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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诊断与治疗:晚期现代社会形态的新批判分析
2020年07月31日 09:08 来源:《江海学刊》(南京)2020年第1期 作者:哈特穆特·罗萨 字号
关键词:动态稳定/共鸣/加速/去同步化/世界关系

内容摘要:

关键词:动态稳定/共鸣/加速/去同步化/世界关系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批判理论的首要任务应是系统性地分析社会的结构状态和文化状态。在结构方面,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应被定义为一种通过动态稳定的模式,亦即通过成长、加速和创新来进行再生产的社会形态。在文化方面,这种社会形态则是由(世界)范围的扩增计划所推动的,亦即试图让世界变得更能被调遣、被支配、被触及。在结构方面,这种社会形态导致了去同步化的病症;在文化方面,导致了异化形式。因此,现今的人们需要实现思维范式的根本转变。第一,在结构方面,必须要以适应性的稳定取代动态稳定;第二,在文化方面,必须要以基于共鸣概念的美好生活构想取代范围扩增计划。

  关 键 词:动态稳定/共鸣/加速/去同步化/世界关系

  作者简介:[德]哈特穆特·罗萨,德国耶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德国埃尔福特大学韦伯高等文化社会研究院院长。译 者:胡珊(1988-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我认为批判理论的目的之一,就是从整体上确立社会形态,或者说从整体上确立现代社会的主要形态。而社会形态是两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是结构特质与制度特质,另一方面是文化面向的价值态度和自我认识。这随即发展出两个分析角度:一是从“第三人称”的角度来进行描述与分析,二是从“第一人称”的角度来进行描述与分析(这种角度允许也需要一种诠释学的理解能力)。如果没有(从文化方面)来理解现代社会形态所造成的动机能量、渴望、害怕、应许和威胁,那么也就无法了解社会的改变动力和变动能量。如果没有(从结构方面)理解制度性的实在,那么也同样无法理解那种害怕和渴望的形式。唯有同时检视两者,才能确立社会形态的整体特质。而这种特质也同时构成了一种特殊的世界关系,或者说是世界关系的一种特殊形式。

  所以我认为批判理论的首要任务是系统性地分析社会的结构状态和文化状态。然后,以此分析为基础,对可观察到的社会的错误发展方向与社会的病状进行指认与批判。最后,则是从分析与诊断出发,找出“在世界当中”克服这种错误发展的可能性或出发点①。上述这三个步骤,我们可以简单地称之为分析、诊断与治疗。

  本文意图分析以下几点核心内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必然造成的危机与病症,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范式方面加以转变或彻底改变的可能方式。这些分析背后的假设是,如果我们要了解社会的构造和动力,那么我们必须同时检视社会的结构特质(亦即“客观的”特质)和文化特质(或曰“主观的”特质)。这两种特质为社会生活的进程与发展提供了(动机方面的)能量。我认为,这两种特质具有韦伯(Max Weber)所谓的“选择亲和性”,且二者总是相互关联的。换言之,我不认为结构的形成先于文化的形成或结构优先决定了文化,亦非相反。

  若以更直观、更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表述,我的论点概要如下:(1a)在结构方面,我们可以把资本主义现代性定义为,唯有在动态稳定的模式当中才能进行自我再生产的社会形态;(1b)在文化方面,社会形态是由(世界的)范围扩增所驱动的,亦即试图让这个世界更能被调遣、被支配、被触及。(2a)在结构方面,这种社会形态会造成去同步化的病症;(2b)在文化方面,这种社会形态会导致异化。因此,人们需要的是一种范式上的根本改变。(3a)在结构方面,要以适应性的稳定模式取代动态稳定;(3b)在文化方面,以美好生活的共鸣概念取代世界的范围扩增。

  动态稳定与范围扩增

  (一)现代社会的提升逻辑

  我认为,“动态稳定”是现代社会或现代制度的主要特质②。进言之,现代社会或制度只能以提升的形式来维持自身的结构。这种提升的形式通常是(经济的)增长、(科技的)加速以及(文化的)创新。因此,现代社会可以定义为:唯有当一个社会需要通过动态才能实现稳定,也就是说唯有当一个社会需要系统性地依赖着增长、创新以及加速,才能确保自身结构的再生产、维持社会经济与制度现状时,这样的社会才是现代社会。

