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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理解范式中的价值关联:社会范畴、“众神的战争”与“客观性”
2020年07月13日 10:15 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作者:王赟 字号
关键词:范畴;价值关联;“客观性”;理解

内容摘要:

关键词:范畴;价值关联;“客观性”;理解

作者简介:

  摘要:价值问题是韦伯认识论的核心课题之一。韦伯将作为行动之现象的社会看作社会学研究的必要范畴,同时十分注重在区别的基础上联系现象世界和社会学学科,或者说行动者和观察者。价值问题决定了此种区别和联系。社会学则需要对现象世界中的价值判断和社会学内部的价值关联同时做出区分和联系。本文指出,韦伯将价值关联设置为现象世界和社会学之间、行动者和观察者之间的桥梁。社会学研究既要考虑行动中的价值,又要摒弃任何价值预设。结合作为构建现象世界之必要条件的社会范畴,韦伯社会学发展出独特的社会学“客观性”。“客观性”与韦伯认识论具有内在联系,同时否定了先验哲学和自然主义思想。本文还对韦伯的范畴、价值等概念进行探讨,从而指出,韦伯提供了一种“文化”和“理解”的视角。从“众神的战争”到“客观性”,韦伯回答了社会学的可能性和科学性等根本设置,而这对今天的社会学研究也十分必要。

  关键词:范畴;价值关联;“客观性”;理解

  作者简介:王赟,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讲师,斯特拉斯堡大学欧洲动态实验室(UMR7367)客座研究员,博士

  一、引言

  区别于注重组织化与功能课题的法国传统,德国传统更加重视社会现象中心理、意图和价值等问题,并将这些因素看作社会学研究的核心。从狄尔泰、马克斯·韦伯、齐美尔,到当代的哈贝马斯等人,围绕行动、互动和价值并最终联系到风俗和教化这两个维度的文化,德国传统向现代社会学提供了完整而独特的理论范式。

  这其中,作为社会学开创者之一的韦伯具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他对现象间因果性及社会学“客观性”的研究构成当代社会学理解范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韦伯在现象世界中观察到多元和多样的行动及价值,并将其称为“众神的战争”;另一方面,他又致力于在社会学中开展针对现象的“客观”研究,这无疑是对现象层面价值多样性的调和尝试。

  通过剖析价值在现象和科学两个层面分别呈现出的“众神的战争”与“客观”状态,韦伯将行动、社会化、理解等因素系统地融合为一个科学体系,并将其置于“社会”这一独特范畴之下。行动由行动者的感受或意图触发,在社会范畴的互动中得以实现。社会化也并非仅仅是外在的组织化或机构化,而是个体和外部世界的互动产物。韦伯认为,必须在社会学研究中高度重视各种因素、领域与关系之间的关联,并以此提出基于但同时高于现象的社会学。这一独特科学具有独特的“客观性”。此“客观性”既非自然科学客观性的简单复制和模仿,又使社会学区别于诸艺术门类。

  韦伯的理解范式十分注意现象世界与社会学之间,或说行动者角色与观察者角色之间,围绕“价值”这一核心因素的区别和联系。本文认为,通过对社会范畴和价值关联等问题的分析,韦伯本人的社会学认识论既兼顾了生活世界中现象和价值的多元性,又提出了统一而“客观”的社会学。那么,韦伯实际上同时承认现象层面的价值多样性和科学层面的价值同一性,而社会学本身也正是从“众神的战争”过渡到价值“客观性”的过程。

  二、社会范畴:社会联系与理解范式

  在《经济与社会》开篇部分和《论理解社会学诸范畴》(1913)中,韦伯均具体给出了其对社会、社会学、活动等的定义,并详细分析了这些因素或概念间的联系。他提出将“社会”理解为现象而非实体,并将其作为社会学分析的必要范畴。社会范畴并不同于简单的社会场所或情境,而是韦伯理解范式的理论内涵。通过社会范畴,对人和文化现象的研究不再受困于19世纪以来的唯物/唯心二元对立,而应在各种精神现象和物质实在的相互联系上加以实现。社会范畴在社会学上导致了社群/社会,社会化/社会性活动等概念的差异,并提出社会联系的重要意义。在相互交往和互动中,个体之间结成多样的社会联系,“个体作为含意图实体的行为,其中一人的行为限定另一人,并作为结果自我指导”。因此,社会联系并不是简单而外在的线性网络或组织,而首先表达了行动者之间的相互意图及其运作机制。每个人既影响他人又受他人影响;这个持续的过程在时间性上构成了社会。

