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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我服从大我”与“个人自主”并存:农村居民的个体与集体关系研究 ——基于汶川震后灾区调查
2020年09月08日 09:11 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京)2020年第20201期 作者:帅满 罗家德 刘济帆 字号
2020年09月08日 09:11
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京)2020年第20201期 作者:帅满 罗家德 刘济帆
关键词:社群;个体化;集体;自主性

内容摘要:

关键词:社群;个体化;集体;自主性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经历传统时期、集体化时期的“小我服从大我”模式后,社会转型期的个体与集体关系形态有待研究。文章运用集个体化研究、维权研究、分类研究分析范式优势于一体的集体意识与个体的自主性框架,分析汶川震后乡村社区居民的个体与集体意识的关系,并对国家意识、社群意识、个体的自主性三个维度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国家意识”“社群意识”“屈从集体”“集体冷漠”四个因子。在此基础上,文章进行聚类分析,区隔出精英、中层、游离者、底层四个群体,呈现了社会转型期“小我服从大我”与“个人自主”并存的个体与集体关系格局。

  关 键 词:社群;个体化;集体;自主性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网络结构信任研究:以乡村社区自组织过程为例”(项目编号:16YJC840019);陕西省博士后科研资助项目“分类控制:快递公司对快递员的劳动控制研究”(项目编号:2017BSHYDZZ59)。

  作者简介:帅满,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本校研究员;罗家德,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济帆,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一、引言:个体与集体关系形态

  个体与社会、国家的关系是社会科学经久不衰的研究议题。我国传统时期和集体化时期的个体分别融于社群或国家构成的集体之中,脱离集体便无法界定个体的身份。受关系主义文化影响,传统儒家家庭主导生产和生活活动,个体受父权文化濡染并融于家庭、世系和地方关系网络构成的社群之中,为了社群的绵延而存在(费孝通,1998;许烺光,2001)。集体化时期,国家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将农民从基于血缘、地缘网络的社群中剥离出来,融入公社、生产队的再分配体系之中,形成傅高义(Vogel,1965)所言普遍主义的社员/同志关系,成为忠诚于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公民。魏昂德(Walder,1986)发现,个体对垄断所有资源和机会的国家、集体形成了制度性依赖,有原则的特殊主义盛行,上下级建立起权力—庇护的互惠关系和派系网络来获得资源、福利或升迁。

  阎云翔(Yan,2010)认为,西欧社会的个体化是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范畴转型,中国社会个体化的核心是个体与国家关系的变迁,以个体欲望和利益为中心的“小我”和以集体利益为中心的“大我”之间的关系、个体与集体的关系是定义个人和个体性及其理解中国人自我的关键。1978年开启的市场经济改革引发了“市场转型理论”的国际学术讨论(边燕杰,2002;边燕杰等,2008),“社会转型”成为学界描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阶段的通用语(李培林,1992;何增科,2003)。经历传统时期、集体化时期的“小我服从大我”模式后,社会转型期的个体与集体关系呈现为何种形态?文章将梳理个体与集体关系研究,提出全新框架分析和呈现社会转型期个体与集体关系的复杂性,并探寻其背后的理论意蕴和实践启示。

  二、研究理论:个体与集体关系的演变与类型

  个体与集体关系研究包括个体化研究、维权研究、分类研究三种分析范式,探讨了个体与集体关系的类型、特质及阶段性演变,三者各有侧重。

  (一)个体化研究

  个体化理论在西欧社会提出,福利国家制度的普遍实施使民众从传统的性别、家庭、阶级、阶层等范畴中脱离出来,实现了从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转型,个体化反映了人们对自由和多元生活的追求,包括去传统、脱嵌、再嵌入三个方面(吉登斯,1998;贝克等,2011)。阎云翔(Yan,2010、2016)认为,我国处于国家管理的个体化进程之中:从传统时期的忠于社群到集体化时期的忠于国家,既是个体摆脱祖荫的去传统和脱嵌过程,也是再嵌入公社或单位,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过程;社会转型期的“松绑”和流动促成了个体从国家的脱嵌,由于缺乏西欧的古典个人主义发育和福利体制,拥有更多选择和自由的个人被迫回到家庭和私人关系网络等社群中寻求再嵌入的可能性。

