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我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变迁和历史轨迹，既是观察社会总体时代性与结构性特征的窗口，也是在不同历史环境下社会工作发展不同范式的产物。从西方知识输入背景下对社会工作教育的专业性强调(1917-1949)，到恢复重建后对社会工作教育的本土化探索(1987-2005)，再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理念下社会工作教育与实践的双向推动(2006年至今)，我国社会工作教育的范式也经历了从结构功能主义到社会建构主义再到结构—建构主义相融合的转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需要走出发展滞后和边缘异化的困境，进一步参与社会治理创新和社会服务创新，推动整个社会的团结、公平与正义，助力实现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

　　关 键 词：社会工作教育/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建构主义/专业性/本土化

　　作者简介：闵兢，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淮阴工学院人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治理、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等；梁祖彬，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荣誉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管理、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等；陈丽云，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思源基金健康及社会工作学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行为健康与心理健康、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等；徐永祥，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体制改革与非营利组织、社区建设与社会服务等。(上海，200237)

　　我国社会工作教育至今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我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变迁和历史轨迹，既是观察社会总体时代性与结构性特征的窗口，也是在不同历史环境下社会工作发展不同范式的产物。基于此，我们尝试将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置于结构转型与社会建设的宏大背景中，并结合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阶段性范式特征，采用“社会史”的方法，将其划分为三个主要历史发展阶段，从1917年到1949年为第一阶段，1987年到2005年为第二阶段，2006年至今为第三阶段。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挖掘社会工作发展的中国土壤，也可以帮助我们厘清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的未来走向，对于建构新时代社会工作具有积极意义。

　　一、结构功能主义范式下社会工作教育的专业性强调

　　社会学和社会工作发展的历史，对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轨迹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形塑作用。学术界对于社会工作本质的探讨，大致可以概括为两大主导分析范式：结构功能主义范式和社会建构主义范式。其中，结构功能主义范式强调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助人性和科学性，而社会建构主义范式强调社会工作的政治性、本土性和情境性。①19世纪末，随着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在西方国家的快速发展，以解决贫困问题为主旨的慈善事业开始向以解决社会问题导向的专业社会工作转变。1917年，美国社会工作的先驱者玛丽·埃伦·里士满(Mary E.Richmond)《社会诊断》一书的出版，标志着作为一门科学和艺术的“社会工作学”的正式诞生。近50年的发展历程中，西方社会工作经历了非专业化、初步专业化、高度专业化等蜕变过程而具备了专业价值、伦理操守、系统理论、实践技巧等一系列专业性要素②，而这一时段也正是结构功能主义逐渐占据西方社会学界主导地位的历史阶段。结构功能主义重点考察社会系统的稳定与平衡机制，强调维持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对维持系统稳定所发挥的作用。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业的助人活动，在个体层面发挥着人格塑造、情绪调节及行为转化功能，在群体层面发挥着目标指向、规范约束和价值整合的功能，在宏观层面发挥着社会整合和社会导进的功能，从而成为维持社会结构稳定和社会秩序平衡的重要力量。③随着二战后社会问题的加剧和社会需求的增加，以专业性作为其主要功能色彩的社会工作也成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社会服务的重要技术。

　　在中国，这一时期的社会工作教育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其最初是经由作为西方文化殖民载体的教会传教慈善事业引入的，因为“通过社会服务的方式培养符合基督教精神的年轻人进度缓慢，于是开始倡导对年轻人进行现代教育，而最接近基督教的高等教育是社会工作教育”④。1908年，上海圣约翰大学通过社会学项目将一批美国教师引入中国，社会工作教育也随之引进。基督教青年会(1895年成立于中国)在其秘书长约翰·伯吉斯(John Burgees)的领导下，于1912年在北京创办了学生社会服务组织——社会进步俱乐部。1914年，在美国传教士丹尼尔·哈里森·葛学溥(Daniel H.Kulp)的带领下，上海沪江大学建立社会学系，并设立了中国首家社区服务机构——沪东公社。沪江大学的师生以此为基地，通过社会教育与社会实践的方式服务地方。1918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北京协和医院成立了宗教和社会服务部。1922年，基督教青年会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其他传教士一起，在燕京大学创立了社会学系，并于1925年改称为“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开设了个案工作、团体工作、社会行政等一系列社会工作专业课程，协和医院则为北京大学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提供实习基地。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有12所教会大学在社会学系内开展社会工作教育。在这一历史阶段，社会工作教育的主要功能是为西方传教士发起的以大学为基地的社会项目提供训练有素的专业人才。为了保证专业性与科学性，大学内的社会工作课程最初由来自美国的传教士教授，后来则由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当地教师教授，其课程体系、理论基础和知识内容基本都仿效西方而来，也体现了当时中国教育界的专业理想主义倾向。有学者批评说：面对西方庞大的社会工作理论体系，中国社会工作教育过于照搬国际标准，其课程设置与设计基本采用全盘模仿的手法，未经“本土化”过程便直接植入中国社会。⑤

