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团结常同友爱相联系，旨在实现公民权利与社会责任的平衡，协调社会正义与团体忠诚的关系，展示凝聚各种社会力量去改变共同命运的社会责任，表现社会成员之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友好关系，传达“四海之内，人人皆兄弟”的美好愿景。它在国内表现为社会团结。实现社会团结，需要处理好自由与平等、自我权益与友善美德、个人权利与社会正义的关系，建立向所有社会成员开放的社会保障制度，用互惠、互让和互谅的对等正义处理社会矛盾和利益争端。它在国际表现为人类团结。实现人类团结，需要借助国际社会力量，加强国际交流合作，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向正在遭受贫穷、饥饿、灾难和战争苦难的人民提供国际人道主义援助，改善发展中国家的人权状况和经济状况。自由、平等、团结、容忍、尊重自然和共同承担责任，是国际社会倡导的六大基本价值。保障公民权利、增进社会福祉、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全球正义和促进人类团结是构建命运共同体的五条路径。背离团结宗旨，人类不会有美好未来。构建团结的命运共同体任重而道远。

　　关 键 词：团结；全球正义；命运共同体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正义论》诠释与批评”(项目编号：17BZX013)。

　　“自由、平等、博爱”(Liberté，galité，Fraternité)是法国大革命提出的三大政治口号。在政治哲学中，与自由和平等相比，关于博爱的讨论要少得多。“博爱(fraternity)观念在民主理论中占据着不甚重要的位置……许多人觉得它在政治事务中没有恰当的位置。”①像博爱一样，与自由和平等相比，关于团结(solidarity)的讨论要少得多。在政治哲学中，很少有人把团结作为严肃的学术问题来研究。不过，这种情形随着1971年罗尔斯(John Rawls)发表《正义论》而开始改变。

　　《正义论》的主题是社会正义。正义的首要主体是“社会基本结构”②，并体现为“良序社会”。正如弗雷曼(Samuel Freeman)所言：“对罗尔斯来说，证明正义原则的关键在于良序社会的实际可能性，在良序社会中，凡通情达理者(all reasonable and rational persons)皆赞同并普遍遵守相同正义原则。”③罗尔斯真正关心的问题是，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良序社会是否实际可能？抛开各种整全的哲学、宗教和道德学说，单单凭借自身的力量，人类能否友善地和平共处？或者，纵使缺乏圣恩的庇佑，单单依靠人类自身的力量，“四海之内人人皆兄弟”的友爱社会是否实际可能？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团结问题。因此，《正义论》隐藏的主题是人类团结。差别原则正是为了解决团结问题提出来的。

　　罗蒂(Richard Rorty)也思考着类似问题，但他不同意罗尔斯的康德式先验哲学预设——只有通情达理者，只有具有自主道德判断力和正义感的人，才可能建设良序社会——并质疑如下观念：“邪恶的自由选择，是故意躲避圣光的照耀。”④罗蒂还对这样的断言表示异议：追求客观真理，是诚实做人的知识论前提。他区分了追求真理(truth)和追求真诚(truthfulness)，区分了物理世界的客观性与人类社会的团结(协同性或连带性)。罗蒂表示，真理是真理，团结是团结。追求团结社会不一定以真理为中介，甚至与真理无关。罗蒂把正义解读为“较大的忠诚”⑤，认为团结是“自家人”范围的扩大，主张放弃对真理的追求，把团结“当作我们的唯一的安慰”。⑥

　　像罗尔斯和罗蒂一样，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提出一种包容他者的正义观，一种主体间开展平等对话的协商民主理论。他表示，“团结他者，使他者成为我们的一员，表明具有灵活性的我们组成了这样的共同体：抗拒一切实际限定，并把可穿越的边界扩张得更远一些”，⑦“法治政府观念只是阐述了平衡三大宏观社会统合力量的政治方面，它们分别是金钱、行政权力和团结”，⑧“除了行政权力和自我利益，团结是社会统合的第三股力量”。⑨就在社会统合中的作用而言，团结不仅与金钱(自我利益)和行政权力并列，而且具有超越共同体边界的力量，完成金钱(自我利益)和行政权力无法完成的任务。

　　当然，在当代西方哲学界，对团结做过深入研究的并不限于这三位哲学家。尽管如此，科勒斯(Avery Kolers)在其新著《团结道德理论》中断言：“过去二十年虽有出色著作问世，但在最近的政治哲学中，团结一直是被严重忽视的问题。”⑩相比之下，团结研究在社会科学中呈现为另一番景象。比如，美国社会学家亚历山大(Jeffrey C.Alexander)尝试从文化社会学角度回答人类能否团结的问题，表示“公民团结是真实的乌托邦”。(11)其实，从孔德(Auguste Comte)开始，尤其在涂尔干(Emile Durkheim)那儿，团结问题就已经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并取得丰硕成果。近二十年来，团结问题在世界范围的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律等学科中得到专门研究，在多元社会、公共政策、身份认同、国家主权、国际政治、欧盟一体化、全球正义等专题上经常可以看到团结研究者的身影。(12)与科勒斯的判断有所不同，团结在今天已经成为世界哲学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

