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1世纪以来，我国越来越多的乡村趋于解体，人口大量流失或涌入的村庄面临着熟人社会的原子化与去亲密化。与此同时，部分半工业化乡村却依然保持着和谐与活力。在半工业化乡村中，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的低门槛、高灵活的工作岗位保障了村庄黏性，维持着成员的稳定，乡土性与工业化互嵌之下形成了特有的劳动力配置机制——“碎片整理”。究其原因，一方面，与空心村相比，半工业化乡村保有了共同体紧密的社会网络，为信息在劳动力市场的高效传播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与完全工业化乡村相比，半工业化乡村信用与规矩的通约降低了临时性雇佣双方的风险，而在现代化大生产中，基于法理权威的雇佣合同只能得到特定签订者的承认，与高度灵活的“碎片整理”相悖。最终，在这些处于工业低级发育阶段的乡村内部，闲置的碎片化的半劳动力被就地整合进劳动力市场，改变了家庭收入结构、代际关系以及进城购房预期，有利于形成区别于完全城镇化或断裂城镇化的“城乡连续统”。

　　关 键 词：村庄空心化/闲置劳动力/乡村工业/城镇化

　　基金项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国家高端智库重点课题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李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084）；董磊明(通讯作者)，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北京 100875）。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工业发育程度出现分化，中国农村之间的地域差异由经济体量的差距变为质的不同。以长三角、珠三角为代表，我国发达地区大部分村庄的工业化已经完成，工业企业普遍使用大机器与现代管理模式，成为全国甚至全球生产链中的一环，农业收入在农民家庭收入中仅占据较小比重。这些完全工业化乡村有大量外来务工者流入，生产和生活方式与城镇趋同。与此同时，中西部大部分村庄的产业结构依然以农业为主。无工业化乡村的村民为寻求高于农业的收入大量外出务工，村庄空心化、农业人口老龄化与留守儿童问题严峻。两类截然不同的村庄共同面临着的是熟人社会的原子化与去亲密化(吴重庆，2014；陈柏峰，2014)，以及乡村共同体的解体与消逝(贺雪峰和董磊明，2009；李佳，2012；董磊明和李蹊，2015；项继权和周长友，2017)。

　　然而我们认为，工业化并不必然导致乡村解体与消逝。而非农就业一向被认为是中国农村劳动力得以摆脱内卷化①和过密化②的关键所在(黄宗智，1992，2000)。农村人口非农就业有两条路径，一是就地产业转移，即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蓬勃发展阶段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二是空间转移下的产业转移，即“离土也离乡”。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已有学者做出预测，农民进城是农村经济变革的趋势(蔡龙，1985)，应该引导有条件的乡镇企业向地级、县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集聚，以取得规模效益，完成乡镇企业向现代化企业的转型以及人口城市化(阎焱，1986；孟晓晨，1992)。

　　在实践中也的确如此，随着沿海地区制造业的高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大量进城务工农民涌向了远离家乡的一线、二线城市。农民工候鸟式的迁移推动的是城乡断裂的城镇化，常年空心的乡村迅速凋敝，承接大量外来人口的大城市不堪重负。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还持有回乡建房的预期，摆在很多二代农民工面前的是回不去的乡村，留不下的城市。面对乡村的凋敝，各级政府以补贴、技术下乡、精准扶贫等一系列财政或行政手段发展农村经济，吸引青壮年回乡。但是，单纯依靠“外部输血”式的疗法非但未能延缓乡村的解体，反而因为基层组织无法有效承接外部资源，使得内生权威与合法性弱化，分利秩序形成，村庄治理内卷化加剧(董磊明、陈柏峰和聂良波，2008；陈锋，2015)。对此有学者提出农业农村的发展亟待从行政推动向基于市场的内源发展转变(郁建兴和高翔，2013)。

