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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城市家庭的代际合作育儿
2020年07月17日 09:51 来源:《社会学评论》2020年第2期 作者:汪永涛 字号
关键词:城市家庭/代际合作育儿/母系支持/新三代家庭

内容摘要:

关键词:城市家庭/代际合作育儿/母系支持/新三代家庭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北京市光明社区的代际合作育儿现象的调查,分析由代际合作育儿而形成的城市新三代家庭的内部组成结构及其权力关系。新三代家庭以核心家庭为本位,以第三代为中心,以家庭伦理为支撑,不断整合双系家庭的资源,以完成小家庭的抚育功能,实现家庭阶层地位的向上流动。而代际合作育儿之所以可能,这是受家庭伦理本位下老人人生的价值感与圆满感、老人主动构建的一种亲密关系、社会舆论等因素的影响。在家庭情感化转向下,代际合作育儿出现了母系支持凸显的现象。

  关 键 词:城市家庭/代际合作育儿/母系支持/新三代家庭 

  抚育幼儿是当前城市青年家庭面临的一个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代际合作育儿成为城市家庭越来越普遍的一种选择。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操着各种方言的老人带着小孩在外面晒太阳。而进一步询问老人的身份,发现大多数是小孩的外婆、外公,代际合作育儿中母系支持凸显。而且老人都表示,现在都是精细化育儿,带小孩非常累。问及如果孩子再生育二孩是否还愿意帮忙,大部分老人表示到时看身体状况。由于,目前婴幼儿托管未纳入到公共服务的范畴,抚育幼儿的职能都被推向了家庭,由此也就形成代际合作以应对这种挑战。通过对代际合作育儿的研究,可以让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现代家庭的独特性。

  一、研究问题及意义

  如何理解代际合作育儿?古德提出家庭模式“趋同理论”,认为西方社会的工业化开启了经济生产范畴的变革,削弱了家庭亲属关系,进而导致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和夫妻家庭的普遍涌现(古德,1986)。这显然与我们所看到的越来越普遍的代际支持不相符合。

  对于城市家庭所出现的代际支持,现有的研究主要从个体化和家庭主义文化这两个角度来进行解释,认为是在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下,传统和现代相互作用、相互融合而出现的结果。城市家庭因为抚育而导致的家庭结构的变化,呈现出灵活性、临时性和多变性等特征,这是在国家制度层面缺乏抚育功能的结构性制约下,为了满足核心小家庭的个体需求,利用中国传统的互惠性孝道文化而呈现出的一种家庭策略(姚俊,2012;石金群,2016)。城市住房政策、普及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制度安排都使得家庭在重新变得重要的同时,也被迫消化了大量社会转型的成本,其规模、结构和稳定性发生了很大变化(陈映芳,2010)。

  在代际合作育儿中,出现了代际伦理方向的逆转,即更强调亲代对子代的伦理责任,整个家庭资源向下倾斜和流动。阎云翔(2012;2017)认为这种现象是下行式家庭主义的一种体现,是在个体化进程中,个人从社会中被剥离之后,重新嵌入家庭的结果。肖索未(2014)指出在代际合作育儿过程中,家庭内部形成了“严母慈祖”的分工和权力格局,母亲成为育儿“总管”,以“科学育儿”为指导,掌握主导孩子成长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并承担社会性抚育的教育职责;祖辈以“帮忙者”的角色进入子女家庭,在家庭事务决策和话语权上处于边缘位置。姚俊(2012)认为在个体和结构的张力之下,城市家庭的年轻个体只能通过一种更加自我的方式来同时满足家庭的个体化需求和各项家庭功能,而这是以代际不平衡为前提。沈奕斐(2009)认为当代城市家庭仍处于“后父权制时代”,整体女性的权力并没有上升,媳妇的权力是通过老人的让渡而实现的。这些研究都看到了在代际合作育儿中老人的边缘位置,他们丧失权威,在育儿上并没有多少话语权,但是他们主要是从个体化理论的角度进行解释,认为代际合作育儿是年轻人为了满足个体的需求而出现的一种啃老行为,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是以代际不平衡为前提,是个体化时代个体为谋求自我发展而使用的一种工具(沈奕斐,2013)。

