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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雇佣与学术资本主义 ——在美中国高技术移民的依附性困境研究
2020年07月16日 08:58 来源:《社会学研究》(京)2019年第6期 作者:张洪 字号
关键词:中国高技术移民/雇佣关系灵活性/非标准雇佣关系/依附性

内容摘要:

关键词:中国高技术移民/雇佣关系灵活性/非标准雇佣关系/依附性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发展,美国劳动力市场结构在过去四十年里经历了巨大的变化。通过对在美中国高技术移民的深度访谈,本研究发现中国高技术移民在美国劳动力市场中面临着诸多结构性限制,而这些结构性限制根源于美国劳动力市场中雇佣关系灵活性的全面增加。更重要的是,中国高技术移民对雇主的依附性更加大了他们的劳动力市场风险。本文指出,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全球劳动力市场上资本与劳动力的流动趋势也会相应发生变化。

  关 键 词:中国高技术移民/雇佣关系灵活性/非标准雇佣关系/依附性

  项目基金:本文是广东省社科基金(GD17CSH02)、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中山大学青年教师培育项目(17wkpy5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引言

  亚裔人口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从1965年的0.7%迅速增长到目前的5.5%左右(Lee & Zhou,2014),成为美国增长速度最快的族群,其中移民是最大的驱动力。美国亚裔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其1965年出台的《移民和国籍法案》紧密相关,该法案改变了以国家和种族为限额标准的美国移民制度,开始以亲属团聚和技术移民为主。近些年来,亚裔移民中通过技术移民而非家庭团聚拿到永久居留签证的比例是其他移民群体的三倍(Pew Research Center,2012)。有学者指出,由于1965年出台的移民法案倾向于高技术移民,美国的中国移民呈现“超高端筛选”的特征,具体来说,就是移民群体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不仅高于移出国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也高于移入国的平均受教育水平(Lee & Zhou,2015)。

  中国移民的“超高端筛选”特征一定程度上符合亚裔族群近几十年来被美国大众媒体所塑造的“成功少数族裔”形象。一方面,与其他族裔相比,平均而言,亚裔移民教育水平更高;另一方面,大量研究证明,无论是在日常生活还是在劳动力市场中,亚裔移民都面临着种族歧视和诸多机会不平等(Cheng & Thatchenkery,1997;Chou & Feagin,2008)。其中,亚裔移民在科学和工程类职业高度聚集的现象特别引人注目。2015年在美国从事科学和工程类职业的外国移民中,亚裔的比例高达61%,而将近90%的亚裔科学家和工程师是第一代或者第1.5代移民。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在从事科学和工程类职业的外国移民中,白人的比例仅有24%。将近85%的白人科学家和工程师都是在美国出生的本国劳动力(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2018)。

  亚裔高技术移民在美国科学工程类职业的高度聚集与美国经济结构的转变紧密相关。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结构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尤其是向知识和技术驱动型经济转变,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得到迅猛发展。与此同时,1990年美国出台《移民法》,创立了针对外国专业技术人员的H-1B非移民工作签证项目,供雇主雇用外国专业人员到美国短期工作(Portes & Rumbaut,2006)。2013年,支持雇员申请H-1B签证的公司和研究机构主要分布在加利福尼亚州(17.7%)、新泽西州(14.0%)以及得克萨斯州(12.2%),也就是美国高科技以及金融行业集中分布的地区。另外,2000-2015年,过半的H-1B签证签发给了印度人(50.5%),其次是中国人(9.7%)(Pew Research Center,2017)。这意味着亚裔移民在H-1B签证持有者中的比例高达66%,并且大部分在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工作。由此可见,亚裔高技术移民在美国经济结构转型和高技术劳动力供给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亚裔高技术移民在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的聚集是否意味着亚裔群体已经顺利融入美国劳动力市场,并且发展成为“成功的模范少数族裔”?基于对亚裔高技术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高技术移民的深度访谈,本文将中国高技术移民放置在美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宏观背景下,考察其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过程机制和融入状况。本文通过探讨中国高技术移民所面临的结构性局限,揭示美国移民制度如何为美国信息通信技术产业高度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提供劳动力资源。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趋势会随着世界经济格局变化而不断变化,虽然本文所探讨的是近年来中国高技术移民在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但这对于理解中国人才回流和高技术国际移民的增加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关于中国高技术移民劳动力市场状况的研究涉及亚裔的种族歧视研究、劳动力市场不平等与移民理论以及学术资本主义理论。本文将在接下来的文献综述中详细探讨这几方面的研究,并在最后提出主要的分析性概念,即劳动力市场雇佣关系灵活性。

