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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结构变迁与社会治理 “十四五”社会治理需关注的重大问题
2020年08月26日 10:28 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3期 作者:张 翼 字号
2020年08月26日 10:28
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3期 作者:张 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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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社会发展必然带来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是社会结构各组成部分变迁之不同步的基础。社会结构变迁的非同步性必然会造成原有功能的失调。原结构之原功能,并不会自然继承于新结构之中并发挥协同功能。社会治理的效能,即在于适应新结构的形成而生产与其结构需要相适配的新功能,并使之在矛盾运动中维护社会稳定。从未来中国发展的大趋势上说,人口转变与人口负债的形成、城镇化与城市内部的“新二元结构”、中产阶层的形成与中产化特征的强化以及科技革命所带来的生产生活与组织方式的变革等,既表征社会结构的变迁方向,也奠定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要求。这些因素在“十四五”时期的进一步显化,将导引社会治理的创新方向。

  [关键词]社会治理;人口老龄化;中产化社会;数据社会;城镇化

  [作者简介]张翼,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产业革命背景下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与社会治理能力建设”(项目编号:19@zho22)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级重大项目“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的研究成果。

  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验表明,中国正在将发达国家用几百年完成的现代化置于几十年的时空之中,形成赶超型压缩式发展模式,在全球化进程中快速推进占世界20%以上人口的现代化。社会的快速发展与急剧转型会引起整个社会结构及其内部各个组成部分的功能变化。这些变化既生成于原有社会,又形塑当前社会,还将规制未来社会的发展。中国在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后,又开启了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发展和社会结构转型的理路上,遵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所设计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创新社会治理理论。正如不能用传统农业社会的方法治理工业社会那样,也不能简单用治理工业社会的方法治理后工业社会,而应该以日益变化的社会及其结构为基础,破解发展之难题,补足各方面短板,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下四个方面的社会结构变迁以及由这些变迁所引起的治理措施跟进,是我们在“十四五”规划的制定与执行中需要关注的重要内容。

  一、人口老龄化:人口负债与个体化社会的来临

  人口是社会变迁的基础变量。那种认为人口并不影响社会发展的看法已趋式微,而将人口视为关键变量的认识已广为学术界和政府部门所接受。从“十四五”时期开始,中国将进入快速老龄化轨道。中国的老龄化,既是计划生育政策所推进的老龄化,也是社会经济发展所形塑的老龄化。这一方面造成人口金字塔顶部由寿命延长所带来的扩张,另外一方面也造成人口金字塔底部由少儿人口日渐减少所带来的快速收缩。伴随着“大饥荒”之后报复性生育所形成的“婴儿潮”人口进入退休阶段,15—59岁之间劳动力人口将继续大幅萎缩{1},自2011—2018年,该年龄段劳动力人口数量减少了近4000万人。截至2018年末,全国劳动人口数量为8.9亿,占总人口比重64.3%,首次跌破9亿人。

  在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支付力度强化之后,人均预期寿命还会继续提升。农业机械化、工业自动化和机器人的广泛使用,后工业化的推进,将大大减轻劳动者的劳动强度,这会进一步提升中国人的平均健康水平并延长寿命。现在的平均预期寿命大约已达到76.7岁,从2010年到2019年增长了大约4.3岁(见表1)。估计2030年会接近80岁左右。{2}

  解决老龄化所带来的老年抚养比的上升问题,只能推迟退休年龄或增加机器人或人工智能的使用以替代人力。但推迟退休年龄会产生群体冲突,因为关系社会各群体的利益诉求。所以,老龄化问题的解决,既是复杂的理论问题,同时也在日渐凸显为实践问题。为解决这一难题,在机关事业单位推出了弹性退休制,但这在客观上会拉大养老金待遇差距,工作强度越低、劳动环境越优越,退休年龄越迟、预期寿命越长,拿到的退休金总额就越多;工作强度越大、劳动环境越恶劣,退休年龄越早,预期寿命就可能越短,则拿到的退休金总额就可能越低。可见,在缺少干预的地方,社会发展给不同社会阶层带来的收益是不一样的。只要比较一下预期寿命的阶层差异即可明察这一点。另外,如果退休年龄不变,则又会遇到养老保险基金池的结构性短缺问题——将不得不从国有企业切出更大的“蛋糕”去填补养老基金的缺口。尤其是在最近几年的减税降费之后,养老金的供给侧有所减少,但养老金的需求侧则迅速上升。这个矛盾在未来会更加严重。