  然而,中国并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个体化进程,即便在集体化和单位制时期,家庭仍是人们关注的中心和生活的寄托,遵循“家本位”的价值取向,虽然其在改革开放后受到现代市场的冲击,但是依然强劲地存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并不存在家庭的重新嵌入,而是在新的各种制度结构因素的制约下,“再家庭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吴小英,2016)。虽然老人来帮忙带孩子有着年老后希望儿女赡养的考虑,但是更多的是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是不求回报的,他们很多都是心甘情愿地帮助子女,为了减轻儿女负担,甘当“保姆”。为什么老人会认同于他们的这种角色,而心甘情愿地加入代际合作育儿?在中国伦理本位的价值体系下,第三代承载着家庭的希望,是实现家庭血脉延续的载体。因此,生育和抚育后代从来就不仅仅是小家庭的事,而是关乎到大家庭的整体利益,尤其关乎到家庭阶层地位的向上流动。因此,代际合作育儿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小家庭的需求,我们需要将整个大家庭作为分析对象,而且这个大家庭不仅仅包括父系家庭,还包括母系家庭。在本文中,我们将城市中的这种大家庭称为新三代家庭。

  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城市家庭再生产的成本越来越高,而家庭的延续仍然是老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所在,这客观上使得家庭资源不断向下倾斜,以此实现家庭的继替,实现子代更美好的生活。在传统与现代的角力中,亚洲家庭父代和子代的博弈促成了代际资源双向流动的新“家庭契约”,藉此因应现代化进程中个体和家庭所面临的风险与挑战(Croll,2006)。从这个意义上讲,代际之间经由新的“家庭契约”而实现了新的平衡。本文通过深入到城市家庭代际合作育儿的实践中去,探究这种由于抚育而带来的城市新三代家庭的内部组成结构及其权力关系。

  本文选取北京市光明社区进行调查,该社区是在2000年入住改建的以商品楼为主的住宅小区,社区内有楼房15栋,社区总户数2690户,人口总数8070人。社区的高学历、高职称人才较多,他们中的大多数籍贯都是外省,通过求学或者就业的方式留在了北京,进而在北京成家立业。主要职业背景包括银行工作人员、高校教师、中学教师、公务员、公司白领、央企工作人员等,学历一般都在本科以上。而来帮忙带小孩的老人来自于全国各地,既有农村的也有城市的,也有北京本地的,年纪在50~79岁。调查在2018年4月~6月进行,通过参与观察与深入访谈的方式进行调查,共调查了45个案例。

  二、代际合作育儿的多样化模式

  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化的转型,国家逐渐退出教育、医疗、抚育幼儿等公共福利领域,而将其推给家庭,子女抚育因此成为个体家庭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对于家中有0~3岁婴幼儿的家庭来说,看护是一个大难题。国家在这方面没有投入,市场化托儿机构也奇缺,而且价格高昂。因此看护婴幼儿的责任只能由家庭承担。当前城市家庭面临着高昂的房价、教育、医疗费用、繁重的育儿压力等现代风险。双薪家庭能够更好地承受风险,因此女性会追求就业,因为附着在工作上的收入和福利所带来的经济独立才是应对家庭风险并确保个人价值实现的最好保障(蒙克,2017),而这也得到丈夫及其家人的支持。为了保证核心家庭夫妻双方在职双薪,提高核心家庭抵抗风险的能力,家务和抚育幼儿等家庭功能则通过代际分工的形式由家中老人来部分承担,从而减轻年轻妈妈的压力。对此,大多数老人也表示深刻理解年轻妈妈以及核心小家庭的困难,而愿意义务帮忙。这也就导致城市家庭中普遍出现了代际合作育儿模式。而人口流动的加剧,导致随迁老人的大量出现,继而带来了代际合作育儿中的多样化模式。在代际合作育儿中,以母系支持为主,以双系轮流、父系支持等其他形式为辅。在代际合作育儿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年轻父母会寻求市场化的手段雇佣育儿嫂或者月嫂,或者妈妈辞职在家做全职妈妈。

