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开始反思美国梦，对美国梦赖以维系的基础和前提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开放的充满向上流动机会和渠道的社会结构是美国梦的重要支撑。然而，种种迹象显示，当今美国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重要的转型，一个新的阶级社会开始形成，这个新阶级社会所具有的全新的社会结构成为美国梦的噩梦。那么，美国学者如何透视这个新阶级社会及其所具有的特征？如何看待美国梦的前景？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本文尝试从美国学者的剖析中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一、阶级分析范式的新思考

　　通览全书，《新阶级社会：美国梦的终结？》(以下简称《新阶级社会》)一书在学理上最为重要的贡献在于，厄尔·怀松(Earl Wysong)、罗伯特·佩卢奇(Robert Perrucci)和大卫·赖特(David Wright)三位作者对于马克思阶级分析范式的新思考。这一回顾与创新的关键在于，作者在书中引入了“新阶级社会”(The New Class Society)这一新概念。具体来说，该书在对过去40年间发生在美国社会的阶级结构转型进行概述之前，首先论证了传统阶级分析范式的时效性，即基于马克思与韦伯的阶级分析范式对于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美国社会曾出现过的“金字塔型阶级结构”(Pyramid Diagram of Class Structure)与“钻石型阶级结构”(Diamond Diagram of Class Structure)的理论适用性解释。其次在这些传统范式对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双钻石型阶级结构”(Double-Diamond Diagram of Class Structure)的理论不适用性解释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马克思阶级分析范式的分配模型(Distributional Model)，从理论对实践的解释力上，契合了“双钻石型社会”这一基于新经济背景下的美国新阶级社会的实际。

　　(一)阶级分析的传统：生产模型与功能主义模型

　　回顾阶级分析的学术史可知，虽然关于“阶级”这一话题的讨论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Calvert，1982)①，但首次建构阶级划分的系统性理论，还是始于19世纪卡尔·马克思的研究。而此后的大多数社会学家都在重复着类似的尝试，或是重新阐述他的思想，抑或是反驳他的观点。总之，无人能在这个问题上绕开马克思。如同吉尔伯特(Dennis Gilbert)在《美国阶级结构》一书中的设问：马克思为何关注阶级，并将其作为理解自身所处时代动乱的关键钥匙？原因就在于他基于唯物史观的学术研究(不管是经济的、历史的、哲学的)使他相信，劳动或称生产，才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中心，人们为了生存就必须劳动，而为了劳动就必须合作，经济组织便应运而生(吉尔伯特、卡尔，1992：5-6)。进一步推论，社会的原初形态就是由经济组织构成的，而阶级的形成正好能够反映经济组织与社会事实之间的关联性，例如阶级冲突所导致的社会结构变迁(吉尔伯特、卡尔，1992：6)。马克思与恩格斯也正是基于这一逻辑，提出了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与否作为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的著名论断(马克思、恩格斯，1995：272)。那么，在生产活动中扮演同类角色的人们，将会分享共同的经济与政治利益，而这些利益也会将他们卷入更大的阶级冲突中去(吉尔伯特、卡尔，1992：6)。综上所述，考虑到生产以及由此产生的生产关系与利益冲突在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中的核心作用，学界通常将这一理论范式称之为阶级分析的生产模型(Production Model)。然而伴随着工业化进程与生产过程的复杂化，一些社会学家(如新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这种经典的阶级二分法做出了扩展与改进，以适应成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职业分工的精细化等问题(赖特，2011：30-32)。但该书作者认为，无论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生产模型，还是新马克思主义范式，都是一种单因素的分析方法，即以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位置(工作岗位)来划分阶级归属，认为阶级利益必然造成阶级冲突，并以此研究资产阶级(所有者、管理者)与无产阶级(工人)之间就利益冲突而展开的博弈，以此解释社会不平等的根本逻辑(怀松等，2019：17)。

