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社会学本土化的争论，焦点在于是严格坚守社会科学研究的通则性(或普适性)，还是利用本土资源拓展出一套本土理论方法。“伪命题”的论断触动了百年来中国学界的“学术软肋”，挑战了中国本土学者的“情感底线”。对“本土化”做文化社会学的解读，既不排斥以通则性的理论方法研究解释本土问题的必要性，也有助于消解为抵御“西方话语霸权”而强调本土化的尴尬。在文化社会学强调“价值关怀”和“意义表达”的视域里，“本土化”所彰显的恰恰是“在地化”研究对主流理论的特殊贡献。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西部社会学”及其延伸出的“边缘社会学”研究，构成了文化社会学视域下本土化探索的重要一维。

　　关 键 词：文化社会学；本土化；西部社会学；边缘社会学；学术取向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西部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和议题研究”(14ASH003)

　　作者简介：陈文江，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哲学社会学院教授；王雄刚，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生，甘肃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副主任（兰州 730000）。

　　基于“现代性”，社会学自产生之初就有强烈关注当下社会问题的学术取向。社会学兴起于近代西欧的工业社会，兴盛于20世纪之后的北美社会，在欧美大地独领风骚。社会学研究的“中心地”之所以转向，与世界发展中心地的流动密不可分。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的发展中心开始转向中国、印度和拉美等地，这些新兴经济体不断涌现着新的社会问题。面对新问题，现有的社会学理论难以解释，“规范”的研究方法不能契合新的实际。究其根本，新社会问题根植于新发展“中心地”的文化传统之中，需要新的理论和方法加以解读和阐释。鉴于此，从“文化”的路径审视社会学的本土化问题，或从文化社会学的视域探究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之路就显得尤为必要。这不仅可以合理地解释由于“本土化之争”带来的困惑和难题，而且可以为扩展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提供新的视角和新的案例。

　　社会学本土化的争议

　　(一)“伪命题”论断触动的“学术软肋”

　　2018年初，谢宇教授发文《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指出“社会学本土化是个伪命题”。他认为，中国社会学在20世纪80年代恢复重建初期，讲本土化是一个好的切入点，但在当前的情境下“应该考虑的已经不再是社会学本土化的问题，而是如何做出一流的社会学研究，使其理论和方法有助于整个社会学学科的知识积累并产生国际影响”①。此语一出，在国内社会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赵旭东站在人类学的立场主张“不走极端的本土化”，强调要关注民族国家意义上知识生产和世界共同体意义上知识生产的差异②；梁玉成认为，要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误区的误区”，在新时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实践中，要“践行社会学本土关怀和理论实证导向相结合的道路”，大力推进本土化进入一个新阶段③。严飞强调应该“重视解释(explanatory)而非解读(interpretive)的分析框架”，着力构建历史社会学的本土范式和创新贡献④。徐赣丽则从民俗学的学理角度出发，认为民俗学面临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本土化是学科发展的必然选择。⑤李强在对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发展与创新做出全面评析之后，指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发展有其学科内在的原因，同时也与改革开放事业、与注重实地社会调查的风格、与对中国现代化的探索均密不可分”⑥。翟学伟在《社会学本土化是个伪命题吗》一文中鲜明指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应区分理论问题和方法问题，“本土化的社会学如果可以发展成一套研究社会的有效的人文方法……可以肯定地说，利用中国传统资源而建立的本土方法属于本土化议题”⑦。刘能基于“时空嵌入性”理论指出，“在当代中国社会学发展演进的宏大脉络中，本土化和全球化/国际化之争不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相关性，而毋宁说其表征的是学者们在各自学力养成基础上的一个‘价值有涉’的立场和偏好而已”⑧。上述回应无疑将近期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讨论推向了新的高度。

　　毋庸置疑的是，谢宇教授关于“社会学本土化是个伪命题”的论断显然激起了学界巨大的波澜，也把这个中国几代社会学人共同倡导的“重要话题”置于重新反思的境地。直到这时人们才猛然发现，“社会学的本土化”在中国社会学界是个“只有陈述没有争论”的“话题”，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议题”，这种看似高度一致但又缺少理论根基的“学者的共识”必然成为共同驳斥“伪命题论”的主体基础。

