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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为业:清代田土买卖观念的社会学研究
2020年07月17日 09:45 来源:《社会学评论》2020年第2期 作者:谭明智 字号
关键词:永远为业/契约文书/田土买卖/观念

内容摘要:

关键词:永远为业/契约文书/田土买卖/观念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田土买卖,对于个人和家族而言,都是一件大事。田土交易的前前后后,集中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关于土地及其相关社会关系的一般观念。通过利用目前已整理的清代田土契约文书、审判档案、官员笔记、小说故事等材料,从存在诸多“套话”的格式化文本中,本文发现契约文书中的社会关系并非仅由买卖双方构成,而是将更为广泛的社会行动者纳入其中。从永远为业的基本理念出发,传统田土买卖具有强烈的道德意味,形成了以赎回为核心的田土交易方式。恒产、恒业、恒心直接注入到单次社会行动之中,随之拓展至整个家族乃至地方社会的关系结构之中,从而形成一种跨越现实时空边界的总体性契约,饱含着其所扎根社会之一般伦理结构。

  关 键 词:永远为业/契约文书/田土买卖/观念 

  费孝通先生晚年在谈到文化与“不朽”问题时说:“人的生物性,决定了人是要生老病死的,每个人都是有生有死的,但一个社会是可能不死的,是可能长久存在下去的”(费孝通,2003)。这种“死”是生物性的必然结果,而“不死”则是社会性的可能,如何才能“不死”?从一家一户一宗一族到整个社会、文化乃至文明,中国人关于“传承”和“不朽”的观念都是根深蒂固的。一个人或一个家庭或一代人都是必然要“死”的,但是一个大的家族和血脉却是可以长久存在下去的,至少人们希望它能长久存续下去,而承载延续的物质形态便是家产,在过去主要指土地和房产。中国传统上看待土地的观念更多是社会伦理性的,并非简单的经济理性分析,这种观念很多时候是潜移默化的,不自知或说不清道不明的。很多时候这些“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观念,影响了人们在土地“市场”中的行为和选择,也产生了很多我们今天不易理解的现象,如土地“先买权”的设定、“找价”的存在等。很多时候,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这些情况“不合逻辑”,与市场逻辑或契约精神相悖,而在当时人们看来,则是毋庸置疑的常识。究其原因,是今天的我们对土地市场中的伦理性或非经济性因素缺少认识和理解。如果我们不能理解彼时社会之观念,便难以理解当时人们的选择和行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费孝通先生强调社会学研究“不仅需要看到社会结构,而且还要看到人,也就是我指出的心态的研究”(费孝通,1998),要关注那些“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问题。而要理解这些观念性的问题,必须要从其日常生活出发,即所谓“重返我们的生活世界”,探寻中国人的社会生命,明晰其背后的伦理基础。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田土买卖,对于个人和家族而言,都是一件大事。买卖的前前后后,集中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土地的一般观念。“地凭文书,官凭印”,田土交易过程中留存下来了大量的契约文书,处理土地纠纷则产生大量审判资料,这些都为我们研究这类观念问题,提供了某种可能性。目前,利用土地契约相关文书进行的研究很多,不同的视角为我们呈现了传统社会的不同面向。大体来看,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取向有:土地产权结构分析、地权交易形式分析、土地制度史、财税制度史、土地相关的法律与惯习研究、人身依附关系研究等(傅衣凌,2007;杨国桢,2009;曹树基、李楠、龚启圣,2010;龙登高,2008;寺田浩明,1995),重点集中在经济理性或制度史层面的分析,伦理问题多作为一般背景,对于买卖双方的心态、土地的情感伦理及其观念基础的系统性研究则不多。

  田土买卖是中国社会伦理和文化体系的一部分,一买一卖、一字一词,无不浸透着传统中国人的伦理和文化印记。一张张留存下来的契约所记录的不单单是一桩桩冰冷交易或机械的产权转移,每一张契约对于买卖双方及其家族而言,都是一件大事情。特别是对于卖方而言可谓是“断心出卖”,断的是对于土地和传承的念想。这其中恰恰蕴含了社会学中国化的某种可能性,对于社会学中国化的切入点,有学者指出:“针对中国这样一个关系社会,可以尝试从行动伦理层面切入”(周飞舟,2018)。因而,研究契约文书,便不能止步于契约本身,不能只看到一张张契纸、一桩桩交易和一块块土地,还应看到其背后的世代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家族之荣辱兴衰与个人之喜怒哀乐。通过研究留存下来的契约文书,我们得以了解每一件交易背后的生活故事,真切的感受到当时的社会氛围以及人们所秉持的普遍观念。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些,冰冷的交易于今天的我们又有何意义?综上,本文试图通过利用目前已整理的清代田土契约文书、审判档案、官员笔记、小说故事等材料,从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材料,从存在诸多“套话”的格式化文本中,认识理解当时人们对于田土交易、家族传承的一般观念。