　　二、建构主义范式下社会工作教育的本土化探索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制社会制度消解了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生存发展的土壤，国家以“全能政府”的面貌承担了几乎所有的社会事务和社会服务，社会工作教育也随之中断。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社会工作的恢复和发展也迎来了新的契机。1983年，民政部成立全国干部培训学院，组织学员到海外特别是到香港学习社会福利服务的设计和运作。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实施，为社会工作教育的恢复重建提供了机遇，民政部成为社会工作教育的开拓者和领军者。1987年，民政部在北京市马甸桥旁的北京对外经济交流中心大厦举办了社会工作教育发展论证会(史称“马甸会议”)，这次会议重新确认了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科地位，促成了社会工作专业的重建。

　　20世纪60年代末期，随着西方国家稳定和进步的社会局面遭到冲击，以整合和秩序为研究旨向、对社会变革缺乏足够解释力的结构功能主义开始走向衰落。1966年，皮特·伯杰(P.Berger)和托马斯·鲁克曼(T.Luckman)的《现实的社会建构》一书的出版标志着社会建构主义进入了理论殿堂。社会建构主义认为某些领域的知识并非实证主义所坚持的那样具有统一性，而是社会制度、社会文化和社会实践的产物，在实践中，社会工作更加需要用到的是地方性、族群性的知识。⑥因此，立足中国本土，挖掘和建构本土性社会工作，成为社会建构主义范式下发展中国社会工作的必经之路。作为社会工作教育的发源地，社会工作植根于西方的文化土壤之中，西方国家几乎不存在社会工作的本土化问题，因此，如何在中国情境下建构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本土化道路成为必须自主探索的重要议题。所谓本土化，主要是指社会工作教育从西方输入至中国后，面对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特征，不断适应、变化、调整，逐渐落地生根的过程。改革开放后，民政部、教育部等政府部门和社会工作专家成为社会工作教育本土化进程中重要的探索主体和建设推动力。1988年，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在民政部的支持下率先建立“社会工作与管理”本科专业，这也标志着社会工作教育在我国的全面恢复和重新启动。同年，亚太社会工作教育协会(APASWE)与北京大学合作举办了社会工作教育国际会议，参会者包括来自妇联、共青团、工会等干部培训学院的教授和其他对社会工作感兴趣的高校社会学系教师。此次会议也被描绘为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工作者与西方同行的一次破冰式接触。1991年，在民政部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成立并于次年加入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成为正式会员。1994年，在教育部的支持下，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CASWE)成立，这是一个以推进社会工作教育和专业社会工作发展为目的的非营利组织。在香港凯瑟琳基金会的资助下，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负责举办社会工作会议、海外考察学习、教科书出版及师资培训工作。在这一阶段，社会工作教育界与民政部门的携手探索，将以干部培训为主体的教育性质转变为以普通高等教育为主的学院化教育，培养生源也从职工群体转向大学生群体。社工专业教育、社工教育课程设置、社工教材编写、社工教学方法与实习等议题相继出现。⑦在雷洁琼、袁方、王思斌等社会工作专家的推动下，截至1999年，开展社会工作教育的高校增至39所。

