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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化进程中生平模式的转变及其制度化
2020年07月31日 09:04 来源:《学海》(南京)2019年第6期 作者:鲍磊 字号
关键词:个体化/自我身份/生平模式/反身性/制度化

内容摘要:

关键词:个体化/自我身份/生平模式/反身性/制度化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围绕身份或认同这一当代人必须处理的重大问题,以吉登斯、贝克、鲍曼为代表的当代学者探讨了社会结构变迁所带来的个体化及生平模式的转变。虽侧重点不一,但他们都同意现代性晚期个体稳定而连贯的角色和地位的瓦解。在第一现代性中,身份相对稳定,人们基于历史上既有的行为形式和解释模式来理解自己的经历,因此生平遵循一种可预测的标准模式。在第二现代性中,个人从既定的和集体的身份中解放出来,所有人都必须亲自制作、演示、拼凑自己的生平,这涉及个人的决策,同时也意味着风险和责任。个体化所带来的是有限的自由,生平仍然受结构性力量的制约。

  关 键 词:个体化/自我身份/生平模式/反身性/制度化

  项目基金: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传记社会学的历史、理论与主要议题研究”(项目号:15CSH003)的阶段性成果,同时获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首批学科建设经费资助。

  身份或认同已成为当代人经验的中心焦点,成为个人必须去处理的重大问题。“对身份的寻求成为一场持续不断的斗争。”(Bauman,2000:83)为因应生活中不断出现的张力与冲突,从社会结构中剥离出来的个体,时常需要反观自己的生平,并在必要时加以修改与重建。“今天的自我身份成了一种反身性成就”,而“自我身份是个人通过自己的生平(biography)对自己的反身性理解”(Giddens,1991:216)。因此,对身份的重构和追寻,必然要考虑生平的意义,否则,“便不可能在个体化论题中考察自我身份的作用”(Howard,2007:29)。在此问题上,用力较多者当归吉登斯、贝克、鲍曼这三位当代重要的社会学家。虽然他们对于自我身份和个体化生平模式的理解并不统一,但都意识到现代性晚期稳定而连贯的角色和地位的瓦解,个体被迫去主动参与“我是谁”这一定义,同时去重塑与他人的关系。尽管他们对反身性个体化(reflexive individualization)究竟何时出现也并无明确交代,却都倾向于将其与20世纪下半叶联系起来,即发生在第二现代性之中。本文旨在透过对三位理论家作品的系统检视,考察个体化进程中生平模式的转变,分析生平规划的可能性及其依然受到的制度力量的约束。

  从标准生平到选择生平和风险生平

  作为一种命运,个体化已经发生了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在现代性到来之前,便已存在。个人身份和个体化生平的日益重要是现代化的结果。某些社会结构的出现与个体的历史崛起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系,但社会结构对个人的自由具有优先性(Beck and Beck-Gernsheim,2002:12),它预先决定了人类的行为,只给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或变化留下很小的空间。即使结构没有明确地约束或强迫个人,它们对个人潜在价值、信仰和偏好也有很强的影响。(Howard,2007:7)整体上看,经典社会学者研究和描述了一个社会相对稳定和生平可预测性的时代,它们“与相互联系的、完整统一的社会惯例密不可分”(Wagner,1994:170)。

  标准生平的基础是标准的劳动关系,因此社会保护体系就与参与工资劳动相适合,人们默认那些所谓的“必须安排的保险”能够预测工业生产中不能预测的结果。当然,这种标准生平也与自我反身性的特征有关。传统的确定性至少部分被阶级、政党和国家的集体确定性所取代,这种结构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提供非传统的、外在的自我调节和身份形成机制。鲍曼认为,在第一现代性中,“我是谁?”这个问题很少出现,即使出现了,对大多数人来说,答案也相对简单。(Bauman,2004)因此,单一的或有组织的现代性只是“部分的现代化”,因为身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先赋性的,虽然个人的地位比在前现代社会环境中更加不固定,但是依据自己在家庭、工作甚至国家中的地位,个人仍然能够明了自己的身份。

  当代社会理论家则试图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期理解个体性(individuality)的本质。个体化首先意味着是工业社会生活方式的脱嵌(disembedding),其次是新生活方式的再嵌入(re-embedding),在此过程中个人必须自己创作、编排和拼凑自己的生平。(Beck,1997:95)个体化最为显著的影响之一,便是生平变成自我决定的了(Beck,1992;Beck and Beck-Gernsheim,2002):“标准生平”成为“选择性生平”(choice/elective biography)、“自己动手的生平”(self-help biography/do-it-yourself biography)、“自己组装的生平”(self-assembly biography)、“反身性生平”(reflexive biography)(Beck,1992;Beck and Beck-Gernsheim,1995,2002;贝克,2004a;Giddens,1991)。自我身份,也成为“一种自反性的、有组织的谋求”(Giddens,1991:5)。