  阎云翔(Yan,2010;阎云翔,2019)总结发现,我国的道德伦理有从注重责任和自我牺牲的集体主义伦理向强调个体权利和自我发展的个人主义伦理转向,个人幸福、权利和自我实现成为个体的生活目标,道德判断的标准在底线道德、个体主体性和尊严、同理心和社会信任、社会公德四个尺度上不断往后推进和变革;农民的私人生活发生了孝道衰落、青年自主权上升、爱情和夫妻关系重要性增加、隐私和财产观念兴起等重大变革,然而,走出祖荫的个体并没有获得真正的独立,虽然国家对追求个人利益、包容婚前性行为等个体的崛起和道德伦理变迁较为包容,但国家管理下的个体化将个体的自主性局限在私人生活和经济活动领域,仍在追求生活机会的个体未能摆脱个体服从集体的角色设定。

  (二)维权研究

  个体化研究将集体分为社群和国家,勾勒出传统时期个体融于社群、集体化时期个体融于国家、社会转型期个体仍旧为民族国家现代化而奋斗的个体与集体关系演变过程,“小我服从大我”的个体与集体关系保持不变。个体化研究提供了理解个体和集体关系的制度背景,但没有对个体、群体心态给予足够关注,如个体、群体/组织如何回应集体的管控、群体内部存在何种差异等,维权研究和分类研究则对其进行了补充。

  维权研究发现,农民、工人和市民等群体和组织运用法律、权利等武器表达并维护自身的权益和利益,在与国家、社会的互动中表现出了法权意识、行动能力和公民勇气(陈映芳,2006;沈原,2006;陈鹏,2010),维权武器、维权瓶颈两重属性使市民的维权行动实现了组织、制度和身份的扩展(刘子曦,2010)。维权抗争促使维权者拆分国家的治理层级、拆分抽象国家的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双重身份、拆分具体国家的行政和经济职能,反思“小我服从大我”模式,使国家、市场、社会、个人从四位一体逐渐分化、独立,民众的自我、公私边界从通透的渗透式向封闭的紧实式转化,从包容性自我转向自主性自我(杨宜音,2008;施芸卿,2013),使个体和国家关系演变为强调个人权利、法律和规则的“个人自主”模式(贺美德、鲁纳,2011)。

  (三)分类研究

  维权研究认为维权者的个体与集体关系由“小我服从大我”向“个人自主”模式转变,洞察了个体与集体关系的最新动态,也开启了个体与集体关系的分类研究。与维权研究考察特定群体不同,分类研究调查特定区域内的群体,将个体和集体关系操作化为认知层面的个体和集体意识,通过建构测量指标来研究群体/行为分类现象。

  关于个体和集体意识的测量,普特南(Putnam,1993)、沃尔克等人(Volker et al.,2007)、王卓(2010)的研究发现了性别、年龄、户籍、居住地、受教育程度、是否党员、社会资本等变量对个体和集体意识的影响力。杨宜音(2008)用倾向于关注公共事物与利益的程度、以契约权利方式处理公私矛盾的程度两个指标来分析个体与集体意识,也有学者将个体和集体意识分为五个维度,如参与意识、公共责任意识、法律意识、政治效能意识、权利意识(章秀英、戴春林,2009),公民权利义务认知度、公共事务关心度、公民社会价值观认同度、公民参与行为意向(王卓,2010;王卓、吴迪,2010)。

  关于个体和集体意识分类,既有研究区分了强弱程度不同的群体和行为,如臣民和公民身份和行为模式(刘泽华,1991;维沃尔卡,2017:31~36);高公共性高契约性取向的公民行为、高公共性低契约性取向的臣民行为、低公共性高契约性取向的市场行为、低公共性低契约性取向的自己人行为(杨宜音,2008);灾后重建中同时参加自组织和政府组织重建的精英群体,只参加自组织重建的社会资源强势团体,只参加政府组织重建的政治资源强势团体,两类均不参与的弱势群体(罗家德等,2014:206~219)。

