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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走向社会:一个社会资本的视角
2020年09月03日 09:12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20年第2期 作者:林南 字号
2020年09月03日 09:12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20年第2期 作者:林南
关键词: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社会网络;地位获得

内容摘要:

关键词: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社会网络;地位获得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资本形态,对个人和社会有着广泛而重要的影响。文章首先简述了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测量方法及最新研究进展,以及一个基础性的因果分析框架。然后,分析和梳理了社会资本跨学科研究的四条进路,即对企业组织、公共参与、健康与幸福感的影响,以及跨时空的比较研究。最后,提出社会资本研究的三个理论方向以供探讨:第一,如何将具有中国特色的“关系”研究与社会资本研究进行更紧密地结合;第二,更充分地考虑嵌入于个人自身的资源与嵌入于结构位置的资源的不同,以及这一不同对社会资本的调用和作用效应带来的影响;第三,如何从接受方和给予方的双重视角来分析社会资本,特别要关注给予帮助者的动机(比如为了集体利益的利他动机),这是理解个人如何走向社会、实现微观到宏观转变的关键一环。

  关 键 词: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社会网络;地位获得

  作者简介:林南,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讲座教授,研究方向:社会资本、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北卡罗来纳州 达勒姆 27708)。

  布劳、邓肯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地位获得模型,强调家庭背景、教育水平对个人获得某一社会地位的重要作用。起于对此模型的反思,笔者将社会资本视为第三种相对独立的影响因素纳入地位获得的分析框架,实现了对此框架的丰富和拓展。为了在实证层面检验和确证“社会资本—地位获得”这一理论路径,我们发明并使用了“定位法”来测量个人的社会资本,分析它对工资收入、职业声望等求职结果的影响。现在,社会资本的分析视角、测量方法、作用机制等早已跳出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研究视阈,受到不同学科研究者的重视,比如在经济组织及其绩效、志愿者组织及公共参与、个人健康与幸福感、经济活动及其结果等研究领域,都可以见到社会资本的身影。

  未来,可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社会资本的研究。第一,如何将具有中国特色的“关系”研究与社会资本研究进行更紧密地结合,比如,探究清楚求职时使用的不同类型的关系(强关系、弱关系、情感关系、信任关系、互助关系等)到底提供的是什么类型的社会资源,是信息、人情,还是声望、权力与影响。第二,更充分地考虑个人资源与位置资源的异同,已有研究多关注嵌入在关系人自身的资源(如个人的教育水平、经济条件),较少关注嵌入在关系人所处的社会位置上的资源,比如某一职位所掌握的信息、拥有的权力、控制的组织资源等。第三,除了关注社会资本的接受方,还要关注社会资本的给予方,比如,需要分析关系人给予帮助的动机是什么,是自利动机还是利他动机(为了集体利益),可以说利他动机是个人的行动目标从自我转向社会的标志。

  一、社会资本:一个简要的回顾

  1.地位获得的新视角:社会资本

  一个社会的分层与流动状况是社会学的核心研究议题。为了探究清楚此议题,首先需要研究清楚某一社会成员如何获得了某一职位,比如一名大学毕业生如何获得了一个公司的技术职位,学理上可将此称为地位获得过程。传统上,社会学者关注两大影响地位获得的因素:家庭背景(如父亲职业地位、父亲教育水平)、教育水平(即孩子的受教育程度)。其中,前者是先赋性因素的代表,后者是自致性因素的体现。①可以说,布劳、邓肯提出的地位获得模型构成了基础性的分析框架,是后续研究者在探讨此类问题时必定要参照的。

  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出于对社会网络和人际关系网络的兴趣,我开始考虑:社会网络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因素,其与地位获得的关系是怎样的。基于对现实特别是中国社会的观察,我们可以发现个人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求职时,求职结果的好坏除了受到家庭背景、教育水平的影响,还经常受到人际关系网络的影响,找没找人帮忙、找的谁帮忙、帮了什么忙,求职结果会有很大的不同。简而言之,嵌入在个人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及其动用状况会影响到求职结果。

  基于上述思考,形成了“社会资本—地位获得”这一理论路径的雏形。为了从实证层面系统证明此观点,我们围绕劳动力市场和求职展开了一系列研究。②在调查设计上,首先需要测量传统的两大影响因素,然后加入我们关心的社会资本因素:核心是询问被访者进入劳动力市场找工作时,有没有找人帮忙,找的谁帮忙,对最后的职位获得是否有作用;与帮助者的关系强度(亲近还是疏远),与帮助者的关系类型(如家人、亲密朋友、一般朋友)。这些研究总的发现及主要结论有二:第一,社会资本对个人的地位获得有独立、重要的影响,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网络成员所处的社会地位,位置越高则占有的资源越多、影响越大,效果会越好;第二,弱关系比强关系更能跨越不同的圈层,利于联系到处于高社会地位的关系人。③

  2.社会资本的理论化过程:定义、测量与因果模式

  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从它的提出到成为一种理论视角,再到演变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经过了一个复杂而艰难的探索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探索和努力主要着力在三个方面:第一,如何明确定义社会资本,除了确定概念本身的内涵与外延,还需要厘清其与相关概念如社会资源、社会网络、信任等之间的关联。第二,如何将其操作化为具体的指标或题器,在经验层次(如问卷调查中)获得准确的测量,对于从实证角度进行理论检验和建构的学者来说,这是必须要完成的一步。第三,回到已有的理论框架,确定出社会资本在其中的确切位置,以及其与相关概念及理论路径的关系,从而最终确定社会资本概念的理论贡献和学术价值。