  (一)亚裔移民劳动力市场融入研究亚裔族群在美国的移民历史最早可溯源至18世纪,美国大众媒体对亚裔人口的刻板印象在过去的两百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亚裔在移民早期阶段被刻画成“黄色毒瘤”和“无知、未开化和无法融入的族群”,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们被美国大众媒体宣称为“成功的模范少数族裔”(Chou & Feagin,2008;Lee & Zhou,2015)。随后学术界围绕“模范少数族裔”的论断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和争论。

  目前关于亚裔族群在美国劳动力市场状况的研究大多是从种族不平等的角度,将亚裔和其他族裔在收入、职业地位和晋升机会等社会经济指标上进行比较(Sakamoto & Xie,2006;Kim & Sakamoto,2010;Takei & Sakamoto,2008;Sakamoto et al.,2009)。这些研究结论并不一致。部分研究认为亚裔在美国劳动力市场遭遇了种族歧视,在他们职业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竹子天花板”现象。亚裔勤奋努力的特征被解读为“顺从并且缺乏领导能力”,因此被认为并不适合高层领导职位,晋升机会与白人存在差距(Chou & Feagin,2008;Hirschman & Wong,1984)。部分研究认为,在美国出生的亚裔美国人在收入、职业声望等社会经济地位指标上与白人没有明显差异,所以该群体并没有遭受种族歧视,而移民身份才是导致第一代移民收入相对较低的原因(Sakamoto & Xie,2006;Iceland,1999)。后续的定量研究进一步发现,移民的最高学位所在地(非美国高校毕业)才是导致他们在社会经济地位指标上相对较低的原因。在回归模型中控制了亚裔移民最高学位所在地之后,亚裔种族和移民身份对其收入水平的影响不再显著(Zeng & Xie,2004;Tong,2010;Arbeit & Warren,2013)。

  这些研究主要是基于种族不平等秩序理论,其研究假设是如果亚裔族群与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白人在社会经济指标上趋于平等,那么该群体就没有遭受种族歧视,就被视为顺利实现了融入。然而,虽然定量研究能够提供亚裔族群在美国劳动力市场的一般图景,但是仍然无法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不同类型的移民的融入状况,其中高技术移民的融入过程机制值得进一步考察。更为重要的是,已有研究着重强调美国社会结构中的种族不平等,忽略了美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迁。只有将在美的中国高技术移民放置在经济全球化和美国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场域中,我们才能更好地揭示人力资本的流动如何随着全球资本的流动而发生变化,而人们又如何在结构的制约下寻求发展。

  (二)劳动力市场不平等与移民理论

  目前解释美国移民劳动力市场状况的相关理论包括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split labor market theory)、劳动力市场分离理论或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segmented or dual labor market theory)以及多向分层同化理论(segmented assimilation theory)。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分离理论强调结构性特征导致移民更有可能从事高风险和低回报的工作,多向分层同化理论侧重分析移民在美国劳动力市场不同的发展和融入路径。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Bonacich,1972)强调劳动力市场中的族群冲突和动态等级结构。劳动力市场中族群间的对抗起源于雇主、高薪劳动力和廉价劳动力之间的权力动态演化。雇主运用廉价劳动力来削弱高薪劳动力的政治影响。高薪劳动力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积极推动针对移民的排外运动并建立种族层级制度,确保移民难以获得教育和培训机会。因此,当不同的族群在劳动力市场中拥有不同的社会和经济资源时,劳动力市场就会出现种族分割,占据优势地位的族群通过排外运动和种族层级制度阻止其他族裔的移民进入高薪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市场分离理论(Piore,2009/1972)认为劳动力市场被划分成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在以资本密集型企业为主导的主要劳动力市场中存在内部劳动力市场,其上升机制较为稳定,使雇员免于和非雇员竞争。而在劳动密集的次要劳动力市场中,雇员们与外部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进行竞争,他们不再作为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固定成本,因此也能被轻易替代。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工作通常具有工资低、工作环境差和难以晋升等特征。因此,在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下,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差异不断扩大。该理论认为,随着美国城市化的推进以及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主要劳动力市场,次要劳动力市场中出现了内部劳动力短缺,移民群体代替妇女、青少年以及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劳动力,成为美国次要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分离理论可以解释低技术移民在美国劳动力市场的隔离,但并不适用于分析高技术移民的融入状况。多向分层同化理论(Portes & Zhou,1997;Portes & Rumbaut,2006)提供了一个较为全面的移民融入的理论框架,认为移民的融入方式取决于不同移民群体所拥有的资源和脆弱性。影响移民群体脆弱性的因素包括肤色、居住隔离以及原籍国的经济发展等,而能够帮助他们实现向上流动的资源包括政治资源、接收社区的态度和族裔社区的发展等。在多向分层同化理论的框架下,中国高技术移民因其拥有的资源(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和收入状况)会被认为已顺利融入美国中上阶层。因此,即使强调移民在美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的多样化路径,多向分层理论同样无法充分解释中国高技术移民在美国劳动力市场所面临的结构性限制。