  我认为,社会联系同时是群体性生活的结果和社会这一观念的成因。它体现了个体在历史和文化构建过程中的一种本能。在生活中,诸如爱、恨、忠诚、商业兴趣等心理因素从主观动机和客观理由两方面设置了行动,进而产生人际的社会联系。同时,社会联系将人与人的关系结合得更为紧密,并反过来为新的心理因素的生成设置了条件。行动者的相互吸引于是成为解释社会联系和个体文化发展的基本先决条件。群体心理因素通过社会联系所进行的不断往复对形成个体和社会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人际和互动层面的社会也因此成为分析一切关于人的现象所必不可少的范畴。同时,由于社会联系总是处于过程中,因此“社会”这个范畴也相应处于动态之中。

  韦伯的社会学思想因此指向但非局限于互动模式。一方面,它拒绝将社会理解为外在于人的实体。针对社会现象的研究首先要研究个体和其行动。社会得以形成,正是通过个体及其行动所结成的社会联系网络;另一方面,他又并非纯粹意义上的行动论者。社会学的科学性不在于排斥或隔断个体与群体、个体与他人等等关系之后建立的刺激-应激模式或机制假说,后者恰恰是实证主义自笛卡尔主义以来所建立的认识论基础。

  三、价值关联与价值“客观性”

  这种独特的社会范畴直接联系到韦伯理解范式对行动、价值和“客观性”的解读。社会必须在“人与其活动之现象总和”这个意义上被加以理解。针对社会的研究因此就是针对社会中的人及其活动的研究。意图和价值从理性和感性两方面向行动赋予动机或理由,并在互动中构成了社会借以形成的各种联系。社会学因此需要强调的是一种独特的“客观性”:它不是在研究中通过排斥心理、意图等因素而实现;相反,其“客观性”和可信性体现在对这些因素的重视和合理把握上。社会学研究的重心因此应该放在意图、价值等精神现象与机构化、组织化等外部现象之间的联系上。

  我认为,韦伯与其好友李凯尔特在这一点上持类似看法。他们均强调,认识开展的唯一途径是人类的经验。社会学在且只在这个意义上是经验科学。价值与行动同步出现,它既不是纯粹偶然的也不是超验的,而是历史的和认知的。李凯尔特和韦伯因此将康德的自然-个体-先验理性的设置转换为自然-个体-社会;并在社会范畴思考人的“超验”可能,当然,这时的先验实际上仅仅意味着时间上的“在先”。在这个意义上,康德所述知性到理性)的超越,实际上正是在前述社会范畴或历史范畴完成的。

  这其中,价值的历史性指人通过互动在时间维度上创造和传承知识与判断。价值的认知性则指价值的运行机制中同时包括理性的上升和情感的参与。历史的独创性和认知的多元性恰好赋予经验多元与多样的特征,而多样和创造性的行动又产生了多样的价值。多样的价值或因情感激发,或因功利需求引起,来源多元,表现同样多样,这些价值又导致了现实社会中的永恒冲突。那么,或许就只有用神话中众神之间的永恒战争做类比才能完美地体现冲突中的价值差异。社会学实际上要回答的,则是人类如何在此种价值多样性之下“共同生活”。现实中的个体因此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功能需要或结构整合而凝聚成社会。多个个体在多样性的价值和行动中相互需要、相互吸引、相互联系,现实的社会才得以形成。个体因此既是每个情境中价值和行动的创造者,又不得不圉于他自己的创造物之中。