  (1)概念的界定

  很显然,资本是比社会资本更基本的一个概念,所以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分成两个层次,首先对资本概念予以界定,然后再对社会资本概念进行界定。借鉴马克思的分析,我们认为资本就是可以带来价值增值的资源。④那么,怎么确定价值呢?一方面,价值的含义会因环境而变,比如在中东是否教徒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在美国、东亚则没那么重要。因此,某类资源是否有价值,要看它所处的社会环境。为此,贝壳、盐等在历史上都曾是有价值的资源。另一方面,资源在形式上又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别,比如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人力资源、社会资源等。综合上述两方面可推出,一个社会中的资本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种类,且会随环境发生变化,比如经济资本、政治资本、文化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资本形态,其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社会资本是嵌入在个人的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因此与嵌入于个人自身的资源如人力资本有着质的不同。也就是说,一个人自己的学历、技能等是个人所拥有的人力资本,而此人的好朋友的知识、才能等就是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的一部分,因此,这个人本身在学历、技能等方面可以很低,但是他的社会网络中所嵌入的人力资本可以很丰富。第二,社会资本具有联结性和转化性,具体来说,通过直接和间接关系,不仅朋友的经济、政治、人力等资源可以为我所调用,而且朋友的朋友的这些资源也可能为我所用,足见通过社会资本可实现各类资本的联结和转化,可将各类资本统领起来。横向来看,经济学重视和强调经济资本、人力资本,政治学强调政治权力等政治资本,而社会学强调和重视社会资本,可以说这在无形之中增强了社会学这一学科的特殊性,体现出社会学对社会科学大类的特殊贡献。

  从动态的理论视角看,社会资本只有在互动中才能得以维持、积累和发展,也正是在此过程中社会资本的功能得以体现。首先,社会资本的存续和发展是在生产、再生产和累积中完成的,这就好比经济资本,其中用于消费的经济投入和用于生产的经济投入是不一样的,后者才是一种资本投资行为,才能实现经济资本的保值和增值。基于此,我们可以在行为层面将社会资本理解为是对社会关系网络和其中的资源的一种投资行为,以期在未来得到相应的回报。⑤从行为结果来看,由于社会资本可以联结和调用各种形式的资源,因此它的作用和功能非常强大,不仅能够为行动者个人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施加人情影响、增加信任、慰藉情感、协助经济交易和社会交换等,还能够为集体、社区乃至社会整体提供情感基础、信任纽带、非正式约束、集体行动的动力等,从而可促进人们之间的联结、集体的团结、社会的整合。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社会资本是实现个人走向社会、融入社会的桥梁。

  (2)社会资本的测量

  在经验层次,社会资本包括储量和动用(量)两个维度。储量是指个人经过社会关系网络所能接触到的各类资源的总量,这类似于一个人所拥有的全部资金储备。动用量是指在特定的目的性行动中可以动员和使用的社会资源的总量,这类似于一个人所有的资金储备中可用于生产和投资的那部分。所以,一般来讲储量会大于动用量。将储量与动用量分开的另一理由是,动用量的不同会带来求职等行动结果的差异,而储量的不同也会带来行动结果的差异,即将二者分开具有分析上的价值。

  首先,简介储量的测量方法。常用的测量方法分为定名法和定位法两种。定名法通常询问被访者所熟悉的3-5人,填答被访者与这些人及这些人之间的熟悉程度,并收集这些人的社会人口特征(如性别、年龄、种族、教育水平、具体职业)等,以其教育水平、职业声望的高低来体现被访者社会资本储量的多少。虽然此方法在世界各地得到了广泛运用,典型测量题器如“讨论网”⑦,但是其局限性在于所得结果往往更多地反映了强联系、强角色关系或地理限制紧密的联系,⑧无法展现个人网络资源的全貌。

  为了更准确地测出个人全部的社会资本储量,我们发展出了定位法。⑨可以用一个金字塔来形象地表示一个社会中所有位置的状况,其中上端的职位数量少、拥有的资源丰富,下端的职位数量多、拥有的资源较少,而个人与这些社会位置上的人的接触状况就是我们要测的社会资本储量。为此,我们先依照一定的标准(比如职业声望的高低)将结构性位置(比如职业类别)进行排序,从中选出常见的类别(比如20种职业)。然后针对这20种职业,请被访者回答他/她认识的人中是否有人从事此类职业(若有多人,则填答最熟悉的那个人)。此外,还可以测量被访者与这些网络成员的关系强度(比如熟悉程度)、关系类别(血缘、地缘、学缘、业缘等),以及他们的社会人口特征(如性别、年龄、种族、教育水平、具体职业)等。由此可见,定位法不是对社会网络的内容或角色进行抽样,而是对等级地位进行抽样。⑩由于它实际上测的是每个人与一个客观的社会位置系统(由那20种职业组成)的接触和联系状况,因而所得结果及其差异能够较客观、准确地反映不同社会成员占有的社会资本储量及差异。在具体的分析和计算中,基于定位法汇总出的衡量社会资本储量的常用指标有三个:一是广泛度(即职业总数),二是达高性(即最高职业声望),三是异质性(即最高声望与最低声望之差)。现在,定位法已被世界各国学者接受和采用,笔者和埃里克森于2008年编了一本书,收集了全球基于定位法所做的研究。(11)