  老龄化带来的微观问题,是其对家庭的影响。养老压力越大,成年人就越有可能将当期剩余用之于父母的养老或者储备用之于自己未来的养老,这会抑制生育意愿,降低当期生育率,造成人口金字塔底部的加速收缩。生育效应的进一步延伸,会改变整个社会的消费趋势。少儿人口占比越少,消费的多元拉力就越低,将导致更严重的过剩经济。未来10年,即是城市独生子女大规模进入婚育期的10年,他们的养老压力会比想象的更大,人均预期寿命越长,子女的养老压力就越大。这使独生子女一代将不得不在“养老”与“养小”之间做出平衡。

  在原有政策体系中,“双独结婚”可以生育两个子女,但双独结婚之后的实际生育率却长期低于政策生育率。于是,2014年实施了“单独二孩”政策,但政策红利只释放了一年。2016年又实施了“全面二孩”政策,可政策红利也仅仅维持了一年,2019年全年生育的新生儿数量仅仅为1465万人{3},比2018年减少了58万人。现在,城市社会普遍存在着抚养关系的“四二一”结构(夫妻双方的四个老人、夫妻二人、一个子女),预期出现的抚养关系的“四二二”结构(夫妻双方的四个老人、夫妻二人、两个子女)仍然较少,双独结婚之后生育两个子女的占比较低。在就业压力、生活成本压力、教育竞争压力之下,生育友好型社会还需要继续培育。

  家庭的养老负担,与人口流动和城镇化等变量交互影响在一起,会强化少子化过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的低结婚率与高离婚率趋势。单身家庭和非婚同居家庭的数量会迅速增加。在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之中,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已经推迟到二十八九岁,个别城市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已经推迟到30岁左右。结婚年龄越迟、离婚率越高,既意味着“单身家庭”数量的增多,也意味着“单亲家庭”数量的攀升,这容易导致类似“失独家庭”这样的“脆弱性”。从西方各国来看,现代化与社会发展的一个可以预见的共同结果,是家庭的不断解体,是社会个体化特征的持续显化。北欧国家已经步入个体化社会阶段。西欧各国单身家庭的数量也与日俱增。由于单亲家庭(主要是一个成年女性与其所生的未成年子女所组成的家庭)数量的上升,弹性就业、职场挈带孩子已成为企业和政府组织的惯例。婚生孩子的数量不断降低,非婚生孩子的数量会直线上升,北欧非婚生孩子的数量达到当年出生人口的一半左右,法国的非婚生子女长期维持在59%左右。同样在法国,1990年25—29岁年龄段人口中,50.3%的女性和34.6%的男性是“已婚人口”,但到2017年,在25—29岁年龄段人口中,只有19.1%的女性人口和10.9%的男性人口属于已婚人口。{4}这在很大程度上会改变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中国是一个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国家,但中国人口的生育模式和婚姻家庭模式也会随现代化的推进而变迁。以“家”(family)为基础定义的家庭与以“户”(household)为基础定义的家庭大为不同。以“家”为基础配置的家庭政策也与以“户”为基础配置的社会政策大为不同。我国正在从“F”型向“H”型转变。1990年,在我国25—29岁年龄段人口中,95.0%的女性和82.4%的男性是“已婚人口”,但到2017年,在25—29岁年龄段人口中,已婚人口已分别下降到女性为70.4%、男性为55.1%。

  最近的新冠疫情将人们困于家庭之中,这增加了成年男性与成年女性的怀孕机会,所以有人估计说会提升生育率。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疫情尚未完全结束,预约离婚的人却排起了长队。在20世纪90年代收缩了每年的人口出生规模之后,“年龄段离婚率”或“年龄段结婚率”才最具有趋势意义。“粗离婚率”或“离婚对数与结婚对数的比值”等在人口年龄结构与分年龄段人口规模的变迁中,会丧失其确定的趋势性“指标意义”(翟振武、刘雯莉,2020)。但生育旺盛期女性人口的规模,却具有极其强烈的决定意义。由于生育旺盛期女性人口数量在下降,今后每年新生宝宝的数量就不会太多。已有多项研究发现,城镇化的推进、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养老压力的加大、就业位置的不稳定、物价的上升,尤其是房价的上升等,会在短期抑制青年一代的结婚意愿和生育意愿,这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未来社会的个体化特征。