  作为“选择人”(homo optionis),其所面临的是所有制度领域的选择呈几何级数增长(Mouzelis,1998:83)。每个人都必须学会“把自己想象成生活的中心枢纽,一个为自己的能力、喜好、人际关系等做规划的办公室”(Beck,1992:135;Beck and Beck-Gernsheim:1995:39-40)。因此,伴随着对“个体性解决方案”(individual solutions)的兴趣,以标准化的方式行事将面临相当大的压力。个体化描述了谈判和选择行动路线的永恒要求:从根本上说,与决策无关的生活机会所占比例正在下降,而公开的、必须由个人构建的人生所占的比例正在上升(Beck,1992)。

  在吉登斯看来,后传统社会、生活世界的多元化、知识的偶然性、媒介体验和社会关系的瓦解,这五个特征表明了“晚期现代性”的出现,它们迫使人们去反观自身,并做出选择(Giddens,1990),包括对“自我叙事”(self-narratives)进行不断修正。“我是谁”这个故事可以从摆在面前的无穷无尽的选择中选出。(Bagguley,1998:70)在今天,全球化的影响深深地侵入自我的反思计划:在当地和全球范围内,必须根据迅速变化的社会生活环境,塑造、改变和反身性地维持自我身份的叙事。个人必须将来自不同中介经验的信息与本地参与相结合,以一种合理连贯的方式将未来的项目与过去的经验联系起来。(Giddens 1991:215)

  此时,关于阶级、地位和性别身份的传统观念不再把人们引向既定的道路(Beck and Beck-Gernsheim,1995:111)。在很多情况下,阶级已不再作为阶级来体验,而是作为来自各种来源的约束(和机会)。阶级变得个体化了,并通过个体的“生平”表现出来,作为集体命运的经历越来越少。(Giddens,1994:143)传统的安全网络和集体主义网络的崩溃,个人被迫承担起绘制自己人生道路的责任。由于个人的流动性和社交网络的扩张,社交过程的凝聚力受到了威胁。“以前安全的团结场所逐渐消失,支持网络瓦解,鼓励个人向内转向个人决策和自有资源。”(Beck,1992:92)当个人从集体结构的确定性中解脱出来时,日常生活就取决于一种无穷尽的决策过程。由于社会结构和文化适应模式的转变,日常互动成了去传统化的方式:“生平摆脱了传统的戒律和确定性,摆脱了外部控制和一般道德法则,变得开放并依赖于决策,这些同时也被指定为每个人的任务。”(Beck and Beck-Gernsheim,1995:5)从而,生活境况和进程的个体化意味着生平成为反身性的,社会规定的生平被转化为不断进行的自我生产的生平。随着“传统纽带的衰落”(Warde,1994:881)以及个性化消费模式的兴起,“去传统化”意味着“传统惯例的他者监督”已被晚期现代性“必然出现的自我监督或自反性”所取代(Lash,1993:5)。

  与齐美尔认为是金钱和大都市创造了一种个人生活方式的标准化不同,在贝克眼里,个体化的主要引擎是现代制度,包括劳动力市场、教育体系和福利国家。随着风险制度的扩展,雇主和国家失去了结构性的自主权和控制权。个人获得了新的经济地位,个人从主要作为某个具体企业的雇员转变为劳动力市场的参与者。个人的生平围绕劳动力市场展开,需要有一定的资格,能够流动,具有竞争性和雄心。劳动力市场的自由,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顺应一定的压力和适应就业市场的要求。劳动力市场上的压力被内在化,融入个人的日常生活和对未来的规划中。(Beck and Beck-Gernsheim,1995:7)“对大多数人来说,即使是表面上富裕的中产阶级,他们的基本生存和生活世界也将充满地方性的不安全感。”(Beck 2000:3)在物质生活水平比较高、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完善的背景下,人们已经从阶级承诺中被剥离出来,在规划个人的劳动力市场生平时不得不依靠自己。(Beck,1992:87)而且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人们必须展现出健康的体魄。在今天,每个人都必须百分百健康。“健康不再是上帝的恩赐,而是负责任的公民的任务和责任。”(Beck-Gernsneim,2000)