  乍看之下,这个定义似乎会招致异议:我们声称要通过创新、加速和增长,说白了就是要通过改变,社会现状才能持存下去,是什么意思?改变的是什么,持存的又是什么?什么是动态,什么是稳定?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在探讨加速的著作当中全面讨论过了③。当我谈到社会现状结构的再生产与持存时,我指的是:第一,基本制度秩序的稳定,特别是以竞争为导向的市场经济、科学系统、教育系统、福利系统、医疗系统以及一般的政治法律体系等秩序的稳定;第二,社会结构的秩序及社会经济的分层,亦即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谓的“阶级分层”;第三,社会现状是由“积累”和“分配”这两个运作逻辑所界定的,也就是说,资本积累的提升逻辑、增长、加速、活化、创新这些事情本身是稳定不变的。当然,政治、经济、教育等制度的形式或构成会随着时间而改变,但是这些制度自身的系统要求以及内在的提升强制力、增长强制力、升级强制力本身是保持不变的。

  不过,这种说法会直接导向另一个需要我们严肃讨论的问题:现代社会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吗?当我提到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时,我仅意指“资本主义”吗?

  我的回答是,虽然资本主义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根本动力,但动态稳定的逻辑远不只局限于经济领域。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自18世纪(甚至可能更早)开始,社会的稳定方式就从适应性的转变为动态性的了,而且在社会生活的很多核心领域中都存在这种深层的转变。这种转变在经济领域最为明显,马克思和韦伯对此已有深刻的分析。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几乎所有经济行动的基础,都是获利,而这就是人们对于利润提升的一种期待。马克思用一个简短的公式表达了这种关系:金钱—商品—更多的金钱(Geld-Ware-Geld’,GWG’)。更多的金钱就是利润,而利润主要是通过(产品或生产过程的)创新及加速来实现的。这个公式表明,创新、加速和增长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竞争逻辑乃至金钱信贷的本质。如果没有持续的增长,没有加速和创新,至少在晚期现代的全球金融市场和经济市场当中,资本主义经济将无法维持其制度结构,从而导致失业率增加、工厂倒闭、国家财政支出增加、税收下降等问题,继而会出现财政赤字、国家政治系统面临正当性危机。南欧(尤其是希腊)现下的危机便是例证。而且,不仅经济系统依赖着动态稳定模式的提升逻辑,福利国家乃至整个民主政治系统也是如此。正如卢曼(Niklas Luhmann)指出的那样,民主政治系统的一切都是以动态稳定逻辑作为基础:不只是相对来说处于静止状态的君主制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形态的特征是,在君王有生之年的统治期间和王位继承规则的约束下,国家秩序都是稳定不变的)必须让位给民主系统,且每四到五年进行选举,以达到动态稳定;而且更为夸张的是,就连选举本身的基础也是政治集团对于提升的承诺。也就是说,只有当政治集团向它们的选民承诺将会有更高的收入、更多的就业机会或更多大学、更好看的财务报表、更多的病床等时,他们才能赢得选举。④

  虽然一个国家可能发生几年乃至几十年的经济衰退,但就全球范围来看这种情况并不会持续太久。一个国家的生产总值(GDP)即使停滞多年,加速和创新也还是会继续下去。一般来说,经济停滞、衰退或萧条,通常会造成市场竞食效应、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社会团结削弱乃至制度现状破坏。因此,我们可观察到的长期的经济衰退,恰好支持了(而不是否定了)这样一个观点,即现代社会只有通过稳定的增长才能保持稳定的结构状态。

  此外,虽然现代科学和知识完全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增长逻辑无关,但它也展现出一种从适应稳定模式到动态稳定模式的转变。这个转变改变了科学和知识的制度秩序。在非现代的社会形态中,知识通常被视为一种社会财富或宝藏,它需要被仔细谨慎地保存下来,并代代相传。相比之下,在现代社会中,Wissen(德语,知识)开始转化为Wissenschaft(德语,科学)了。在德语中,-schaft这个表示性质集聚的词缀,精彩地呈现出,在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不再是保存、珍藏与传递知识,而是不断系统性地扩展知识的边界,增加已有知识的广度和深度,超越未知的领域。科学意味着要探索比以往更宽广的宇宙,更深入洞察物质的微观结构和层面,更接近生命的运作方式等。获得知识的神圣领域从经院转移到了实验室。在实验室当中,通过知识的增长、提升和超越,科学以一种动态的方式来进行再生产。正如“金钱—商品—更多金钱”的驱动力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一样,类似的“知识—研究—更多知识”(Wissen-Forschung-vermehrtes Wissen,W-F-W’)这一过程,成为现代科学发展的基础。