  其次,简介动用量的测量方法。储量测出之后,动用量的测量就变得易于理解。以求职过程为例,动用的社会资本指的是求职者所找的熟人的社会地位,可以用职业声望、工作部门、单位特征等来衡量。(12)不过,动用的社会资本可进一步分为“有形之手”“无形之手”两类。(13)前者是被访者在目的性行动中有意动用的,对于找什么人帮忙、关系人的社会地位等很清楚,因此比较客观和外显,容易测得;后者对目标的达成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它们可能只是被访者在社会交往中偶然获得的,比如一场同学聚会、一次日常聊天中无意获得的某个信息,因此比较隐性和随机,较难测得。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有些社会资本的使用存在“暗箱操作”的可能,因而隐私性高、不便于让其他人知晓,那么测量起来就更加困难。总而言之,如何对“无形之手”或潜在的社会资本予以准确测量,关系到对社会资本整体作用效应的估计,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最后,简述测量方法的新进展。第一个主要进展是“定资法”的发明和运用,(14)此方法的核心是:询问被访者遇到事情需要处理(比如照顾小孩、借钱、借东西等)时,会选择找谁求助、与这些人的关系,以及这些人的社会人口特征等。由于此法测量的更像是可动用的社会资本,因此下一步可以考虑如何将其与定位法结合起来,以推进社会资本的测量。第二个进展是“关系”研究与社会资本的结合,这方面的代表性学者是边燕杰,他将社会资本的测量融入中国情境,提出了“拜年网”“餐饮网”“求职网”等测量社会资本的新方法。(15)其中,“拜年网”大体上是用定位法来测量嵌入在拜年交往者中的资本总量,“餐饮网”是从行为层次对日常餐饮社交状况(如请客、被请、陪吃)的测量,“求职网”是对求职过程中所找的关系人、关系人的属性、直接关系和间接关系、关系人提供的资源等的全面测量,因此可以认为“拜年网”是对测量社会资本储量的发展和推进,“餐饮网”“求职网”是对测量社会资本动用量的发展和推进。

  (3)社会资本的因果模式

  如果说求职过程和结果的达成是一种工具性回报(满足经济和物质方面的需要),那么现实生活中还存在另一类非工具性回报——表达性回报(满足心理和情感方面的需要)。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本类型,不仅能够提供信息、经济、权力等工具性资源,还能提供信任、义务、恩惠等情感性资源,因此它既会影响到求职结果等工具性回报的实现,也会影响到沟通交流、精神慰藉、同情与归属感等表达性回报的实现。(16)进一步,从因果链条来看,社会资本的储量和动用也会受到前置因素如家庭背景、结构位置、性格特征等的影响。综合起来,我们可以将社会资本的因果作用模式具象化地表达为图1。

  

  社会资本的因果作用模式

  在经验上和感受上,我们不会怀疑社会资本对个人和社会的广泛影响。但是,要想通过严谨的实证分析将这些因果关系予以证实则面临很多困难。困难的一个核心来源于同质性的干扰: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相似的人更容易交往互动而建立起社会联系,社会学含义是相同家庭背景、学历、职位等的人更可能成为朋友。(17)为此,我们观察到个人的社会网络及嵌入其中的资源(以职业声望来衡量)与个人的求职结果之间高度相关,可能并不是因为前者影响了后者,而是同质性交往导致的。对此,美国学者穆尔率先进行了系统分析和实证检验,(18)而他得出的结论也是颠覆性的:剔除了同质性带来的影响之后,社会资本对求职结果实际上并无影响。

  围绕穆尔的挑战,大量中外学者进行了回应。总结起来,这些回应的主要结论有三点:第一,穆尔的分析对同质性的控制不准确,将一部分因果效应也当作同质性而排除掉了,因此造成了对社会网络作用效应的低估;(19)第二,同质性交往只是行动者交往意图或原则的一部分,因为为了获取异质且工具性价值更大的资源,行动者也会有意识地选择异质对象进行交往,比如与更高阶层地位的人打交道以建立关系网络;(20)第三,通过使用追踪数据、差分模型、样本选择模型等更严格地检验因果关系的模型,发现虽然同质性及其影响确实存在,但社会网络的作用效应也存在,网络内嵌入资源的多少确会影响求职的结果。(21)

  虽然穆尔提出的挑战是尖锐的,但是带来了很多积极的影响,且是深远的。这提醒我们,在分析和检验社会网络对企业绩效、个人健康、幸福感等其他方面的影响时,也要考虑可能存在的同质性干扰,需要做出更严谨、准确的分析。只有得到了客观、准确的结论,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理论视角的实证基础才会牢靠,才能经得住检验和质疑,从而基于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理论体系才能建得稳固、结实,利于被不同学科的学者接受、应用和发展。