　　像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一样，当今杰出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高度重视团结问题。2000年，联合国发表《千年宣言》明确规定，自由、平等、团结、容忍、尊重自然和共同承担责任，是国际社会认同和倡导的六大基本价值。“团结意味着必须根据公平和社会正义的基本原则，以公平承担有关代价和负担的方式处理各种全球挑战。遭受不利影响或得益最少的人有权得到得益最多者的帮助。”(13)该宣言明确把公平和社会正义原则应用于国际事务，尤其是运用罗尔斯差别原则来解决贫穷问题，表示国际社会“将不遗余力地帮助我们十亿多男女老少同胞摆脱目前凄苦可怜和毫无尊严的极端贫穷状况”。(14)2005年，联合国宣布从2006年开始，每年12月20日为国际人类团结日(international human solidarity day)。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2014年国际人类团结日致辞中表示，国际社会承诺“倡导团结和共同责任……是必须奉行的基本价值”。(15)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人类紧密地生活于同一地球之中，形成相互依赖的命运共同体，团结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出来。

　　“团结问题是21世纪核心挑战之一。”(16)鉴于国内哲学社会科学对团结的深度研究尚难得一见，本文主题是团结或人类团结。笔者将讨论(1)团结的含义与辨析，(2)团结的主观条件，(3)团结的客观条件，(4)构建团结的命运共同体。

　　一、“团结”的含义与辨析

　　作为社会现象，团结在人类历史上较早出现于宗教、政治和文化领域，较迟出现于同业公会和自由市场等领域。先哲们对团结的思考，可追溯到雅斯贝尔斯(Karl T.Jaspers)所谓的第一轴心时代。佛陀、苏格拉底、孔子和耶稣各自独立创立了对人类文明产生深远影响的思想范式。他们展示了“普遍的人类之爱”，(17)表达了人类应当团结一致、互惠共济的美好愿望。比如，佛陀教导弟子：“我所知法，为汝等说，汝当善理解，实践修习，广为宣布。而于梵行，为令长续，为令久住，是即为饶益众生、福乐众生、慈乐众生、慈憨世间，为饶益人天，福乐人天之法。”(18)苏格拉底警告道：“假如你以恶毒报复恶毒，以伤害回击伤害，破坏我们与你订立的信约，亏待最不应当亏待的人，亦即你自己，你的朋友，你的乡亲和我们，那么只要你还活着，我们就与你势不两立，我们的同道，世上的法律，将视你为仇寇。”(19)孔子说：“君子周急不济富”，(20)“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21)“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22)耶稣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23)这些先哲多在临终之时或生命快要走到尽头的关口给出关于人类团结的忠告和训示。它们是重要的。不过，正如罗素所言：“社会团结是必要的，但人类迄今还不曾有过单凭说理就能加强团结的事。”(24)我们更看重人类实践团结的价值。

　　英文单词“solidarity”的含义是明确的，包含“团结”“协同”和“连带”之义，《英汉大词典》对“solidarity”的释义是“团结一致；共同一致；关联，休戚相关”。(25)《现代汉语词典》对“团结”的释义是“(1)[动]为了集中力量实现共同理想或完成共同任务而联合或结合：团结朋友，打击敌人|团结就是力量。(2)[形]齐心协力，结合紧密；和睦：邻里团结|大家很团结。”(26)布鲁克霍斯特(Hauke Brunkhorst)对“团结”概念作了观念史考察。“团结是一个完全近代的概念，同法律平等概念和政治民主概念紧密相连”。(27)他表示，语词“团结”(法文单词“solidarité”)源于法国大革命。当时的革命者多用“博爱”或“兄弟情谊”来表达与“团结”近似的含义。1792年8月10日“八月起义”胜利后，巴黎市长巴什(Jean-Nicolas Pache)在巴黎公共建筑外墙涂上“自由、平等、博爱，或死亡”(Liberté，égalité，Fraternité，ou la mort)等政治口号。1893年4月1日，丹东(Georges Jacques Danton)在国民公会上号召大家“用一致行动来展示‘团结’”。(28)1795年法国宪法规定“博爱”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者，常施于人”的精神。“团结”还与“和谐”有密切联系，后者是傅立叶(Charles Fourier)喜爱的词语，表示“在团体内部或团体之间，各主体同情共感，情不自禁地采取相互支持的行动，做出寻求社会包容的努力”。(29)

　　随着国际工人运动的兴起，在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的影响下，“团结”取代“博爱”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政治口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2月合作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庄严宣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30)在写于1848年6月28日“六月革命”一文中，马克思对当时刷满大街的革命口号“自由、平等、博爱”提出批评。他表示：“这就是fraternité，就是一方剥削他方的那些互相对立的阶级之间的博爱……这种博爱就是内战，就是最可怕的国内战争——劳动与资本的战争。”(31)从此以后，“博爱”观念被无产阶级政治运动所抛弃，“国际工人运动使得阶级团结(class solidarity)成为一个政治口号，成为抵挡社会和政治对手的武器。福利国家往往被看作是为了团结而斗争的结果，是团结的制度表现。”(32)

　　“团结”概念先由孔德引入社会学，后由涂尔干予以系统研究，表示所有社会成员基于不可超越的相互依赖关系而寻求超越自我利益的共同善的行动。涂尔干先区分了同质社会和异质社会，然后区分了机械团结(mechanic solidarity，又译机械连带)和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又译有机连带)。席勒(Max Scheler)通过共情引发团结研究的现象学转向。从此以后，团结总是与共同善和社会正义联系在一起，体现着现代文明社会的凝聚力，寻求着协调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努力。最近马莱斯维奇(Sinia Maleevi)提出“微观团结”(micro-solidarity)概念，以示区别于涂尔干的“机械团结”概念。他表示，“微观团结不一定基于物理或文化相似性，而是基于强烈的情感纽带和理性价值纽带。在此意义上，微观团结是所有团结的前提，最终有助于确保我们作为人类得以生存。我们作为人类都倾向于通过与我们所看重和关切的个体的互动，以寻求安慰、本体安全、意义、温情和情感慰藉。在此重要意义上，微观团结是所有团结的要害所在。”(33)