  一、田土买卖契约文书的格式化内容

  过去,契约往往由人代写,既然代写,便有套路。民间常有记载各类契约格式的参考书,大的家族也有抄契传统,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田土契约文书格式。格式化套路,反映了当时社会普遍认同的观念及其社会基础。不同时期的套话,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社会风貌及官方政策(阿风,2016:152),有学者从习惯法角度将这些套话视为“契约法上的标准条款”,是“习惯法成熟的标志”(梁治平,1996:42)。对于我们而言,可从这些模式化文本中,找到那些微妙且重要的社会结构与观念。

  (一)契约文书的基本内容

  田土交易契约文书格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民间约定俗成的,常由代书者掌握,根据交易具体情况有所细微差别,往往书于白纸之上,没有官印确认,俗称为“白契”或“私契”。而白契一旦得到官印确认,加盖官印,则为“赤契”或“红契”。另一种是官府刊印的契格,所叫名称各地各时各有不同,基本上将契约的基本格式印制在纸上,卖方花钱购买官颁契纸,然后填入具体交易信息。这种一般都会有官印予以确认,属于“红契”中的“官契”①。红白之分,在于是否有官府确认,然而两者在契约的基本要素上分别不大。当然,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契约格式有所不同,在此我们仅讨论一般情况。通常,一份田土买卖契约包含以下内容:

  第一,何人因何立何契。卖家是谁,因何故将土地以何种方式卖出。通常,立契人数并无固定限制,但往往不只一人,多人共同卖地的情况很普遍。如乾隆巴县一则绝卖田地文约②中写明,“立杜卖田地文约人陈嘉谋同子纯庵、客庵、毅庵与侄子原、子豫、子美、子厚、安仁及孙于元、于亨、于凡、于德、于信”,立约人多达十四人。从名字分布可看出,均为陈氏家族,有陈嘉谋及其三个儿子、五个侄子、五个孙子共同作为卖方。卖方之社会结构,侧面反映了土地的权利分配情况。多数时候,土地权利分配较为分散,一块土地的交易,往往不是一人说了算,至少名义上要同某几类社会关系商量。此处之“卖方”,也是在分割家产时有资格参与分配的人。多人共同构成卖方也可避免“包卖”“一田两卖”等弊端,所立之契有活卖契、绝卖契、典当契等多种不同类型。

  第二,何人买地。问题可转化为谁有资格成为买方?对此,先买权成为讨论的重点,先买权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亲邻先买、地邻先买、典主先买、承租人先买(任秀杰,2008),此四类亦有一种先血缘后地缘之“差序格局”。讲究差等顺次的买方结构,从侧面反映了某一范围内的成员权乃至生存权结构。当然,也有很多卖与外人的情况,卖前需在契约上注明“尽并卖与本族,无人承买”③等语,而后卖与他人。

  第三,何人见证。即见证人、说合人、中人、担保人等,虽称呼和角色有所不同,但作用大致类似,都是起见证和担保作用的第三方。第三方一般由当地较有威望的人担任,一旦产生纠纷,第三方证词成为断案的重要依据。雍正年间,官方明确要求处理诉讼时,若“田土无地邻、钱债无中无保并不粘连契券者”(阿风,2016:65),则不予受理。甚至可以说,一块不涉及任何社会关系的土地,是不具合法性的。

  第四,何人承管纠纷。倘有纠纷,谁来承担?通常,契约也会注明某某子子孙孙永不得有所异言,同族伯叔弟兄子侄、地邻、佃户是几类常见的注明不得有异言的群体,而常见纠纷来源也往往是家族中人和邻界之人。对于家族中人而言,可能存在家产分割不清、私自变卖等问题;对于邻界之人,可能存在地界划定不清、使用方式不当等问题。较为常见的处理方式是由卖方或卖方并担保人来承担,如“自卖之后,如有本族伯叔弟兄子侄并地邻佃户争竞违碍者,俱在卖主一面承管”④“自卖之后,倘有户族并地邻人等争竞违碍者,有中保与卖主一面承管”⑤,不与买主相干。但也有由买主承担地邻纠纷的情况,“自卖之后,如有邱姓(卖方)本族争竞,有卖主一面承管;如有地邻人等争竞,有买主一面承管,不与邱姓相干”⑥。关于官府钱粮纠纷,一般均由买方承担,“其有差粮,买主一味输赋,不与卖主相干”⑦。