　　这种情况下，乡村工业在理论与政策层面获得了诸多关注，被视为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的重要基础。鼓励和培育一批环境友好型的家庭工场、手工作坊、乡村车间和企业已经被国家提上日程(付伟，2018)。但现有研究多聚焦于乡村对工业的影响，回答的是产业何以成功的问题。渠敬东(2013)将乡镇企业的成功归纳为公有制、共有制和私有制的汇合，土地承包、企业承包经营和财政包干的结合，以及体制、知识和民情等多向度的治理机制的融合。周飞舟(2013)与付伟(2018)强调乡土社会结构对企业经营过程的参与，认为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与社会伦理构成了产业成功的社会基础。阮荣平和郑风田(2013)则证明了根据市场化程度的不同，宗族网络对乡村企业的作用经历了从促进到阻碍的转变。另外也有少数研究涉及了工业对乡村的作用，但多侧重于工业化对乡村秩序与社会结构的冲击，描述了工厂代替家庭手工业的转变如何改变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费孝通，2012)，雇佣关系如何与血缘地缘弥合，经济权力如何切割政治权力(周延东，2017)，经济逻辑如何挑战乡土价值观(赵立玮，2013)等内容。上述研究蕴含着真知灼见，但学界对乡村工业发育与乡土社会存续之间的关系尚未展开系统的研究。而这个问题与乡村振兴及进一步城镇化的成效密切相关，对该问题的研判关系到国家相关战略的路径选择。

　　本文根据乡村工业的发育程度，将中国农村谱系分为无工业化、半工业化③、完全工业化三段，试图以案例的方法，论证劳动密集型的福特制工业对乡土社会的涵养作用。下文首先以山东省潍坊市Z村(下文称“山东板材村”)为例，定义有效整合闲散劳动力的配置机制——“碎片整理”，并梳理其形成过程与运行机制。其次，对比河北省保定市D村(下文称“河北草莓村”)、Y村(下文称“河北肠衣村”)，江苏省盐城市T村(下文称“苏北服装村”)、昆山市S村(下文称“苏南电子村”)，分析“碎片整理”产生的一般性条件，证明只有半工业化乡村可以实现劳动力的“碎片整理”，其社会基础是乡土性与工业化的互嵌。最后，讨论半工业化乡村与城市的关系，指出该类农村在乡土社会得以存续的同时并未丧失城镇化的活力。

　　二、低效劳动力的高效配置：“碎片整理”

　　从全国市场来看，农村劳动力并未实现高效配置。由于信息不对称和迁移成本等原因，就业难与用工荒并存(王子成，2015；蔡昉，2007)，空心村与城市拥挤共存。而2018年我们在山东省潍坊市Z村发现，村民在本乡镇实现了充分就业。与中国劳动参与率1995～2002年间下降2％(蔡昉和王美艳，2004)的大趋势相悖，该村劳动参与率自2002年开始缓慢攀升，2010年之后大幅度提高。无论是养蚕、种植小麦玉米的农民，还是操持家务、照料子女的妇女或老人，均被以“打替班”的形式吸纳进板材厂，尤其是64岁以上的半劳动力也得以进入工厂从事短期工作④。对此，本文借用计算机通过整理磁盘文件碎片以提升性能和运行速度的概念，将上述碎片化时间与碎片化岗位相匹配的劳动力配置机制定义为“碎片整理”。

　　(一)碎片化劳动力与碎片化岗位的产生

　　山东板材村是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乔官镇下辖的一个行政村，共计1200余名常住村民。村庄紧邻乔官镇，西部、南部分别是S224和S223两条省道，距县城半小时车程。地下水资源匮乏，农作物以玉米、小麦为主，经济作物以桑树为主，春秋两季养蚕，养殖业有养猪场、养鸡场共3家。工业起源于集体化时期的油坊、磨坊，雇佣人数2～3人；20世纪80年代引进织布厂，雇佣人数达到十余人，1983年以每年5万的费用承包给某刘姓村民；1993年后，村内又先后出现了面粉厂、空调配件厂与塑料厂。到目前为止，村内有板材厂4家、塑料厂1家、模具厂1家、散热器厂1家，平均每家工厂雇佣20～30人。第三产业尚未成形，全村仅有4家小卖部与1家餐厅。

　　该村劳动力供求关系经历了两个转折点：一是2002年板材厂兴起，青壮年劳动力被吸纳就业，二是2010年流水线引进，高龄老人被吸纳就业。2002年之前，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推广，大量劳动力闲置，赋闲村民需要凌晨四点到昌乐县或大柳树村的劳动力市场“上市”，被招聘为建筑小工或种大葱、种菜花、掐瓜头等经济作物的临时工，不乏被克扣工资、赖账的案例。即便如此，能在务农之余打到零工的也仅限于小部分青壮年劳动力。2002年之后，受乔官镇带动，村内板材厂开始慢慢兴起。乔官镇板材业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2009年板材加工及配套企业360余家，从业人员12000余人，2012年胶合板及配套企业223家，从业人员5600余人⑤。由于Z村紧邻乔官镇，镇上工厂用工也会辐射到板材村，绝大部分青壮劳力获得了就业岗位，在镇上务工的农民吃住依然在村庄内部。