  三、分析框架:集体意识与个体的自主性研究

  社会转型期的个体与集体关系形态仍有待研究,个体和集体关系研究的三种分析范式各有优势和不足,是否存在集三种范式优势于一体的分析路径?个体化研究强于把握总体趋势和格局,但无法完整呈现社会转型期民众社会和政治心态的复杂性,未能洞悉群体差异和内部分化现象;维权研究补充并推进了个体化研究,洞悉了个体与集体关系的最新进展,但仅考察少数群体,无法反映个体和集体关系的全貌;分类研究关注个体和集体意识的类型、特质、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可以弥补个体化研究和维权研究的不足,但存在测量指标结构不够稳定、类型划分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因此,找到更稳定的测量指标、更有效的分类标准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个体与集体关系的测量方面,个体化研究和维权研究将个体与集体的关系、个体的自主性作为分析对象。主体形成理论认为,传统个体只有随着自主能力的提升、走出社会生活才能组建自给自足的实体,而当代社会的个体要成为主体,需要通过完全参与社会生活来找到自我实现的条件(维沃尔卡,2017:31~36),作为主体灵魂的自主性是判断个体与集体关系的关键指标,它既可以衡量个体意识的强弱(自主性越强意味着个体意识越强),也可以用来判断个体和集体意识之间的关系(自主性越强意味着个体服从集体、集体压抑个体的可能性越小)。因此,个体与集体关系研究可由个体意识、集体意识、个体与集体意识的关系化约为集体意识和个体的自主性研究。

  分类研究将个体和集体意识的构成要素及其强弱作为着眼点,但不同研究得出的要素往往不一致,个体和集体意识强弱分类也大不相同。有鉴于此,文章吸收个体化研究将集体分为社群和国家、分类研究将个体和集体关系操作化为个体和集体意识并对群体/行为分类、个体意识及其与集体意识的关系化约为个体的自主性等思想,运用汶川震后灾区居民的调查数据,对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社区居民的个体和集体关系进行研究,将其操作化为国家意识、社群意识、个体的自主性三个维度,既确立了个体与集体意识分析的统一维度,又可以辨识不同群体的属性和特质,也可以呈现个体与集体关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集三种分析范式优势于一体。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参考和借鉴公认量表,为国家意识、社群意识、个体的自主性建构测量指标,弥补个体化研究和维权研究未建立操作化测量指标的不足,形成结构清晰、关系稳定的个体与集体意识测量指标也可以推进分类研究;其次,运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寻找影响个体和集体意识的因子;最后,结合探索得出的因子、个体社会资本和人口学等变量,通过聚类分析呈现不同个体和集体意识群体的属性和特质。

  四、研究方法:数据、变量与测量

  作者所在研究团队于汶川震后重建完成三年之际的2012年4月,在四川受灾地区德阳的什邡市9个村庄、绵竹市3个村庄,成都彭州市和郫县13个村庄以及阿坝州茂县5个村庄,总共30个村庄中实施了一项问卷调查。选择汶川灾后重建情境分析个体与集体的关系,是因为地震破坏了灾民的家园,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生计和社群互动模式,在灾后重建过程中,批量政府和社会资源密集对接到社群,为居民带来物质支援、人力帮扶和精神抚慰,灾民对个体和社群、国家的关系会有更为直观的感受。虽然大灾大难具有突发性,但灾后援建政策的制定和落实、重建过程的实施以及民众与社群、国家的互动并未脱离国家治理体制和逻辑(荣敬本,1998;周黎安,2007;曹正汉,2011;周雪光,2012),即灾后情境并未偏离常态,而是使常态时期不易觉察或不甚鲜明的个体和集体关系更加凸显,为更好地观察个体心理认知、社会结构和社会互动过程,研究个体与集体关系,提供了窗口。

  重大突发事件会造成民众政治和社会心态的波动,社会网络中蕴含资源的多寡会导致个体、家户应对风险的能力以及社区治理绩效出现分化(赵延东,2011;罗家德等,2014),但灾后情境的民众心态和社会资本的功效并未呈现出与常态时期截然不同的逻辑。因此,运用汶川震后调查研究个体与集体的关系不仅具有可行性,也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首先,量化研究是对以质性研究为主的个体和集体关系研究的丰富和完善,推动研究对话朝可重复测量、变量操作日益精准的方向前进;其次,可为常态情境的个体和集体关系研究提供参照群体,推进灾后与常态情境的个体和集体关系比较研究;最后,个体和集体意识的类型划分既可为突发事件管理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也可为日常社会治理提供参考和借鉴。