  第五,土地相关事宜。主要有土地来源、位置和价格等,即哪块土地、从何而来、四至如何、面积如何、价格如何等。另外,有的契约还需注明所卖土地内容是什么。卖田卖土,买卖的究竟是什么?契约不同,交易形式不同,则买卖内容不同。有的契约写的较为简略,“任凭管业”一笔带过,有的则非常详细,如清巴县一则红契⑧所载“立出杜卖田地、园林、基址、阴阳二宅、竹木、水石、房屋、牛栏、猪口、碓磨、石工文契人吴南山、吴彝山弟兄”,所标内容十分详细,还包括了“阴阳二宅”。通常,还需注明买卖土地钱粮是否过割,土地应缴赋税是否移交买家等。另外常见的还有注明买卖双方均为“情愿”“自愿”“无所强迫”,注明此块土地并未“一田两卖”等。

  以上通过对契约的基本内容及其所涉社会关系的简要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出,传统社会土地买卖从来都不是买卖双方个体行为,往往代表了两个家族或两组社会关系进行交易,买卖双方也大多不是一次性买卖关系。买方土地的合法性一部分恰恰源自卖方,双方社会关系往往较为紧密,而且这些关系在交易方式的选择以及交易之后处理纠纷的过程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二)“永远为业”:契约文书中的“套话”和理想

  我们常可在田土契约上看到诸如“永远为业”的吉祥话或套话,一般在契纸空白处或骑缝处用大字醒目书写。以《湖北天门熊氏契约文书》为例,类似大字吉祥话便有“永远为业、世代为业、世守为业、永远为据、永无异说、万代富贵、子孙富贵、富贵双全、发富发贵、万代发越、子孙永远、一本万利、万倍利息、天长地久、子孙世守、世守绵长、世代炽昌、世业千秋、永远发达、风调雨顺、百子千孙、永垂万世、万古尚存、万古流传”等几十种之多,虽措辞有所差异,但其意大致类似,一则有希望所买田土永远为业、子孙世守的永远之意,二则有祈求未来风调雨顺、富贵双全的美好之愿。虽然,“永远为业”等词在表面上看仅仅是某种吉祥话或套话,在很多其他文书中也都存在,如传统婚书上多会写“百年好合”“宜室宜家”“合二姓之好”等语,以表达人们对于这桩婚姻的美好意愿。值得注意的是,在田土交易及结婚生子等人生或家族大事面前,恰是这些吉祥话或套话准确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一些普遍观念。

  第一,如何理解“永远”?从字面及田土买卖语境上看,所谓“永远”,指的是这块土地不再卖与他人,永远留存在家族之中。永远,如果真的可以永远的话,则意味着不流通。然而,实际生活中不流通是不可能的。相反,中国传统社会的土地交易极其丰富且方式多样。那么,在此背景下,如何理解“永远”呢?个体生老病死,纵然难永远,但一个家族却可以永远存续下去。从这个意义上看,“永远”指的是在某一关系范围内的永远留存,如此便可理解“先买权”的意涵。而“先买权”也有一个差序格局式的亲疏远近,其所反映的也是某一社会范围内成员权的关系结构。简单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不出卖田土,迫于生计不得不卖时,出售田土的范围顺序则是先亲后疏、先近后远、先血缘后地缘,等等,最后再设定一个不得逾越之最大范围。随着市场逻辑的不断拓展,限制逐渐减少,范围不断扩大。既然有交易,“永远”便难持久。那么,在何种情形下出卖田土是可以容忍的,便是一个重要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在当时人们的观念来看,这种卖也只是暂时的不得已之举,卖后仍要赎回,当然,是否能够赎的回便无法确定了。

  “永远”,还包含了某种继承或传承的观念。传统来看,购置田土房屋等产业就是用来子孙继承的,以此延续家族血脉,没有其他出路。常见的契约中多会强调“交某某永远子孙为据”,讲的便是传承。而实际生活中,继承也成为大多数人大多数田土的最为广泛的合法来源。但悖论的是,正是这种继承的观念,反过来增加了土地买卖的可能性和活力。中国人长期以来坚持诸子均分的传统,这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土地的集中程度,大多数情况下诸子手中所持土地面积较上代人减少,而这也同时增加了他们面对不确定性的风险。周绍泉指出,正是这种土地诸子均分制为土地买卖注入了“永不消失的活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系的递嬗,地主阶级的大地产,除一部分族产之外,其余的田土便随着不断的分家而分为份数不等的中地产和小地产。这些中小地产的所有者,或因赋役繁重、天灾人祸而卖产沦为少地或无地的农民;或因作官为宦、经商致富而买产,成为聚集大量田产的大地主。在这个由大地产分化为无数中小地产,再由中小地产中的某一个或几个转变为大地产的不断的往复循环中,就给土地买卖注进了永不消失的活力,而土地买卖也成为明代聚集大量田产的最主要的便当而又体面的手段。”(周绍泉,1990)