　　但是彼时板材制作没有分工，每张胶合板完全由一人负责滚胶、铺板、接板、修板，全部工序完成后在产品上标注代号，每件残次品由制作者承担40元的损失，较高的技术与体力门槛把妇女与老人排斥在外。2010年以前，该村房前屋后随处可见三五成群的老人、妇女坐在石块上聊天，手里做着纳鞋底等活计，顺便照看着满街乱跑的幼儿。受访者回忆起20年前连连感叹“实在太穷”，“挣不到钱”。

　　2010年以后，板材厂普遍引入流水线作业。胶合板制作被分解成5道工序，每条流水线有9个岗位。第一道工序“接板”，需要操作接板机将原材料整理成单张板面，技术含量与体力要求较低，月工资3500～4500元。第二道工序“滚胶”需要将板面粘合，因为“脏，年小的没有滚胶的，天天弄一身胶那叫没本事，都不好说(娶)媳妇”，多由60岁左右的村民从事，月工资为4000～5000元。第三道工序“铺板”需要四个人协作将粘好的厚重板材抬至不远处的操作台，技术与体力要求较低，报酬0.13～0.17元每件，月收入4000～5000元。第四道工序“修板”对板材的瑕疵进行修补，技术含量较高，月收入可达5000～7000元。最后一道工序“炉板”使用高压锅炉加热板材，技术含量最高，打压、放气掌握不好则面临产品开胶甚至锅炉爆炸的危险，值夜班的炉板工还需要驾驶叉车将成品入库，只有50岁以下的男性才能从事。

　　在这种福特制的生产方式之下，流水线上的员工缺一不可。同时，工序的拆解导致部分环节技术难度降低，为低体能、低技术、时间破碎的劳动力提供了空间，企业在旺季订单增加，年前年后工人会有所流失，且乡土企业中资方与劳方共享一套乡土逻辑，工人每逢红白喜事等人情走动或家庭事务都可以随时请假，临时性的劳动力短缺时有发生，碎片化岗位的需求由此产生。60岁以上的半工半耕者与照看孩子的妇女、老人，以及在本乡镇工厂务工但处于工作间隙的青壮年，均能以“打替班”的形式被整合进这些临时岗位。

　　(二)“碎片整理”的运行机制

　　“碎片整理”的实现在具备碎片化劳动力与岗位之外还需要一个整合机制，而人岗匹配的首要条件是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充分。社会网络学派证明，信息的获取与传递、关系的强弱、资源的非重复性、社会资本的丰富性均会对工作的获取产生影响(Granovetter，1973；Burt，1992；林南和敖丹，2010；边燕杰和张顺，2017)。山东板材村正是依靠乡村社会中紧密的社会网络解决了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访谈中的一系列反馈都表明，由于村庄内部人口相对稳定，乡土社会的熟悉与亲密为信息的充分传播创造了条件。当受访者被问及怎样掌握什么人、什么时间点可以来“打替班”时，表现出理所当然、不言而明的态度。“我就知道她那会儿准在地里掰棒子，我是直接把人从地头上拽过来的，说今天怎么也得帮个忙，不然就开不了工了。”“她看完孩子回(村)来了，在家闲着也是闲着，不如过来挣个零花。”“哪有活儿还用问吗，谁都知道。”“有活儿了就说一声。”近年来，信息技术的发展与低价智能手机的推广更加为人岗匹配提供了便利。包括山东板材村在内，乔官镇范围内的所有板材厂之间形成了劳动力相互调配的集合。各厂管理人员有一个微信群，相互交换本厂员工休息、请假的信息，为缺位的工厂提供替班人选。小范围、高熟悉的人员构成使得信息传播的成本极低，整个劳动力市场对碎片化岗位的反应灵敏而准确。