  因此,未来社会治理与社会政策配置的方向必须在重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同时,加强社区建设,面对老龄型社会和少子化社会,面对个体化社会,面对传统社会家庭亲缘关系的松教、断裂与解体,面对老龄化所带来的医疗保健市场的结构性变化,面对独生子女社会支持网的损毁等而转型。因为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决定了治理的供给侧需求。这种结构性变化一定会引起功能性变化。所以,只有强化社会治理的精准施策力度,从民生这个治理的源头设计变迁社会的治理规则,才能满足社会转型之所需。而治理的重点,将在继续发挥管理职能的同时,迅速转向精细化的、分群体类型的社会服务,以预防老龄化社会所带来的各种社会脆弱性风险。

  二、城镇化: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的张力与社区治理

  在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的影响下、在劳动力人口净减少的复合压力下,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必然形成人口竞争现象。城市社会只有加大整合行动才能消解这种短期多元群体积聚所带来的矛盾与冲突。

  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城镇化,走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劳动力城镇化阶段,第二阶段是市民化阶段。第一阶段大体已接近尾声,第二阶段才刚刚推进。但第二阶段市民化工程的制度设计还难以适应现代化需要,这导致农民工对流入城市的认同度不高(肖子华、徐水源、刘金伟,2019;杨菊华,2019)。为弥合社会裂隙,中央政府通过日益强化的户籍制度改革,倒逼地方城市政府“因城施策”式推进市民化进度,期望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但这种政策仍然与“户口”挂钩,城市政府继续将户籍作为政策配置的基础。因为城市更加偏好接收人力资本较高的劳动力人口——大学生,因而忽视了农民工的作用,同时也将非劳动力人口隔离在农村。城市常住人口相对于农村常住人口的年轻化,就证明了这一点。新世纪以来愈演愈烈的“人口大战”,在保房价的同时,也明确强化了学历歧视与年龄歧视力度。农村在日益严重的老龄化过程中出现了产业空壳化。城市的资本越下乡,农村就越不像农民的农村。

  但是人口转型还是给农民工提供了强力的讨价还价机会。在计划生育使年轻的农民工供给日渐降低的同时,城市对农民工的需求提升了其“以脚投票”的能力。一方面,农村不再承担劳动力蓄水池作用,另外一方面城市户籍人口的老龄化迫切需要农民工的市民化,此间的张力衍生出一波又一波“民工荒”与“招工难”问题。农民工以草根社会的朴素意识,利用市场供求关系,在“京津冀”“长三角”与“珠三角”之间流动、在省会城市与力图崛起的产业城市之间徘徊,从而迫使企业率先改变态度而逐步优化劳动环境。这才一方面使其工资拖欠率大幅下降,另外一方面又迫使企业加大机器人投资以降低用工成本。因为机器人的作用,也因为制度性的歧视,农民工收入的增速远远赶不上流入地城市房价的增速。房价的上涨又刺激了租金的上涨,使以农民工为主的流动人口不得不将当期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之于居住,从而降低了积累率。城市越大,租金越高,农民工就越难以市民化,这已不是简单的身份问题,而是收入支持生活的实际问题。近年来,土地城镇化大于人口城镇化的负面影响日趋显现。但是截至目前的历次经济波动都诱使地方政府祭出地产利器,通过房价上升获取土地财政收益,由此淡化了“房住不炒”的战略意义。

  于是,“居住区位”与“住房”自动转化为社会分层变量,房子已经超越了“教育”和“职业”的影响,而成为区别人们社会地位的指标体系。城市政府通过住房资源的配置,形成“人才住房政策”,诱引“人才”携带“六个钱包”进入新一线城市。新毕业的大学生,无论所学何种专业,也无论其如何勤奋劳动,其在劳动力市场获得的当期工资剩余,都难以按揭到住房。诸如此类的政策,使城市借助“新移民”不断地掏空“六个钱包”;也以此为渠道,使大城市如抽水机一样将农村和中小城市抽空:先是招商引资抽空了乡镇企业,接着抽出中小城市的资金,然后抽空农村和中小城市的年轻和高人力资本劳动力。