  “永远”,还有一层作为永远之凭证的含义,以备解决纠纷之用。在很多契约中或末尾,都会写明“永远为据”“永远存照”,等等。

  第二,如何理解“业”?“业”或“为业”,简单来说便是作为家产家业留存下去。业的来源主要有三种:一是祖传,二是买卖,三是官给。业的用途可以是业主自己在土地上耕种,也可以将土地出租他人收佃。同时,“业”还包含坟墓等用处。“业”之永远,既可以是在土地所有权层面上的“永远”持有,也可以是租佃关系“永远”维系,即租佃权也可以以“永远为业”的方式予以转让,发展到一定程度即为永佃(赵冈,2005)。今天的人们一谈土地,往往想到土地在其生产层面的资源性价值、房产层面的资产性价值以及融资层面的资本性价值,简而言之,主要集中于经济价值层面。而传统社会中,土地超越单纯的经济价值,是代际传承的重要载体。血脉传承,必然依托于一定的“业”,彼时主要的业便是农业,业的根基则在于土地。因而,中国人传统上理解“业”,一般不仅仅从经济性或实用性角度考虑,即孟子之所谓“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人生不可无田”长期以来成为一种普遍的观念,周绍泉在论及明代士农工商各类人等心目中关于田土的观念时谈到:

  “在明代人的心目中,‘人生不可无田’是个无法动摇的概念。稍有田土的小户以田产为衣食之源;作官为宦者,认为有田‘则仕宦出处自如,可以行志’;而行商坐贾则视田土为‘不忧水货,不忧盗贼’的财富,故而信守‘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信杂,。不管什么人,都不肯轻易卖田出产。在徽州,更是‘一抔也而千年永守’。”(周绍泉,1990)

  其实,何尝又止明代人如此想?直至清末民初,乃至新中国集体化之初,持此观念的人仍不在少数。“业”与“心”的勾连,家族传承的浓厚观念,乃至恒产恒心的治理逻辑,构成了传统中国田土观念的根本性基础。钱穆先生在论及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时称:“故中国经济的理想水准主在平。中国人言:贫而乐,富而好礼。此贫字,其实即是一低水准。由有富而始见其为贫。富者,则求能好礼。礼之意义,亦即在求其平。故中国社会之人生标准,主要即在其求平而乐,其最终标准,则曰天下太平。”(钱穆,2013:57—58)按照传统中国的经济思想,“仅知有经济,不知经济以外有人生,则富必然会骄,因骄而生出人类相与之不和与不睦来。这些不和与不睦,却非经济所能解决。”(钱穆,2013:62—63)因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要明确物质经济并不是人生的全部,所谓“照人生理想言,经济无限向上,并不即是人生的无限向上。抑且领导人生向上者,应非经济,而实别有所在。此一观点,实乃中国人对于经济问题之一项传统观点”(钱穆,2013:56)。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只有跳出单纯的经济逻辑,才可逐步理解其背后的社会伦理与观念。

  显然,诸如“永远为业”这样的套话,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全部实现的,因而部分学者称之为“前商业社会的理想”(黄宗智,2007)。但这种套话或者这种理想,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认识和选择。传统士农工商四民社会中,不同阶层人们看待土地的观念不尽相同,但又有着某种共同的伦理和观念基础。在“永远为业”的表述背后,可以看到“耕读传家”“本末之别”“祖宗遗产”“人生理想”等常见观念,这些观念也是隐藏在契约文书背后,容易被我们认为是“理所应该”而易忽视的观念基础。

  二、田土买卖的道德意味

  如何看待买卖双方的境遇和心态,大致来说,卖田卖产必意味着穷困而不得已,意味着走投无路,家道中落难以保全祖产,卖者“剜肉无填,呕心无血,能不喁喁然向隅而泣乎”(戴兆佳,1997)。很多时候,表现人悲惨境遇的时候,往往也是用变卖田产等措施来加以强调,比如在四川地区的一种民歌川江号子中有一句较为有名“田产已卖尽,当了祖宗坟;剩下半条命,孤一人”。对于卖方而言,出卖田土打破了“永远为业”的美好愿望,也威胁到一个家族延续的人伦理想。而买田则意味着家族兴盛和人丁兴旺,处于上升期,不断拓展家产以求家族延续,买者“坐拥膏腴,固志得而意满”(戴兆佳,1997)。清人陈朝君认为:“夫卖田必穷迫之人。而买田必富厚之家。富者挟其有余。而故为勒掯以短少其价值。贫者迫于饥寒。而欲速售以苟延乎性命。但可以救目前燃眉之急。则世世子孙之贻累。总不暇计也。”(陈朝君,1997)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田土买卖在买卖双方之间存在强烈的道德伦理意味,给交易双方都提出了明确的道德性和伦理性要求。贫富地位的不同,造成在道德地位上的差异,也影响了行为选择。