　　随着对“伪命题”争论的深入，围绕着“本土化”的讨论开始变为“论题”，并且在本土化是否“伪命题”的争论中展开了实质性的讨论。笔者无意判断“本土化”争论的是非曲直，只想谈谈“伪命题论”所触及的“学术软肋”：其一，从形式上看，谢宇教授的“伪命题论”挑战了中国社会学界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形成的“传统”和“共识”，挑战了几代中国本土学者共同捍卫的“学术底线”。其二，从实质上讲，“伪命题论”挑战的是中国学者的“本土情感”和“价值关怀”。这种情感的来源正是近代以来以反抗“西方强权”和“西方话语”为标志的民族主义情感的学术体现，是一种可以用来彰显话语者“学术立场”的“学术情感”。其三，上述特征的内在依据是本土学者在思想方法上挥之不去的“本土立场”和“特色思维”，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立场表达和追求“政治正确”惯性思维的现实表现。正如王宁教授所言，“社会学的本土化所牵涉的不仅仅是社会学发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本身的内在逻辑问题，而且包括了民族的‘学术话语权’或民族的尊严与地位问题”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特质至今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警觉。

　　(二)本土化与社会学研究“中心地”的流动

　　从广义上讲，社会学研究中的“本土化”对应的是“西方化”，是指社会学从欧美向世界各地传播过程中，传入地的本土学者为抵御西方学术霸权、改变自身学术依附地位而进行的学术努力，其中包括对本土问题的研究、对适合本土研究范式的探索、对本土理论和话语的表达。可以说，本土化是使通则性的理论方法契合传入地社会实际的知识生发过程，是丰富和发展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有效路径。社会学的本土化不排斥、更不反对通则性的理论和方法，反而会增进和丰富社会学的知识和方法体系。相应地，本土学者运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分析研究本土问题，正是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普适性的体现，并不意味着西方的学术霸权和本土学者对其的依附，反而会为社会学的发展提供新的时空场域和研究案例，或为修订相关理论提出新的解释方式和经验依据，为增进学术研究提供新的理论和方法。

　　实际上，当前国内学界对“本土化”的讨论之所以如此“白热化”，与中国社会及社会学开始走向成熟密不可分。何祎金指出，纵观一百多年来社会学的发展历程，研究中心的流动和位移是其显著的特征之一。随着工业革命的浪潮洗礼，发端于欧洲的社会学把西欧变成了社会学研究的第一个中心；二战前后，社会学研究的“中心”转移到了北美，形成了“欧美协奏”的西方社会学的“主流话语”；20世纪70年代以后，不甘于西方话语主导的后殖民国家开始推动“非西方”社会学的研究，纷纷打出了“地方性”和“本土化”的旗帜。⑩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中国、印度和拉美等地也开始成为或即将成为社会学研究新的中心，社会学的“本土化”自然成为这些国家学术领域的核心话题。尤其是随着中国的迅猛发展，成功实现社会转型，中国成为社会学研究“中心地”的趋势日渐明显。社会学的研究中心之所以会流动，主要缘于处于不同发展状态和不同发展阶段、有着不同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国家和地区，必然会面临不同的发展问题，有着不同的发展路径选择。剧烈的社会转型、全新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不断涌现，使已有的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不能有效地解释这些现象和问题，必然会要求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提出并形成新的理论和方法。尽管这一过程并不意味着原有的理论方法和研究“中心地”及研究团队实力的减弱，但学术界关注的中心地域和核心问题的转移、新型理论和研究方法诞生地的位移就成为必然。因此，社会学“中心地”的转移，是推动学者深入“情境文化”当中，通过“在地化”的研究总结出新理论、新方法的必由之路，而本土学者立足于本土文化的研究，也必然成为学科发展中新理论、新方法、新经验和新案例的重要来源。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地化”的研究必然意味着社会研究的“文化转向”，即通过对新领域、新问题的研究拓展“本土化”的新视野。具体到中国，社会学者深入到中国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脉络中研究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概念、范畴和理论方法，为认识中国社会，同时也为社会学知识的丰富和理论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自然是推进了社会学的学术发展。就此而言，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理应是社会学学术研究整体中的一个“在地化”的案例，也是社会学“中心位移”进程中的历史性议题。而在未来的学科发展中，社会学“在地化”的对象必须加以扩展，不仅要关注欧美社会学发展，还要吸收引进包括日本、南美、印度等优秀的学术思想，继而立足本土，发展出既能够解释中国本土现象和问题，又具有广泛适应性的特色理论和方法。

　　从“文化”的路径出发，社会学本土化已切入中国的历史传统当中。在理论层面，无论是梁漱溟的“文化失调与重建理论”、晏阳初的“愚穷弱私论”，还是费孝通的“差序格局”、郑杭生的“社会运行论”，都有着植根中国传统的价值诉求；在方法层面，“乡村研究”范式的确立以及“质性”研究的深入挖掘，使得中国社会学研究有着超越“西方化”的行动逻辑。事实证明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并没有另起炉灶、抛弃传统社会学对于制度、结构和行为的分析而自行其是而是按照其规范化的学术标准，一点一滴地为社会学的学术发展做着“添砖加瓦”式的贡献。