  代际合作育儿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母系支持,也就是外婆和外公一块过来帮忙女儿带小孩,有些因为外公还没有退休,或者家中有老人需要照顾,或者其他兄弟姐妹也有小孩需要照看,则由外婆单独过来。二是父系支持,在外婆/外公因为身体不好,或者需要帮其他兄弟姐妹看小孩等各种原因而无法前来的前提下,只能由爷爷/奶奶来帮忙照看小孩。三是双系轮流制,即外婆/外公和爷爷/奶奶轮流过来一段时间,有些是一方半年,具体时间由双方商量,这样可以让老人喘一口气。四是老人加上阿姨,即主要由阿姨照看小孩,爷爷/奶奶或者外婆/外公做饭,给阿姨搭把手。这一是老人年纪大了,担心他们过于劳累;二是不放心阿姨,由老人来监管阿姨;三是阿姨可以避免家庭矛盾。由于主要由阿姨负责小孩的饮食起居,婆媳之间、母女之间的直接冲突也就减少了。还有一些其他的组合模式,如爷爷和外婆一起来帮忙;外婆和奶奶一起来帮忙;爷爷奶奶和全职妈妈组合等。

  (一)代际合作育儿中的双系支持

  城市家庭代际合作育儿的基础是双系支持。在现代社会中,我国传统的父系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解构了,两性间平等增强,家庭和亲属关系的双系制度得到发展,并替代单系制度(古德,1986)。家庭的界限扩大,所形成的新三代家庭由核心家庭及其双系家庭的父母组成,年轻夫妻双方都有可能从他们的父辈家庭获得经济支持和人力支持,譬如资助购房、抚育幼儿。在子辈建立家庭时,来自女方的代际支持并不罕见(郑丹丹,2019)。双系支持同时也是一种现实需要,尤其对于二孩家庭来说。对于双职工家庭来说,单系支持往往难以应对抚育幼儿所带来的挑战。抚育一个幼儿至少需要一人全天候专职负责,这对养育者在健康、体力、时间等上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旦老人生病,或者家中有事,他不得不离开,这使得幼儿抚育难以为继。而双系支持,可以更好地统筹双系的人力资源,从而使得幼儿可以得到较好的照料。

  老人来帮忙照顾小孩,做家务,一是节约成本。老人一般都是义务过来照顾小孩,只管吃住,不需要额外支付其他费用。而在北京,一个住家阿姨普遍都需要6000元/月以上的工资,即便一个普遍的保姆,只管做饭、做家务,也需要5000元/月以上工资。老人来帮忙照料小孩极大地节约了家庭的开支。二是信任。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对于请阿姨来单独照顾小孩还是有很多顾虑的,阿姨这个群体良莠不齐,找过阿姨的雇主普遍都反映好阿姨很难找,经常换。而自己的父母是最值得自己信任的亲人,他们对于小孩的爱和关心是毋庸置疑的。三是老人全年无休,为家庭提供了极大便利。一般的家政阿姨都会要求一周休息一天,节假日也要求休息,否则得另外付工资。而且阿姨的稳定性也不强,用工没有约束力,随时可能辞职,这给双职家庭带来了很多不便。老人来帮忙照顾小孩,一般是两个老人一起过来。一是一个老人带小孩实在应付不过来,往往忙得吃饭都顾不上;二是老人一块来互相有个照应,不用老是牵挂对方。两个老人一起过来,照顾小孩、做饭、买菜、收拾屋子、洗衣服等就都可以交给他们打理了,年轻妈妈基本不用操心家务,可以有更多的自主时间,得以平衡事业与家庭。相关研究也都显示女性认为祖父母的帮助是“最好的”,而且往往比有偿的帮助更可取(Whyte,2003)。