  城市中心区高额的房租,将以农民工为主要组成部分的流动人口挤压到城市的边缘地带,形成城市中心区本地户籍人口多、城市边缘圈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较差地区农民工多的人口区位结构。在很多城市的城乡接合部,绝大多数居民为流动农民工。在以积分落户为主要特征的身份制标签下,这种结构性分布很容易将居民身份的多元化转变为阶层区位分布的结构化。“摊大饼”般的城市圈层结构,标签着居民的阶层化圈层结构。区位阶层化与居民阶层化高度同构的结果,会形成社会认同与阶层意识张力,大大降低群体性事件的组织成本。如果收入较低的大学毕业生也被挤压到农民工中间,则其会自然成为农民工阶层意识的再生产之源。

  农民工为消减生活压力,偏向于将乡村的亲缘网络、职业网络和乡土网络移植进城市,形成“都市里的村庄”。虽然城市的拆迁与改造,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解构了诸如“浙江村”“福建村”等,但“都市里的村庄”仍然在草根化流动中富有生命力。“半城市化”或“不完全城镇化”现象将长期存在。全世界的移民都倾向于以组团积聚方式化解外来风险。农民工以乡土情结的组团积聚,在城市形成一个又一个熟人社会,嵌套在城市的周边地带,绘制出“农民工围城”的人口结构图。原来的城乡二元结构被逐渐转化为城市内部农民工与户籍市民的“新二元结构”。

  与此同时,城市户籍居民却在城市改造中日益陌生人化。一方面拆迁解构了原有的街坊邻居的地缘关系,另外一方面新移民又嵌入于各个社区,对同质化人口进行了异质化改造。住房商品化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物业小区服务的商品化和人际关系的陌生人化。越是高档社区,越具有陌生人社会的特征。人与人之间居住在一起,但却相互不认识。甚至于一个单元的门对门居民,也是“老死不相往来”。城市户籍居民被市场化了,“单位制”所形成的熟人社会已经转变为陌生人社会了(黄剑,2016)。原有的社会团结模式被解构,但新的社会团结机制尚未形成,因此出现了典型的“治理失范”现象。

  因此,中国城市社会,尤其是快速城镇化中的城市社会,正在凸显流动人口的熟人社会与户籍居民的陌生人社会症状。熟人社会中的居民与陌生人社会中的居民缺少融合渠道,但却很容易形成区隔意识。如果社会整合力度较大,则阶层矛盾与群体矛盾就不容易同构。如果社会整合力度较小,或流动人口很难融合进城市,则阶层矛盾与群体矛盾就会同构,由此增加和累积出层层叠放的社会风险。

  所以,创新社会治理以维护社会团结或形成新的社会整合力量,将是极其重要的研究课题。社会发展与社会变迁的速度越快,社会内部的结构性不均衡特征就越强烈,就越需要加强社会整合力量的再造以化解新生的社会冲突。未来社会治理的重点,应该是社区治理。社会学的社区概念,还是很传统的来自于滕尼斯的学术性概念,但现在的社区却是行政化了的、具有很强组织化特征与他治特征的实践概念——与其说社区居委会是居民自治组织,不如说其是城市政府的基层代理。这种社会实践的发展与变化,已经为学术研究的理论创新创造了现实基础,但理论研究却严重落后于实践步伐。在社区治理中,社区隔离、社区内部居民的异质化、社区内部物业小区业主与物业管理公司之间的矛盾、社区在围墙中的“自我隔离”“与他隔离”以及社区的阶层化和身份化等,将是治理制度创新的重要来源。

  三、中产化社会:中产阶层崛起、消费升级与阶层治理

  当前的逆全球化趋势,以及日渐浓厚的贸易保护主义环境,使出口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难以维系。培育中等收入群体以扩大内需,是未来一个时期发展战略的不二选择。中等收入群体与中产阶层,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在收入维度上的“扩中”与在阶层维度上的“中产化”,具有很强的重叠性。所以,伴随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中国中产阶层的规模也将随之而扩大。

