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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来移民小社会治理研究 ——基于上海、义乌和广州的实证分析
2020年07月16日 08:51 来源:《湖北社会科学》(武汉)2019年第9期 作者:吕红艳 郭定平 字号
关键词:外来移民小社会/社会形态/嵌入式治理/包容式治理/运动式治理

内容摘要:

关键词:外来移民小社会/社会形态/嵌入式治理/包容式治理/运动式治理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中国正在成为重要的移民目的国。在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北京、上海、广州和义乌等城市,越来越多的外来移民小社会正在形成。这些外来移民小社会内部具有一系列独特的联系、组织、文化和生活方式等,它们“脱嵌”于国家治理体系之外,给我国社会治理带来巨大挑战。地方政府通过外来移民管理与服务体系的适应性调整来对这些挑战进行回应,并塑造着外来移民小社会的发展形态。上海日韩人、义乌中东人和广州非洲人小社会的建构和地方政府对其治理之间存在着多重社会政治张力,并形成另类的“外来移民小社会与国家”互动关系。探索外来移民小社会的发展形态和有效治理,将为跨国移民社会的发展形态及新兴移民接纳国外来移民治理“向何处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可行性思考路径。

  关 键 词:外来移民小社会/社会形态/嵌入式治理/包容式治理/运动式治理

  作者简介:吕红艳(1985- ),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郭定平(1965- ),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

  一、问题的提出

  全球化时代,移民浪潮汹涌澎湃,席卷全球。几乎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完全置身于国际移民潮之外,大部分国家同时扮演着移民输出国、输入国和过境国的角色,[1](p7)中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加大力度吸引国际人才。2016年,中国正式加入国际移民组织,这意味着中国将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对待外来移民。“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使得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人才交流更加紧密。近年来我国所采取的一系列国际移民“新政”,无不表明中国挖掘“移民红利”的决心。经济的飞速发展、国际形象的大幅提升和移民政策的逐渐放宽,使得中国从原来单纯的移民输出国向重要的国际移民接纳国转变。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17年已有将近100万外来移民常住中国。[2]

  越来越多外国人涌入我国,渗透至各个城市空间,并通过族裔聚居的形式塑造着中国城市社会空间景观,使得越来越多的异质空间在中国城市社会里出现,如北京的望京韩国城、上海的日本人族裔经济聚居区、广州的非洲人聚集区、义乌的中东人一条街等。外来移民群体在中国城市社会里不断建构着自己的社会空间及社会关系网络,并且通过族群效应鲜明地嵌入当地社会,从而在中国城市里呈现出独特的“外来移民小社会”形态。而我们对中国外来移民小社会的发展形态、特征、功能和运作机制等还知之甚少。

  外来移民小社会的出现,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表现。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外来移民小社会、国家移民管理体制和地方治理实践之间还存在着多重社会政治张力。一直以来,中国都缺乏对待移民流入的管理经验,现行的社会管理体制对具有非国民性的、高流动性的、喜欢抱团的外来移民群体尚缺乏有效性,从而使得这些移民社会空间“脱嵌”于国家治理体系之外,成为国家社会治理的“真空”。这给中国社会治理带来重大挑战:一方面,这些“治理真空”有可能成为移民非法居留、犯罪、吸毒等问题的温床,威胁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外来移民聚居区及其社会组织有可能成为一种强有力的集体行动的中介,挑战国家社会治理的支配性地位和权威。

  虽然中国对外来移民的管理,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还处于“盲人摸象”阶段,但是面对“游离”于国家治理体系之外的外来移民小社会,国家并非任其自由发展或只扮演消防队的角色,而是通过主动采取一系列措施来试图将这些外来移民小社会空间变成其密切管控的领域。总体而言,目前中国政府对外来移民采取以管控和防范为主、以服务和培育为辅的治理方式。具体而言,地方政府又根据外来移民群体及其小社会带来的不同挑战,采取不同的适应性调控策略。地方政府的治理行动使得国家与外来移民小社会产生了密切联系。由此引发的核心问题是: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移民社会与民族国家如何在“地方”场域内相遇、碰撞和重构?国家是如何试图将外来移民小社会纳入其社会治理体系的?为何地方政府对外来移民群体及其小社会的治理会呈现出不同的治理景观?外来移民群体的社会空间建构与地方政府对其治理过程形成了怎样的互动关系?这些是本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