　　如果从阶级划分的多维度视角看，在马克思之后，韦伯多维度的分层思想提出了新的理论解释。与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的重视一样，韦伯并未放弃对阶级重要性的分析，只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地位”的同等重要性。因为在韦伯看来，同一阶级内部的人也会因其地位差异而被区分为不同的阶层(韦伯，1997a：333-339)。例如同属无产阶级范围内，依靠技能谋生的熟练工人或知识分子显然不同于纯粹的体力工人。韦伯认为，这种地位差异可能与个体对市场机会的占有能力，或称“市场能力”有关，受到来自声望、价值观、信仰等多个层面的影响(韦伯，1997b：246-262)。作者认为韦伯的范式是一种功能主义的分析模型(Functionalist Model)。在功能主义的分析模型中，阶级与地位要素共同影响着阶级阶层的划分标准。不同于马克思只重视“经济阶级”，韦伯则通过地位群体概念成功地将“文化阶级”引入了阶级分析领域，尝试对阶级结构进行多层级的分析(怀松等，2019：18)。

　　通过对上述阶级分析范式的回顾，《新阶级社会》一书的作者指出，关于阶级分析方法中相互竞争的生产模型与功能主义模型，二者都能够很好地解释大萧条时期(1930-1945年)和二战后经济扩展时期(1945-1975年)的美国社会结构现实(怀松等，2019：19)。但遗憾的是，它们也均未能预测到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新经济对美国社会结构造成的重大影响，其理论时效性已不复存在。基于此，作者认为应该在该书中建构起一种阶级分析的新模型——阶级分析的分配模型。

　　(二)阶级分析的分配模型与双钻石型社会结构

　　作者认为，尽管出于不同的原因，生产模型与功能主义模型都强调了职业作为决定阶级地位关键因素的重要性，但它们都只关注了与职业相关的生产或声望要素，而这对于描述或理解美国当前这种新阶级社会结构是不适用的(怀松等，2019：21)。例如，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本土的高技能职业的确让很多蓝领工人过上了中产阶级的安逸生活，但他们现在大多失业了，原因是这些岗位都被公司所有者转移到了海外市场，而这是之前的传统阶级分析模型所没有考虑到的问题。为了能够全面理解美国的新阶级体系，作者提出了自己的阶级分析方法——分配模型。作者首先指出，阶级分析的分配模型当然还是建立在马克思阶级分析的生产模型之上，保留了其对职业的关注，因为这对于理解生产过程来说至关重要。在此基础上，作者决定进一步关注生产之后的分配过程，如工资、福利、保险、税金等要素。其理由是认为结合职业结构(生产模型)与有组织的成员身份(分配模型)地位将有助于研究者更清晰地界定阶级身份，理解当下的新阶级社会结构(怀松等，2019：21)。作者认为这种阶级分析的分配模型至少包括了四个特征，以区别于之前的传统阶级分析模型。首先，新阶级结构是有组织基础的，即目前的阶级结构越来越围绕组织展开，证据之一就是大型公司通常控制着多种重要资源的分配权力；其次，分配模型将可供分配的生成性资本(Generative Capital)分为了四种形式，包括投资资本、消费资本、技能资本和社会资本，人们拥有这四类资本的多寡，将取决于他们与受雇组织的关系，进而决定他们的阶级地位；再次，大型组织集中参与了资源分配过程的合法化，并造成了生产与分配过程中的不平等；最后，这种阶级间的不平等会造成阶级利益冲突，最终导致阶级两极化与阶级固化(怀松等，2019：22)。

　　具体来说，《新阶级社会》一书中将美国这种全新的社会结构描绘成一种被称作“双钻石型阶级结构”的图景。如图1所示，不同于之前的“钻石型阶级结构”，现在的双钻石型社会中，存在着两颗“钻石”，一大一小，纵向罗列。上面这颗小钻石统称为“特权阶级”(Privileged Class)，约占美国总人口的20％：其中最顶层的一小部分人(1％-2％)被称为“超级阶级”(Super Class)，即所有者与雇主，他们拥有绝对优厚的四类生成性资本，作为组织的拥有者或实际操盘者，他们能轻易将这些资本转化为经济、政治、社会权力，进而通过剥削下层阶级来强化自身利益；另外18％-19％的人称之为“文凭阶级”(Credentialed Class)，主要来自大型公司的高层管理者和拥有文凭的专业人员，他们同样拥有可观的消费资本、投资资本和技能资本，并能够利用自身的社会资本和组织化联系能力获利。而下面这颗大钻石统称为“新工人阶级”(New Working Class)，约占总人口的80％：其中处于顶层15％左右的人可称之为“安逸阶级”(Comfort Class)，由专业教师、护士、公务员、小公司所有者，以及加入了工会的熟练工人(例如机械师、电工)等群体构成，他们的年收入在4万-8万美元不等，只拥有很少的投资资本与社会资本；最大的中间群体(47％-50％)叫作“不稳定就业阶级”(Contingent Class)，包含雇佣劳动者与自雇者，即为了工资而工作的文职、销售、服务、运输业从业者，或者家庭工人等，这个群体大多是大学毕业生，年收入低于4万美元；最底层的10％-15％的人就是“受排斥阶级”(Excluded Class)，他们要么从事各种非技术、临时性的低薪工作，要么处于失业状态，几乎没有任何一种生成性资本(怀松等，2019：30-35)。