  二、社会资本的研究进路

  现在,社会资本早已跳出求职与地位获得的研究视阈,受到不同学科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中外皆如此。其实,无论在哪个社会,个人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关系人,都嵌入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中,因而时时受到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22)同时,个人又常常属于特定组织或集体的一员,比如作为某个家庭的一名成员,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角色(比如父亲、丈夫),且处于某个或某些结构位置上(主任、经理、局长等),从而个人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就与家庭、组织、集体等产生了关联。结合这方面可以推出,社会网络及嵌入其中的社会资本不仅会对个人的求职过程及结果、健康与幸福感等产生影响,也会影响企业组织及其绩效、社会组织及公共参与、经济系统及其运转等。限于篇幅,结合自己的兴趣,本文就其中的几个研究进路进行梳理和总结,并提出一些可进一步考虑的议题。

  1.社会资本与企业组织

  对社会资本与企业组织的研究多见于管理学、商学、金融学等领域。这些领域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探讨个人层次或集体层次的社会资本对职员升迁、资源获取、组织绩效的影响。首先这里涉及一个大的转向,即从关注社会资本对个人的影响转到关注社会资本对企业等组织的影响。(23)以求职者动用社会关系为例,我们除了关注和分析它对个人求职结果的具体影响,其实还可以关注和分析它对企业的人员招聘效率、人职匹配状况、经营绩效等带去的影响。(24)另外,个人进入企业等组织之后,其拥有的社会资本就与组织发生了关联,会打上组织的烙印和属性,开始对组织的各个方面产生不同的影响。(25)

  针对这一主题的研究,我们可以按照社会资本的类型将其分成三大块。第一块,强调企业与个人(自然人)的私人联系及嵌入其中的社会资本对企业的影响,典型研究来自费尔南德兹等,他们发现企业之所以选择社会网络方式——员工推荐进行人员招聘,是因为推荐人与被推荐人更为熟悉和了解、信息更加对称,因而能够为企业推荐更为匹配的员工,这可以使人力资本发挥更大的效用,有利于员工和企业的绩效提升。(26)第二块,强调企业与其他企业(特别是企业法人)之间的私人联系及嵌入其中的社会资本带来的影响,其中一项开创性研究来自边燕杰等,他们针对中国广州企业的调研发现,具有更多跨企业的横向联系(以在不同行业的其他企业工作过来体现)的企业在经营能力(以产值衡量)上有显著优势。(27)在此之后,更多学者开始关注和分析这类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等的影响。(28)第三块,强调企业与制度性部门(如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的私人联系及嵌入其中的社会资本带来的影响,比如博伊索特等认为,(29)中国社会在制度环境方面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因此需要与相关管理部门建立联系以降低这些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和成本;另外,在很多资源如金融资源被相关部门掌握的大环境下,通过这类社会资本可以在资源获取、竞争能力等方面占得先机。(30)

  2.社会资本与公共参与

  公共参与(civic engagement)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核心是指社会成员为了集体的利益而进行的社交参与活动,比如参与志愿者组织、非营利团体(NGO)、政治选举等。相比于一般的社会交往活动(比如个人在企业内的参与活动),公共参与的特殊性在于其初始目的不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是为了集体的利益。(31)因此,公共参与是个人将行动目标从自己转向社会的形式之一,对集体利益、组织发展乃至社会权力系统的变革都有重要影响。(32)

  那么,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对集体层次的公共参与有何作用与影响?对此,我们针对美国社会利用2000年的“社会资本基准调查数据”分析发现:(1)个体社会资本(嵌入于社会网络)会显著提升公民的表达性公共参与行为(维持集体既有资源)和工具性公共参与行为(为集体争取新的资源);(2)组织社会资本(嵌入于正式组织)对工具性公共参与的正向作用最大,但对表达性公共参与的作用不显著;(3)公共参与行为具有性别差异,其中女性更可能参与表达性公共行为,而非工具性公共行为。(33)为了探究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状况,我们以业主参与业委会活动为分析对象,于2009-2011年在广东三市进行了实地调研,数据分析显示:(1)对业委会的公共参与普遍存在不足;(2)导致参与不足的因素为对分割性财产权利的认识不足,隐性阻碍导致的高参与成本,以及社会资本的匮乏。(34)此外,一项针对中国社会政治信任的研究也极具参考价值,陈云松等利用八个城市的抽样调查数据(JSNET2009)发现,城镇居民的“餐饮网”(社交聚餐频率)对政治信任的不同维度均有负向效应,且这种侵蚀效应存在体制、性别、学历等结构性差异。(35)

  3.社会资本与健康和幸福感

  如果说前面两大主题关注的是社会资本的工具性效用,那么社会资本对健康和幸福感的影响是其表达性效用的直接体现。人之所以为社会人,是由于个人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中,通过与他人的交流和互动,个人不仅获得各种经济和物质性的资源,同时也会获得心理和情感性的资源,比如信任、赞许、同情、归属感等,而后一类资源对个人的健康和幸福感至关重要。(36)正如哈佛大学一项75年的跟踪研究发现的那样,良好的亲密关系对个人的健康和幸福感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