　　鲍得温(Peter Baldwin)给“团结”下的定义是，“团结意指根据需要配置资源的团体决定”，(34)主张“用政治学而非伦理学来解释团结”。(35)哲学社会科学探讨的团结，主要有公民团结、社会团结、政治团结、民族团结、国际团结、全球团结和人类团结等，(36)体现了团结涉及的不同层次和范围。

　　肖尔茨(Sally J.Scholz)认为，团结体现人的道德关系，团结有三个特征：(1)它是一种社会统一形式；(2)它协调着个人与团体的关系；(3)它对每一个体提出承担积极义务的要求。(37)人类要实现团结，就须符合上面三个特征。谢尔茨较好地揭示了团结的一般特征，为笔者讨论团结的含义提供了框架。

　　1.在政治意义上，团结是一种权力斗争或政治博弈策略。团结是一种致力于克服隔阂、分裂、对抗和反叛倾向，保存和壮大自己力量，打击和瓦解敌对力量的策略。正如威尔德(Lawrence Wilde)指出那样：“团结是一种旨在维持人民团体统一的社会力量。”(38)团结存在于超越个人利益的集体行动当中。由于存在着与之斗争的其他敌对集团或敌对势力，行动参与者为了集体事业而奋斗，采取壮大自己、包容友方而排斥敌方的策略。团结总是有针对性的，有明晰的敌我边界或敌友界线，以区分敌我为前提，以瓦解敌人为手段，以战胜敌人为目的。

　　虽然我们说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但在政治上，团结不可能是包容一切的。团结针对特殊团体、族群或阶级，是排他的。团结有边界，明确把某些团体、族群或阶级排除在外。各种社会力量和团体，在政治上表现为激进、温和或保守，有的先进，有的落后，有的居中。开展团结工作的人有着明确的敌我意识，即使在非敌对社会关系中，也存在着亲疏远近的明确区分。在激进的社会政治运动中，这样的团结最为人所熟知。在政治斗争中，当各方都在争取摇摆不定的中间力量时，如果有一方能够做到化敌为友，不断扩大自己的力量，则能在最大程度上接近胜利。

　　当然，在和平年代，随着你死我活的专政政治让位于你我共存的民主政治，政治团结的含义和策略皆有很大不同。政治团结成为民主政治的重要议题。民主意味着对敌对力量的包容。民主政治的本质在于，既要承认敌人，又要保留敌人，而不是简单地消灭敌人，希望今天的敌人成为未来的朋友。因此，在民主政治博弈中，既讲斗争，更讲团结；团结是核心策略，以用人民力量和平地战胜对手为荣，以用武力手段在肉体上消灭敌人为耻。

　　2.在社会意义上，团结意味着一个人受到他者友善的对待，团结甚至是社会成员的一项权利。劳动分工把社会上不同个体凝聚到一起，提供了社会必需的秩序、和谐和社会团结。“由于劳动分工的持续发展，这才造就了社会团结。”(39)团结，作为社会成员的权利，在政治学家构想的“理想国”“乌托邦”“世界政府”或“大同世界”中给予特别强调。比如，康德(Immanuel Kant)在《论永久和平》中把人际友好相处当作一项世界公民权利。“友好(好客)就是指一个陌生者并不会由于自己来到另一个土地上而受到敌视的那种权利。”(40)

　　团结是我们包容他者，把他者视为“自家人”的一次次尝试。这是一种直观而肤浅的团结观念(罗蒂、罗尔斯、德里达和哈贝马斯对此没有异议，但是做出了不同解释，笔者将在后面作具体说明)。正如罗蒂表示的那样，“每当我使用‘团结’一词时，我的意思是，他者和我们自己都是‘自家人’，我们感到，打动他们的东西，也会打动我们，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和他们是一样的。”(41)团结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是作为自我的自家人的扩张。团结越是得到发扬，越是成功，自家人的圈子越是向外扩张。团结体现了人的积极的社会责任和担当。它把不同信仰、身份、地位、阶层、肤色的人凝聚到一起，各种力量聚集起来，大家求同存异，共同面对问题或困难，寻求解决办法。

　　3.在族群和文化意义上，团结是“休戚相关，患难与共”“有苦同担，有福同享”的特定文化认同和族群认同现象。马拉泰斯塔(Errico Malatesta)认为，团结是宰制未来人类的法则。“团结是利益和情感的协调一致，是我为人人和人人为我。人们在团结中展示个性，达成最佳发展，享受最大可能的幸福。”(42)团结广泛存在于人类事务中。或者说，团结是人类事务的本质属性。