　　图1 美国“双钻石型阶级结构”图式

　　作者指出，美国当今的双钻石型社会就建构在上述四类生成性资本的既有分配逻辑之上。具体来说，消费资本通常来源于收入，包括人们的工资、社保、福利等，用来满足生活所需的开支；投资资本常常是消费资本的盈余，用作金融性投资以创造更多的财富，例如股票升值或利息所得等；技能资本通常来自人们的工作经验或教育积累的专业知识，例如精英大学文凭就是当今社会最重要的技能资本之一；而社会资本是人们与家庭、朋友、同事、熟人等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些网络能够在必要时给你提供各类支持(怀松等，2019：28)。上述这些稀缺资源的分布不均衡，正是美国社会阶级不平等的基础。同时作者还认为，在美国，生成性资本的分配过程往往是围绕着大型组织展开的。即大型组织的所有者与管理者实际上可以通过组织的过程与结构来控制这些资本的分配，同时亦能利用这些资本进行各类(经济、政治、文化)权力的转化，以实现资源分配不平等的合法化。从而可以进一步推论，阶级不平等的合法化必然会导致阶级的两极化与阶级固化，也就是形成中间流动通道狭窄的双钻石型社会结构，并最终造成特权阶级与新工人阶级之间不可避免的阶级战争。

　　综上所述，不同于以往的阶级分析范式，阶级分析的分配模型强调的是，虽然个体在这个双钻石型结构中的位置与其从事的职业相关，但阶级地位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取决于个体占有生成性资本的多寡。例如，从律师这个职业的收入与地位差距即可看出，大型公司组织的代理律师，其年收入与各类社会资本的聚集程度，可能是一个小镇司法律师的好几倍，二者虽然职业相同，但前者可能属于特权阶级，后者则为工人阶级一员(怀松等，2019：33)。所以，仅按照职业标准划分阶级至少在新经济背景下的美国社会是不可靠的，而这些稀缺的、安全的，且不随时间贬值的资源才是稳定的阶级划分要素。因此，分配模型之所以优于传统阶级分析模型，不仅在于划分阶级的标准更切合美国当前的社会实际，而且在于这一体系将大型组织主导当前美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现实，通过资源分配的过程与结构展现了出来，成功地解释了阶级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可能由此造成的阶级战争。而这一点，对于该书如何从实证视角解释美国中产阶级的消亡或称美国梦的终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理论支撑作用。

　　二、新阶级社会何以终结美国梦

　　在该书描绘的美国双钻石型社会图景中，我们并没有看到曾经体量巨大的中产阶级群体，或者说这群在二战后的经济扩张时期中，成功地践行了美国梦、跻身钻石型社会结构中间位置的人群。原因在于随着新经济与新阶级社会的兴起，那些曾经让他们实现“美国梦”——财务稳定、拥有住房、享受优质教育与保障下一代具有同等向上流动机会的群体的工作岗位，现在都被雇主转移到了海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失业了!