  在《以学术为志业》一文中,韦伯已对这一点进行了强有力的阐释⑤:“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科学领域中的新成就在未来十年、二十年内就会过时。这是科学事业必须面对的命运;或者说,这正是科学研究的意义所在,因而需要我们全身心的投入……每一次学术工作的‘完满’,便意味着新‘问题’的提出;科学工作要求被‘超越’,要求过时。任何有志献身于科学工作的人,都必须接受这个事实。我再重复一遍,科学工作……总有一天将会被别人超越,因为这就是我们共同的命运和目标。当我们工作时,肯定不会不希望其他人比我们做得更好。原则上,这个进步会周而复始地继续下去。”⑥

  最终,艺术领域的工作方法也具有类似的增长与超越逻辑,即:艺术历经了数千年的模仿阶段,在这一阶段,艺术创作的目标是模仿自然、传统风格或古文化的精髓。随后,文学、诗歌、绘画、舞蹈、音乐等领域的创作方法与目的都发生了转变,这使得人们有责任去追求创造与革新。与韦伯观点相反的是,我认为,艺术领域与科学领域一样,同样面临超越前人已有成就的挑战⑦。

  如此一来,动态稳定的逻辑已经完全成为现代社会的标志。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和生活节奏加速,形成一个加速循环,这个循环让动态稳定变成了一个自我驱动的过程⑧。这个加速推动循环,通过生产力和产能的不断提升,既维持了社会经济现状,也保持了市场经济体系、福利国家、科学、艺术、教育系统的制度结构。无须多言,社会由此所取得的稳定性如此强大,足以让庞大的国家机器运转超过250年,但与此同时,社会的脆弱性也会增多。同样,在任何时候,稳定可能会因其外部效应而被削弱,如生态成本的提高、社会整合的失败(尽管这也会呈现出一种增长和加速,但却是失业率、社会压力的增长和加速⑨)或是因不同步而产生的问题(详见下文)。在这一点上,动态稳定便类似于骑一辆自行车:自行车轮子转动的速度越快,它向前行进的速度就越快;但是,自行车前进的速度越快,它面临严重事故的风险便越高。

  (二)文化相关性:通过范围扩增而来的美好生活

  如果我们接受动态稳定中隐含的提升逻辑,是现代社会形式的基本需求或结构必要性,那便产生了一个核心问题,即:社会由此产生的对增长和速度的需要,与主体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和期待,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因为,显而易见,无论是假设个人仅仅是这些需要的受害者,还是假设个人只是这些需要的被动接受者,都没有说服力。

  当然,人类最终必须通过不断的自我优化来实现增长、加速和创新,并通过经济、文化、社会和身体资本的无止境的积累来玩这个增长游戏。但是,为了充分把握将社会的结构需求转化为个人期望的相应过程,我们首先要了解现代文化情境的一些特殊性。

  于此,麦金泰尔所说的“美好事物的私有化”(privatization of the good)⑩,是特别重要的概念。现代社会在其结构与制度朝向动态稳定发展的同时,也逐渐认识到,人们无法就美好生活的定义达成一种普遍有效的共识。正如罗尔斯所说,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可以理性地对各种矛盾的“无所不包的美好事物概念”进行仲裁。(11)因此,伦理多元论已成为现代社会基本的文化条件,而美好生活已成为所有事情中最私密的个人事务。事实上,由于动态稳定,人们生活的背景条件正在迅速改变,你永远不知道,将来你会想要什么,需要什么。这个世界会变化,你自己对未来的期望也会有所变化。因此,“我应该为什么样的生活而奋斗”这一问题的答案已经变得难以捉摸,充满了不确定性。

  然而,我们并不是不能给出任何伦理建议。虽然现代社会可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来回答美好生活是什么或包含了什么,但它能清楚地回答过上好生活的先决条件是什么,为了拥抱美好生活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抓住一切能帮助你实现梦想的资源(无论那是什么)!这已成为现代性最合理的动机了。

  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中以最直接的方式描述了这种困境。他不期待人们对于关于美好事物的各种理论会达成共识;但是,不管人们如何界定“美好事物”,“基本的美好事物”对人们而言总是多多益善的。这些“基本的美好事物”首先是指我们的自由和权利,当然也包括我们的经济财富、文化能力和知识、社会网络、社会地位、社会认可和健康等(12)。