  因此,只要现代化战略继续向前推进,中产阶层还将继续扩大。中国作为大国的经济韧性也能够维持内需的逐步扩张。但中国的中产化,主要是“第一代的中产化”。这是本文使用的一个学术概念,指新增的中产阶层成员主要来自工人阶层家庭和农民阶层家庭,他们是第一代中产阶层,是与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的父辈相比职业白领化过程的中产阶层,但却可能是收入难以继续迅速增长的中产阶层,更是缺少中产阶层之阶层意识的中产阶层,因而在短期很难形成中产阶层意义的社会担纲。虽然他们在市场经济中发生了社会流动,但却没有使市场规则和契约精神深入人心。他们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中养成了生活稳定改善的惯习,但却没有经历过经济周期大波动的深层洗礼。正因为如此,中国的中产阶层,才不像西方各国的中产阶层那样具有经历“多代中产”{5}那样的、累积了社会记忆的历史经验。因此,很难将当前中国的中产阶层与西方国家的中产阶层进行意识意义的共时性比较。

  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中产化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全球化影响下,第一阶段与中国社会的工人化同时进行。也就是说,工业化在促使劳动力人口“工人化”的同时,也伴生了劳动力人口的中产化过程。高等教育的扩张,支持了中产化与产业结构的转型。中国厂商生产流水线的更替速度,远远快于欧洲产业革命时期生产流水线的更替速度。快速发展与压缩式现代化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表述。当前,劳动力人口的“工人化”过程在过快的、被动的“去工业化”压力下将趋于收敛。这迫使中国社会打开了第二阶段的中产化过程——即在“工人化”进程尚未充分完成的背景下就推进第二阶段的中产化。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产化”过程不同。西方各国是在两三百年或上百年的“工人化”之后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进入“中产化”过程,即其先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工人化”过程才开启“中产化”步伐。中国将西方国家在几百年时间推进的现代化,压缩在几十年的时空中形成具有后发优势但同时又易于遭受国际环境挤压的“赶超型”现代化。此中激荡使工人阶层尤其是体力工人阶层占整个劳动力人口的比重并未长期高居首位,而只是在触顶之后即开始收缩。近期形成的第二阶段的“中产化”,即是第三产业占比迅速上升所推动的“中产化”。中产化速度越快,中产的阶层认同度就越低,因此,很多中产阶层的成员拥有强烈的“被中产”感觉。

  这种“中产化”会使中产阶层成为一个来源广泛而又五花八门的“大杂烩”。这个“大杂烩”在科技革命的推进中,会形成阶层内部的层级化和再分层化。这也使中国的中产阶层不像西方的中产阶层那样,在渐进的社会变迁中会形成调适意识。全球化与跨国资本更易于将一个国家内部的中产阶层拉近与其他国家的中产阶层比较系统,形成跨国境的“相对剥夺感”。这种“相对剥夺感”形成的群体压力,既可以在一定时空结构中逐步缩小全球中产阶层的收入差距,也可以缩小基于收入而形成的消费差距。所以,在资本的跨国流动中,不仅会形成资本家阶层的国际迁徙轨迹,而且也会形成中产阶层的国际迁徙轨迹,即形成世界意义的中产阶层的移民潮。资本追逐技术与创新的过程,一方面努力拉大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另外一方面也迫使中产阶层随技术和创新而跨国流动,即中产阶层具有很强的国际化特征,其在与国际社会的比较中不断建构自己的阶层定位(李路路,2020)。如果其在国内市场得不到与其所掌握的人力资本相适应的劳动回报,其就会流动到能够拿到预期回报的经济体去拿到自己预期的那份回报。

  掌握了最先进科技知识、居于创新能力顶端的中产阶层,会成为中产阶层的上层,这些人的“知本家”特征最强烈,其收入甚至于会超过中小型业主的收入。中产阶层的中层,将为保住既已获得的阶层位置而不得不呈现更强烈的“996”工作模式,经济的下行压力使其更进一步适应这种工作模式。但中产阶层的下层,将是极其焦虑的人群,其收入会低于工人阶层中的技工,其位置会在经济波动中波动,其意识会偏向于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一旦科技创新颠覆了原有的产业基础,其必然会掉落阶层位置,因而转化为最不具“获得感”的阶层{6}。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产阶层社会地位的掉落史说明,中产阶层下层与工人阶层在投票行为上会日益趋同。