　　(一)根植于新经济的美国新阶级社会

　　作者认为，过去的40年间，导致美国社会结构发生重大转型，及重塑美国阶级结构的根本动因在于“新经济”(the New Economy)。但需要注意的是，该书中所说的新经济并非一种新的市场经济模式或国家政策干预手段。新经济实际上代表的是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由美国大型公司组织主导的，为适应国内市场发展与全球化经济竞争需求，实现组织利润可持续增长而重组生产过程，实行的诸如去工业化、裁员、外包等一系列重组市场、产业、岗位的组织举措。与此同时，这些组织重组行为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国内市场过度金融化的风险，以及在政党操作下的贸易政策与财税政策改革等方面的助推，一步步侵蚀着中产阶级的“铁饭碗”，导致原来那些薪水颇丰的中产阶级岗位遭到裁撤，失业率攀升，最终共同造就出了一个精致的特权阶级和一个庞大的新工人阶级。作者实际上并不认同新经济是一只单纯的“看不见的手”在自主调节市场的观点。相反，他们坚信这是由处于特权阶级最顶层的超级阶级为自身利益而塑造的，借由大型组织与政府行动共谋的结果，书中分析了新经济的五个特征来印证他们的上述观点(怀松等，2019：44-55)。

　　首先，新经济基于一种思想基础——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的国家或全球层面的政府与公司政策，倡导的是一种回复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视角下的金融自由化、放松管制、开放投资，以及小政府的经济政策导向。作者认为，这种市场自由化的思想在美国的公司组织决策层与政府的领导层面已成为主导思想，进而促进了诸如公共市场私有化的结果，致使大型公司组织成功地替代了政府，把控住了市场。—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公共教育产业的私有化问题(怀松等，2019：44-46)。

　　其次，是金融化即资本主义经济重心从生产向金融的长期转移过程。作者认为，过度金融化意味着美国终将成为一个以出售或创造金融“产品”获取利润为主导的国家，而转移意味着实体产业利润的下滑与去工业化，制造业的衰落与华尔街的繁荣必将导致人们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现象加剧(怀松等，2019：46-48)。

　　再次，是新技术包括来自生产、通信和运输等领域的生产技术革新。实际上很多学者都论证过，新技术并不必然导致工作岗位的减少，因为新技术的运用常常伴随着新就业岗位的诞生。但实际上过去40年发生在美国的技术革新，带来的新岗位常常被设置在了国外而非国内，这正是尴尬所在(怀松等，2019：48-49)。

　　又次，是全球化生产的兴起与跨国公司的建立。新技术让全球生产成为可能，基于计算机技术的智能生产、通信、运输技术将大量节省生产运输和人工成本，而全球生产带来的则是传统公司组织形式的结构重组，大量“无国无家”的跨国公司诞生。这类新组织形式对于所有者来说不仅能优化资源配置，同时也能合理“避税”。所以从趋利的角度来说，这些企业主显然不会考虑本土蓝领工人的失业问题(怀松等，2019：49-51)。

　　最后，则是由此造成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作者认为，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在上述各类因素的影响下，将逐渐分化为初级劳动力市场(好工作)和次级劳动力市场(坏工作)。此时人们是否能获得一份好工作，不再完全取决于韦伯功能主义模型提倡的个人声望或工作经验，而将同时取决于市场整体的结构性要素，比如工作所属地的工会权力。这也就造就了前文所说的处于安逸阶级的“核心工人”与处于不稳定就业阶级的“边缘工人”的巨大差别。前者因掌握对于实现组织目标来说至关重要的技能或经验而暂时有所保障，但这种相对“安逸”的保障也来自后者(边缘工人)失业的代价(怀松等，2019：51-55)。

　　(二)中产阶级的消亡与美国梦的落空

　　事实上，近年来美国的一些全国性调查显示，大多数没落的美国人仍然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美国梦对于他们来说仍然奏效，他们认为自己并不属于穷人阶级，而只是暂时窘迫的“预富阶级”(怀松等，2019：102)。然而作者用翔实的数据揭示了这些只是一种幻象：虽然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美国确实存在过一个由强大工会力量争取到的，存在于企业组织内的“私人福利国家”给工人们创造的中产阶级生活(怀松等，2019：76)。但现在，仅有的不受保障的中等收入已不再是成为中产阶级的充分条件，当今的美国已经没有了生长稳固的中产阶级的土壤，“梦”的确已经破碎。为了证明这一观点，作者定义了一个可供操作化与假设检验的中产阶级概念，从不平等趋势的视角回顾了过去几十年间中产阶级内部结构随时间变化的趋势，以及为中产阶级提供稳定购买力(收入)和向上流动机会的职业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改变，来剖析该阶级是如何逐步消亡殆尽，并最终发展成一个两极化和固化的阶级结构的。