  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持续不断的提升逻辑和对增长、速度、改善的追求,深深地嵌入在现代主体的惯习(habitus)结构中。事实上,这种逻辑在现代社会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我们对扩展自身资源与可能性的欲望,二是对竞争失败的恐惧,亦即人们害怕自身的资源基础遭到侵蚀,会失去美好生活的先决条件。也许,最终,在一个金融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增长逻辑更多的是由恐惧所驱动,其次才是贪婪或承诺。但尽管如此,难以抗拒的欲望,亦即提升逻辑在文化方面的吸引力,不能仅从资源方面来解释。因为毋庸置疑,(经济)增长、(科技)加速和(社会文化)创新,这三者都与我们对自由和幸福的想象息息相关。

  为什么“拥有更多和移动得更快”对于大部分的现代主体来说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我认为这是因为动态稳定的提升逻辑,被认为可以扩展个体与集体的影响范围。这就导致了我所谓的(世界)范围的扩增:现代社会的在世存有(In-der-Welt-sein)与行动,都是为了让世界无论在质的方面还是在量的方面,都越来越能被我们所支配、掌握和企及。科学就是如此承诺的,而且科学实践也表明:我们对世界的了解越多,世界就越来越变得可被计算和支配。这也是经济财富的意义。我们(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越富有,就越可能从世界中获取和实现更多的便利。事实上,科技的吸引力显然就在于范围的扩增。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推动了范围扩增,也展现了大城市对于现代社会主体的吸引力。在几乎所有的现代社会中,大多数人,尤其是年轻人,都想生活在大城市而不是小村庄,因为城市让人们体验到多姿多彩的文化、运动、娱乐、爱、工作以及照料等,城市仿佛为人们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通过金钱、教育、科技那令人着迷的魔力,世界变成了一个人们可以支配和企及的地方。

  以此而言,无论在文化方面还是结构方面,现代社会在面对世界时,因为提升逻辑、控制逻辑和增长逻辑,建立并培养出一种非常独特的基本态度。(13)

  结构病状与文化病状:去同步化与异化

  (一)去同步化(De-Synchronisation)

  上述情况会产生什么问题吗?现代社会持续且泛滥的动态化所带来的基本问题是,加速的系统或行动者会对较慢的系统或行动者施加压力,并在双方的相交点产生不同步和摩擦的风险。当两个系统之间存在时间差异或“适应”关系时,如果其中一个增加速度较快、另一个却太慢,发展较慢的那一方就会变成“刹车”或障碍,损害二者的同步性。这有助于解释社会分层是如何被强化的。事实上,那些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充足的人们,在加速竞赛中成功地利用这些资本作为资源:他们的子女在诞生之前,父母就已为他们积累了丰厚的资本;而缺乏资源的人则“落后”了,从而导致社会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去同步化也是21世纪晚期现代社会四大危机的核心问题。如果我们简单地遵循“系统理论”的方法,可以将“社会系统”设想为位于整体生态系统和个人身心系统之间(14)。社会加速给各个系统带来了不同步的压力。此外,即使在社会内部,一些过程或子系统比其他的过程或子系统要更容易加速,如经济交易、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等的加速进程更快,而民主政治和社会再生产/照料的加速进程则更慢一些。因此,特别是民主和照料(也许还包括教育)的“不同步”危险正在增加。最后,即使在不同的社会子系统之间,不同步的问题也会在此再次出现。因此,虽然金融市场可以加速到几近光速,并可以改变交易和盈利的方式,但物质生产和消费的“实体经济”进程要慢得多。所以,即使在经济领域,也潜伏着有害的不同步。让我们仔细看看这些过程。

  1.宏观层面:生态危机

  可能会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我认为,“生态危机”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可以被重新诠释为一种不同步的问题。一方面,砍伐树木和捕鱼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我们在雨林中砍伐树木和在海洋中捕捉鱼群的频率过高,以至于他们自然繁殖的速度完全跟不上。与此类似的是,我们认为的环境“污染”,只有在我们生产和排放物质的速度远高于自然的自我净化速度时,才成为一个问题。最后,即使是“全球变暖”的问题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物理和物质的不同步:由物理能量消耗驱动的物质动态化过程造成地球大气的“不同步”,从而导致大气变暖。

  这显然对我们的文化困境也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人们已逐渐发现,我们并不是从地球上获取什么或是对地球资源进行配置,而更多的是在破坏和危害地球。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在增长和加速的过程中,我们使资源枯竭、自然环境遭到污染和破坏。矛盾的是,在晚期现代社会中,一方面,“自然”的意思等同于不可接近、不可获取、不可企及的“他者”,但另一方面,自然又意味着某个我们正在摧毁的存在,人们对自然的破坏造成了海啸和台风、雪崩和干旱、细菌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性等灾害的爆发。自然界不再是可接近、可获取、可企及的,许多动物和植物开始濒临灭绝或正遭遇危机。现代主体与他们赖以呼吸和生存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显然不符合人们以追求视野和活动范围的扩大为目标的在世存有方式。