  (二)代际合作育儿中的母系支持

  城市家庭中夫妻仍然遵循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女性承担着更多的家庭责任。在婚后是抚育幼儿以及家务的主要承担者,一旦生育了小孩,女性往往要承担育儿、家务、做饭、接送小孩课外兴趣班,陪读等一系列家庭与教育事务。而且在当前社会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女性的这种性别角色被进一步强化,对女性在教育孩子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宋少鹏(2011)认为市场化转型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公私领域的分离,把与“再生产”相关的职能推回家庭,因此,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制度在市场转型下被进一步强化,抚育幼儿进而主要成了母亲的职责,家庭内部的性别化分工抹去了父权制旧痕,成了经济利益计算之下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和追求个人/家庭幸福的要求。女性作为家庭事务的主要承担者,她更倾向于争取自己父母的支持,这是基于情感与利益的考虑,是女性的一种理性行为。正如姚俊(2012)的研究发现,在代际合作育儿中,遵循妻系双亲优于夫系双亲的原则,即年轻一代中的女性通常优先考虑和自己的父母组成“临时主干家庭”,他认为这反映了城市家庭中女性对家庭结构的“非核心化”可能带来的威胁的主动干预。

  代际合作育儿中以母系支持为主。一是年轻妈妈普遍认为自己妈和别人的妈有区别。年轻妈妈认为自己的父母更会心疼和体谅自己,会更全心全意帮自己,总是说自己妈和别人的妈还是有区别的。因此,她们非常希望自己的父母来帮自己。

  甜甜外婆来自山东农村,有两个女儿,都在北京成家立业了。二女儿2015年生了小孩,外婆过去帮忙看小孩,但是后来肩膀撕裂了,于是让二女儿叫爷爷奶奶过来。2016年11月大女儿生下了二胎甜甜,外婆这时候肩膀好了,于是帮大女儿带甜甜。二女儿说外婆偏心,不帮她带小孩,帮姐姐看小孩。外婆说,我这是没办法,不是我偏心,你那边不是有爷爷奶奶过来吗?二女儿满肚子的委屈,对妈妈说,他们是帮我,但是就只负责带小孩,做饭、做家务、洗衣服什么都要自己做,连小孩的衣服都不洗。奶奶晚上只做自己的饭,不多做一点,我们晚上下班回来也没有饭吃,就随便在外面吃一点,好累啊。说着就哭了。说你看我的头发都白了,我是妹妹倒变成了姐姐。你看你给姐姐家整理得整整齐齐。我看你是只生了一个女儿吧?我明年就准备要二胎了,无论如何,你得帮我带小孩。(甜甜外婆-67岁-山东人;甜甜-女孩-1岁5个月)

  甜甜外婆和外公在甜甜家既做家务、买菜、做饭、也带小孩。白天外婆带小孩,做饭、洗衣服,衣服干了以后外公拿去熨,然后叠好放进柜子里。晚上外婆做饭、洗碗,然后擦两遍地,甜甜睡觉自己也就睡觉了。甜甜妈妈博士毕业后进入一所重点高中当老师,正在带毕业班,工作压力很大。由于甜甜外婆和外公很给力,她只需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家里的事都不用操心。而甜甜小姨由于公婆没有全力帮助她,她在工作之余仍然要承担大量的家务劳动,这使得她感觉身心疲惫,进而对母亲产生埋怨。

  二是婆媳之间相处难已经成为一种共识,是双方所竭力避免的。婆媳之间由于生活方式、育儿理念、消费观念、对对方的期待等不一样,在频繁的家庭日常交往中,很容易产生矛盾,给双方带来不适。婆媳之间往往因为说错一句话而放在心上,而母女之间即便说错了话,往往过后也就忘了,不会记仇。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婆婆还是媳妇她们都竭力避免接触,双方都希望外婆来帮忙。

  是我岳父母一直帮忙看小孩的。(你爸妈有没有过来看小孩?)其实我爸妈在小孩前3个月的时候来照看过小孩,但是和我媳妇处不来。就是两个人都要揣摩对方的话,都要揣摩对方的心思,感觉不像一家人,大家都相敬如宾,双方都很别扭,两个人都不自在。我妈是个有洁癖的人,而我媳妇是那种大大咧咧的人,两个人性格完全不同。(你老婆和她爸妈相处怎么样?)他们在一起都几十年了,我老婆很依赖她爸妈,她和她妈要吵就吵,吵完了又和好了。(元宝爸爸-36岁-湖北人;元宝-男孩-9个月)