  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本次调查并未采用“概率与规模成比例抽样”法,而是根据村庄规模、交通便利程度进行方便抽样,调查基本涵盖灾区所有的社群类型:德阳市、绵阳市是川西平原受灾较重的汉族聚居农村,以农业为主营经济;彭州市是成都市辖区内的川西平原受灾地区,有较多的服务业;羌人聚居的山区北川县和茂县以农业为主。调查将行政村村民名册作为抽样框,每个村庄随机抽样33户,入户后再以Kish表选取一名成年人作为访谈对象,调研得到953份问卷,有效问卷949份(有效率为99.58%)。调查员由社会科学专业的博硕士生构成,访谈前经过了相关的专业培训。调查问卷由研究团队根据理论、量表自行设计,收集了被访者的社会网络、对社群和国家的认知等信息,与此次分析有关的内容包括社会经济地位信息、村民对个体与集体关系的认知。

  林南(Lin,2001)认为,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是资源,个体可以从社会网络中动员和获取资源,获得回报,“春节拜年网”是测量个体社会资本的经典方法,既关注个体与其他社群成员的关系、在社群内的结构位置(拜年网规模和密度),也关注个体与集体的关联方式和程度(拜年网密度和网顶)(边燕杰、李煜,2001)。个体社会资本联结了个体、社群与国家,能直观反映个体与集体互动方式和关联强度。除了拜年网,文章还调查了工具支持网、情感讨论网和干部网,形成如下三个个体社会资本测量指标:“拜年网规模”指拜年网中给受访者拜年的人数,是测量网络规模的经典题器;“乡以上干部中亲友数”指乡及以上政府机构中担任干部的亲友人数,是个体的政治关系指标,关注网络中的权力因素;“关系网中亲友比例”指村民在情感网、工具网中亲戚朋友比例的均值,反映网络异质性,关系网由工具支持网和情感讨论网合并得到。那哈皮特和戈沙尔(Nahapiet & Ghoshal,1998)、山岸俊男等人(Yamagishi et al.,1998)认为,关系网中亲友比例高,表明个体深深嵌入在密网中、强连带多,反之则网络密度低、弱连带多。

  国家意识、社群意识和个体自主性的测量借鉴了社会责任量表、社群社会资本量表以及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2008年“中国公民意识年度调查”,共计得到13个题器:1~3询问个体对社群公共事务的关注程度和参与意愿,隶属“社群意识”维度;4~7询问个体对牵涉国家事务和利益问题的看法和态度,并涉及个体如何处理个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冲突,既可以测量个体的国家意识强弱,也能体察个体自主性的高低;8~13询问个体对自身角色的认知及其个体处理与集体关系的方法和态度,既可能询问的是个体的国家意识和社群意识强弱,也可能是考察个体的自主性高低(见表1)。

  表1:个体与集体意识测量题器及其出处

序号 题器 出处  
1 如果有影响整个村子的问题,我觉得我有义务帮忙解决。 社群社会资本量表  
2 如果村里的一项公共工程不直接对你有利,你会为此付出时间。  
3 如果村里的一项公共工程不直接对你有利,你会为此付出金钱。  
4 只要是国家的事情,个人都应该义不容辞。 中国公民意识年度调查  
5 在国家利益面前,个人利益再大也是小的。  
6 政府拆迁,老百姓应该无条件搬走。  
7 老百姓应该听从政府的,下级应该听从上级的。  
8 尽力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是每个人的本分。 社会责任量表  
9 每个人都应该花一些时间来为自己的家乡和国家做贡献。  
10 答应别人的事没做到,我会觉得很不好。  
11 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别管别人的,这样对大家都更好。  
12 关心国家大事没有什么用,因为我没法改变它们。  
13 即使现在大家对别人漠不关心,但自己家的日子照样过。

  五、分析结果

  文章建构了国家意识、社群意识、个体的自主性三个维度的个体与集体意识测量指标体系,后文将以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的因子、个体社会资本和人口学指标为依据,通过聚类分析区隔出汶川震后灾区不同类型的居民。