  (一)卖方缘由:所谓“原因性条款”

  宋人袁采谈及卖田卖地时:“盖人之卖产,或以缺食,或以负债,或以疾病、死亡、婚嫁、争讼。”(袁采,2016)所述均为人生之大事,而除婚嫁外皆具消极色彩。明清常见契约一般都会在开头注明立契人出卖田土之缘由,常见说法有“今因不便”“今因移就”“今因家用”“因无银使用”“今因乏食”“今因急用”“因钱粮正项急用”“因丧葬无资”等。显然,类似“今因不便”“今因移就”等说法都是虚写,并未言明具体原因,这样的契约很多,也是契约文书内容格式化的体现。特别是在商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卖田缘由格式化程度更高。天津市档案馆所收藏的天津地区清代民国卖田契约文书中,格式化表述非常普遍,大多表述为“今因手乏正用”⑨“因正用”⑩“因乏用”(11)几类,富有个体性的缘由相对少见。不难推测的是,即便是很多看似很具体、很现实的缘由,也未必是实际缘由,亦可能是某种“合规矩”的格式化说辞。显然,这些虚写的格式化说辞背后还存在一些我们不得而知的真实原因,如常见因赌博欠债而典田卖地者数不胜数,但在契约文书中却难见踪影。

  那么,这种格式化说辞对于我们的意义是什么?表面上的理由可能是假的,而有些时候“假”才是“真”,对于个人来讲是“假”,对于社会而言便是“真”,格式化说辞体现的是某种社会伦理要求,蕴含着某种彼时社会通行的观念与规范。“日常生活中人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却成为蕴藏着整个世界的最大秘密。”(渠敬东,2015)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说法来理解当时社会观念里,因哪些缘由卖田是可以被理解或支持的,而哪些缘由是不被允许、无法容忍,甚至是会被谴责为“不肖子孙”的。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所谓可被接受的正当理由,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定的社会氛围或社会压力,变卖祖产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人们不会轻易选择“卖田卖土”。通常来看,卖方在注明卖田缘由时,都会不断强调自身穷困窘迫,都是迫不得已才选择出卖田土。常用的说辞有因天灾收成不好而无法完纳税粮(“情于连年歉丰,负债莫措,意在变产易宽”(12))、家中只剩孤儿寡母、亲族无钱安葬等。以“乾隆元年赵登崇和侄因穷苦负债立卖田地文约”(13)为例,立卖田文契人赵登崇同侄赵明叔侄在契约开头言明“二人皆因穷苦,负债日深,衣食田赋难孚,情愿将父祖遗留本已受分田地一份,共载条粮四钱整,叔侄商议妥当,伙同出卖与堂叔祖赵正元名下子孙永远为业”。即使叔侄二人坦诚了“负债日深”,后面也要再次强调“衣食田赋难孚”,即穿衣、吃饭、交粮都成了问题,唯有如此,卖地似乎才可被理解。另外,还存在着一种不那么普遍的卖田缘由,即出于变卖田土为经商等转换为商业资本,以获取商业利润(14)。

  这种对于卖田缘由的通行观念,反过来也成为地方官判断卖方是否有动机出卖田产的重要依据。当时流行的公案故事《郭青螺六省听讼新民公案》中记载了一则“改契霸占田产”案,原告为了证明自己没有将其田产卖与对方,所强调的第一个理由便是“小的父虽早丧,先母治家,颇有薄田三百余亩。食用粗饶,卖田作甚原故?”“先母治家,衣食饶足,无由变产完粮”。这种证明自己没有缘由卖田的逻辑,得到了地方官的认可和支持。可见,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有吃有穿,则完全没有理由卖田卖产。

  (二)买方之德:富而好礼(15)