  原来学界有一种朴素认识:认为中产化社会到来之后,中国会一劳永逸地摆脱动荡而进入稳定状态。有些学者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启示,认为中产阶层可以有效摆平上层阶层与下层阶层之间的矛盾,形成社会稳定的强大制衡力。但这个假设总是受到现实的挑战。在后工业社会,中产阶层既是社会结构的主体,同时也会是社会运动的参与主体(张翼,2008;阿鹏涛、沈圆圆,2019)。我们经常观察到的现象是:“中产阶层的孩子们”也会更为激进地形塑社会运动的走向。而中产阶层内部的分层则是后工业社会必然带来的新分层或再分层。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所形成的对社会各阶层的认识判断,将在后工业社会重新改写。前辈先贤在工业社会初期完成了彼时的“社会动力学”与“社会静力学”,洞察彼时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与稳定基础。现在,历史迫切需要当前时代的“社会动力学”与“社会静力学”,也迫切需要锻造未来社会发展的拉动因素与社会稳定的制衡力量。

  另外,中产阶层的崛起将拉动消费市场转型,使中国之内需扩张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张翼,2016)。只要中产阶层的收入不断增长,消费升级即可预期。在过去的一段时间,的确也存在中产阶层崛起拉动的消费升级现象,使消费从模仿型排浪式阶段向个性化、多样化阶段过渡。但经济波动经常打乱消费升级的速度与频率。收入的稳定增长是消费弹性得以提高的基本保障。如果收入下降或缺少增长预期、抑或社会保障不力,则消费信心必然受挫。2020年年初,很多学者判断新冠疫情得以控制之后将会出现报复性消费,担心出现供给侧的短缺。现实却是,消费一直波澜不惊地缓慢恢复,而储蓄率却增加了。这说明,人们对未来的预期越是不确定,就越倾向于存钱而不是花钱。因此,消费升级既取决于供给侧商品的竞争性升级(比如科技进步引起的商品的更新换代),也取决于需求端收入增加的支撑作用(比如各个阶层收入的普遍增加)。但失业率的上升与收入的降低却会迅速导致消费降级。

  何况中国中产阶层还是不成熟的阶层,他们大体上属于教育中产与职业中产,而未能转型为意识中产和消费中产。他们与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具有天然的血肉联系,他们在未来的发展中还需要继续定位。新冠疫情显现了中产阶层的焦虑,出现了中产阶层在各个微信圈层的对立;也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意见撕裂。在精英主义跟民粹主义的互动中,中产阶层的选择,尽管现在还是碎片化的中产阶层,但其作为整体所进行的历史选择,将决定中国未来社会意识的走向。迄今为止,学术界对这个阶层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已有研究也轮廓不清,需要从新阶层的新治理角度重构阶层分析理论。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过程,充满了社会结构转型及其对资源配置的内容。只有从阶层分析的角度,认识社会转型存在的各种风险与机遇,提前引导相关阶层在转型中顺利发展,才能有效弥合社会转型,特别是阶级阶层结构转型所潜藏的现代风险,在社会整合与社会团结的理路中,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设计出为各个阶层共同发展创造机遇的制度框架,疏通社会流动渠道,激励社会个体通过自身努力实现自己的中国梦,防止社会阶层的固化。应该注意到,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与中产阶层的崛起,既会创造发展的动能,形塑中国特色的社会动力说,但也会在各个不同阶层的不平衡与不充分发展中,埋下社会冲突的种子。高等教育的扩招,为中产阶层的生产和再生产创造了源源不断的后备军。但大学毕业生只是完成了教育中产的造梦过程,其只有在劳动力市场上进入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完成职业中产的社会造梦过程,才能形成消费中产。消费中产的养成,才能锻造出成熟的现代中产阶层,使之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稳定器而不是相反。这是未来基于中产化社会而形成阶层治理逻辑的一个重要内容。