  (一)探索性因素分析

  对13个题器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见表2),可以提取出四个因子:

  表2:个体与集体意识的探索性因素分析

  成分  
1 2 3 4  
尽力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是每个人的本分。 0.835 0.062 -0.106 0.018  
每个人都应该花一些时间来为自己的家乡和国家做贡献。 0.829 0.062 -0.008 0.026  
答应别人的事没做到,我会觉得很不好。 0.744 0.145 -0.017 -0.008  
只要是国家的事情,个人都应该义不容辞。 0.678 0.183 0.477 -0.055  
在国家利益面前,个人利益再大也是小的。 0.602 0.160 0.476 0.013  
如果有影响整个村子的问题,我觉得我有义务帮忙解决。 0.202 0.716 0.075 0.001  
如果村里的一项公共工程不直接对你有利,你会为此付出时间。 0.128 0.867 0.133 -0.013  
如果村里的一项公共工程不直接对你有利,你会为此付出金钱。 0.028 0.836 -0.012 -0.029  
政府拆迁,老百姓应该无条件搬走。 -0.211 0.016 0.766 -0.058  
老百姓应该听从政府的,下级应该听从上级的。 0.220 0.104 0.735 0.075  
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别管别人的,这样对大家都更好。 -0.093 -0.121 0.272 0.707  
关心国家大事没有什么用,因为我没法改变它们。 0.102 0.027 -0.075 0.682  
即使现在大家对别人漠不关心,但自己家的日子照样过。 -0.022 0.023 -0.082 0.655

  提取方法:主成分。旋转法:具有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旋转在5次迭代后收敛。

  文章将因子1命名为个体关注国家、支持国家利益的“国家意识”,因子2命名为个体关注社群、支持社群利益的“社群意识”,因子3命名为个体服从国家、国家利益高于个体利益的“屈从国家”,因子4命名为个体对社群和国家均较为冷漠、具有犬儒心态的“集体冷漠”。四个因子与理论分析、三个主题的题器高度契合:国家和社群是集体的两个部分,“国家意识”“社群意识”因子是集体意识的两个构成要素,社群意识的题器恰好形成“社群意识”因子;关于集体意识和个体自主性的题器形成了“国家意识”“屈从集体”“集体冷漠”三个因子;“屈从集体”“集体冷漠”因子反映了不同程度的个体自主性,前者表明个体意识受到国家和社群意识的压抑,个体的自主性较弱,后者则不再将国家和社群利益放在首位,具有一定的自主性。

  那么,汶川震后乡村社区居民的个体意识、集体意识及其关系存在怎样的群体内部差异?社群意识强的人会有更高的国家意识吗?屈从集体的人和对集体冷漠的人有什么区别?

  (二)聚类分析

  以“国家意识”“社群意识”“屈从集体”“集体冷漠”“拜年网规模”“乡以上干部中亲友数”“关系网中亲友比例”、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党员身份作为标准,文章运用K-均值聚类的方法对949个汶川震后灾区居民样本进行聚类分析。剔除有一项及以上缺失值的社会网络数据,同时,考虑到空巢家庭的特殊性,只有孤寡老人的部分家庭有缺失值时,文章将其拜年网规模及其他三个网络数据标记为零,从而得到有效分析数据555条。如表3所示,聚类分析区隔出四个群体。