  婆婆和儿媳妇很难相处,婆婆在生活中是小心翼翼,不敢随便说话,说错了怕对方不高兴,而媳妇她娘如果不高兴,就可以直接说,她们也不会记仇。(豆豆奶奶-60岁-东北人;豆豆-女孩-9个月)

  因此,代际合作育儿中的母系支持为主是年轻妈妈的一种主动建构,情感成了代际之间合作育儿中的重要润滑剂。首先,父母会更为心疼女儿,而愿意主动承担更多的家庭事务,他们不仅带小孩,还做家务,尽最大的力替女儿分忧。

  “特别想回去(老家),但是没有办法,女儿这边离不开。如果自己不帮忙,那么这些活(家务、带小孩)就都是要女儿干”。(天天外婆-60岁-东北人;天天-女孩-1岁5个月)

  其次,父母不会和女儿在小事上计较,更能主动站在女儿的角度理解女儿。乐乐妈妈因为小孩说话比其他小孩稍微晚一点,而埋怨父母没有带好小孩。虽然乐乐外婆外公听了心里也不舒服,但是他们能够理解女儿,想着女儿是好不容易才怀上乐乐的,所以才会特别紧张她。

  三是常年的共同生活经历,父母与女儿之间已经天然地建立了亲密关系,使得父母与女儿之间更容易沟通。也就是说父母与女儿之间相对更容易形成和谐的家庭关系,即便有矛盾,也比较容易化解。

  在城市家庭中,女性已经摆脱父权制的约束,家长权威丧失,年轻人权力上升。因此,附着于父权制上的一套尊卑有序的家庭规范也瓦解了,代际之间更倾向于构建一种平等、自由的新型现代亲密关系。在当前的中国,代际关系已出现情感化转向,即父母对子女轻刚性的经济需求而重“沟通、信任和理解”的情感需求(肖索未,2014)。而且受个体化的影响,人们越来越重视个人的空间和隐私,而因为代际合作育儿,老年人不得不与年轻人住在一起,这无形中干扰了个人的自由和空间。婆媳之间由于家庭背景、语言、地域、饮食习惯、育儿理念等等的不同,难以建立亲密的信任关系,往往是互相埋怨,互相忍让。而代际合作育儿要求双方能够亲密无间地合作。这种内在的矛盾,使得双方都不愿意居住在一起。在代际关系情感化转向下,最理想的组合就是父母过来帮女儿带小孩。这与陈绯念等学者的发现不一样,他们通过统计数据发现丈夫的父母参与育儿的比例大大高于妻子的父母(Chen,et al.,2011)。可能是因为所研究的对象不同,本文所研究的对象是城市中产阶级,他们大多数是通过考学或者工作的方式流动到北京并在这安家立业的,大多为70后末期和80、90后。这部分年轻妈妈受过较高的教育,有一定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在家庭中也有较高的话语权,对父母有一定的经济与情感回馈力。这部分女性她们普遍希望平衡工作与家庭。一方面,原有的来自国家的妇女解放话语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个人奋斗话语,共同支持母亲工作;另一方面,复兴中的传统母亲形象与新兴的现代化的“好妈妈”标准,又共同强化了母亲的育儿职能,两个方面相叠加,使得年轻妈妈必须协调各种资源以平衡工作与家庭(钟晓慧、郭巍青,2018)。因此,在父权制衰落的背景下,她们能够而且更愿意动员自己的父母过来帮忙,尤其对于独生女来说。

  三、代际合作育儿中的新三代家庭

  要理解新三代家庭需要将它放到城市化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在此背景下也就带来了家庭的流动性(吴小英,2017)。当前中国的城市化表现为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三四线城市流向一二线城市。年轻人远离自己的出生之地流动到城市中安家立业,并且因为抚育小孩的需要,而将父母接来帮忙带小孩。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城市的核心家庭(包括夫妻家庭)与亲属网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形成核心家庭网络化,这种亲属网络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自上而下地控制着核心家庭,而是自下而上地承托着核心家庭,核心家庭网络化是中国亲属制度最为明显的特征(王跃生,2010;马春华,2011)。当代核心家庭的功能网络较多以亲子关系为核心,血缘和姻缘并重,主要以核心家庭中的夫妇与其双方父母家庭的互动为主,这在城市中尤为突出,并集中体现在养老抚幼和结婚买房等方面(彭希哲、胡湛,2015)。老人流动到城市中帮助子女抚育孙辈,这也就意味着老人依附于子女,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圈子被重新建构。新三代家庭是以核心家庭为本位,以第三代为中心,以家庭伦理为支撑,不断整合双系家庭的资源,以实现小家庭的功能,实现家庭阶层的向上流动。

