力资本进一步细化,从教育人力资本、健康人力资本等不同维度实证分析了人口质量与经济间的关系。杨建芳等在运用健康、教育双重人力资本经济效应模型的基础上分析指出,教育和健康是两种资本,其中教育资本的经济贡献率为12.1%,高出健康资本贡献率7.5个百分点[41]。徐祖辉、谭远发也是从健康、教育两个层面分别考察了二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指出我国当前教育资本的经济增长效用是有限的[42]。此外,还有学者选取健康资本或教育资本中的一个维度进行单独分析,其中王弟海以我国省际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健康人力资本的积累对经济增长有利,而教育投资过度却可能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43]。方超、罗英姿则围绕教育人力资本的经济效应展开了研究,发现教育人力资本的积累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增长[44]。

  由此可见,学者们对人口质量红利的指标选取多采用健康状况、平均受教育年限、不同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等反映人力资本存量的指标来对人口质量红利进行量度,而上述指标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人口质量的整体水平而不能反映人口质量的利用效率。张俊良指出,劳动力的专业技能水平及其结构等指标应当作为反映劳动力质量内涵的重要标准进行更为充分的研究[45]。事实上,我国当前的劳动力专业技能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间的结构性失衡将直接削弱人口质量红利的正向效应,甚至可能导致这种效应变为负值,而学界尚缺乏研究将劳动力专业技能结构以及人力资本配置率作为反映人口质量利用效率的指标纳入对人口质量红利的衡量当中来进行定量分析,这也是人口质量红利指标体系需要进一步探索与完善的地方。

  四、人口质量红利的实现条件

  现阶段对人口质量红利实现条件的探讨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个维度。

  (一)人口质量红利实现的内在条件:人口素质的提升、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人力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

  原新认为,人口综合素质的普遍提升是收获人口质量红利的基础与前提条件,目前,我国人口健康素质有了较大幅度的改善,主要体现在婴幼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显著下降的同时,平均预期寿命出现了明显提升,此外,人口受教育水平也大幅提高,具体表现为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因此,我国人口质量红利时期的到来已经具备了坚实基础[46]。

  人力资本的积累会增加人力资本存量并提高其整体水平,是实现人口质量红利的必要条件。人力资本积累离不开投资,关于人力资本投资,多数学者还是围绕健康资本和教育资本两个方面展开。郭震威和齐险峰认为,快速积累人力资本是形成经济增长新动力源的有效途径,通过医疗、教育等途径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能提高劳动力质量,对消失的人口数量红利进行补偿[47]。刘琦强调在人口质量偏好日益增强的工业化时代,家庭对子女健康、教育等方面的投资加大提升了人力资本水平与人口质量,为收获人口质量红利提供了契机[48]。叶文振认为,劳动力的健康状况将直接影响到劳动力素质存量,人口整体健康状况低下会导致社会负担加重。此外,教育水平也是人口质量的重要衡量标准,教育投资有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亦有助于实现从人口机遇到人口红利的转变[49]。

  人力资本配置效率也是影响人口质量红利实现的一个重要内在条件。于学军指出,充分就业对收获人口质量红利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未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劳动力人口在本质上与非劳动力人口无异,都会成为负担人口[3]。其看到了充分利用人力资源对于挖掘潜在人口红利的重要性,但由于文章发表较早,对人口质量红利与人力资本配置效率的关系并未涉及,但它仍在一定程度上为之后的研究提供了思路。王文军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无法实现市场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而导致的劳动力结构性过剩为研究点,提出了“人口红利泡沫”一词,他强调人力资本利用率的低下会导致人口红利的浪费,进而阻碍人口红利的释放[50]。李静和楠玉探究了人力资本错配对人口红利释放的阻碍效应,认为垄断性、非生产性行业过高的人力资本强度降低了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18]。他们强调一方面要重视积累人力资本,另一方面也要提高人力资本配置效率,让人口红利在最大程度上得以释放。此外,徐奇渊、张斌也看到了人力资本错配对质量型红利释放的阻碍效应[51]。