  表3:聚类分析四类人的社会属性一览表

类别 关系网亲友比例 拜年网总人数 乡以上干部网规模 性别 教育 党员 年龄 国家意识 社群意识 屈从集体 集体冷漠  
第一类 均值 0.667(-) 136.267(+) 0.533(+) 0.667 8.067(+) 0.200 43.867(-) 0.654(+) 0.645(+) -0.328(-) -0.354(-)  
N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标准差 0.383 22.717 0.915 0.488 4.935 0.414 17.258 0.825 1.158 1.131 1.085  
第二类 均值 0.790 32.148 0.148 0.612 6.459 0.077 44.138(-) 0.213(+) 0.062 -0.213(-) -0.177(-)  
N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196 189 189 189 189  
标准差 0.296 10.689 0.611 0.488 3.739 0.267 13.152 0.858 1.011 0.996 1.062  
第三类 均值 0.695(-) 74.197(+) 0.310(+) 0.606 7.141(+) 0.127 45.282(-) 0.050 -0.073 -0.269(-) -0.205(-)  
N 71 71 71 71 71 71 71 68 68 68 68  
标准差 0.321 14.604 1.036 0.492 4.679 0.335 15.520 0.928 1.058 1.018 0.979  
第四类 均值 0.794 9.865(-) 0.070 0.553 4.78(-) 0.114 58.205(+) -0.202(-) -0.061 0.241(+) 0.199(+)  
N 273 273 273 273 273 273 273 263 263 263 263  
标准差 0.289 7.269 0.341 0.498 3.731 0.318 13.674 1.08 0.958 0.939 0.919  
总计 均值 0.776 29.380 0.140 0.584 5.764 0.105 51.196 0.000 0.000 0.000 0.000  
N 555 555 555 555 555 555 555 535 535 535 535  
标准差 0.300 29.382 0.596 0.493 4.022 0.306 15.441 1.000 1.000 1.000 1.000

  注:“+”代表平均值显著高于总体均值;“-”代表平均值显著低于总体均值;黑体代表平均值为四类人中最高,斜体代表平均值为四类人中最低。

  第一类人比例最低,为2.7%,年纪最轻,青壮年男性偏多,受教育程度和党员比例最高,拜年网总人数最多、乡以上干部网规模最大、关系网亲友比例最低,表明他们的社会网络不局限于本社区,是乡村社区中个体社会资本最多的极少数“精英”。他们的“国家意识”“社群意识”因子得分最高,“屈从集体”“集体冷漠”因子得分最低,表明他们关心国家、社群的公共事务,不会牺牲自己来服从集体利益,个体与集体利益并行不悖,集体意识不会压抑个体意识,具有极高的自主性。

  第四类人比例最高,为49.2%,女性居多,年龄最大、受教育程度最低,拜年网规模最小、乡及乡以上干部网规模最小,个体社会资本匮乏,但关系网亲友比例最高,表明他们深深镶嵌在社群中,接触异质性群体和信息的机会极少,是乡村社区占据半数的“底层”。与精英相反,他们的“国家意识”“社群意识”因子得分最低,“屈从集体”“集体冷漠”因子得分最高,表明他们对社群、国家的公共事务都最为冷漠,但个体意识被政府权力等压抑,会屈从集体指令行事,自主性极低。

  第二类人比例次高,为35.3%,和底层相比,男性更多、更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但党员比例最低,显示其党政关系较少、较差。关系网亲友比例较高,表明他们镶嵌在密网中,接触异质性群体和信息的机会有限,拜年网尚属发达,社会资本较多,是乡村社区中的“中层”。他们的“国家意识”“社群意识”因子得分偏高,“屈从集体”“集体冷漠”因子得分较低,表明他们对国家、社群的公共事务较为热心,但与政权关系则不太紧密,较少受到集体的压抑,具有较高的自主性。

  第三类人比例次低,为12.8%,年龄、性别、教育和中层差不多,但有较高的党员比例,乡以上干部网规模较大,显示其党政关系较中层稍好。他们的四个因子得分均较低,表明已逐步走出集体的控制和束缚,具有一定的自主性,虽然有融入集体的再嵌入愿望,但暂时还游离于集体边缘,为“游离者”。

  六、总结与讨论

  我国传统时期、集体化时期的个体与集体关系呈现为“小我服从大我”模式,社会转型期的个体与集体关系形态有待研究。在个体化研究、维权研究、分类研究分析范式基础上,文章运用集三种分析范式优势于一体的集体意识和个体的自主性分析框架,将其分为国家意识、社群意识、个体的自主性三个维度,并运用汶川震后灾区调查数据,探讨个体和集体关系群体分化背后的理论意蕴和实践启示。

  (一)研究发现

  本文对个体和集体意识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国家意识”“社群意识”“屈从集体”“集体冷漠”四个因子,在此基础上的聚类分析区隔出汶川震后灾区个体与集体关系差异性明显的四个群体:精英社会经济地位高、社会资本丰富,且具有极高的自主性,关心国家和社群的公共事务,个体和集体意识并行不悖;底层的社会经济地位低、社会资本匮乏,且自主性极低,个体意识被集体意识所压抑;中层展现出向热心公共事务的独立个体转变,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党政关系一般,有较高的集体意识和自主性,但与集体的关系较精英略远;游离者的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党政关系比中层更好,已摆脱集体的压抑和束缚,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但尚未实现再嵌入。