　　与西方国家自下而上由社会需求催生的渐进式发展不同，自上而下的顶层推动与政策吸引是中国社会工作教育本土化探索的独特路径。1998年，教育部重新颁布《高等院校本科专业目录》，将社会工作专业从“控制发展”专业调整为“非控制发展”专业。伴随着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和教育部对本科专业审批权的下放，设置社会工作专业的院校数量迅猛增加，从1999年的30余所迅速增至2005年的100余所，主要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和大中型城市。2004年，《社会工作者国家职业标准》出台，并在上海试点。上海的先锋作用渐渐辐射到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带动了社会工作教育由点及面的全方位发展。社会工作的教育目标与本土化发展道路成为教育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如何在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情境下探索解决西方经验在中国水土不服的问题，在社会建构主义范式的框架下，师资队伍的本土化建设、教材专著的本土化生产和社工机构的本土化孕育成为这一阶段的解决方案。

　　社会工作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张带来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师资匮乏问题。虽然从国外、港台地区也引进了部分专业教师，但相对于中国蓬勃发展的社会工作教育的旺盛需求来说仅可谓是杯水车薪。为了弥补师资数量的缺口，中国众多高校采取了“曲线救国”的方式，从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调配了相当数量的师资，通过短期培训、学术交流、“自学成才”、“边学边教”等方式进行学缘结构再造和专业背景重构。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和语言方式的便利，很多教师前往香港攻读社会工作博士学位，同时，这一阶段香港高校与大陆合作开展的交流培训活动在师资队伍的本土化建设领域发挥了重要功能。如香港理工大学于1993年和1995年分别举办了两次“中国社会工作教育人员培训计划”，培训了来自北京大学、民政管理干部学院、青年政治学院及妇女管理干部学院的十余名教师。2000年，香港理工大学与北京大学联合开办了全国第一个专业社会工作硕士课程(MSW)，培养了一批对发展中国社会工作有承担的领军人才，并藉此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本土化社会工作理论及实践模式。⑧2001年，香港大学和复旦大学合作，开设了社会工作及社会服务与管理两门硕士课程，这也是第一个在教育部注册的由中国大陆以外的机构实施的社会工作培训项目。

　　在过去数十年的发展中，西方、港台的经验成为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重要借鉴对象，这一方面帮助我们能够在较短时间内通晓“国际通则”，另一方面也遭遇到水土不服、问题集中凸显等挑战。周永新教授带领香港社工老师和社会服务人员在80年代开始不断地提供培训和交流。由于缺乏中文教材和本地案例，早期中国社会工作教育所用参考书大多来自香港和国外。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香港专家便提醒中国社会工作教育要“摸索适合中国国情、可解决中国社会当下实际问题的本土化方案”⑨。2000年，中国社会迈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历史阶段，转变政府职能与社会管理体制，发展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成为社会主要需求。在这一背景下，社会工作与社区建设相结合的社会实验初步展开，社区服务成为中国社会工作实践最早的领域之一。与此相应地，以社区发展为主题的教科书开始陆续出版，其中，以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徐永祥编著的《社区发展论》为代表的一系列社区工作与社会工作干预领域的教科书体现了将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中国本土经验相结合的初始尝试。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发展的时期，社会工作教育的先行发展具有“先知先觉”的作用，为单位制的瓦解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建设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也预先储备了一批专业人才。然而，由于缺乏公众认可的社会基础和系统明确的职业载体，“教育先行”成为这一阶段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和社会组织孕育的重要特征。上海成为这一历史阶段的“孤独领跑者”。2003年，我国第一家非政府性质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上海乐群社会工作服务社在浦东成立。同年，我国第一家区级社会工作行业协会——浦东新区社会工作协会也在上海成立。在国家社会工作相关政策法规的不断推动下，社会组织和社区建设愈发蓬勃发展，社工教师领办社会服务机构成为社会组织本土化孕育的独特尝试。2003年，上海一些高校教师率先开始了领办社会工作机构的探索。紧随其后，深圳、东莞、广州、北京、南京、郑州、武汉等地的高校也相继开办了社会工作机构。从《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一书中呈现的数据来看，42.9％的高校开办了社会工作机构，⑩这也是在建构主义范式下教育先行的特定历史时期的本土化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