  (二)人口质量红利实现的外部条件

  现将关于人口质量红利的外部实现条件进行梳理,并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是制度保障。关于实现人口红利的制度条件,学界探讨最多的还是劳动力配置制度,我国现有的劳动力转移制度尚不完善,大量劳动适龄人口因受制于劳动力转移机制的弊端滞留于农村而没有实现充分利用[52],而要想破除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制度壁垒,以最大限度释放人口红利,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53]、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60]是必然路径。除劳动力配置制度以外,陈对在研究中强调了完善教育、劳动者健康保障等配套制度对释放人口质量红利所起的作用[11]。原新、高瑗则指出,在这个人口质量红利机会视窗逐渐开启的时代,要加快完善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等各项制度,将人口质量红利的理论机会转化为现实[55]。

  二是城市化的推进。陈对以第三产业增加值作为反映人口质量红利的指标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升有利于收获人口质量红利,因而有效地推进城市化尤其是高质量的城镇化对进一步释放人口质量红利具有重要意义[52]。

  三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型。我国人力资本在受教育水平不同的两个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严重的错配现象,具体表现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人力资本错配阻碍了人力资本红利的释放,要加快调整产业结构,通过推动服务业的发展扭转人力资本错配现象,释放人力资本红利[50]。杨成钢则指出,我国产业的转型升级将对劳动力质量提出更高要求,而进一步推进产业升级会加大人们积累人力资本的动机,进而更好地释放人口质量红利效能[62]。

  四是技术进步与创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较直接效应更为明显,而技术的进步与创新是这种间接作用得以发挥的必要条件[39],技术进步对人力资本投资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57]。故而,应当引进先进技术,促进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相结合进而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58]。

  五、人口质量红利的替代效应

  人口数量红利机会视窗的开启与关闭,皆为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数量型红利无法实现永续,终将走向消亡。在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以“量”为基础的数量型红利优势消失,创造以“质”为基础的质量型红利成为必然趋势的背景之下[59],学界对于人口红利问题的关注点从依赖于人口规模与年龄结构变动而产生的人口数量红利,逐渐过渡到依赖于人力资本积累及其结构优化而产生的人口质量红利上。穆光宗曾在研究中明确指出,人力资本的拥有量决定了我们所能收获的人口红利的大小[60]。此后,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在我国人口数量红利衰退或消失的同时,人口质量红利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李钢等在分析劳动者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指出,自2016年起,劳动者素质的改善每年大约能提高2%的经济增长率。伴随着传统人口数量红利的减弱与人口质量红利的增强,我国产业竞争力也将实现由数量型到质量型战略的转变[61]。郭震威、齐险峰将人口红利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人口红利以劳动力数量优势为依托实现,后期人口红利的实现则得益于在劳动力质量对劳动力数量替代过程中所产生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47]。赵雨等通过研究发现,人口质量的改善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有着积极的影响,人口质量改善驱动下的人口质量红利将重新定义“人口红利”这一概念,应当将提升人口质量作为我国人口经济工作的重点[62]。瞿文化等在批判人口数量红利不具备可持续性的基础上指出: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劳动力质量的提升比劳动力数量的增加更有经济意义,人口质量红利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63];不同于依靠人力资源优势存在的数量型红利,质量型红利依靠人力资本优势在可持续性与推动经济增长的潜能上都更具有优势[46]。

  尽管有不少学者已经意识到当数量型人口红利难以为继之时,质量型人口红利将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但真正将人口数量红利与人口质量红利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出人口质量红利对人口数量红利替代效应的学者仍是少数。其中张同斌指出,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将发生变化,人力资本红利会逐渐取代人口数量红利成为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新动力源[64]。钟水映等人则站在“教育红利”的视角强调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增长负向效应将在一定程度上被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提升所抵消,而能够完全抵消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负面影响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0.13年[65]。尽管张同斌和赵雨等探究了人口数量红利和人口质量红利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实证分析提出了质量型红利对数量型红利的替代效应,但他们并未对具体的替代时间进行测算。杨成钢、闫东东通过比较质量型红利与数量型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首次测算出人口质量红利对人口数量红利形成替代的年份大约是在2010年前后。他们基于微观人口转变理论分析了人口质量红利对人口数量红利产生替代的内在机制,强调伴随着子女成本的上升及其收益的下降,选择生育更少的子女并通过提高子女质量来代替子女数量的家庭越来越多,这是人口质量红利产生的根源[13]。