  四、数据社会:科技进步、社会分化与网络治理

  自工业社会开始,科技就加速进步。后工业社会的技术进步速度不仅比工业社会更快,而且也更具有颠覆性增长特征。改革开放之前,绝大多数农村地区仍然徘徊于“二牛抬杠”的生产方式之中,改革开放之后,绝大多数农村颠覆了畜力而代之以农业机械。中国在这40多年创造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超过了以往历朝创造的文明的总和,工业社会的科技进步如火车飞跑,并在很短时间改变了产业结构。如表2所示,2019年中国第三产业在GDP中的占比已超53.9%。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比已从1978年的70.5%降低到2018年的26.1%,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已经从1978年的12.2%上升到2018年的46.3%,第三产业已经成为劳动力人口的就业主战场,中国顺利跨入了后工业化时代。现在,科技进步的步伐不再以“年”计,而可能以“季度”和“月”计。促销的商品每隔一段时间即升级换代一次,比如智能手机就在市场竞争中几乎以“季度”的间隔升级换代。科技进步速度越快,产品的更新换代速度就越快。

  在计算机、人工智能、互联网与大数据等科技发展的带动之下,可以预见性地说,中国社会将发生更快的社会变迁和经济变迁。在要素市场中,除土地、人力、资本与管理方式外,大数据也以极强的时代特征参与到剩余分配之中。谁掌握大数据、谁开发大数据、谁妥善使用大数据,谁就会引领市场,谁就会易于发财致富。为更加确切地理解我们自己所处社会的基本特征,学者们使用了信息社会、消费社会、网络社会等名词刻画其变迁过程。在大数据成为生产力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用数据社会表达我们所处社会的叙事模式。

  可以说,中国社会的中产化程度支持了数据社会的发展,也简化了数据社会各种智能商品的推广成本。2019年网民调查发现,网民群体的主要构成部分,已开始从大专和本科群体向初中高中群体转移。这就是说,科技进步的受益对象,会首先发轫于“高知”,再波及“中知”,最后轮到“低知”接盘。因此,科技进步总是最先为接受过更高教育的人群带来收益,然后再波及其他人群。在这种情况下,科技进步不仅不会缩小发展差距,还会扩大发展差距。

  科技进步越快,科技所造成的发展差距就可以越大。这种差距既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这些差距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所有成员的平均文化资本与教育资本的更新速度。为什么要建立终身学习型社会?因为科技进步速度的加快,强化了知识的“过时”性质。学界曾经使用过“人力资本的失灵”概念去分析这种变迁过程(李培林、张翼,2003)。因为人力资本不能简单以标准化的“学历”去度量,而应该以与社会平均的生产力水平的匹配程度和领先程度度量。未来,人与人之间的发展差距将不再由初级教育程度和中级教育程度决定,而主要由高等教育程度所决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差距就不再取决于生产过程,而将更明显地取决于研发过程。中国社会的引领阶层,也将是掌握了科学和技术的那些阶层。这是后工业社会的基本性状。不了解这个因素就无法解释数据社会或智能社会的本质。

  因为年轻人的学习能力强于老年人。所以,劳动力的老化程度会影响一个地区的创新能力,由此也将阻滞这个地区的发展速度。因此,人口竞争的结果必然会决定未来的发展格局。在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中,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本身就决定着这个地区的发展速度。第三产业占比越大,则发展速度就越快。在人工智能对劳动力的替代中,这个趋势会更为显著。看看美国底特律这个昔日的汽车城的命运,就会知道产业转型的颠覆性破坏的影响。另外,机器人或人工智能的使用,将最先从低技术含量劳动岗位形成突破,产生“机器换人”现象。在东南沿海制造业企业,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到目前的“腾笼换鸟”行动,在保持产量迅速提升的同时,企业内部工作人员的数量大幅下降,有些企业减少了一半以上的员工,即使是生产流水线更替速度较慢的企业,也至少减少了30%以上的员工。