  综合来看,社会资本对健康和幸福感的影响路径主要为两条:第一,通过提供各类资源促进健康和幸福感的提升。大量中外研究表明,个人的社会网络越大则嵌入其中的资源越丰富,更利于个人从中获取所需的各类资源,不仅包括信息、经济支持、物质帮助等工具性资源,还有信任、同情、归属感等情感性资源,两类资源的获得都有利于个人行动目标的达成,对提升个人的健康和幸福感有积极的作用。(37)第二,通过与网络成员的比较而影响到对健康和幸福感的判断与评价。可以说,与收入、教育水平等指标相比,健康状况和幸福感含有更多的主观成分,而主观的感受、判断与评价往往取决于与他人特别是日常接触者的比较和参照。例如,在社会网络中处于较高地位的个体其参照对象多为低于自己的群体,因而更容易获得“满足感”和“优越感”,这往往带来较高的幸福状态认知;而在社会网络中处于较低地位的个体其参照对象通常比自己社会地位高,因而容易形成心理上的相对剥夺感,对幸福状态的判断会产生负面影响。(38)

  为了推进社会资本与健康和幸福感的研究,未来可考虑以下一些议题。第一,考察社会资本对健康和幸福感的负面影响。例如,我们在现实中可以看到,有时候由于朋友的劝服而过度饮酒,这虽然收获了友情但对身体健康带来了损害。再如,若是最亲密的关系成员(比如配偶)出现了变故,这对个人的身心健康可能会带来摧毁性的伤害。因此,如何研究这些负面影响,并与正面影响进行确切的比较,将提升我们对社会资本与健康和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理解。第二,如何更准确地区分出不同路径的作用效应。前面的分析指出,社会地位高的群体之所以幸福感更高,既可能源于通过社会网络可获取更多、更好的资源,也可能源于与地位较低群体的比较而获得了更多的“优越感”和“满足感”,甚至还可能存在其他作用路径。为了提升我们的理论认识,需要通过经验资料和实证分析识别出不同的作用路径及其效应,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议题。

  4.社会资本的比较研究

  社会资本概念之所以得到世界各地不同学者的关注和运用,一个核心原因是这一概念具有普适性。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个人,都处于特定的社会网络中,并时时受到嵌入其中的各种资源的影响,因而我们都可从社会资本视角出发来解释自己关心的现象。当然,宏观的社会环境比如法律法规、制度政策、文化观念、风俗习惯等对微观的个人及其选择也会发挥制约或影响,因而,我们会观察到社会资本的作用效应在不同群体、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等呈现出差异性,可以将之称为结构性差异。因而,在新近研究中,很多学者开始关注社会资本的结构性差异,并寻找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39)我们可以将这类研究统称为比较研究。

  在社会资本领域,这类比较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关注不同社会之间社会资本的作用差异及其产生机制。比如,针对动用社会资本(在中国社会俗称“找关系”)对求职结果的影响及其中西差异,已有回答可以分成文化观与制度观两大视角,前者认为这源于中西文化的不同(比如中国的关系主义文化更注重和认可关系、人情及其作用)及其形塑作用,而后者认为这源于中西不同的制度安排(比如经济体制、政策法规等)及其约束作用。(40)第二类,关注一个社会内部社会资本的作用状况及其时空变迁,典型研究来自边燕杰等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找关系”(相当于动用社会资本)的作用及其时代变迁的分析,他们发现了关系的倒U型作用模式,认为导致此模式的核心要素是宏观的体制不确定性的时代变化(包括规则的确定性、兼容性、透明度等)。(41)此外,针对俄罗斯转型前后使用社会网络求职的作用效应及其时代变迁的研究也非常具有参考价值,总的发现是在“休克疗法”后,使用社会网络求职的频率不降反升,对此他们认为这是由制度真空的持续存在、硬预算约束的增加以及失业率上升三种宏观要素导致的。(42)

  最后给大家提供一点信息。做比较研究的基础之一是要有可比的数据,否则就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欣喜的是,国际社会研究项目(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简称ISSP)定期进行跨国合作调查,以建立国际可比的数据库,2017年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源”(Social Networks and Social Resources)模块,使用了“定位法”“定资法”“餐饮网”“日常交往网”等对个人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状况进行了测量,并收集了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这为我们进行国际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比较提供了非常好的数据基础。

  三、社会资本研究前瞻:理论方向探讨

  虽然社会资本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并进入了不同学科的研究视野,但是关于社会资本还有大量的研究可以做,还可以继续推进社会资本这一具有社会学特色的概念及建基于其上的理论体系。现就其中可以进一步考虑的理论方向,提出三点分析和讨论。

  1.社会关系的类别与社会资本

  个人与他人之间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关系,他人才会转变成自己的网络成员,这意味着社会关系是社会资本存在的前提。然而,现实中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可以按照亲密程度分成强关系、弱关系,可以按照关系来源分为家人关系、亲戚关系、老乡关系、同学关系等,也可以按照资源的性质分为情感关系、信任关系、互助关系等。更复杂的是,这些不同类型的关系可以互相交叠,比如强关系中的家人关系,会为我们提供情感、信任、经济支持等性质不一的资源。那么,这些不同类型的关系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如何?在求职等目的性行动中,动用了不同类型的关系,获取的到底是什么资源,有何异同?