　　首先，作者选择了从要素(Components)、机会(Opportunities)和期望(Expectations)这三个维度来操作化中产阶级的概念(怀松等，2019：77-101)。作者认为，界定中产阶级应具备两类基本要素：收入与资源；前者指个体或家庭年收入在3万-10万美元，后者包括稳定的工作期限、全面且低成本的医疗保险、固定收益的养老金计划这三方面资源。机会维度指广大中产阶级成员都有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具体可操作化为三个条件：(1)大量符合中产阶级收入与资源要素的工作岗位，(2)大量符合新大学毕业生所获学位的岗位，以及(3)更多的晋升到更高层级的工作机会。与要素相关的期望维度包括对收入要素的期望和对资源要素的期望，前者总体是期望中产阶级的收入会增加，后者总体是期望中产阶级的各类资源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增长。与机会相关的期望维度则包括三个方面，分别对应着三个机会指标的实现：即(1)中产阶级的就业机会；(2)中产阶级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机会；(3)中产阶级向上流动的机会。

　　其次，基于上述中产阶级概念操作化的维度与指标，作者分别回顾了该群体的收入、资源，以及机会在过去几十年的美国社会结构中的变化趋势，用数据化的结论证实无论是中产阶级的收入与收入期望，资源与资源期望，还是机会与机会期望，都总体呈现三个趋势：中产阶级规模的收缩、收入分配的向上集中，以及不断增长的底层阶级(怀松等，2019：97-99)。依据这些假设检验后的结论，作者指出，目前的美国阶级结构，已出现特权阶级和新工人阶级的两极化趋势，以及这两个阶级之间日益缩窄的流动通道，而阶级出身与家庭背景成为最终确定阶级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即阶级固化的趋势(怀松等，2019：99-101)。这两类趋势证实了中产阶级以及代表其生活方式的美国梦的终结。此外，作者认为，从这些数据反映出的趋势来看，过去几十年间这一稳固的中产阶级的消逝过程，并没有呈现任何急剧变化的转折点。相反，消亡是一个缓慢但渐进的过程，就像小刀割肉，每刀都虽不至死，但积攒愈多的伤口最终也能杀人。这样一种中产阶级的终结方式是“千刀万剐”(Death by a thousand cuts)(怀松等，2019：101)!

　　(三)阶级利益冲突下的“阶级战争”及其各个面向

　　作者认为，他们之所以把因为利益分歧而产生的阶级冲突称之为“阶级战争”，很大程度上与他们采取的阶级分析方法，即基于马克思阶级分析范式的社会不平等研究逻辑有关(怀松等，2019：104)。但需要指明的是，不同于马克思所说的阶级斗争或暴力革命，如今的美国特权阶级与新工人阶级间的阶级战争，是由超级阶级及其盟友单方面组织并发起的，一场自上而下的非暴力战争(很少会诉诸暴力手段)，其目的是强化和扩大特权阶级相对于新工人阶级来说，在经济、政治、文化利益等各方面至高无上的地位(怀松等，2019：104-105)。

　　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大方面来看待作者提出的这场阶级战争。一方面，从战略与战术方面来讲，作者认为这场阶级战争在很多方面都是通过相对隐蔽的“战略”进行的。例如，创建一个具有超强政治游说能力的保守派智库以提升特权阶级在某些方面的政治利益。但在更显著的层面，特权阶级通过实施一些“战术”对新工人阶级进行的打击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商业领域的裁员、外包、削减工会权力与工人福利等，政治领域的对富人减税、缩紧财政预算、反劳工法等，以及在文化领域的保守派组织与专家联手通过媒体散布所谓社会保障与医疗保险使工人产生依赖性而阻碍了生产效率提升的言论等。该书认为，虽然过去几十年的阶级战争在战术和细节上是复杂多样的，但其背后的战略逻辑却是简明扼要的——阶级战争就是由超级阶级发起和主导的，由其文凭阶级盟友实施与管理的，并由大型公司创造的利润所支持的(怀松等，2019：112)。并且这场战争的唯一目的就是增加公司的利润，以支持超级阶级壮大自己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