  贫者迫不得已为应急而卖田,按照理想化的儒家社会伦理要求,买方(富人)似乎应承担更多的责任(16)。买卖过程之中,买田者不乘人之危便是应有之义。汪辉祖在其《双节堂庸训》中谈及“便宜产业不宜受”时,告诫其子孙不得有乘人之危压低价格之举,“或乘人窘急,多方准折,自谓得计,此则巧取昧心,甚非诒穀之道。”(汪辉祖,1995)吕坤所著《恶风十戒》之第一戒对于“孤儿所遗产业”规定“虽有重大紧急事情,受寄之人不许分毫典卖”,私自典卖者给予严厉的惩处,“即将犯人十倍重处,仍于本犯名下勒限严迫,虽鬻妻变产,亦令赔完。”擅自购买者,也规定“除重究外,产给原主,价不退还”(吕坤,2008:1004)。趁人之危,历来为人所不齿。《名公书判清明集》中记载了一则宋人吴雨岩所写“乘人之急夺其屋业”的判词:“张光瑞子写契,壻出名,乘人将死,夺人屋业,子、壻均合断罪,然皆张光瑞使之,罪在一身。兼因此事,展转死者二人,张光瑞岂可漏网,从轻杖一百,并余人放,其钱免监,其业本合给还业主,以其诬告,不及坐罪,业拘入官,以示薄惩。”(吴雨岩,2002)在士人传统中,对于买田一方(或富人)的道德或伦理要求往往更高,因而救急买田是一种常被人称颂的品行,为富不仁则是其反面。清人崔述所著《考信录》所记段垣公“常於荒岁买田数顷,明年熟,悉召卖田者使自赎;赎者且过半”(崔述,2009)为人所称赞,所谓“乡人德之”。同样的逻辑出发,乐善好施之人亦常卖田赈济乡邻,元苏天爵所撰《滋溪文稿》记杨公“岁庚午,江淮大旱,君卖田买粟,赈救其宗族,次及邻里,故能不至于饥饿流亡。盖君天性好施,非矫饰以干誉也”(苏天爵,1997)。明末清初小说《醒世姻缘传》中讲了一个晁夫人“不忍独享富贵”而分田的故事(17),虽为小说,反映的却是当时社会通行之“优秀品行”,即富家“不忍独享富贵”而分田与族内穷户。因此,无论是救急买田还是救急卖田抑或是不忍独享富贵之分田,其落脚点均在于救急与济困,重点并不在于是买或是卖,手段不同而已。

  对买方的道德要求,反映的是对于财富乃至对待起伏不定之人生的一般观念和态度。“富不过三代”的讲法流传至今且应验至今,“留产不如积德”的讲法也非常普遍。清人戴兆佳在一则田土买卖告示中引述司马温公“积金与子孙。子孙未必能用。积田与子孙。子孙未必能守。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使子孙受用不尽”之语,以此劝谕百姓在土地买卖中要守正积德,万不可因一时一刻之蝇头小利而有损德行(戴兆佳,1997)。其实,贫富之别也好,买卖双方也罢,也不是全然绝对的。从家道运势看,卖者多为家道中落而难以求全,买者则为家族兴盛的上升期,卖者亦是当年买田之人。所谓买者“宽柔长厚者固多,而刻薄寡恩者亦复不少”,而今日卖田之穷人“即当年刻薄寡恩买田之富室子孙也”。时人看来,世事皆有轮回,清人戴兆佳曾引范仲淹《书扇示门人》一诗劝谕买田之人不可过喜,“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土后人收。后人收得休欢喜,还有收人在后头”。以此告诫买田之人要时刻谨记“天道有循环,人事有消长,贫富无定势,田地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戴兆佳,1997),颇有一番天道轮回之意。

  (三)祖宗遗产:传续与割裂之别

  如前所述,田土的合法来源主要有祖传、买卖、官给三种。绝大数人的土地大多来源于家族继承,此辈继承得来的田土,天然地有责任并希望传承于后辈,特别是对于开创基业的祖代人而言,这种传承的观念更为强烈。祖产对于宗族的延续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弗里德曼通过对中国华南地区宗族的考察,认为宗族是一种地方性的社会组织,而族产则是宗族组织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弗里德曼,2000)周绍泉以徽州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为例,通过分析其族产的来源、内部结构、经营方式、管理体制、收益分配及其作用,指出宗族土地所有制具有多层次、多分支的内部结构,在宗法宗族制逐渐松懈和衰弱时,它成了维护家族的主要力量,起到维护和延续宗法宗族制的作用(阿风2016:188—189)。实则从另一侧面诠释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家庭是社会之源,土地是家庭之根。家庭与宗族的生命史,是一种传续和裂变的社会历程,需要依靠仪式和信仰来升华。祖先与神明,是乡村社会真正得以凝聚和整合的象征枢纽,亦是对社会生命的护佑”(渠敬东,2019)。清初学者李渔所著小说《无声戏》第八回“鬼输钱活人还赌债”中,王继轩在临终前将其子王竺生和妻子叫到床前,把账目地契等交付其儿,随后对其儿子所说的一段话,较为典型地反映了临终之人对于祖产的态度,他道:

  “这些田产银两,不是你公公遗下来的,也不是你父亲做官做吏、论千论百抓来的,要晓得逐分逐厘、逐亩逐间从骨头上磨出来、血汗里挣出来的。我死之后,每年的花利,料你母子二人吃用不完,可将余剩的逐年置些生产,渐渐扩充大来,也不枉我挣下这些基业。纵不能够扩充,也须要承守,饿死不可卖田,穷死不可典屋,一典卖动头,就要成破竹之势了。我如今虽死,精魂一时不散,还在这前后左右,看你几年,你须要谨记我临终之话。”(李渔,2012)