  据我了解,边燕杰所在的西安交通大学团队以“关系”研究闻名,取得了很多成绩。针对上述问题,边燕杰团队已做了一些工作,比如他们已经证明,在中国社会弱关系更倾向于提供信息资源,而强关系更倾向于提供人情资源。(43)但是,我们可进一步追问,强、弱关系除了提供信息、人情资源,是否还提供了其他资源?是否还提供了权力、声望或影响?如何将强、弱关系概念与社会资源、社会资本概念进行更密切的结合?除了用强、弱来划分社会关系的类型,还可以从什么视角切入?是否可以考虑利用关系来源、资源性质等维度对社会关系进行划分,并研究它们与社会资源、社会资本之间的关联?

  2.网络资源的类别与社会资本

  在理论上,我们可以将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嵌入于网络成员自身的各种资源,比如关系人的教育水平、经济状况、能力大小等,可以说此类资源为关系人所占有,资源的存储、调用等也可由关系人自己决定,与其他人、其他组织等无直接的关联。另一类是嵌入于网络成员所处的社会位置上的资源,例如,个人的网络成员中有一位公司的经理,经理在公司中处于中高层管理者的职位,那么与这位经理有关或者这位经理所掌握的资源除了第一类资源之外,还有附着于或隶属于这一结构位置上的各种资源,比如一定的权力、特定的信息,以及其他各类组织资源等。可以发现,这些资源成为第二类网络资源的前提是这位关系人必须处于那个位置上,不在其位则这些资源就会消失。

  总体上看,已有的社会资本研究多关注的是第一类资源,缺少对第二类资源的关注。虽然也有研究强调第二类资源(或更具第二类资源属性的某些资源)对行为结果带去的影响,比如关系人的社会地位、职业声望等,但是在理论逻辑上还是潜在地认为这些资源的调用等只取决于关系人自身,至少在实证分析中未体现出这些资源与单位、组织等的关联,以及这些关联导致的调用过程的特殊性,或者这些关联导致的调用之后对关系人及其所在的单位、组织等产生的“副作用”。从而可以预见,将这些问题研究清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资本的使用对个人之外的单位、公司等社会实体产生的影响,也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个人通过社会资本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过程和结果。

  3.从接受和给予的双重视角来看社会资本

  总体上,过去的研究多关注得到或接受的社会资本,即关注社会资本的接受方。但实际上,社会资本的存在和使用一直都是双方的——不仅涉及网络资源的调用者和受益者即接受方,也关乎网络资源的被调用者和提供者即给予方。然而,已有研究缺少对后者的关注和考察,这在社会资本的研究体系中是一个巨大的缺陷。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系统关注:社会资本的给予方。

  为了对给予方展开系统而深入的分析,我认为可以从给予的动机入手。那么,关系人给予帮助的动机会有哪些呢?第一个方面是自利动机。自利动机的核心是指给予资源或提供帮助的最初动因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利益。自利动机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是为了利益交换,举例来说,我观察到一位打扫房间的阿姨把某位银行工作人员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非常用心,这不是因为阿姨工作态度认真,而是因为她预料到后者可能会帮她儿子找到一个好工作;二是声望获取,对于一位社会成员来说,除了经济地位之外,社会地位也很重要,而衡量社会地位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声望,对其他人夸赞说某个人是好人、愿意帮忙,这就会提高施助者的社会声望。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一种可能,即给予帮助者希望被帮助者将其好的名声传出去,以获得声望的提升,这是另一类自利动机。第二个方面是集体利益动机。这与自利动机相对,核心是指给予资源和帮助的最初动因是为了提升集体的利益。这一动机也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缩小不平等,比如给贫困者捐钱,并且还匿名捐钱,不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声望的提升,而只是希望帮助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社会整体越来越好,由于接受方多半是相对弱势的(譬如地位较低、女性),所以,给予对于不平等削弱应有正面影响。二是提升集体福利,正如前面的分析所说的那样,个人为了给志愿者组织、兴趣团体等争取更多的资源而参与集体活动,为此付出时间、精力等。遗憾的是,对于自利动机、集体利益动机及其与社会资本动用等的关联,目前还未有研究做出系统性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探讨。

  最后,我们之所以关注社会资本给予方的动机,特别是集体利益动机,是因为这涉及怎样看待个人的行为,怎样从理论上实现解释微观到宏观的转变。在经济系统维度,经济学鼻祖斯密认为:民富可使国富,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断努力,最终会带来集体和社会整体利益的提升。(44)其实,我认为二者间的关系完全可以反过来——通过增进国家的财富进而增进个人的财富,这就好比为了集体的利益而付出时间、精力和各种努力,集体利益得到保障和提升之后,作为集体一员的个人的利益也会随之得到保障和提升。所以,两条路都可以走,只是看怎么走、如何走通。在社会系统维度,美国政治学大家普特南认为个体层次社会资本的增加(比如参与民间组织活动)有助于整个社会民主的实现。(45)但是,他没有讲清楚微观到宏观的转变过程是怎样的,是如何实现的。对这一转变过程的关心也体现在科尔曼“浴缸模型”中微观到宏观转变的那一段,(46)因此极为重要。为了回答这一难题,我想我们需要将个人行为与群体行为结合起来,研究微观个体间的交往互动怎样过渡并形成了最终的宏观现象,其中个体的行为动机特别是集体利益(利他)动机应是需要考虑的关键一环。

  本文根据林南教授2019年7月1日在西安交通大学实证社会科学方法夏季研讨班上的讲课录音整理,整理者郝明松增补了讲课涉及的相关参考文献,并由林南和边燕杰分别审读、修改、定稿。

  ①Peter M.Blau,Otis D.Duncan,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New York,London,Sydney:John Wiley & Sons,Inc.,1967.