  2.社会内部的去同步化:民主危机和照料危机

  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不仅对自然环境来说太快了,而且也给社会本身较慢的领域带来了问题。目前,西方民主的弱点基本上在于,政治意愿形成、决策制定和民主进程的实施在本质上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15)。事实上,社会越具有多元化和后传统主义的特征,社会网络、社会的交易链、行动和决策环境便越复杂,民主进程就会显得越慢。因此,文化、经济生活和技术变革的速度在加快,但民主的步伐反倒在变慢。我们可以观察到,在政治系统与政治系统试图控制和操纵的社会系统之间,出现了令人担忧的不同步情况。民主不再像是社会变革的领导者,反而像是“灭火器”,或者更不如说像是在“胡乱应付”。民主只能被动地对社会其他领域的压力做出反应,而不是在塑造一个我们共享的世界。金融危机之所以爆发,就是因为政治决策的步调晚于市场,而又快于立法机关及话语权。议会似乎已经被降格成只能当事后诸葛亮(如果他们没有完全被政府的行政命令所左右),这会加重选民的沮丧感或异化感,导致选民(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倾向于选择仇外或民粹主义政党甚至完全放弃投票。因此,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不同步导致了公民对政治自我效能失去信心的状况;对他们而言,政治机构不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和期望。

  同样的,与民主和自然环境一样,照料过程在本质上也是耗时的,它们不能在一定程度上加速或“动态化”。教育孩子和照顾病人或老人都需要时间。因此,照料也会产生去同步化。

  3.社会内部的去同步化:金融危机

  去同步化的问题还不仅止于此。除了在自然和社会技术发展过程之间,以及不同行动领域之间的加速会产生问题,时间病状也可能会在单一行动领域之内产生。即使经过二百年的科技加速,生产汽车或房屋仍然是一个耗时的过程。此外,不仅仅是生产耗时,消费这些商品也要耗费时间。与其价格相比,真正的“消费”要花很长时间,比如阅读一本书。然而,全球竞争性市场的增长需求和速度需求是永远不会被满足的。因此,也难怪金融经济会通过买卖“金融商品”的方式和手段,来提升资本流动速度、超越物质速度的限制而创造获利的机会。通过这种“虚拟化”的生产和消费,交易可以加速到接近光速的程度。事实上,在许多方面,金融交易的速度已经变得太快。人们只能通过计算机及其计算方法,让它们在微秒内利用市场波动来获取盈余。唉,这必然导致金融市场与“实体”或物质经济之间严重地去同步化,直到两者之间没有什么联系。

  以此而言,经济“泡沫”其实就是时间泡沫,它一旦破了就会造成巨大的、难以解决的后果。所以,再同步化(Re-Synchronisation)似乎是必需的,经济学家也这么认为;但再同步化的代价很高。金融业与“物质工业”的平衡,也是市场与政府或政治之间的平衡。但要实现这种再同步化,很可能只能以(金融)经济显著放缓作为代价。

  4.微观层面:全球倦怠症危机

  如果动态稳定模式使得物质、社会、文化的再生产永无止境似的加速,那么人类的心灵(和身体)的结构以及个体特质,无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问题在于,动态化的程度到何种情况下,个体会承受不住、导致所谓的“崩溃”?很明显,这件事证明了去同步化是一种病状。事实上,大多数形式的“人类增强”都与人体和心灵的速度能力的提高有关。超人类主义者便幻想,可以通过协调科技速度与社会行动者的速度,来“治愈”那些被超人类主义者视为“残疾人”的人(16)。

  如今,去同步化的病状,正以倦怠症和抑郁症的形式向人们敲响警钟。事实上,现在连世界卫生组织也意识到,除了饮食、睡眠障碍以及慢性焦虑症等因为压力而带来的病状反应之外,抑郁症和倦怠症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健康问题(17)。倦怠症和抑郁症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缺乏动力。对于陷入倦怠症或抑郁症的人来说,时间是停滞的,世界和/或自我似乎被“冻结”了,他们缺少生活的动机和意义。因此,像艾伦伯格(Alain Ehrenberg)这样的研究者认为,抑郁症是心理和现代生活所要求的速度之间因为不同步的压力所导致的病状(18)。

作者简介

姓名:哈特穆特·罗萨 工作单位:德国耶拿大学 德国埃尔福特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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