　　另一方面，从各种利益诉求的角度讲，作者们认为这场阶级战争所争夺的利益大致可以分为经济、政治，以及文化三个维度，且各方利益彼此之间是互相交织且无法分割的。例如，对于超级阶级来说，他们的政治利益是维持和扩大该阶级在政治和公共政策领域所拥有的政治权力，而经济利益则指通过制定政府政策以推进利于公司的业务以实现利润增长。而实际上，上述二者都可以通过“操纵”民主选举和政府治理过程而实现(怀松等，2019：113)。且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这些涉及政治或经济利益的领域都指向了以下几个方面：(1)削减工人收入与福利，限制工人权利；(2)降低富人和公司税率，扩大公司管理自主权；(3)减少政府开支与限制联邦机构权力；(4)执行国际“自由贸易”协定等。可以看出，超级阶级所争取的利益诉求，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实际上都只有一种利益指向，那就是以剥削工人阶级利益来扩张超级阶级的利益(怀松等，2019：115-120)。

　　《新阶级社会》一书的后半部分花费了大量的章节从阶级战争的整体架构和各个面向出发，向读者展示了上述观点。具体来说，包括一个被描述为“无形的阶级帝国”的阶级权力金三角框架(The Golden Triangle of Class Power)；以及这个框架中的两个核心产业，即影子政治产业与信息产业；此外，还从教育特权、日常生活与文化产业的和解等主题对这场战争的影响与作用进行了分析。

　　首先，关于无形阶级帝国的建立。在这一部分内容中，作者实际上揭示的是超级阶级操纵政治经济权力的隐形证据，故而将其表述成为一种看似神秘的“无形帝国”(怀松等，2019：128)。但为何如此强调该阶级帝国的神秘性？究其原因，作者认为，超级阶级为了避免因公然占据美国政治经济话语权而引发的民主理念冲突，不得不建立起一个“无形的阶级帝国”。而建立这样一个帝国的最好方法，就是基于影子政治产业与信息产业的共谋。用作者的话来说，这种共谋是通过阶级权力的金三角框架来实现的(怀松等，2019：129)。具体来说，作者认为由超级阶级主导的公司的投资资本(即超级阶级资源)是链接影子政治产业和信息产业进行融资与管理的基础，使这两大产业可以从结构层面共谋出超级阶级的政治统治，从而形成影子政治产业、信息产业，以及超级阶级政治统治的三足鼎立局面，进而形成阶级权力的金三角框架(怀松等，2019：129-132)。如图2所示，在这个阶级权力的金三角之中，除了超级阶级资源作为链接两大产业的纽带之外，还有两类资源起着纽带作用：其一，影子政治产业通过金融政治、政策游说等方式向超级阶级政治统治输送着政治利益；其二，信息产业也在通过意识形态、舆论和倾向性言论来塑造超级阶级政治统治的信息压制。阶级权力的金三角框架，将超级阶级的权力和支配地位置于由阶级利益驱动和阶级意识形态统一起来的组织化的资源、结构和过程之中，这样可以成功地避免了将所谓“阴谋论”作为理解超级阶级统治的理论基础。

　　图2 阶级权力的金三角图式

　　其次，关于影子政治产业。影子政治产业在书中主要是一个描述超级阶级暗箱操作国家政治经济进程的概念集合，它可以具体分为以下三个部分，即联邦游说、政治金融、政策规划。作者在涉及游说的相关章节阐述了超级阶级作为幕后玩家实际操作政治进程的两类事实：其一是涉及特殊利益的联邦游说，旨在为超级阶级控制的公司和产业进行游说以推动相关立法或监管方面的好处；其二是涉及阶级利益的全阶级游说，旨在通过游说制定联邦政策，以损害工人阶级利益为代价，促进特权阶级的政治与经济利益(怀松等，2019：129-138)。在有关政治金融部分，作者通过回顾联邦竞选财务法案的历史进程，进一步强调了来自超级阶级的政治献金，对于当前美国民主政治中的竞选活动所造成的深刻影响，这些影响改变了诸如选民、互联网、党派，以及多方团体的政治态度(怀松等，2019：139-157)。在政策规划部分，作者具体解释了当前美国的政府政策制定过程，实际上是受到了由超级阶级主导的，包括来自智库、研究机构、政策小组和基金会在内的政策规划网络有预谋的政策规划的影响，从而形成的一个全阶级游说网络(怀松等，2019：158-183)。