  ②林南:《社会网络与地位获得》,俞弘强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2期;陈云松、范晓光:《社会资本的劳动力市场效应估算——关于内生性问题的文献回溯和研究策略》,《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

  ③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张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8-72页。

  ④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张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8页。

  ⑤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张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页。

  ⑥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张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33-239页。

  ⑦Ronald S.Burt,"Network Items and 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 Social Networks,Vol.6,No.4,1984,pp.293-339.

  ⑧Karen E.Campbell,Barrett A.Lee,"Name Generators in Surveys of Personal Networks," Social Networks,Vol.13,No.3,1991,pp.203-221.

  ⑨Nan Lin,M.Dumin,"Access to Occupations through Social Ties," Social Networks,Vol.8,No.4,1986,pp.365-385.

  ⑩林南:《社会网络与地位获得》,俞弘强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2期。

  (11)Nan Lin,B.H.Erickson,eds.,Social Capital:A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Progra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12)Gina Lai,Nan Lin,& Shu-Yin Leung,"Network Resources,Contact Resources,and Status Attainment," Social Networks,Vol.20,No.2,1998,pp.159-178;林南:《社会网络与地位获得》,俞弘强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2期。

  (13)Steve McDonald and Glen H.Elder Jr.,"When Does Social Capital Matter? Non-Searching for Jobs across the Life Course," Social Forces,Vol.85,No.1,2006,pp.521-549;林南、敖丹:《社会资本之长臂:日常交流获取工作信息对地位获得的影响》,《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14)Martin Van der Gaag,Tom A.B.Snijders,"A Comparison of Measures for Individual Social Capital,"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Creation and Returns of Social Capital,October 30-31,Amsterdam,The Netherlands,2003; Martin Van der Gaag,Tom A.B.Snijders,"The Resource Generator:Social Capital Quantification with Concrete Items," Social Networks,Vol.27.No.1,2005,pp.1-29.

  (15)边燕杰、李煜:《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清华社会学评论》2000年第2期;边燕杰:《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边燕杰:《中国城市中的关系资本与饮食社交》,刘翠霞、林聚任译,《开放时代》2004年第2期。

  (16)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张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33-239页。

  (17)Miller McPherson,Lynn Smith-Lovin,and James M.Cook,"Birds of a Feather:Homophily in Social Network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27,2001,pp.415-444.

  (18)Ted Mouw,"Social Capital and Finding a Job:Do Contacts Matt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68,No.6,2003,pp.868-898; Ted Mouw,"Estimating the Causal Effect of Social Capital:A Review of Recent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32,No.1,2006,pp.79-102.

  (19)林南、敖丹:《社会资本之长臂:日常交流获取工作信息对地位获得的影响》,《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20)梁玉成:《社会资本和社会网无用吗?》,《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5期。

  (21)Yunsong Chen,B.Vlker,"Social Capital and Homophily Both Matter for Labor Market Outcomes-Evidence from 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 Social Networks,Vol.45,2016,pp.18-31.

  (22)Mark S.Granovetter,"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78,No.6,1973,pp.1360-1380;Mark S.Granovetter,"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91,No.3,1985,pp.481-510.

  (23)Nan Lin,Yanlong Zhang,Wenhong Chen,Dan Ao,Lijun Song,"Recruiting and Deploying Social Capital in Organizations:Theory and Evidence" in Lisa Keister,ed.,Work and Organizations in China after Thirty Years of Transition(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Work,Vol.19),Bingley: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2009,pp.225-251.

  (24)Roberto M.Fernandez,Nancy Weinberg,"Sifting and Sorting:Personal Contacts and Hiring in a Retail Bank,"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62,No.6,1997,pp.883-902;Roberto M.Fernandez,Emilio J.Castilla and Paul Moore,"Social Capital at Work:Networks and Employment at a Phone Cente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05,No.5,2000,pp.1288-1356;J.Han,J.Han,"Network-based Recruiting and Applicant Attraction in China:Insights from Both Organizational and Individual Perspectiv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Vol.20,No.11,2009,pp.2228-2249.

  (25)边燕杰、丘海雄:《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Yanlong Zhang,Nan Lin,"Hiring for Networks:Social Capital and Staffing Practices in Transitional China,"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Vol.55,No.4,2016,pp.615-635。

  (26)Roberto M.Fernandez,Nancy Weinberg,"Sifting and Sorting:Personal Contacts and Hiring in a Retail Bank,"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62,No.6,1997,pp.883-902; Roberto M.Fernandez,Emilio J.Castilla and Paul Moore,"Social Capital at Work:Networks and Employment at a Phone Cente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05,No.5,2000,pp.1288-1356.

  (27)边燕杰、丘海雄:《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28)钱锡红、徐万里、李孔岳:《企业家三维关系网络与企业成长研究——基于珠三角私营企业的实证》,《中国工业经济》2009年第1期;郭立新、陈传明:《企业家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以战略决策质量为中介》,《经济管理》2011年第12期;刘林:《企业家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关系评述》,《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29)Max Boisot,John Child,"From Fiefs to Clans and Network Capitalism:Explaining China's Emerging Economic Order,"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Vol.41,No.4,1996,pp.600-628;Katherine R.Xin,Jone L.Pearce,"Guanxi:Connections as Substitutes for Formal Institutional Support,"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Vol.39,No.6,1996,pp.1641-1658.