　　文化社会学视阈下本土化的视角与空间

　　(一)视角转换：文化社会学研究取向的嬗变

　　在社会学的传统视野里，关于“文化”议题的研究有着较为广泛的涉猎。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入手，基于“意识形态”的文化反思，提出人的“异化”问题。韦伯从社会文化的价值体系入手，分析了不同伦理精神及其与经济制度的关系，讨论了资本主义的兴盛危机。1897年，德国社会学家P.巴特尔在《社会学的历史哲学》一书中提出了“自然时代的社会学”和“文化时代的社会学”的区分，并强调后者更为重要。在齐美尔的社会学分析中，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商品经济的深入发展，个体与社会之间矛盾凸显，甚至呈现出一场“文化悲剧”，即客观文化兴盛发展，而主观文化遭遇解体，主张进行“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继而“致力于研究现代文化中的一系列新现象，如时尚、冒险、游戏、博览会，等等”(11)。涂尔干的文化社会学则主要体现为“集团表象”，即不受个体心理控制的外在制度、行为方式以及集体意识，集体意识是文化与结构之间的桥梁，导引着道德、法律等制度文化促进社会团结。

　　文化人类学的学科边界围绕“文化”的基本属性展开，形成了文化进化论、传播论、历史特殊论、地理-生态论、结构-功能论、文化相对论、文化心理论和解释学人类学等理论，这大大拓展着“文化”研究的视域，使得人类学与社会学有着诸多共同的研究主题。如格尔茨延续了韦伯的观点，主张文化的“符号学”概念，将人定义为自我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其中的网结便是文化。强调对文化的分析不能一味地追求实验科学型的寻求规律，而是要跟解释科学一样去探求意义。(12)对符号形式的分析应尽可能与具体社会事件(或场合)紧密相连，与普通公众的生活世界联系起来。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诸多领域的动荡和危机，“文化研究”全面兴起。最初的阵地是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形成了伯明翰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反对以往的文化精英主义，强调文化的大众性，注重从文化和社会的关系中探讨生活方式的整体性。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汤普森从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与阶级文化形成入手，关注工人本身的主观剥削感。来自语言学、解释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学派的研究不同程度地促进了文化社会学研究，如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神话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新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等。(13)当代社会学大师布迪厄强调“习性”是人们基本的生活方式，构成社会分层的基本要素，不同阶层之间的“区隔”恰恰在于占有不同的“文化资本”，布迪厄的文化分层的成功恰恰在于“用文化重新分割现代社会”(14)。

　　20世纪下半期，社会学呈现出“总体性的危机”，“其根源在于社会学理论无法应对后现代和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现实的根本变化”(15)，学科的合法性受到挑战。为了重塑“显学”地位，当代社会学转向有着鲜明的“文化”取向，这种取向直接推动了文化社会学研究的复兴。由于时空的流转，当前的文化社会学“已不再是关于不同文化形式或文化现象的单一研究，如对大众文化、艺术、宗教等的专题研究，而是关于整体社会生活、社会现象的研究”(16)。也即，由“文化事项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Culture)”研究转向“文化社会学(Cultural Sociology)”研究。换句话说，“文化社会学是透过特定文化事象来理解文化主体及其行动与意义”(17)。

　　总的来说，文化社会学的基本研究取向可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整体性的视角，不拘泥于个别的文化事象，凸显对社会事件的意义表达和价值关怀；二是关注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强调边缘文化和亚文化的重要性；三是跨学科的方法论，倡导突破研究范式的禁锢，超越学科边界，开创全新的学术视野。回到当前学界热议的“本土化”议题，其本土性可归结为特定的历史传统和人文环境，这恰恰与文化社会学的研究取向相契合。因此，对“本土化”做文化社会学的解读显得尤为必要，既不排斥以通则性(普适性)理论方法研究解释本土问题的必要性，也有助于化解由于恐惧西方话语霸权或是体现学术立场而不得不突出强调本土化的尴尬。