  (一)新三代家庭家庭结构的临时性、流动性

  在现有的家庭结构的研究中,同住与不同住、核心家庭与主干家庭两种类型划分是代际居住安排研究常用的视角和方法,这种研究视角和方法以家庭代际成员的确定性和代际关系的稳定性为前提,但却忽视了家庭代际成员的临时性和代际互动形态的灵活性,人们选择一些特殊的代际居住安排形式,如临时主干家庭、隔代抚养家庭、邻住家庭、轮值家庭、拆分家庭等,形成转型期流变的代际关系状态(石金群,2016)。因代际合作育儿而组成的新三代家庭具有和传统三代家庭完全不同的特征,在家庭结构上具有临时性、流动性、灵活性等特征。

  1.以核心家庭为本位

  新三代家庭以核心家庭为本位,家庭代际成员和形式非常多变。如果双方父母均来自于外省,多是老人离开自己老家流动到小家庭中来居住,既有由核心小家庭和爷爷、奶奶组成,也有小家庭和外婆、外公组成,还有小家庭与外婆、爷爷组成,或者小家庭与奶奶、外婆组成等,代际成员组成非常多变。如果家庭中就近有两套房,也有可能让老人单独住一套小房子。如果男女一方或者双方父母都来自北京,居住形式就更多样了,既有小家庭住在父母家;也有住在岳父母家;还有因为住房面积小,女儿住在父母家带二胎,丈夫带着老大住在自己家;或者小夫妻单独居住,小孩放在爷爷奶奶家,晚上下班后和双休日父母来看望小孩等。总之,新三代家庭具体采取什么形式居住,取决了住房面积的大小,住房的数量、住房之间的距离,以及父母来自于北京还是外地等。这种家庭结构一是具有临时性。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而开始或者结束共同居住的模式,祖辈是因为孙辈的出生而到来,随着小孩的长大,他们又回到自己原来的家庭,家庭结构恢复至核心家庭。随着孙辈读小学、上课外班需要接送或者生二胎等,老人又过来了。因为小家庭的需要,家庭结构在核心家庭与新三代家庭之间反复切换。二是具有流动性。新三代家庭的形成是因双系父母的流动而产生的。双系父母的人员组成视他们的身体状况、家庭情况等而不断变动,而轮流制是最常见的一种形式。三是具有灵活性。新三代家庭的组成非常灵活,以实现家庭的抚育功能为目标。四是以核心家庭为本位。新三代家庭成员的组成结构中,由年轻父母和小孩组成的核心家庭是不变的,而双系父母成员是可以根据需要任意组合。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家庭结构本身的变与不变,核心家庭是本位,这是不变的,双方父母是临时的、流动的,灵活的,核心家庭和新三代家庭之间是可以反复切换的。这也就决定了新三代家庭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核心家庭的界限非常清晰,无论家庭代际成员组成结构如何变动,核心家庭的本体地位不可动摇,双方父母围绕着核心家庭转,服务于核心家庭。二是年轻人在育儿上具有主导权。有些老人表示想把小孩带回老家去带,一般年轻父母都不同意。他们不想看不到小孩,而且一旦老人把小孩带回老家,那么也就意味着他们放弃了抚育儿童的主导权。年轻夫妇是家庭全方面的主管,而老人只是帮忙者的角色,正如老人所说,“这是年轻人说了算的时代”。如果双方试图挑战彼此的界限,年轻人要求老人全权承担育儿责任,或者老人试图当总管,对年轻人指手画脚,那么势必会导致家庭矛盾。三是同居不共财。老人和年轻人虽然住在一起,但是他们在财产上是独立的,分开的。四是这种共同居住的模式是暂时的,老人更倾向于在完成抚育小孩的任务之后就分开居住,回自己的老家或者住处。