　　当然，团结不是无边际的。团结有包容，也有排斥，排斥是团结的必要环节。“至于什么样的特殊团体被排除在外，在历史上是偶然的。”(43)共同的历史，相似的经历，相同的文化传统，相同的宗教信仰，相同的语言和风俗习惯，自然地会把人们联结到一起，但是人们能否走向团结是偶然的。人类事务充满着变数。偶发事件广泛存在于语言、良知、自我、真理乃至社会中。人类创造了社区和教堂，正如他们创造了国家和政府。形成人的身份的一切事物都是偶然的、可变的。人的身份依赖的核心因素——出生地(故乡或祖国)、宗教、种族、习惯等也是偶然的、可变的。“没有理由去否认偶然遭遇者本身的重要性。无论作为他们自己的行动的结果，还是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发展的结果，像帝国和民族国家这样的大集体不断遭遇着陌生的团体。在如此遭遇过程中，‘故土’(home)社会的现存成员资格——甚至为下等卑贱的阶级、性别和种族——能够提供知晓内情的特权地位。”(44)

　　在历史上，社会团体遭遇其他社会团体，并且与它们发生摩擦和冲突是必然的。亚历山大列出了四种社会团体遭遇方式：(1)通过经济或政治奴役其他团体和社会；(2)带着帝国扩张和革命的目的，对稳固政权的军事征服；(3)在帝国边缘地带，通过帝国崩溃、再度征服、动荡；(4)通过经济、宗教或政治移民。(45)经济和文化全球化增加着不同社会团体遭遇的机会，关键在于一个社会团体应当如何对待其他社会团体。外来势力的入侵和压迫会成为促成原有社会团体成员团结的催化剂，抵抗外敌会成为他们的共同任务。

　　“只有真正承认共同的人性，才能造就团结与自主的交融，那种交融标志着发达的公民社会。只有它才能为民主政治组织奠定基础，民主政治组织正是依赖于这种公民团结的。”(46)共同的人性就是人的同情心。只有人的同情心是不变的。它是团结的依据。团结是由人创造出来的。人类能否团结，取决于人类社会活动自身。团结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团结取决于具体的人类，是一种脆弱的希望。

　　4.在宗教信仰上，团结意味着信仰者为了信仰而走到一起，去面对人间苦难，迎接摆脱苦难、走向幸福的希望。认真对待每个人的信仰自由，是促成人类团结的重要议题。正如习近平指出那样，“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要最大限度把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群众团结起来。”(47)人类社会既保障个人信仰自由，又不至于因为个人信仰自由而妨碍其平等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维护宗教信仰自由，对信众而言，是实现其个人圆满的重要路径。在讨论社会、政治等公共议题时，宗教信仰将停留在私人领域，不至于阻碍在公共领域实现人类团结。在实现人类团结的社会理想过程中，不同信仰者将并肩前行，自由而平等地共同面对或处理人类社会难题。他们不断增强的参与意识和团结意识，填补因宗教机构衰败或消亡导致的精神生活空白。在宗教信仰和人类团结关系上，严格将宗教信仰限定在私人话语、私人事务和私人生活之中，任何宗教信仰皆不至于影响或妨碍公共话语、公共事务和公共生活。因此，信仰私人化将使政府与宗教组织的妥协成为可能，迎来更大的社会宽容与团结。

　　5.在人类意义上，团结体现了人类共同体为了促进国际合作，愈合国际冲突与战争的创伤，消除民族国家之间的裂痕，战胜人类贫穷和苦难做出的各种努力。人类在不同层面的竞争、冲突、战争总是给人类自身带来苦难。追溯其根源，人的利益、权利、欲望和价值观念差异与冲突是重要原因。在利益和价值纷争中，人类如何平安相处，是一个重大的社会政治难题。“人类团结”相似于“全球团结”，是“对普遍和平与正义的承诺”。(48)

　　人类既渴望社会团结，也渴望私人完美。一边是实现自我创造的私人完美，另一边是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团结，两者往往是冲突的，不兼容的。常见的情形是，在社会团结与私人完美之间，在公共政治议题与私人心灵关切之间，不存在交集。不仅如此，在各种公共政治议题涉及的根本价值观上，也存在着难以调和的根本冲突。依伯林(Isaiah Berlin)的见解，不仅在善与恶之间，而且在善与善之间，存在着不可兼容性。人的“目的是相互冲撞的，人不可能拥有一切事物……于是，选择的需要，为着一些终极价值而牺牲另一些终极价值的需要，就成为人类困境的永久特征”。(49)结果，人类无论做出什么选择，都难以实现圆满。

　　在对待团结问题上，福柯(Michel Foucault)和伯林一样是悲观论者和怀疑论者，认为在现代性主导下，理性、科学和技术让权力无孔不入，任何个体本质上是不自由的。团结只是让人暂时忘记现代性背后的理性规则和权力驯化。团结，像博爱一样，让个体更容易服从权力的支配。相比之下，亚历山大表示：“社会不只受权力宰制，也不只受自我利益驱动。关心他者感受是重要的，这些感受由团结的边界构建起来。团结将如何建设？团结将推行多远？团结将由什么组成？这些是每个社会秩序的批判性议题，尤其是追求美好生活的社会秩序的批判性议题。”(50)

　　总之，解决团结问题，既触及公民权利的维护，又触及社会利益的分配。贫穷、灾难、战争、难民问题，种族、人种、肤色问题，社会等级、阶级问题，国际关系问题，性别问题，宗教信仰问题，等等，也会介入进来。在对阶层、阶级、等级、种族、肤色、性别、地域差异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隐藏的阶级偏见、种族偏见、性别歧视和地域歧视。它们表现了所谓的“特权”或“优越感”。它们全都是人类团结的障碍。团结是向邪恶、贫穷、饥饿、苦难、耻辱的宣战，是人类社会之惶惶然不可终日的恐慌状态的终结。断言战争将增进社会团结，促进全球民主，这样的想法不仅极其荒唐，而且非常危险。