　　其次是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低风险。劳动力配置过程中，乡村社会发挥的功能远不止信息的传递，更为重要的是为雇佣双方提供保障。碎片化劳动作为灵活就业(又称非正规就业)的一种，与正规就业的核心区别便是经济地位和契约地位的差异。有学者认为碎片化就业是市场分割的结果，缺乏教育培训机会、性别歧视使得部分劳动力被锁定于低技术、低收入、无保障的二级劳动力市场(杨凡，2015)。而在山东板材村，除了工作时间的碎片化与工作地点的不确定性之外，“替工”与“常干的”在经济地位与契约地位上并无两样。对半工业化乡村的灵活就业者而言，计件工资下单件产品的报酬与正式员工相同，碎片化劳动力与长期就业者的收入差异仅仅源自工作时长的差别。至于契约地位，灵活就业与正规就业均不会签订劳动合同。因为务工村民并非借由法律合同来约束企业主和保障自身权益，乡土契约的成立条件是先赋的本地人身份、熟人关系、面子和声誉，其惩罚机制也不依赖于国家权力，而是共同体中才可能出现的社会性规约。这种约束力在降低村民务工风险的同时，也使得本村企业主获得了稳定而低价的临时劳动力。

　　卡尔·波兰尼认为内部劳动力市场是经济自由主义的组织原则与社会保护之间冲突的结果(Burawoy，1979)，山东板材村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经历了八年左右时间。2002～2010年期间，四川、云南务工者曾经流入弥补板材业劳动力缺口。被本地人称为“南蛮子”的外来劳动力租住在乔官镇的廉价民居内，将婴儿缚在身后进厂工作。除了语言沟通不畅之外，发生同样的工伤事故，外来务工人员会比本地工人要求更高的赔偿，并在医药费之外索取误工费。此外，四川、云南的务工人员往往要求“打包出售”：很少由单个人接受某工厂的单独雇佣，而是要求工厂一并雇佣其伙伴，以团体力量作为自己的一份保障、提高议价能力。厂方则抱怨这些外来务工者难以管理，“一用要用一串，说不干就不干了，挣够了吃喝就不肯再多干一点”。而本地务工者不仅讲人情、给面子，其食宿在家解决，更低的生活成本使得其可以承受更低的保障，也为工厂节省一笔伙房的支出。由此，山东板材村4家板材厂全部使用本村村民，乔官镇上的板材厂也尽量雇佣周边村民，外来务工者逐渐被排斥出当地的劳动力市场。

　　三、实现“碎片整理”的一般性条件

　　(一)得以提供足够岗位的工业发育

　　半工业化乡村并非个案，而是中国农村将长期存在下去的一种普遍类型。河北省保定市Y村紧邻县城东部边缘，从集体化时期开始出现肠衣手工作坊，后由村民私人承包开办。肠衣行业与板材行业不同，设备仅为厂房、配备水龙头的操作台，工具价格仅几十元，固定资金需求极低，但原材料猪大肠和化学溶剂价格高，流动资金需要20万至30万元。肠衣有两种生产技术，“套管”技术的场地要求比“盐渍”技术更低，“套管”生产多由工厂外包给个人，肠衣村村民前往工厂领取工具与原料，带回自己家中利用碎片化时间加工，交回工厂通过灌水检测之后以计件方式获取报酬。在2013年县肠衣城建成、强制散户迁入之前，该村的肠衣厂多为夫妻店，产品需求量大的时候会随时增加雇员，临时雇员多为店主亲属。一位受访者表示经常雇佣自己母亲，日结工资：“我净好雇我妈，她待着也是待着，我也给她开钱。给人家多少给她多少呗，按件来，一天挣个七八十!我们哥俩，要不说不能让老的只帮着我哩。”除此以外，河北肠衣村临时岗位和外包信息的传递、雇佣双方获得保障的机制与山东板材村无异。

　　而与肠衣村相距25公里路程的河北草莓村则未能实现劳动力的“碎片整理”。草莓村是一个传统的北方农耕村落，虽然种植结构经历了由粮食作物向经济作物的转变，但并没有进入工业化，村民收入有所提高，就业岗位却未能增加。目前，D村以草莓、蔬菜的大棚种植为主，自家经营2～3个暖棚，不需要雇佣劳动力，家庭年毛收入约10万元。草莓村外出打工与经商者逐年增加，举家迁出的情况日益普遍。仍然留在村庄内部的碎片化劳动力大多是无力种棚的老人，以及刚刚结婚生育的年轻女性，前者无法获取临时就业机会，后者不愿进入劳动力市场。可见，实现“碎片整理”需要有一定程度的工业发育提供足够的非农就业岗位。对于没有就业岗位的村庄而言，“碎片整理”无从谈起。