  说完便“一口气上不来,可怜死了”。怎料,王继轩病中,其子便将祖产赌输殆尽。从王继轩临终遗言中,我们可以看到通常人们看待祖产的三层态度:最优状态是能够“扩充”,将家业做大;次优状态是“承守”,至少要保证家业得以延续;底线是“不可典卖”,无论何种情况不能典卖,所谓“饿死不可卖田,穷死不可典屋”。《事林广记》载:“世有不肖子,凡三变:第一变为蝗虫,货其庄田庐舍而食之;第二变为蠹虫,货其家藏古籍而食之;第三变为大虫,货其奴婢而食之。不肖子无世无之,咸由其先祖不教以诗书仁义之所致也。”这种观念一直延续至今日,只是变卖的对象有所变化而已。守祖产,也不单单是一家一户之事,上下同理,天子之家与庶民之家无异。司马光《涑水记闻》记宋真宗曾召见能够“敦睦宗族,不陨家声”的李宗谔,表示“朕今保守祖宗基业,亦犹卿之治家也”,或表述为“朕嗣守二圣基业,亦如卿辈之保守门户也。”(邓小南,2014:62)

  时人理解,出卖田产则意味着家道运势中落、家族延续中断。无论是何原因,出卖祖产均为愧对祖上。祖上置办田产是积德,后人出卖田产则有损祖宗之德,乃不肖子孙。“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虽然善人未必有善报,恶人未必有恶报,但善恶报应仍然是传统中国人最为普遍接受的道德观念。在这种传统观念中的关键一环在于,善恶能够遗留给其子孙,一人施善行恶,不一定会或大多数并不会报应在其自身,尤其是行恶之人,往往未受惩罚,但必将遗祸其子孙。也正是在这种朴素的善恶报应观念之下,传统中国人尤其讲究感恩祖先的庇佑。一个人的生命并不因为他的逝去而消失,反而是长久地影响着整个家族的未来。“一个人的生命,是一家人的生命,也是同族同宗的世代生命。上至祖先,下至后人,也都在这恒常的生命谱系中,绵延相续不绝。所以,家族的维系至关重要,上有祠堂,下有家塾,祭祀、生存和发展,是永远不变的生活主题。时间上,崇宗祀祖,香火不断,是家族兴旺的前提保证;空间上,上风上水,好的地相形势,可聚拢山川气象,预示着家族的美好未来。”(渠敬东,2019)在这个意义上,“祖宗积德”和“苍天庇佑”一样,成为人们在面对突然的好运时的常用解释之词,而宗祠与坟墓便成为现世之人与祖先乃至神鬼构成关联,并被视为享有祖先庇护的关键。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将祭祀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一系列的礼制要求也将天子与臣民、日常生活与江山社稷联系到了一起,《礼记·大传》言:“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爱百姓故刑罚中,刑罚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财用足,财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礼俗刑,礼俗刑然后乐。”

  因此,比一般意义上出卖祖产更为严重的是出卖坟山墓地。坟山墓地作为一种特殊的土地门类,“上自青天,下至黄泉”,关系重大。卖田卖土,已是情非得已,典卖坟地则更天理难容。与一般田土不同的是,坟山墓地一旦卖出,如若买家在所买坟山墓地上埋葬族人,便意味着这块土地没有办法再赎回了。本质而言,祖宗遗产对于中国人而言之所以如此重要,一方面固然在于遗产或祖产抑或是族产是一个家庭或家族得以延续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更在于,血脉乃至文化之传承,根植于遗产之传承(18)。一次次的田土交易,对于卖家而言是一种割裂与衰落,对于买家而言则是一种延续与兴盛。在传承的层面上,传统社会的观念会要求出卖方竭尽全力将土地赎回。至少,要保留可以赎回的预期。由此,引出我们关于田土交易方式的选择问题。

  三、以赎回为核心的田土交易方式

  传统中国社会的田土交易方式有很多种,各地说法不尽相同。通常来讲,主要有借、押、质、典、当、抵、推、活卖、绝卖等方式。今天,我们可以按照各种理论,对这些交易方式进行各种层次的分类分析,然而,无论其在名称、机制、法理上如何差别,对于卖方而言,都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不想卖”,迫不得已以才典卖田土,不同交易方式的差别在于出卖程度的不同。通常,一户人家迫不得已而卖田典地时,所卖价格首要是求解燃眉之急,在地块选择上,一般是先劣后优、先小后大、先瘦后肥、先耕地后坟地,在交易方式上,活卖、典当等允许回赎的交易方式是默认的首选,万般无奈再选择不允许回赎的绝卖方式。