　　二、团结的主观条件

　　人世间需要热心肠。共情(empathy)或同情心(sympathy)在团结中扮演着核心角色。科勒斯指出：“在审慎判断和良知问题上，从善如流是团结的关键因素。叩问良知，是正义人士的可贵品格，当我们身处高位时，尤当如此。”(51)“从善如流”要求，每个人都有一颗“恻隐之心”。诚如孟子所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52)

　　在休谟道德哲学影响下，罗蒂正是沿着情感主义道德路线来探讨团结的主观条件的。他试图到人的情感世界寻找人类保持团结的理由。同情心、想象力、敏感性和自我创造力构成罗蒂揭示的团结的主观条件。在康德道德哲学影响下，罗尔斯到人的道德世界寻求团结的理由，并把人的道德能力和正义感置于人类保持团结的主观条件的核心位置。笔者接下来试着对罗蒂和罗尔斯的相关见解做一考察。

　　1.团结与同情心。同情心的增长离不开同情心教育。牢记人类苦难史是社会进步的重要环节。罗蒂表示，团结“是‘自家人’意识的膨胀。也就是这样一种能力，它日益把时下称作‘边缘人’的那类人纳入进来，把他们当作我们的成员之一，包容到我们之中来”。(53)他用“想象力”“敏感性”和“同情心”(“共情”)概念替代“核心自我”“普遍人性”“本质”“自然(天性)”和“基础”概念，使之成为团结的主观条件。

　　共情使人团结。团结是一个求同存异的过程，是“求同”力量的增强，“存异”力量的削弱，并且前者战胜了后者。团结必须是心甘情愿的，而不是外在强制的。阅读充满残忍或悲惨的故事，参观记载人类苦难历史的博物馆，观看战乱牺牲者的遗迹，倾听受辱者的控诉，了解穷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艰难生活，会让人产生感同身受的同情感和痛苦感。向往团结的人，会同情遭遇苦难、耻辱和残忍的他者，顾不上自己原先看重的真理、教义、事实和道德法则。他们将强化对他人苦难、痛苦和羞辱的同情与理解，弱化对自身部落、宗教、种族、习俗等的敏感或忠诚。

　　2.团结与想象力。想象力对于团结也是至关重要的。人们能够团结在一起，很大程度上基于他们对他者苦难遭遇的想象。想象力使人们能够想象并理解他者的苦难。经历或了解令人不堪回首的苦难，无论亲历者，还是旁观者，都想方设法改变如此不幸的状况，希望这样的苦难不再发生。为了避免苦难，不同共同体的社会成员积极开展对话，各种价值思想观念不断碰撞和交融，最终消除隔阂，在协商中达成共识，导致“我们”的范围不断扩大，将更多的“他者”融入“我们”的共同体中来。团结正是将边缘的、异邦的、外来的、陌生的“他者”不断纳入“我们”之中的过程，“将‘我们’的范围扩充到隔壁洞穴的家庭，继而扩充到河流对岸的部落，而后扩充到崇山峻岭之外的部落联盟，然后扩大到四海之外的异教徒(也许，最后扩大到所有的奴仆，这类人群从头到尾都为我们做卑贱的工作)”。(54)我们把所有值得同情的他者全都设想成为我们中的成员，总是想着能为他们做点什么。虽然我们不一定在行动上真的对他们有所支持，但是我们在情感上对他们给予关切。尽管他们对我们仍然是陌生的，但我们愿意同他们站在一起，不愿意丢下他们。

　　3.团结与自我创造力。孔子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55)这种反躬自省能力就是不断进取的自我创造力。团结还与人类对未来自我形象的构想紧密相连，与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的乌托邦构想相联系。罗蒂表示，“人类应当不断努力超越过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56)他怀疑哈贝马斯从普遍理性出发寻找团结依据的可能性，否认通过武力、战争、革命实现人类团结的可能性，认为团结跟我们内心深处的结构、理性能力、人的本质、社会的本质没有关系。

　　人类的自我反省能力或自我创造力是人类团结的主观条件。罗蒂希望的理想社会，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尽情发挥他或她的能力来从事自我创造”(57)的社会，是“全球的、全世界的、民主的、平等的、无阶级的和无等级的社会”，(58)是“生命终将拥有更多的自由、更少的残酷、更多的休闲和更丰富的财富与经验”(59)的社会。它既可以是人们想象的自由乌托邦，也可以是人们真实创造的实在社会。为了创造这样的美好社会，与关心物理世界相比，人们将更专注于主体间的情感世界，更致力于建立和巩固社会成员的情感纽带。

　　不过，罗蒂的如下见解令人怀疑：假如真诚而不是真理成为社会成员关注的焦点，那将更有利于社会团结。正如布思(Ken Booth)指出那样，“自由平等将通过普遍斗争和政治团结来实现。摆脱无知和迷信，促进民主，将有利于进步。”(60)摆脱无知和迷信，只能通过追求真理来解决，而不能通过追求真诚来解决。笔者认为，假如人们在真理问题上达成共识，那么他们更容易在真诚问题上达成共识。相反，假如人们回避真理问题，那么他们在真诚问题上达成的共识也是脆弱的，缺乏坚实基础的。当然，必须承认，真理不是团结的基础，真诚才是团结的基础。不过，如果真诚是建立在真理基础上的，那么，由真诚促成的团结将更加牢固。在增进团结上，真诚比真理更加重要，但是真理的价值也不可低估。