  在某种意义上,参与构建自己人生和生平身份的个体,是无法诉诸预先存在的模型的。而且,“传统越是失去控制,日常生活越是按照本地和全球的辩证相互作用进行重建,就有越多人被迫在多种选择中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Giddens,1991:5)他们被迫学习如何创造自己的生平叙事,不断修正自己的错误,并要创造抽象的原则来证明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由于个人主义和全球化进程,个人注定要把自己改造成具有独创性的修补匠和自己动手的创造者,在自己的身份越来越难以维持的情况下,人们便不得不经常匆忙地做决定。“风险是以决策为前提的”(贝克,2004b:100),尽管身份建构的开放性给个体提供了更大的创造空间,但它也产生了令人不安的困境:所有那些选择性的、反身性的或自己动手的生平,都可能很快成为“风险生平”(risk biography)。

  在贝克的表述中,这种“风险生平”有时亦称作“危险生平”(danger/hazard biography)、“崩溃的生平”(break-up biography)、“走钢丝式的生平”(tightrope biography),意涵大抵一致。风险生平与危险生平的共同特征是,都可能成为“碎片性的生平”(fragmentary biography)。自己动手的生平要取得成功就意味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就风险生平而言,无论何种类型的可用资源,似乎依然与控制的需要相对应;而危险生平已经超出了感受到的个人控制能力的阈限。……与被排斥情境的制度崩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危险生平仍然假定人们渴望并强迫自己过自己的生活。只有在这个范围内,才会有一种无法控制的感觉,一种过度劳累的感觉。”(Beck,1997:57)走钢丝式的生平意味着,个体不再能够构建线性的、叙事性的生平,他们的生活就像马戏团里走钢丝的表演一样,努力在离婚、失业、永久的自我表扬和可能的创业之间保持平衡。人们被递给一把双刃剑,而且要熟练地去使用它。一刃削减了更多的选择和自主权,另一刃则承担着持续决策和责任的负担,而这种重负往往以个人崩溃终结。

  风险与矛盾在社会层面制造出来,但处理他们的责任和义务则是个体化的。个体性(individuality)作为命运与其作为自我主张的实际能力,这二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Bauman,2001:58)在流动的现代社会中,所有个人都被要求在社会层面制造的混乱中寻找生平出路(biographical exits)。但是,许多人在没有成为真正个体的情况下就被个体化了,而更多的人却被一种怀疑所困扰,即他们并非真正的个体,不足以面对个体化的后果。自我身份、自我管理和自我主张,是个人的职责,无论是否掌握履行这些职责所需的资源。贝克指出,对大多数人而言,个体化意味着“专家们把他们的矛盾和冲突扔到个人的脚下,留给他一个善意的邀请,让他根据自己的想法批判性地评判所有这一切”。因此,人们被迫或被诱使去发现或创造“针对系统性矛盾的生平式解决方案”(Bauman,2001:128),但这种寻求是徒劳的。

  因此,在鲍曼看来,这意味着动机的私化(the privation of the impulse),也进而意味着强迫性的自我批判。“在个体化的社会中,作为个体,在法律上意味着,没有人可以为自己的不幸负责,除了在自己的懒惰中寻找自己失败的原因外,别无他法,除了更加努力地尝试之外,别无他法。”(Bauman,2001:128)这种自我谴责或自我轻视,将造成更大的对于不安全的痛苦感觉。而且,“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不再是(想要或不想要的)礼物。现代性以一种强迫性和强制性的自决(self-determination)取代了社会地位的决定”(Bauman,2001:173)。

  当然,处理风险和矛盾问题的责任和必要性是因人而异的。鲍曼承认存在一个全球权力金字塔,有些人享有迁移和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自由,而有些人则固守着既有的生平和身份,这似乎意味着有权力的人具有逃离制度、关系和结构的能力。贝克也承认,一些人比他人更易受到风险分配和不断增长的影响。但他更看到,风险分配正日益成为社会分配的主导逻辑,虽然财富占有、社会地位仍然发挥作用,但风险扩散呈现为一种“回旋飞盘效应”(boomerang effect),或者说具有一种“拉平”倾向,所有人,不论种族、民族、国籍、性别,都必然要同样面对经济危机、政治冲突、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全球性风险。“贫困是等级制的,化学烟雾是民主的”(Beck,1992:36-37);“即使有钱有势之人也难幸免”。在人为不确定性的全球世界中,个人生平以及世界政治都在变为“风险性的”(贝克,2004a:6)。

  因此,第二现代性的“自我文化”(self-culture)不应被认为包含个人的完全自由。随着自我发展的新伦理以及自我个体化的发展,对个人责任的要求也日甚一日。这是一种“全风险”(all-risk)的个体化(Beck,1994:20),它迫使个人承担起全球性和集体性风险的重担。对贝克来说,在个体化的孕育过程中,不确定与混乱不是例外而是规律,是完全正常的情形。从其起源和发展框架来看,风险排斥任何个体化的处置方案。

作者简介

姓名:鲍磊 工作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职称: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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