  (三)本文的研究框架:雇佣关系灵活性

  以劳动力市场雇佣关系灵活性这一分析性概念为核心,通过结合移民研究与劳动力市场研究中的标准与非标准雇佣关系理论,本研究把中国高技术移民放置在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变以及移民政策改革的场域中,以解释中国高技术移民在美国劳动力市场所面临的结构性限制,并探讨相应的机制和后果。

  1.标准与非标准雇佣关系理论

  标准雇佣关系也被称作关系型(relational)雇佣关系,主要是指全职和稳定的工作,其重要特征包括雇主和雇员之间较为紧密的关系、对组织的长期承诺、无固定期限的雇佣关系、相对稳定的组织内部晋升机制以及福利待遇。其他的各种雇佣形式,包括劳务派遣、劳务外包、合同工以及自雇等,都属于非标准雇佣关系,也被称作交易型(transactional)雇佣关系。交易型雇佣关系意味着纯粹工具性的雇佣关系,代表着在固定合同期限内劳动力和资本的交换,缺乏长远的雇佣关系、组织内部的晋升渠道和福利待遇(Kalleberg & Marsden,2015)。

  标准与非标准雇佣关系理论的重要贡献不仅在于区分两种不同的雇佣关系类型,更关键的是它强调了非标准雇佣关系中出现的两极分化趋势。该理论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劳动力市场呈现两个主要趋势:一方面,以服务业和知识驱动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创造了大量服务行业的工作,而不同工作的报酬逐步两极化发展,不平等程度不断加剧;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的雇佣关系正在全面经历着从“标准化”向“非标准化”的转变(Kalleberg,2012)。经济全球化导致的竞争加剧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加速了美国工业向原料输出地以及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公司开始运用灵活的劳动力(包括兼职以及劳务外包)来降低成本。与此同时,金融自由化的扩张以及美国工会的急剧减少使工人集体行动的能力削弱,从而逐渐失去与资本家谈判对抗的能力(杨典,2018)。也就是说,美国劳动力市场结构已进一步呈现出劳动力市场不稳定性全面增加的局面。

  美国劳动力市场结构的转变与中国高技术移民逐步进入美国的时间高度重合,中国高技术移民在美国劳动力市场所面临的结构性限制也与美国宏观经济结构的转变息息相关。以族群冲突为基础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以工业时代为背景的劳动力市场分离理论不再适用于解释以服务业和知识技术行业为主导的美国劳动力市场结构对于个体职业成就的影响。两极分化(而不是二元分离)更符合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趋势。非标准雇佣关系在劳动力市场中全面扩张,甚至影响着一直以来最为稳定的学术劳动力市场。

  2.学术资本主义:学术界中的非标准雇佣关系

  美国宏观经济发展的进程又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扩张,其核心主张在于放松政府对于市场的监管,减少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和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样影响着美国高等教育体系,有学者用“学术资本主义”来概括非标准雇佣关系向高等教育体系渗透和扩张的现象(Slaughter & Rhoades,2004)。具体来说,学术资本主义是指在国家对高等教育的直接财政支持减少以及科研经费竞争不断加剧的情况下,高等教育机构等非营利性组织开始逐渐呈现出市场化行为的状况(Slaughter & Leslie,1997)。学术资本主义被定义为“将市场和市场行为以及市场精神和意识形态融入高等教育体系和制度的众多手段和方式”(Slaughter & Rhoades,2004:303)。学术资本主义体现为政府和学校财政预算和资源的重新分配,向与市场关系更密切的学科不断倾斜,还包括学术体制内有明确或者稳定的上升途径的终身教职系列职位不断减少,没有上升途径的职位急剧增加,包括在美国研究型大学里专职教学的职位(挂靠教职)、博士后或者研究型副教授等(Slaughter & Rhoades,2004;Cantwell,2011a)。