　　认真对待真理问题，认真追求真理，不仅有知识论意义，而且有伦理学意义。真理的获得要依靠理性和科学的力量，而不是情感或同情心的力量。真理甚至跟情感和同情心没有关系。罗蒂主张保留真诚而丢弃真理，只能让人满足于肤浅的团结。因为谎言也能打动人，甚至团结人。但是当谎言被戳穿之后，除了人们感到上当受骗之外，不能产生人际信任关系，更谈不上建立团结关系。因为与真诚相比，真理不仅更能打动人，而且更能说服人，所以，真理比真诚具有更多的优点去团结人。

　　4.团结与正义感。在罗蒂推崇的团结的主观条件中，罗尔斯用正义感取代自我创造力作为团结的主观条件之一。按照罗尔斯的见解，人的正义感和理性能力，对于团结的实现是决定性的。正义感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是以人判断是非的道德能力为表现方式的。

　　通过比较，笔者看到了罗蒂和罗尔斯关于团结的主观条件的见解差异。团结、同情心和正义感是交织在一起的，团结居于同情心和正义感之间。正义感同判断是非的道德能力联系在一起。具有正义感和道德能力，也就是成为通情达理的人。相比之下，同情心往往使人丧失理智或丧失判断力，逾越社会典章制度和习惯对人的正义感要求。有时同情心是盲目的，会让人变得非理性，人在丧失理性情况下更是如此。最低限度的智力、想象力、力量和耐力“对于正确行为是必要的，因为比如说，没有判断力和想象力，好心好意很容易导致伤害”。(61)

　　正义感是对遭受不正义之苦难的人们的同情。有正义感的人更加值得信任，也更加容易建立团结关系。罗尔斯给出的解释是：“以我们通常未予留意的方式，正义感影响我们对政治生活的理解，影响我们对各种可能活动过程的感知，影响我们对其他人正当抗争的抵触，如此等等。无视更高权力，多数人会放弃其立场，默许异议者诉求；他们渴望给予站在正义一边的弱者以力量，去抵制不正义的获益者。一旦它释放出影响力，并且它释放影响力的微妙形式得到了承认，尤其是它在改变某些社会处境中发挥着不可抵御的作用时，同情正义将被视为一股更加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62)人拥有正义感，蕴含着对站在正义一边的弱者的同情，对不正义的既得利益者的抵制，对压制弱者的权力的非暴力的不服从或文明抵抗。当然，这一切都在自由平等和公平正义原则许可范围之内进行。

　　正义感对同情心起着调节作用。“除非智力和精力受到正义感和义务感的规制，否则，它们只会增强一个人冒犯他人合法权益的能力。”(63)笔者接受伯林关于多元价值存在悲剧性冲突的见解：“常识是，政治平等、高效组织、社会正义皆不兼容于哪怕是少许的个人自由，当然不兼容于不受约束的自由放任；正义和慷慨，公共忠诚和私淑忠义，对天才的苛求，对社会的主张，都会剧烈地发生相互冲突。”(64)“自由之所失也许会为公正、幸福或和平之所得所补偿，但是失去的仍旧失去了。”(65)人类社会是多元价值共存的社会，各种价值彼此冲突而不兼容。“在绝对断言之间做出选择的必然性是人类状态之绕不开的本质特点。”(66)由于善与善的不可兼容性，人类进行价值排序和价值选择的结果是，一些价值被淘汰、被边缘化或被简单地取代。罗尔斯承认：“在良序社会里，个人人生规划在如下意义上是各不相同的：这些计划突出不同目标，人们可以自由决定它们的善，他们关于他人的想法可以视为仅仅是忠告性质的。”(67)即便如此，绝大多数人仍然具有基本的道德判断能力。当面临重大价值难题时，他们的道德判断能力仍然值得信赖。当然，人会在大是大非上犯糊涂，但他不可能对自己犯下的错误无动于衷。他可以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喜怒哀乐不形于色，但他的内心不可能不因自己的错误而备受良知的拷问。

　　综上所述，同情心和正义感是团结的最重要的两个主观条件。人生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是做人的底线。世上可能没有绝对真理，人可以没有富裕的物质生活条件，但是人不能没有同情心和正义感。正是依赖于同情心和正义感，人才有可能在商谈基础上达成权宜性共识，并把它落实到具体制度和法规当中。

　　三、团结的客观条件

　　团结不仅需要一定的主观条件，而且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团结既涉及联结人类关系的各种情感纽带，又涉及维护公民基本权利和利益，分配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政治经济制度。人类团结的实现需要具备团结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因此，“团结问题既有政治经济结构，又有社会心理结构。我们可以谈论团结的政治经济学，因为团结是由权威分配的产品。它是资源、爱和能源的分配。无论其被理解为单一还是多元，永续存在抑或偶然发生，团结都拥有一种政治经济学：团结的政治经济学。”(68)显然，像正义一样，团结要通过一定的政治经济制度而得到实现。