  2.以第三代为中心

  在核心家庭中,以第三代为中心,这主要体现在精细化育儿中。所谓的精细化育儿体现了科学性、专业性和消费性。精细化育儿强调育儿是需要专业性知识的,是必须要学习,并且又具有差异性和个体性,要根据孩子个体的情况而进行调整。作为孩子的主要抚养者,妈妈是精细化育儿的主要实践者。在中产阶层的精细化育儿趋势下,家庭对理想母亲的期待逐渐超越传统性别分工所指向的体力密集照顾责任,对母亲的情感投入和养育智慧提出更高要求(陈蒙,2018)。她们首先需要学习科学育儿理念,在孕期中就购买各种育儿书籍进行学习,关注一些育儿公众号。她们也关注各种婴儿产品,对其性能进行比较研究。孩子作为家庭的希望,他们承载了家庭成员所有人的关注,而母亲通过育儿知识的学习、育儿产品的消费、亲子陪伴等表达着她们对孩子的爱。年轻父母相比他们的上一辈父母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金钱在孩子身上,他们也期待构建一种更为亲密的亲子关系。

  同样,老人也是以第三代为中心。老人为了帮助儿女,来到北京,成为小家庭的重要帮手。他们需要忍受着北京城市生活的不适应,心理上的孤独和寂寞以及生活方式上的不习惯等。即便他们在育儿观念上可能与年轻父母不一致,但是他们的人生价值感和圆满感主要来自于下一代,老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下一代好。

  (二)老人的角色:保姆/帮忙者/辅助者

  1.老人育儿话语权的丧失

  那么在代际合作育儿中老人承担了什么角色?老人更多的是承担一个“保姆”“帮忙者”的角色,而且大多数老人也认同于这一角色。在年轻妈妈在专业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育儿理念的指导下,进一步被母婴市场的消费主义所形塑。因此,她们崇尚科学育儿,住月子中心,请月嫂、早教等。年轻妈妈会用这套理念来要求老人,这进一步导致老人育儿经验权威的丧失,他们得重起炉灶,按照年轻人的那一套来。子代向双亲进行“文化反哺”的能力主要得自于他们对新事物具有较高的敏锐性和接受能力,他们受旧有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束缚较少,以及他们凭借语言和器物(如电视、报刊和互联网)接触的优势而获得的从媒体、市场及生活本身获取社会信息的便利性,对生活意义进行解释的权威性(周晓虹,2000)。

  而且,客观上,他们也只能承担这个角色。一是老人在育儿知识上无法跟上科学育儿的观念,科学育儿涉及到科学喂养、早教开发、睡眠引导、心理健康等,是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老人表示以前的小孩只要吃饱穿暖,不磕着不碰着就行了,现在都是精细化育儿,小孩带着好累,科学育儿的理念对婴儿的看护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二是老人也不懂该如何操作现代网络和新媒体。现在母婴市场非常发达,婴儿衣服、奶粉、推车各种婴儿用品等都是年轻人在网上购买或者海淘,老人一般都不懂网上购物,也不知道该买什么产品,这与他们之前的育儿经验是完全不同的。

  (平常带孩子是您说了算还是闺女说了算?)女婿对孩子吃什么,什么不能吃都会管,女儿也管,他们要求严着呢。他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万一到时孩子出了啥事呢?你不按他们的来,他们还生气。其实我自己带过小孩,要怎么带我还不知道?但他们说让怎么弄就怎么弄,免得还有意见。(湛湛外婆-60岁-北京人;湛湛-男孩-1岁)

  我来的时候就和儿媳妇说了,你有什么要求就和我提,我都按照你的来,你是主管,你说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如果你觉得我做的不好,那你就自己弄,我就走。现在的年轻人都要科学育儿,我们也不懂那些东西,反正你说怎么弄,我就怎么弄,你让我做什么吃的,我就做什么吃的;小孩生病了,你说吃药就吃药,说不吃药就不吃药。我从来不发表自己的意见。我就干我的事,啥我也不说。(豆豆奶奶-60岁-东北人;豆豆-女孩-9个月)