  (一)回赎的观念

  人们出卖田土,目的在于解燃眉之急,背后之义在于:待东山再起之日,必须要将土地赎回。通常,卖家会在契约中表明允许回赎等语,回赎时间,长短不一。短则几个月,如乾隆五年九月徽州府休宁县一则活卖契约“其地议定准在来年八月内任凭原价取赎;如过八月,永远绝卖,不得取赎”(张传玺,1995:1237)。长则若干年甚至永久。而更多的契约并不注明具体时间。关于传统中国人出卖祖产时的心态,以及对于回赎观念的认识,台湾学者郑玉波的一段话极为精彩地讲明了传统中国人对待祖产的态度,也解释了为什么便于赎回的典等交易方式广受欢迎。

  “国人重孝而好名,出卖祖产,虽非不孝之尤,但亦败家之兆,不誉孰甚,故不能不力求避免,加以物之于人,原亦可发情感关系,因而永远舍业,情所不甘,倘日后经济情形好转,最好能备价收回。此在抵押或出质,他日固易于收回,但依此方式而筹得之款额,必较出卖为少,不足以应需要,于是遂创出典之制度,以济其穷,盖典为卖之变象(俗称典卖,而称出卖为杜卖或绝卖,以示区别),其办法,一面不放弃所有权,而保留回赎之机会,一面又能筹足需款(典价常接近卖价),不负出卖之名,而有出卖之实。如在典权人方面言之,虽无取得所有权之名,而亦有取得所有权之实(典权内容丰富,接近所有权,况尚有异日取得所有权之期待),诚一举而数得,故各地通行焉。”(转引自梁治平,1996:99)

  大清律例规定绝卖不得回赎,“嗣后民间置买产业,如系典契,务于契内注明‘回赎’字样,如系卖契,亦于契内注明‘绝卖’、‘永不回赎’字样”。律法也有多次努力,试图通过明确“绝卖”的方式来斩断患根。但即便律法如此规定,实际交易过程中大量存在不注明的情况。且即便注明绝卖、永不回赎,也有很多卖主若干年之后希望赎回土地,这种做法大多数时候受到地方社会的理解和支持。“绝而不死”体现了这样一种通行观念,即允许“回赎”比遵照契约“绝卖”更加重要。

  (二)基于回赎观念的分类

  可以说,每一桩“卖”的背后都有“买”或“赎”,一方面买方确实在买人田土,另一方面卖方也在等待机会赎回或再买其他田土。传统田土交易方式,形成了以“赎回”(或是购买其他田土来替代)为核心的特点。从是否可以赎回出发,我们将田土交易方式大致分为两类:

  一是活卖,指的是土地所有权并未完全转移的交易,且允许卖家在一定期限内或无限期回赎土地。此时,土地上所承载的赋税等仍未过割。通常因卖主急需用钱,活卖价格较低,且利于日后回赎。我们常说的典、当、质、押等方式,均可归类于活卖。在民间交易过程中,各类名称叫法上较为混乱,不宜做过细的追究。龙登高等人在对典的分析中认为,“典与其他地权交易各有特点,相互关联,形成‘胎借—租佃—押租—典—抵押—活卖—绝卖’层次分明且具有内在逻辑的地权交易体系”(龙登高、林展、彭波,2013),这种分类方式看似层次分明,且具有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但从当事人心理的角度看,似乎难以如此分层次来看。简言之,我们将有以赎回为目的的交易方式统归为活卖。

  二是绝卖,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叫法不尽相同,大致有绝卖、死卖、大卖、杜卖、永卖等说法,意思一般都是指一次性完全交易,契约文书中常有“永远割藤拔根杜绝卖”(19)等说法来表达决绝之意。绝卖之时,土地所有权进行了彻底的转移,钱粮赋税等也在官府过割。倘若此前田土已经出典,则需先赎回再绝卖。以道光七年南海县李恒谦先赎典后绝卖田契(张传玺,1995:1335)为例,业主李恒谦已经在道光六年十二月时候内典于李粹钰堂,道光七年二月“因急用,兄弟祖母商议”而绝卖于义仓。为了绝卖,则需先予以赎回,因此契约中写明了“今备足典价赎回”,写此契约之时亦强调“立此永卖契一纸,并赎回李粹钰堂典契一纸,付执为照”。绝卖,理论上是不允许卖家回赎的,如“自永远绝卖之后无赎无加”,绝卖价格也远高于活卖价格。然而,不是所有的田土买卖都可以“绝”。“绝”亦有其范围限定,据民国时期的《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记录,部分地区存在一些谚语“至亲无断业”“同族无断业”“业不出户”(转引自梁治平,1996:62),强调亲族间不能有绝卖,而且即使交易亦不言卖,亲族间不动产转让往往不用卖契,而用推、并、过、就、付等契约形式。这些惯习所讲的,都是强调在一定的亲属范围内不能有“绝”,社会关系不绝,则田土买卖亦不能绝。无论出价如何,赎回的权利必须保留。

作者简介

姓名:谭明智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赛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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