　　罗尔斯和亚力山大都看到了社会基本制度对于实现社会正义和社会团结的根本重要性。后者在谈到《雅博之域》(The Civil Sphere)时表示：“这是一部关于正义的著作，一部关于民主制度的著作，也是一部关于如下信念的著作：面对波云诡谲且机关重重的世界，我们依然能够坚守正义。”(69)他把正义与团结直接联结起来，且强调团结优先于正义，“正义依赖于团结，依赖于与他者有着一种休戚与共的感觉……一种同舟共济(We are all in the same boat)的感觉”。(70)团结既需要柔软的东西，像同情心、想象力、道德能力、正义感等等，它们构成团结的主观条件，也需要坚硬的东西，像维护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保障个体生活质量和做人尊严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基本社会和经济制度上保证任何个体都享有能够得到平等对待的机会与权利等等。团结的条件不是人们想象那样比较柔性的东西。团结的客观条件或制度条件，彰显着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

　　团结的重要假定是，人类找到了一套社会基本制度，它保证每个人可以安全而和平地生活。绝大多数人相信，当前的政治秩序是合理的或合法的，是值得遵守的，稳定的社会合作是可靠的。人们在这个法定的框架之内追求自己的生活和利益。他们对自己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的结果是可以预期的。当然，团结的客观条件不是自生自发的，而是需要通过各种社会努力去建设起来的。

　　1.在社会基本结构意义上，罗尔斯提出的差别原则表达了博爱原则。在每个人的原始处境差不多的情况下，博爱表现为对这种原始处境的接受。因为博爱原则等同于团结原则，所以，差别原则就是团结原则。如艾德门森(William A.Edmundson)评论那样：“罗尔斯讨论了‘社会联合’和‘对等’，但没有讨论‘团结’，不过这些观念是一回事。”(71)当自由平等观念得到充分而全面的实现之后，团结必然成为现代民主制度想要在操作层面上得到实现的基本价值目标。这一点不仅对我们理解《正义论》的主题至关重要，而且对我们理解团结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中的核心位置至关重要。

　　按照分配正义，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获得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均等机会，社会按照差别原则调节社会经济不平等，为缩小人际收入和财富差距创造制度条件。罗尔斯表示：“有时，博爱理念被视为涉及人际情感纽带，期待博爱发生在更加广泛的社会成员之间是不现实的。这的确是民主理论相对忽视博爱的原因。”(72)他从它们与两个正义原则的相关性来解释自由、民主、博爱的关系：“自由对应第一原则，平等对应第一原则的平等观念和公平机会平等，博爱对应差别原则。”(73)罗尔斯在《正义论》正文中有13次提到博爱观念，有两次提到团结：“正如公民友谊和社会团结一样，博爱包含着这些事情，不过如果照此理解，那么博爱并没有表达明确的要求”，(74)以及“各方的动机：A.互不关切(有限利他)；B.社会团结和善良意志因素；C.完全利他”。(75)他没有对社会团结做进一步解释，却对博爱观(conception of fraternity)、博爱观念(idea of fraternity)和博爱原则(principle of fraternity)做了充分解释。“社会团结”或“团结”没有出现在《正义论》术语索引中，“博爱”则出现在术语索引中。这是科勒斯批评罗尔斯忽视团结问题的重要理由。(76)科勒斯认为，罗尔斯犯下一个重大错误：把博爱问题等同于团结问题，用解决博爱问题的差别原则来解决团结问题(能否用差别原则解决团结问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笔者将在另一论文中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的确，按照罗尔斯正义理论，博爱原则协调着个人权利和社会正义的关系，是自由原则、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的综合，在他构想的良序社会中居于核心位置。罗尔斯把博爱同团结相提并论，正像差别原则适合解决博爱问题一样，差别原则适合解决团结问题。亚历山大表示，罗尔斯用来解决社会分配问题的“己之所欲而施于人”的差别原则是“真正的团结原则”。(77)假如这一假设成立，那么，团结问题实际上在《正义论》中占据着比较核心的位置。笔者进一步做出如下推论：罗尔斯关心的首要问题“良序社会是否实际可能？”可以转化为问题“团结的社会是否实际可能？”按照罗尔斯的设定，良序社会是实际可能的，其必须具备如下条件：(1)在基本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层面，确立公平正义为其首要美德；(2)人民对基本制度具有普遍信任或正义感；(3)它是稳定而体面的；(4)它在公共政策层面建立了向社会底层倾斜的公共利益调节机制，那个机制将切实地使社会中的最低阶层受益；(5)它在哲学、宗教和道德观念领域建立了友善、宽容而仁慈的价值冲突和解机制，从而描绘了一幅对等、自愿和合作的社会图景。

　　2.在国家层面上，建立全覆盖无遗漏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性。团结在社会意义上有连带和协同之义，表现了“大家有苦同担，有福同享，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愿景。关怀或同情是人的本能。这样的关怀和同情必须是相互的，有所回馈的，否则难以持续。关怀和同情的制度化就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这样的制度必须是全面、普惠而均等的。假如社会保障制度不是全面、普惠而均等的，一些阶级或阶层只承担风险，而其他阶级和阶层只共享好处，那么就不可能形成社会团结。

　　在民主社会实施差别原则有助于助人为乐、人民友谊和社会团结。(78)每个社会成员遵守公平正义原则，有助于促进社会团结。实践助人为乐和维系人际情感纽带，具有积极的正面关系。在良序社会中，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成员将遵循公平正义原则来处理社会公共事务，将使得助人为乐、人民友谊和人类团结成为可能。