  可见,精英的自主性最高,底层最低,中层和游离者居中。游离者从集体“脱嵌”后尚未再嵌入,更接近底层。中层从国家脱嵌后,在社群中找到了归属感,但再嵌入的程度不如精英深,更接近精英。游离者和中层是个体的自主性从弱到强、个体和集体关系从“小我服从大我”向“个人自主”模式转变过程中的两个过渡阶段。总体而言,社会转型期的个体与集体关系呈现为“小我服从大我”和“个人自主”并存格局。

  汶川地震提供了救灾与重建的公共参与机会,相比老一辈,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与社会资本的积累,青壮年世代的自主性不断提升,不再屈从集体指令、被动参与集体事务,有了较高的集体意识,对国家和社群的公共事务较为关注,且二者呈正相关,相辅相生。随着教育程度和个体社会资本继续升高,一小群精英展现了极高的自主性,又有最强的集体意识,指出了自主又关心公共事务意识转化的可能因素,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社会资本以及社群意识,只是这种转化不是线性的,党政关系多反而会形成游离者的现象值得深思。

  自主又关心公共事务意识非线性发展的一个可能解释是,那些社会资本较多、密网嵌入较少的人反而会有较强的资源动员能力,因此降低了对社群团结的需要,所以当他们有较强的自主性时,反而展现出对公共利益冷漠的态度。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占据半数的底层因为能力弱、社会资源少,所以政府较少动员他们,反映在灾后重建,也是弱势群体既不参加自组织重建,也不参加政府组织的重建活动,但他们中有许多党员,被动参与公共活动导致他们欠缺主动参与志愿活动的意愿。哪一种解释更贴近现实,抑或有其他原因,有待后续深入研究。

  “社群意识”“国家意识”在中国乡村社区精英和中层中并行不悖,支持了普特南(Putnam,1993)横向联结多有助于形成较高国家意识的论点。“集体冷漠”伴随着“屈从集体”在底层中相生,似乎说明不关注个人权利的人也不太关注集体利益,却会服从由上而下的政府动员指令,即被动的参与并不能带来主动的关注。社会转型时期民众的心态变化有待更深入的剖析。

  (二)研究讨论

  本文运用汶川震后实证数据分析乡村社区居民的个体与集体关系,区隔出集体意识和自主性由高到低的精英、中层、游离者、底层四个群体,呈现了社会转型期“小我服从大我”与“个人自主”并存的个体与集体关系形态,研究贡献如下:

  其一,支持并推进了个体与集体关系分析范式。个体化研究认为社会转型期的个体与集体关系仍为“小我服从大我”模式,且个体开始回归社群,寻找再嵌入的途径。文章发现一半的底层保持了“小我服从大我”模式,但也有38%的精英和中层呈现为“个人自主”模式,表现出较为强烈的社群意识,在社群中找到了再嵌入的途径,接近13%的游离者为反思性模式,呈现了个体与集体关系的多元性。维权研究关注从“小我服从大我”向“个人自主”模式转化的维权抗争群体,文章区隔出的精英和中层也表现出“个人自主”模式,底层和游离者的发现则补充和完善了维权研究发现。文章寻找到结构稳定的个体与集体意识测量指标并区隔出四个群体,支持并推进了分类研究。

  其二,呈现了个体脱嵌、再嵌入的动态演化过程和群体分化现象,丰富和完善了个体化理论。个体化理论呈现了个体在不同集体中脱嵌和再嵌入的过程,即集体化时期的个体从社群脱嵌并嵌入国家,社会转型时期,从国家脱嵌的个体到传统社群寻找再嵌入机会,但个体化理论没有区分同一时期不同群体的脱嵌和再嵌入过程。文章发现,底层尚未从集体化时期的国家中脱嵌,游离者从国家脱嵌后尚未实现再嵌入,中层和精英从国家脱嵌后实现了社群再嵌入,即个体化进程并非均质、同步进行,会因个体属性不同而出现未脱嵌、已脱嵌但未再嵌入、已脱嵌且再嵌入的差异,个体化动态演变过程的揭示有助于丰富和完善个体化理论。