  在大多数科学和工程学科领域,学术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体现在于博士毕业之后从事博士后工作已经被制度化,成为获得助理教授(终身教职系列)的必要前提(Cantwell,2011a)。对于大多数科学和工程领域毕业的博士生来说,以博士后工作作为过渡,已经成为他们寻找终身教职系列职位的先决条件。因此,考察中国高技术移民在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除了信息通信技术行业的中国工程师和科学家以外,中国博士后群体在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路径也需要进一步考察。

  3.雇佣关系灵活性与移民研究

  组织行为研究的相关学者们进一步厘清和拓展了标准与非标准雇佣关系理论所涉及的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概念。根据他们的概括,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雇佣关系灵活性、工作计划以及工作地点的灵活性(Spreitzer et al.,2017)。目前针对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相关研究总结出了两幅完全不同的图景。一方面,高技术劳动力通过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来主动选择符合他们个体需求的工作,灵活选择工作时长、工作地点甚至是工作完成的方式。因此,高技术劳动力一般被认为是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受益者。另一方面,低技术劳动力通过同时兼任多份不稳定的工作来维持生计;更为严重的是,雇佣关系灵活性造成其福利待遇缺失,加剧了他们的贫困(Spreitzer et al.,2017)。因此,低技术劳动力是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牺牲者。那么高技术移民群体在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当中处于什么位置?当高技术劳动力加上移民身份之后,两极分化的图景中是否出现了中间地带?

  总体而言,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研究较少关注移民群体,已有的少量研究聚焦于低技术移民。本研究主要关注高技术劳动力市场中雇佣关系的灵活性。经济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资本与劳动力的流动性急剧增加,不确定性已不仅仅是指兼职或者劳务外包,而是包括不断随着市场需求灵活变化的劳动力需求。工作的不确定性随着雇佣关系的灵活性增加而不断增加,中国高技术移民虽然处于高技术劳动力市场,但却承担着高技术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三、数据搜集和方法

  本研究着力考察中国高技术移民在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工作状况。笔者总共采访了39位中国高技术移民,包括28位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的中国工程师和11位高校的博士后研究人员。招募研究对象主要使用滚雪球的方法。此外,通过关键守门人的介绍,笔者参加了大西雅图地区华人移民的聚会活动,还通过电话会议参与了在加利福尼亚州工作的中国工程师组织的职业发展研讨会。根据2015年H-1B签证报告,①大多数位于大西雅图地区和硅谷的大型高科技公司都是排名前100的支持H-1B签证申请的公司。因此,这两个地区非常适合研究人员招募访谈对象。当已有的访谈信息出现高度重复时,研究对象招募即告结束。

  本研究重点关注美国高技术劳动力市场的雇佣关系灵活性,因而本文在学术界的中国高技术移民中选择采访博士后研究人员。博士后在本研究中是一个通用术语,指的是美国学术界介于博士毕业生和终身教职系列职位之间的各种临时学术职位。笔者采访的11位博士后处在不同的就业阶段,并且在不同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工作。其中两人即将结束博士后工作,在他们现任职位工作五年多以后,已经获得了终身教职系列中的助理教授职位。受滚雪球招募方法影响,样本中大多数博士后在生命科学领域工作,尽管这可能会影响研究结论的普遍性,但因为美国学术界中生命科学领域是最早出现博士后工作岗位的,并且至今仍然是博士后数量最多的学科之一,所以考察生命科学领域的中国博士后的工作经历至关重要。

  由于这些受访者居住地各不相同,对于距离较远的受访者,访谈通过视频聊天软件或电话进行。笔者使用NVivo软件(Nvivo for Mac,11.3.1版本),运用改进的扎根理论方法(Corbin & Strauss,2007;LaRossa,2005)进行分析和编码。访谈中使用了半结构化的访谈提纲,每个访谈持续大约两个小时。笔者利用两轮分析和编码来整合访谈文本,第一次是开放式阶段,主要用于确定资料中存在的重要概念和主题。在第二轮分析中,笔者检查了对重要主题理解的变化以及这些主题如何体现在不同的群体之间。两轮分析和编码显示,与公民身份相关的诸多限制是影响中国高技术移民在美国工作经历的重要因素。

作者简介

姓名:张洪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赛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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