　　关于信息产业，作者认为纵使由财富驱动下的影子政治产业与阶级游说等方案为超级阶级提供了操控政治与经济领域的结构性基础，但他们仍然不能忽略这一行为与美国民主理念的背离。如果民众开始普遍质疑这种政治经济结构的合法性，那么超级阶级将难以为继。所以，超级阶级选择了信息产业，通过以组织化为基础的结构与过程，制造审查制度所描述的“信息压制系统”(System of Information Suppression)，从而掩盖这种政治现实与民主理念间的冲突，将这些不利于超级阶级的政治经济结构合法性的危机降至了最低。作者指出，信息产业的组织化基础在于几乎所有的电子和纸媒公司都是大型的内部连锁企业，它们表面看上去独立且不相关，但实际上均由超级阶级成员拥有，并由少数超级阶级领导人和文凭阶级共同管理。在这样一种超级阶级主导主流媒体公司的基础上，实施三种“信息压制”技术，即主流意识形态、舆论塑造、倾向性言论控制。这不仅能够促进超级阶级对美国政治经济思想的主导，而且有助于掩盖影子政治和其他权钱运作的不利影响(怀松等，2019：184-212)。

　　此外，关于教育的特权，作者主要向读者展示了美国教育体系的运作方式，即被认为是一种对真实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结构的复制，尤其体现在基于阶级与种族差异的不平等方面。为了实现这种对特权阶级更有利的教育传递，教育体系首先宣扬的是一种基于教育能够改变人生的美国梦的意识形态，让人们相信教育是作为实现社会流动的公平渠道；其次，这种不平等一直存在于一种基于学术质量划分的多层次教育体系之中，即精英学校、普通学校和差等学校等层级，而这种差异实际直接由学生的阶级与种族差异所构成。基于上述教育特权，作者认为由超级阶级主导的教育不平等仍将会持续下去，而且这种不平等的持续是代际传递的。来自工人阶级的子女会发现，要想实现进入优质大学并完成学业、找到具有发展前景的全职工作将变得越来越难(怀松等，2019：213-240)。

　　最后，是日常生活与文化产业的“和解”。作者在展现日常生活与文化产业的阶级战争之前，首先解释了所谓“和解”，意味着将一种具有潜在的、破坏性的社会状况下的人群转化为安宁、顺从、冷静的状态。而这在阶级战争的语境下，实际指的是特权统治阶级如何对被统治阶级(工人阶级)进行的一种意识形态操控(怀松等，2019：241)。超级阶级正是通过对日常生活与文化产业的操纵，使新工人阶级对其的敌意得以缓和，以达到阶级固化的目的。作者认为，在关于超级阶级是如何让这种阶级不平等现状被安排得如此“正常”或“自然”的方式方法实在太多，以至于可以另写一本书加以论述，所以在日常生活的和解部分，他们只列举了三个例子，即从小城镇经济发展、禁毒战争、《爱国者法案》这三方面来揭示超级阶级主导的组织是如何促进以阶级不平等为基础的经济和意识形态霸权的过程。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超级阶级在这些领域实施的政策实际上有助于他们转移公众对于阶级不平等的注意力，从而促进大众对于不平等体系的和解与接受(怀松等，2019：246-256)。而在文化产业的和解部分，作者的观点是，文化产业的很多特征实际上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和解的进程。这些由文化产业所生产的“文化产品”：包括电影、电视节目、互联网在内的形式与内容，一方面是在分散大众对于阶级不平等和相关议题的注意力，另一方面是通过项目审查与信息压制手段，让“阶级分析”话题成为文化产业的禁忌(怀松等，2019：257-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