  二、“外来移民小社会与国家”互动关系的视角

  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统计局1998年公布的《国际移民数据统计建议》的定义,国际移民是指离开其常住国而迁到另一国家的人。该文件还将国际移民分为迁移到其祖籍国以外的其他国家至少一年以上的“长期移民”和三个月至一年的“短期移民”。[3](p4-8)国际移民组织对移民的最新定义认为,不论其法律身份、出于自愿或不自愿、迁移原因为何、停留时间的长短,只要是进行或者正在进行跨国移动,或者是在一国范围内离开其常住地的人,都是移民。[4](p1)本研究将在我国常住的外国人都称为“外来移民”。①同时,将“外来移民小社会”定义为:外来移民群体在其跨国实践过程中建构的、具有明显族群特性和内在统一性的社会共同体。这主要体现在:一是形成与特定区域相联系的族裔经济聚居区,二是建立内部社会结构,如族群关系网络、社会组织等。在这个社会共同体内部具有一系列独特的联系方式、社会组织、宗教文化、生活习惯等,并通过族群效应嵌入与之不同的中国主流“大社会”,从而凸显出其“小社会”的形态。

  学者对跨国移民社会的关注一般是从族裔聚居区(ethnic enclave)开始的。他们的研究表明,移民族裔聚居区具有相对独立的社会结构,有一定的边界(无论是地理性的还是社会性的),在功能上能够自给自足,实际上是一个可以观察到的移民社会,是外来移民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紧密相连而成的整体。[5]移民社会建构既表现为对一定地理空间的占有、使用、支配而形成族裔经济聚居区,又体现为在超越地理空间之上形成各种族群社团组织、族群网络和社会关系。列斐伏尔认为,社会空间由人类社会关系生产并同时生产着社会关系。[6]空间不仅是社会性的,还是政治性的、战略性的、意识形态性的,人们占有空间是为了管理它,对它进行加工、塑造。[7](p37-39)福柯也认为,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也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8](p13)列斐伏尔和福柯的研究都表明,空间与权力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一方面,人们对空间的占有、利用和控制,使其成为权力运作的载体;另一方面,空间的产生又是权力运行的结果,这些空间是权力化了的空间。作为外来少数族群,外来移民往往在语言文化、经济条件、社会地位、社会资本等方面都处于劣势位置,他们占有和使用的某一社会空间是其开展工作和生活的基础。采取族群聚居的方式可以更大程度上占有某一空间,并通过其独特的社会结构、社团组织、互动方式和运作逻辑来构建起“自我维系的生活秩序”。这些社会空间以及社会秩序的建立,不仅使外来移民群体在生活、工作和社会活动等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同时也生产出一种非正式权力,对抗着国家力量的直接进入和干预。

  我们调研发现,上海的日韩人、义乌的中东人和广州的非洲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了自己的族裔经济聚居区,这些移民群体在其族裔经济聚居区内基本能够实现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的自给自足。同时,这些外来移民群体通过熟人圈子、社团组织和宗教组织来构建移民社会网络。但是,这些移民群体的社会网络建构能力具有很大差异,其社会组织化程度也有所不同。我们发现,这些组织网络发育越完善,联系越紧密,其组织化程度就越高,对抗国家进入和干预的力量也就越强大。面对“脱嵌”的外来移民群体及其社会空间,地方政府试图将他们纳入其治理体系。总体上而言,地方政府都采取了“管理与服务并重”的外来移民治理方式,但是在不同的外来移民小社会的“脱嵌”程度、国家移民政策体制、地方社会认同状况等多种治理压力下又采取了适应性治理策略,从而呈现出不同的治理生态。这实际上反映的是地方政府以追求外来移民治理“绩效合法性”的行动逻辑。国家移民政策、地方认同和移民类型之间存在的多重张力,以及外来移民社会空间“脱嵌”所带来的治理风险、社会维稳与问责压力等都给地方政府带来巨大治理压力。地方政府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对这些移民社会空间进行治理和回应。