  (30)Mike W.Peng,Yadong Luo,"Managerial Ties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a Transition Economy:The Nature of a Micro-macro Link,"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Vol.43,No.3,2000,pp.486-501;何韧、刘兵勇、王婧婧:《银企关系、制度环境与中小微企业信贷可得性》,《金融研究》2012年第11期;刘林:《企业家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关系评述》,《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31)Doug McAdam,"Recruitment to High-risk Activism:The Case of Freedom Summe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92,1986,pp.64-90; Doug McAdam,"The Biographical Consequences of Activ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54,1989,pp.744-760;Bob Edwards,John D.McCarthy,"Strategy Matters:The Contingent Value of Social Capital in the Survival of Local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 Social Forces,Vol.83,2004,pp.621-651.

  (32)Robert D.Putnam,"The Prosperous Community: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Life," The American Prospect,Vol.13,1993,pp.35-42; Robert D.Putnam,Bowling Alone: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0;罗伯特·帕特南:《流动中的民主政体——当代社会中社会资本的演变》,李筠、王路遥、张会芸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33)Joonmo Son,Nan Lin,"Social Capital and Civic Action:A Network-based Approach," Social Science Research,Vol.37,No.1,2008,pp.330-349.

  (34)Qiang Fu,Nan Lin,"The Weaknesses of Civic Territorial Organizations:Civic Engagement and Homeowners Associations in Urba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Vol.38,No.6,2014,pp.2309-2327.

  (35)陈云松、边燕杰:《饮食社交对政治信任的侵蚀及差异分析:关系资本的“副作用”》,《社会》2015年第1期。

  (36)E.Diener,"Subjective Well-being: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and a Proposal for a National Index," American Psychologist,Vol.55,2000,pp.34-43; Andrés Rodriguez-Pose and Viola von Berlepsch,"Social Capital and Individual Happiness in Europe,"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Vol.15,No.2,2014,pp.357-386; Yanjie Bian,Mingsong Hao and Yaojun Li,"Social Network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A Comparison of Australia,Britain,and China,"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Vol.19,2018,pp.2489-2508.

  (37)Lijun Song,"Does Who You Know in the Positional Hierarchy Protect or Hurt? Social Capital,Comparative Reference Group,and Depression in Two Societie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Vol.136-137,2015,pp.117-127;郭小弦、王建:《社会支持还是参照群体?——社会网络对主观幸福感影响机制的考察》,《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1期。

  (38)Lijun Song,"Does Who You Know in the Positional Hierarchy Protect or Hurt? Social Capital,Comparative Reference Group,and Depression in Two Societie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Vol.136-137,2015,pp.117-127;郭小弦、王建:《社会支持还是参照群体?——社会网络对主观幸福感影响机制的考察》,《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1期。

  (39)黄先碧:《关系网效力的边界——来自新兴劳动力市场的实证分析》,《社会》2008年第6期;林南、陈志柔、傅仰止:《社会关系的类型和效应》,《台湾社会学刊》2010年第45期;Steve McDonald,Richard A.Benton and David F.Warner,"Dual Embeddedness:Informal Job Matching and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Social Forces,Vol.91,No.1,2012,pp.75-97; Ray-May Hsung and Ronald L.Breiger,"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Relation-Specific Social Resources among Three Societies:Taiwan,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Nan Lin,Yang-chih Fu,Chih-jou Jay Chen,eds.,Social Capital and Its Institutional Contingency,London:Routledge,2013;边燕杰、张磊:《论关系文化与关系社会资本》,《人文杂志》2013年第1期;Yanjie Bian,Mingsong Hao and Yaojun Li,"Social Network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A Comparison of Australia,Britain,and China,"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Vol.19,2018,pp.2489-2508.

  (40)黄先碧:《关系网效力的边界——来自新兴劳动力市场的实证分析》,《社会》2008年第6期;林南、陈志柔、傅仰止:《社会关系的类型和效应》,《台湾社会学刊》2010年第45期

  (41)边燕杰、张文宏、程诚:《求职过程的社会网络模型:检验关系效应假设》,《社会》2012年第3期;梁玉成:《求职过程的宏观—微观分析:多层次模型》,《社会》2012年第3期;边燕杰、张磊:《论关系文化与关系社会资本》,《人文杂志》2013年第1期。

  (42)Theodore P.Gerber and Olga Mayorova,"Getting Personal:Networks and Stratification in the Russian Labor Market,1985-2001,"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6,No.3,2010,pp.855-908; Valery Yakubovich,"Getting a Job as a Favor in the Russian Post-socialist Labor Market,"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Vol.30,No.2,2013,pp.351-372.

  (43)边燕杰、张文宏、程诚:《求职过程的社会网络模型:检验关系效应假设》,《社会》2012年第3期。

  (44)亚当·斯密:《国富论》,谢祖钧译,焦雅君校订,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1776页。

  (45)Robert D.Putnam,Bowling Alone: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0.

  (46)詹姆·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3-12页。

作者简介

姓名:林南 工作单位:美国杜克大学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赛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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