  六、结论、展望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就研究内容而言,当前学者们对人口质量红利研究的焦点主要聚集在人口质量红利的界定与测量、人口质量红利的实现条件以及人口质量红利对人口数量红利的替代效应上,而就研究方法来看,现有对人口质量红利的研究多从宏观视角和定性分析出发,并在人力资本理论的框架下进行,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我国人口质量红利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国外相关研究较为匮乏,从现有文献来看也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且缺乏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一)结论与研究展望

  首先,对人口质量红利缺乏统一明确的界定。测量人口质量红利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人口质量红利的实现条件及其对数量型人口红利的替代作用都需要以科学、明确地界定人口质量为前提。而目前学界对人口质量红利的界定多采用人力资本红利的概念,未能在辨析人力资本与人口质量红利的基础上真正区分人力资本红利与人口质量红利的内涵。人力资本是人口质量的核心内容,但人口质量红利的内涵应当包括但不仅限于人力资本红利,应当通过人口偏好结构转变的视角对人口质量红利这一概念进行科学统一的诠释,从而为人口质量红利其他方面的研究奠定基础。

  其次,正因为学界尚未对人口质量红利的概念进行统一界定,因而大多数学者都是选取平均受教育年限、不同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等反映人力资本存量的指标来对人口质量红利进行量度,而上述指标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人口质量的整体水平而不能反映劳动力技能结构以及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尽管徐奇渊、李静等学者分析了人力资本错配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但他们并未将人力资本配置效率作为人口质量红利的衡量标准,也未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51,18]。张俊良明确指出劳动力技能结构的不合理是制约人口质量红利释放的重要因素[45],而目前还尚未有学者将劳动力技能结构、人口质量利用率以及人力资本配置效率作为反映人口质量红利的指标构建一个系统而全面的指标体系进行定量研究。

  再次,现有关于我国人口质量红利的研究多是站在全国层面进行分析,缺乏区域和行业异质性的分析视角。全国层面的研究有助于对人口质量红利有一个整体的了解与把握,而我国区域和行业发展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分区域和行业的研究能够深入地反映人口质量的形成机制,方便我们比较人口质量红利对不同区域和行业的经济增长效应并分析这种差异存在的原因。

  最后,关于人口质量红利对人口数量红利的替代作用,尽管已有学者从人力资本存量积累的角度分析出人口素质的提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数量红利消失的负面影响,但有关人口质量红利代替作用的原因、替代作用的实现机制以及替代作用实现之后应当如何最大程度发挥这种替代效应的研究依旧缺乏,急需学者们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二)进一步讨论:我国人口质量红利的实现路径

  人口数量红利的开始与消失都是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由于人口数量红利难以实现永续,因此促进人口数量红利向人口质量红利转化,最大限度释放人口质量红利对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具体来说,提升人口质量红利有以下两个途径。一是提高人口质量。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实现人口质量红利的必要条件,因而要加大对健康、教育等方面的人力资本投资。人口质量的改善一方面要重视人口健康问题,大力发展“大健康”产业,普及健康知识,培养健康生活方式,提高人口身体素质。另一方面要提升学校教育的质量,在打造具有专业知识素养的教师团队的同时,落实好企业职工在职培训,全面提高人口科学文化素质。二是要努力解决人力资本错配问题。人力资本的低利用率会导致人力资本的浪费,进而阻碍人口质量红利的释放,要通过教育制度改革、优化区域间产业结构、引导劳动力资源在行业部门之间合理配置以及平等性别观念等手段扭转人力资本在教育、地区、行业和性别层面的错配现状,以实现人口资本的有效配置,进而更好地释放人口质量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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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姓名:詹韵秋 王军 工作单位:西南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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