  2.空间与时间被规训

  由于育儿是一项非常繁重的任务,而且在精细化育儿指导下,小孩时刻都不能离开人。大部分老人白天做饭、带小孩睡觉、带小孩出去户外活动,晚上洗碗刷锅。在时间上都是围绕着小孩转,时间和空间都被规训,没有自己的空间,没有自由。唯一晚上有点时间可以出去转转或者玩玩手机。大多老人都认为自己就是一个保姆,而且还是全年无休的、自带工资的的保姆,他们最渴望的是自由

  我早上一般6:30起来,起来太早怕会吵到孩子们睡觉。然后熬点粥给月月吃。月月爸爸妈妈都不在家里吃,然后我就吃点粥,吃点包子,她妈从学校食堂里面带过来的。然后上午9、10点钟左右带月月出去玩。有时顺便买点菜。一般2天买一次菜,有小孩,一次多买点,省的天天买。然后中午专门给小孩做点吃点。我擦地、洗衣服的时候,就叫小孩看电视,要不然没法做。她在家里有时也闹,叫开电视、看电视。中午带小孩睡觉。下午4点左右就带小孩在小区玩玩。晚上一家人一块吃饭。晚上儿子、儿媳一般得6:30左右才回家。我做好饭就回家了。我一般就是洗刷完了,就去小区转转,然后再回家,一般10点半才睡,睡早了我怕凌晨3、4点就醒了,现在年纪大了睡眠少。晚上月月爸妈不让看电视,怕影响小孩休息。也不看手机,看手机也眼睛花。(月月奶奶-60岁-安徽人;月月-女孩-1岁10个月)

  (三)代际合作育儿中的矛盾与冲突

  代际合作育儿中往往充满了矛盾与冲突,即便是亲生父母与女儿之间。总体来说,代际合作育儿的冲突来自于:一是育儿理念的差异。年轻人遵循科学育儿,而老人对这些科学育儿的主张是陌生的或者带点排斥,说以前那样带小孩,不也都好好的。代际之间因为育儿理念和行为很容易产生冲突,年轻人对老人产生不满,认为他们没有带好小孩,而老人自认为自己做了很多事却得不到体谅。二是双方职责分工不清晰,导致一方过于劳累。当老人既要承担育儿、又要做家务,身体过于劳累的时候,他们肯定会有所怨言;而当年轻妈妈既要工作、又要做家务、还要带小孩,老人做得太少的时候,年轻妈妈必然也会对老人产生不满。三是双方的界限不清晰。老人有老人的生活方式,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当双方互相干涉对方的生活方式时,就会产生很多不愉快。

  在代际合作育儿中,代际之间往往会有期待:老人希望子女能够理解、体谅他们的辛苦;希望子女也能够参与到育儿中来,共同分担家庭职责,减轻他们的负担;不要埋怨或者嫌弃他们没做好。而年轻父母希望老人能够改变传统育儿方式,主动学习科学育儿;能够理解他们工作的辛苦,主动帮忙他们分担更多的家务;不要干涉他们的育儿方式;不要干涉他们的生活方式等。如果双方有着明确的职责与分工,能够各司其职,承担相应的职责和义务,互相尊重、互相体谅,互相理解,那么代际之间就会相对较和谐。而如果双方分工职责不清晰,双方界限不明,沟通不畅,那么关系就会比较紧张。

  哎呀,我们(乐乐)咋还不会说什么呢,我女儿都说我们没有带好她女儿,把她女儿整差了,说别人都会说了。(外公插话)好处啥都没有,结果你还得做,这也没办法啊,生个闺女累啊。这是给女儿带小孩,要是别人请,给我一月2万我都不愿意。(乐乐外婆-51岁-东北人;乐乐姥爷-54岁-东北人;乐乐-女孩-1岁8个月)

  其实是女儿想要我过来,怕婆媳关系不好相处。其实奶奶愿意过来。我女儿什么都不会,什么都要靠我,她都不体谅她妈有多累,现在我让她学着做辅食。(点点外婆-56岁-江苏人;点点-女孩-6个月)

作者简介

姓名:汪永涛 工作单位: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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