  因而,科技进步会造成更为显著的社会分化现象。这种分化已经发生在高技能劳动者与低技能劳动者之间——被AI取代的劳动者的收入增速,将长期慢于不能被AI所取代的劳动者的收入增速。在消费领域,有能力使用技术进步成果的群体发展速度更快,没有能力使用技术进步成果的群体发展速度更慢,造成会使用新技术的人群与不会使用新技术人群的分化。在老龄化社会,规模庞大的老年群体将是技术使用的弱势群体,这会形成代际之间的分化,不仅分化于意识与观念,而且分化于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在科技发展中,“代差”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科技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会改变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而且还会改变一个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组织方式。当前,社会成员的互动,已经从面对面的交往向借助于微信圈的“在线交往”转变,人们的“在线时间”越长,其圈层化的、穿插在不同网络社区的网友就越多。网络化生产、网络化教学、网络化会议、网络化情感交流等都使人们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网络化组织。

  但在以网络社会所表征的数据社会中,网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远远慢于网络发展的现代化水平。网络治理、数据治理、人工智能治理的制度设计,还难以达到法治社会的需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要“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加强数据有序共享,依法保护个人信息”。与此同时,在社会治理体系中也加入了“科技支撑”的相关表述。但只有将文件的引领转化为治理效能,才能在数据社会的演进中形成集“良治”与“善治”为一体的制度配置。在数据社会,网络意识形态会产生对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解构冲动。垄断性网络平台以大数据的精准算法,一方面推送诱导性广告以影响商品消费,另外一方面也以分类定向的类型化“头条”文章,影响网民的意见形成过程。总之,网络平台既影响网民衣食住行“流行与时尚”的意识结构,也影响网民的意见表达方向与政治选择偏好。所以说,未来治理的精细化投入,必须在加深网络社会和数据社会的认识中,强化对科技改变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组织方式的研究,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对网络平台整合方式的研究,强化数据时代话语与叙事特征的研究,强化对科技之“代差”问题的研究,防止社会断裂现象的发生。

  注释:

  {1}在1959年、1960年、1961年的“饥荒”影响下,这几年的生育率很低。但自1962年生育率就开始反弹,此后很长一个历史时期每年中国出生人口数都达到2300万到2900万之间,形成波澜壮阔的“婴儿潮”。“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在改革开放中制造了人口红利,但在其进入退休年龄段之后,则会大幅减少劳动力人口,导致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尤其是新生劳动力人口的总量持续低于退出劳动力人口的总量时,劳动力人口的减少趋势就不可避免。

  {2}社会保险的制度性全覆盖,劳动强度的降低,休闲时间的延长,医学技术的进步等会迅速延长人口平均预期寿命。

  {3}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

  tjsj/zxfb/202002/t20200228_1728913.html.

  {4}互联网、人工智能、学习机、大数据、机器人的使用,一方面会缩小男女两性之间的收入差距,另外一方面也会降低男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使独身人口占比上升。

  {5}中产阶层的孩子交替继承其中产阶层父母辈的中产阶层地位。

  {6}在后工业社会,基于工业社会所形成的所有者阶级与劳工供给者阶级之间的冲突,在继续演化的同时,会产生新的下层中产阶层与上层中产阶层之间的冲突。在投票行为和街头抗议代替了阶级斗争后,各个阶层会更加重视政府对社会政策之倾向性的配置,即各个阶层都希望社会政策会保护本阶级的利益。

  参考文献:

  [1]张翼.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消费倾向——从生存性消费到发展性消费[J].社会学研究,2016(4).

  [2]张翼.当前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J].中国社会科学,2008(2).

  [3]翟振武、刘雯莉.中国人真的都不结婚了吗——从队列的视角看中国人的结婚和不婚[J].探索与争鸣,2020(2).

  [4]肖子华、徐水源、刘金伟.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评估——以50个主要人口流入地城市为对象[J].人口研究,2019(5).

  [5]杨菊华.流动人口(再)市民化:理论、现实与反思[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2).

  [6]黄剑.陌生人社会中日常生活的确定性及其运行框架[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6).

  [7]李路路.疫情对中国中产心理的影响[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3).

  [8]阿鹏涛、沈圆圆.新世纪以来泰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阶层分析[J].南亚东南亚研究,2019(6).

  [9]李培林、张翼.走出生活逆境的阴影——失业下岗职工再就业中的“人力资本失灵”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3(5).

  

作者简介

姓名:张 翼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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