  

  图1 基于“外来移民小社会与国家”互动关系的分析框架

  国家与社会关系是政治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范式,并经历了从二元对立到互动关系的研究转变。20世纪90年代以前,人们大多讨论国家与社会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9](p77-100)20世纪90年代以后,米格代尔、埃文斯等人开始超越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关系的视角,提出了“社会中的国家”②“嵌入性自治”③“国家与社会共治”④等概念,他们认为,国家与社会之间不仅仅只有此消彼长的关系,同时也存在互补和合作等多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受此启发,笔者开始思考,外来移民小社会的建构过程以及地方政府对其治理过程是否也形成了某种互动关系?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深入分析与思考,笔者发现,外来移民小社会与国家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另类”的“国家—社会”关系。第一,外来移民小社会的独特性。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外来移民情况越来越复杂,呈现出来源广泛、身份复杂、层次多样、流动性高、异质性强等特点。无论定居与否,移民群体似乎都采取一种“和而不同”适应策略,[10](p68)从而在中国城市社会里呈现出一个高异质性的亚社会空间和亚文化景观。第二,外来移民小社会治理的复杂性、艰巨性和敏感性。在全球化的时代,跨国流动人口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外来移民及其社会空间的管理同时牵涉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两个话语体系。在国内政治层面,外来移民管理与国家主权、社会稳定、民族认同等问题相联系;在国际政治层面,外来移民问题涉及国家间双边与多边的合作与博弈。第三,外来移民小社会与国家互动关系的多样性。在全球化不断加深的时代背景下,跨国流动的人,无论是国籍观念还是国家认同都趋于淡薄,但是民族国家对这些人的入境、居留、出境和福利待遇等方面仍然发挥关键性作用。面对强大的民族国家,这些在跨国活动中寻找生存和发展空间的移民群体不得不舍弃一部分公共政治生活的权利,转而在家庭和族裔社会空间领域中寻求私人性和局部公共性的价值与意义。所以,这些在迁入国家不具有公民身份的外来移民就表现为国家忠诚和集体主义精神的普遍缺失,进而呈现为外来移民小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普遍疏远。正因为如此,与国内迁徙的移民相比,这些迁入的国际移民面对中国这个国家时就具有权利和义务上的根本性差异。所以中国政府对待国内流动人口的管理方法和传统的社会治理体制都不适用于这些外来移民及移民社会。

  以往有关国际移民聚居区和跨国移民社会空间的研究,主要是将这些移民聚居区或社会空间当成一个自成体系的空间领域来研究,考察族裔文化、族裔经济、族裔网络等对这些社会空间形成和发展的影响,而鲜有研究这些空间及其内部的非正式权力和权威是如何挑战国家的支配性地位的。同时也极少地关注到外来移民小社会的发展形态与国家特定的治理策略之间存在着的紧密相关性,更没有看到国家的外来移民治理在不同场域下的具体分化情况。因此,本研究将外来移民群体的社会空间建构过程与国家空间治理过程联系起来,并希望通过构建“外来移民小社会与国家”互动范式,为外来移民小社会的发展形态及中国外来移民治理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可行性思考路径。

  本研究建立在田野调查基础之上。从2011年开始,笔者就对上海的日本人和韩国人聚居区进行陆续的跟踪调查。而对义乌和广州的社会调查主要集中在2018年5月至2018年12月。调查方法主要有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等,其间笔者参加了二三十场由外国人社会组织或地方政府部门举办的活动,无数次进入国际社区、清真寺、基督教堂、礼拜点、外国人餐厅、外国人公司、酒吧等外国人聚集的场所,访谈的外国人达100多人,涉及40多个国家,深入访谈了17位商会/协会的领袖,还多次通过座谈会的方式同时与多名访谈对象沟通与交流。笔者的访谈对象除了外国人,还有出入境警察、派出所民警、社区及社会组织的工作人员、社区保安、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等。

作者简介

姓名:吕红艳 郭定平 工作单位: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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