  其三,推进了主体形成过程研究。主体是逐步建构形成的,自主能力提升、走出社会生活是传统社会中组建自给自足实体的关键,完全参与社会生活则是当代社会主体锻造的必由之路。然而,主体形成研究既未指明“社会生活”的具体含义,也未阐明主体形成的阶段和形态。文章将“社会生活”具体化为社群和国家两个维度,并区分出非主体、主体及其两个过渡形态四类,推进了主体形成过程研究:底层接近臣民,尚未形成主体;精英是自给自足的主体;游离者和中层介于非主体和主体之间,前者更接近臣民,后者更接近公民。

  其四,可以为社会管理创新、改变社群成员观念和行动提供参考和借鉴。结合不同类型群体的特质,进行分类动员和引导,提升他们的公共参与意识和行动力,是推进善治的必由之路。一方面,应搭建更多的公共参与平台,让精英和中层影响、说服、带动游离者和底层参与集体活动,让他们感受到社群和国家的温暖,促成“要我参与”向“我要参与”的转变,提升其集体意识和自主性;另一方面,应为底层和游离者赋权,如提升其受教育水平、开展普法宣传、建构更丰富的个体社会资本等。

  本文勾勒出传统时期和集体化时期的“小我服从大我”到社会转型时期的“小我服从大我”和“个人自主”并存的个体和集体关系动态演变过程,那么,个体和集体关系演化的根源或内在逻辑是什么?文章尝试概括两个指标,对厘清个体和国家关系演变线索进行大胆探索:“国家对个体的介入强度”中的“国家”指代表权力部门的党和政府;“个体从国家之外获得资源的机会多寡”则包括从市场、互惠等非再分配途径获得资源的机会(波兰尼,2007);两个指标可区分四种个体和国家关系。

  传统时期的个体服从社群,以儒家文化伦理、“皇权不下县”和宗族组织等文化和制度安排为依托,国家对个体生活的介入相对集体化时期较弱,且受重农抑商的影响,个体从国家之外获得资源的机会较少。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单位制和人民公社制,国家直接介入个体的工作和生活,从社群脱嵌的个体成为社会主义公民,从国家之外获得资源的机会极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住房、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改革将城乡居民推向市场,人口大规模流动,非政府组织等民间团体进入了蓬勃发展期,但再分配和市场成为制造不平等的双重机制(吴开泽,2016),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差距增大,出现了城乡和阶层间的断裂(孙立平,2003),个体和集体意识呈多元化发展态势。我国正朝全面依法治国的方向迈进,当社会转型完成时,服务型政府角色势必会减弱国家对个体的直接介入和介入强度,个体从国家之外获得资源的机会将增加,将形塑出与转型时期不同的个体和国家关系、个体和集体意识。

  本文待商榷和完善之处包括:首先,运用集体意识和个体的自主性框架分析个体和集体意识的关系是一个初步探索,分析维度更加完整和稳定、信度和效度更高的测量方法有待后续努力,其中,题器仅涉及公共参与的意识层面,对行为层面关注不足,因素分析中只有两题被归入“屈从集体”因子,其内在效度将较难检验;其次,灾后重建三年乡村社区样本虽然有利于通过观察民众的救灾与重建活动来分析个体与集体意识、个体与集体关系,但因样本较窄,较难推论到社会转型期的所有乡村社区,城市社区是否存在四类群体的区分也有待研究,因为没有进行跟踪调查,所以无法判断灾后重建时期和重建完成常态时期的个体与集体关系存在多大程度的区别;又次,横截面调查研究使跨越较长时段的个体和集体关系比较研究受到限制,且无法通过实证方法探析个体和集体关系的演变机理、群体分化原因,若能搜集到不同时期总体或部分地域可量化操作的个体与集体关系档案资料,或对个体和集体关系进行追踪调查,并对个体和集体关系的演化机制和逻辑进行假设检验,则可以开展个体和集体关系的纵向比较研究,为后续研究明晰了方向;最后,描述性统计分析显示了乡村居民通过参与灾后重建活动发展公民意识的可能性,但有待进一步的因果模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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