　　(二)去技术化的流水线生产

　　半工业化乡村实现碎片整理的第二个条件是工作岗位对体力与技能的低要求，且具有临时性与可替代性。昆山市苏南电子村所在乡镇有规模以上企业253家，以电子设备制造及其配套企业为主。用工渠道为昆山市人才市场与劳动力中介招聘，所招工人以外来务工者居多，流动性较强但是鲜少临时雇佣的情况。受访企业最大的苦恼就是“留不住人”，“现在的小年轻太没常性，好不容易教会了，刚上手，过个年就找不到人了”。鉴于远高于半工业化乡村的搜寻成本与磨合成本，完全工业化乡村的企业厌恶碎片化的劳动力，往往以月底结算工资、签订长期劳动合同等一系列手段追求更为稳定的熟练工人。

　　与之类似，江苏省盐城市苏北服装村紧邻乡镇，镇区共有63家工厂，以机械制造和服装加工为主。机械制造及其周边工厂规模为10～70人不等，服装厂规模多为10～20人，外来务工人口占比约10％，其中一家330人的服装制造龙头企业雇佣外来劳动力比例显著高于平均水平。2008年前后服装企业开始采用流水线作业，流程为放布、裁剪、验片、机缝、后缝、整烫、检验、包装，在此之前需要完成设置款型、选面料、做样衣、采购布料等一系列前期工作，各个环节均有一定的技术门槛。遇到某一岗位员工临时缺位的情况，外来临时工无法顶岗，企业往往只能在本厂工人之中进行调拨，不存在全村庄范围内碎片化劳动力的整合。可见，完全工业化乡村拥有更多的岗位，却因为技术门槛并未出现“碎片整理”的现象。

　　(三)提供信息资源与人情资源的乡村共同体

　　最后，“碎片整理”需要乡村共同体提供信息资源与人情资源。城市社区中无法实现熟人社会的信息传递。尽管城市也追求劳动力供求数量、结构和价格能够随社会、经济波动与变革以及生产周期的需要而变动的柔性市场(Mccollum，2018)，并采取了减少政府干预、革新生产技术、降低员工专用性等措施，但由于城市劳动力市场中交易是分散进行的，即便有中枢机构传递有关工作邀约和潜在求职者的信息，雇主与劳动者也无法获得市场计划的完全信息。

　　半工业化乡村由于人口的低流动性而得以保留熟人社会的特质，乡村共同体中，雇佣这一经济活动嵌入⑥于乡土社会(Granovetter，1985)，社会结构形塑着劳动力市场中的求职过程(边燕杰和张顺，2017)，求职者与招聘者均有能力快速获得准确的信息。工人也会利用自己的关系帮忙搜寻“替补”，为雇主填补碎片化岗位使流水线得以正常运转。传递信息的同时，给碎片化劳动力提供替班机会同样是一种互助和人情。帮忙“找人”的工人对工厂和替工双方都负有责任，一方面需要向工厂保证替工能够胜任工作并且在空缺期间曾经始终到岗，另一方面需要向替工保证其可以得到正常待遇与尊重。一位工人曾经帮老板找来一位替工，而中秋节时，这位替工因为只得到了工厂正常福利(一桶油、一袋米)的一半而离职。即便后来老板试图补齐福利继续雇佣该替工，还是遭到替工拒绝。最后老板怪罪员工找的替工不可靠，替工怪罪员工介绍的老板太小气。在半工业化乡村中，福特制的流水线上，其管理却依循着乡土逻辑。乡土性软化了大机器生产中的科学管理，血缘、地缘等先赋性因素与雇佣的契约关系叠加，经营的乡土性使得村庄中的社会关系被带入到企业的经营、管理乃至分配中(渠敬东，2013)。

　　而城市社区不具备维系村庄生活道德秩序的地方性共识和乡土逻辑(陈柏峰，2014)。在完全工业化乡村的城市化过程中，随着家庭私密程度提高，社区成员不再完全了解彼此的才干与人品、身世与财产，基于此的信用和规矩走向解体(贺雪峰，2002)。基于法理权威的雇佣合同只能得到签订个体的承认，与某个工厂达成的协议，更换工厂后随即失效，这种特性与高度灵活的“碎片整理”并不相融。只有基于传统的信用与规矩之下，声望才有可能在不同场景下的临时性雇佣中通约。这是由于人口的固定性，即便是临时雇佣也并非单次博弈，名声作为社区性货币比在城市地区具有更高的价值(董磊明和郭俊霞，2017)。

　　综上，“乡村社会+半工业化+去技术化”是碎片整理的一般性条件(见表1)。

　　表1 村庄案例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