　　(二)超越主客：本土化研究空间的拓展

　　社会学能在美国兴盛发展与美国社会学的本土化运动密不可分。但是，那场运动并不是以创造出与欧洲社会学传统不同的美国社会学为目标，而是针对“新大陆”发生的特殊社会问题开辟了新的社会学研究领域，进而丰富了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中国社会学研究在完成恢复、重建和初步发展的过程后，也面临创新领域和“学术话语权”问题，出现了“本土化”研究命题。但是，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探讨没有达到预期的深度，原因主要在于：一是社会学恢复重建的时间还太短，短短的40年只能在学习和消化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方面做一些基础性工作。二是与中国学者选择的“研究路径”密切相关，一直以来许多人都以“中国特色”和“本土化”研究作为自己的学术追求，但是探索到最后却发现除了呼吁“本土化”和批判“西方话语霸权”，根本没有建立起真正属于自己的学术领域，反倒是那些按照学术规范本本分分地开展农村调查和社区研究的专家和团队取得了可圈可点的学术成绩。通过“文化”的路径开展社会学研究，从“社会”转向到“社会与文化”的探索，有助于推动社会学本土化的深入。社会学传入中国之后，遭遇到一个与西方社会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迥异的文明体系。社会学能否有效地植根于中国社会，首要的问题是社会学的研究取向如何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现实和文化传统相契合。换一个角度来说，就是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如何消化吸收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准则、基本理论和方法，围绕中国人安身立命的自然环境、制度结构、组织文化、思想观念和社会运行开展研究，进而实现学术文化的携手共进。从这个角度来讲，所谓社会学本土化的议题，其实是采用文化社会学的视角来观照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传入非西方国家是否契合的历程。

　　追溯以往社会学的本土化议题可以发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许仕廉、孙本文等人倡导的中国化社会学，其根源是直接用来自西方的社会学理论解释中国，存在“拿来主义”和“食洋不化”的风险。因此将“中国化”和“本土化”并提，强调在中国情境中开展社会学研究。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我国港台地区率先开启“本土化”探讨之后，大陆社会学在恢复重建的过程中也积极开展相关讨论。由于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影响，“本土化”就成为“中国化”的另一种表述。冷静思考下来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这恰恰是在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适性的前提下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当下部分学者意欲以“本土化”否认学术理论的“通则性”和“普适性”，实质上属于一种强烈的“学术情感主义”的表达，有着深刻的“民族主义”烙印。

　　国内关于文化议题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文化热(文化研究)、文化的社会学研究和文化社会学研究。改革开放之初的文化热，实质上是“解冻文学”的另一种表达，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20世纪90年代开启的对文化事象的社会学研究，是关于宗教、语言和风俗习惯等文化事象的社会学研究。前者强调文化主体的重要性，后者则强调文化客体的重要性，没有将主客体关联起来。近年来兴起的文化社会学，则主张超越主客二元论，关注主客体之“关涉性”。

　　这种“关涉性”研究实质上切入社会学的元理论。社会学元理论的基本架构是“制度-结构-行动”，一种社会制度之所以确立，有其背后的文化根基，突出地表现为久远的生产、生活方式。可以说，结构的生成实质上深嵌于一定的文化当中，正所谓文化是河，制度是船。由此推断，行动必定是一种文化活动。社会学的元核心范畴即为“社会互动”(18)，具体表现为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社会关系是文化体系的集中体现。据此，文化应当从三个方面加以理解：首先是一种活动，即耕作、培植、培育；其次是一种人类行为的成果，即物质、精神、制度；再次是一种行动的过程，即价值、意义。前两个层面依次对应着早期的文化研究、之后的文化事象的社会学研究；而关于行动价值、意义的探讨，即为文化社会学的研究。

　　在文化社会学看来，本土化首先强调的是“制度-结构”的基础，即特定情境中的文化背景；其次将“行动”看作一种文化的过程，关注社会互动中的相互关系。回溯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程，每一项学术成就无不深嵌于自身文化当中。社会学传入之初，吴文藻提倡“社区”研究，费孝通将之定格为“村落”，陶孟和倡导“账簿法”的调查研究。这些“村落”“账簿”范畴的提炼，都切入中国文化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费孝通倡导“文化自觉”，郑杭生强调“理论自觉”，这些中国社会学发展过程中的标志性议题，无一不是出自文化社会学视角深入探讨的结果。

　　在文化社会学的视域里，社会学本土化有其内在行动逻辑和学理意义。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探索，其本真意义是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提出能够恰当描述和解释中国社会的理论。(19)就其实现的路径而言，“或许最后便是一种文化能力，或通俗意义上的文化软实力的一种体现”(20)。就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程来说，早期传入阶段关注的是如何更好地“借用”，以“救亡图存”；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本土化探索，关注的是如何把握社会问题，以“利国利民”；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本土化实践，关注的是如何深入社会实际，以“开拓创新”。这样的研究脉络是一种“主体性”的呈现，是学人强烈的“学术诉求”，契合了文化社会学“意义表达和价值关怀”的基本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