　　全面、普惠而均等的社会保障为社会团结提供了基本制度保障。鲍得温在考察北欧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时表示，“社会保障为重新分担或缓和由天灾人祸造成的后果提供了手段。全覆盖无遗漏的风险分担是发展得最好的福利国家的特征。它不仅使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意义上的形式平等成为可能，而且使在最低共同保障权利意义上的实际平等成为可能。”(79)北欧各福利国家是基于团结原则再分配资源的庞大机器。团结原则体现在这些福利国家的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中。税收制度抑制着个体间的收入差距，实现了人际收入均等化；社会保障制度不仅让不幸者受益，而是让所有社会成员受益。“充分普惠全覆盖的福利国家将最紧密地落实制度化的团结。借助于对风险和运气的社会保障计量，无论幸运、命运、性别或地位如何，所有人都受到一视同仁的对待。”(80)所有社会成员实现在风险分担方面的平等，是实现社会团结的重要体现。

　　3.在人际社会交往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和价值观碰撞是难免的。在思想观念领域，建立以叙事取代理论的情感交流机制，多做对话交流，少做意识形态论战，将有利于社会团结。充分对话，充分交流，求同存异，以和为贵，是人们在思想观念领域实现团结的重要表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这些是达成人民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和相互团结的主要办法。罗蒂表示，为了团结，人们不必非得承认客观事实或内在真实。团结也不是通过反省或挖掘原本隐藏起来的内在真实而发现的。团结是在“重新描述他者和自我之中创造出来的，这种团结的创造有赖于我们对他们的处境和苦难具有感同身受的能力”。(81)依罗蒂的见解，实现团结的方式，既不是布道与论述，也不是研究与探讨，而是借助于想象，将陌生人想象成和自己类似的人，不断提升我们对苦难、痛苦、耻辱等的敏感性，不断提高我们的同情心，不断将更多的他者视作自家人。“承担这项任务的，不是理论，而是民俗学、记者的报道、漫画书、纪录片，尤其是小说。”(82)

　　团结教育是人文教育的核心，哲学、文学和历史是团结教育的基础学科。人类苦难大多由人类自身造成。团结以人们对人类苦难的认知和感悟为前提，是人类遭受苦难之后的偶然结果。人类达成团结，不是基于重大的科学发现，而是源自特别的历史经历，一些特别的故事，它们打动着所有的观众、听众和读者，最终使得绝大多数人的行为、态度和情感渐渐发生变化，世道由此改变，人类由此进步。所以，在打动人类方面，叙事优越于理论。面对人类的苦难，诗人或小说家凭借其想象力，虚构了人类和解与团结的故事。那些故事尽管是虚构的，却对人类生活具有本质意义。文学家比科学家甚至哲学家有可能对人类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

　　4.在国际事务中，反对国际霸权，以“合作和发展”观念取代“竞争和抑制”观念，建立国际利益谈判与仲裁机制，尽量避免国际军事冲突，建立全面的国际社会安全和和平保障机制。为了消灭国际军事对抗、摩擦、冲突和战争，就要改变处理争端的方式，把国际安全与和平作为主要的目标来追求，通过对话、谈判、妥协与和解，寻求最广泛的国际合作和区域合作，寻求不同民族、种族和国家的最大和解。

　　罗尔斯认为，在国内意义上，差别原则是实际可能的，基于差别原则的社会团结是实际可能的。但在国际意义上，差别原则是实际不可能的，超越国家边界的人类团结是实际不可能的，差别原则在国际事务中不具有操作性。罗尔斯在《万民法》中考察了各国人民应当发生的合理而正当的关系。那个著作的主题是“合理的公民与人民如何能在正义世界里和平共存”。(83)在国际意义上能否实行差别原则，是全球正义讨论的重要议题。在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启发下，贝茨(Charles R.Beitz)提出“全球自然资源再分配”(global redistribu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理论，博格(Thomas Pogge)提出“全球平等原则”理论，讨论差别原则在国际事务中的适用问题。前者主张，“分配正义原则必须应用于整个世界，进而应用于民族国家。这个恰当的全球原则便是罗尔斯差别原则。”(84)后者认为“贫穷不只是物质剥夺问题，而且是人格尊严、正义、基本自由和基本人权问题。但是，减缓贫穷的现有做法很成问题，且多半无效。”“世界共同体应当担负起道德义务，采取行动消除贫穷，为充分实现所有人民的基本人权做出贡献。”(85)

　　团结是一个自我说服和说服他人的过程。说服是零碎的、友善的、渐进的。“人们将不得不和善地、耐心地把平等主义语言融入坚持如下信念的传统语言之中：在理性的或得到启示的极少数精英分子和混乱的或迷茫的普通民众之间存在着差距。人们将不得不说服我们去改正根据我们这样的模范人类与某些身份地位的人类——诸如外来者、异教徒、贱民、妇女、同性恋者、混血儿、残疾人或伤残人员——之间的差异性做出政治决定的习惯。”(86)团结不是依靠武力实现的。团结的共识只能通过说服获得。双方在对话和协商中不断改变不合理的价值观念，不断修正各自的自我形象，彼此设法接近对方，了解对方，接受对方。罗蒂表示，说服主要依靠的，不是人的理性能力，而是人的想象力，富于想象力的重新描述是说服的最有效工具。相反，笔者认为，在说服过程中，真理和理性，而不是真诚与情感，将更具有力量。以说服方式传播自由、民主等价值的过程，也是不断凝聚共识，增进同胞情谊，构建团结的命运共同体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