  在行动中,人习惯于用判断带入行动的意图。每个价值判断由其具体所处的情境所支持。社会学家的地位则更为独特。他本人处于他自身的文化之内,并且作为行动者出现在其所处的情境中。显而易见,他受其自身独特价值判断的影响。但同时,他在研究中必须将其所处的情境(甚或包括他自己)当作研究对象。此时,他的观察者角色要求他必须与行动者角色相分离,从而将其从事的社会学研究区别或抽离于纯粹的现象事实。而由于作为研究对象的现象或行为中必然地包含了价值因素,他的研究又必须包括对价值层面的考量。因此,只有保证现象层面的价值评价和科学层面的价值评价相分离才可以建立“可信”(plausible)的社会学解释。社会学家在其研究中必须意识到,由于研究对象是具有文化意义的,他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与价值问题相关。但是,他必须避免将自己的价值作为个人判断带入研究中。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韦伯强制带入了“价值判断与价值关联”这一区别:前者满足日常行动,代表了个体的主观性;而后者对科学研究是必须的,并通向一个可能的“客观性”。社会学上的“理解”正是一个祛除日常生活中价值多元和多样性的过程;返回来,价值关联同时要求社会学必须对日常生活中个体的价值判断,即行动者的价值,加以考虑。

  基于这种设置,韦伯认为,“理解”在社会学中仅具方法意义,而行动者本身先于(因此并不参与构建)作为现象的理解本身。所有的现象因素对观察者来说都是等效的,其中既包括可见的行为,也包括隐性的心理因素、情感、理性化过程、价值判断等。而“理解”就是达到具体情境的科学方法。这要求将行动者与观察者所具有的不同心理效应区别对待。韦伯的理解范式因此首先建立在现实世界-社会学,以及行动者-观察者之间的区别之上。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区别又非机械割裂意义上的。

  我认为,与同时代很多学者一样,韦伯同时受到康德和尼采的影响。韦伯既看到了康德哲学所强调的超验精神现象之普遍性,又看到了尼采哲学所坚持的生活世界之多元化和永恒演变。他也一直试图寻找如下可能:社会学如何从人类社会多元和多样的经验生活世界出发,最终在科学意义上达到文化的普遍化。布东(Raymond Boudon)曾指出,“无论如何,过分夸张尼采对韦伯的‘影响’,并从中得出结论认为‘众神的战争’牵涉他思维中关于道德的,或总体上来说价值方面的,相对主义认识都是多余的”。韦伯确实注意到现象中价值的多样性。但是,韦伯并未因此接受“在科学研究中存在同样的价值多样性”这一相对主义观点。相较于尼采对现象世界的注目,韦伯将重心放在如何超越现象世界中的价值多样性,从而得到社会学中科学而“客观”的价值。而这又无疑是在康德所主张的超验因而是普遍而同一的道德观念之外,对经验多样性和文化普遍性的调和。这也为我们正确理解韦伯强制性地分离出价值判断与价值关联性提供了线索。在现实世界,价值判断解释了价值的多样性;而在社会学研究中,价值关联性要求观察者通过祛除价值多样性而达到“客观性”。这实际上指向了生活现象与科学研究的分离。

  但是,在现实世界与社会学学科之间、行动者与观察者之间的区别,并不能表明这些因素或维度之间是相互割裂的;相反,韦伯也同时指出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一方面,价值关联揭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独特的。行动者以一种包含文化和内部价值观念的“自成”方式行动。另一方面,针对对象的价值关联仅仅表达了认识中包含价值旨趣这个事实,而旨趣并不对对象做价值上的正面或负面判断。价值关联“表达了设置,却并不被预先设置”。这种联系是韦伯理解范式的第二个重要特征。如对此不加注意的话,社会学就有两种极端化的风险,要么沦为对多样价值不具评价力量的不可知论,要么沦为独断教条。韦伯宣称的价值关联因此并非仅仅停留在事实与价值间谁决定谁的意义上。社会学既非“独断”科学,也非如自然科学那样价值无涉。社会学应“理解地”阐释。或者说,社会学家必须“理解”现象中的价值设置,同时又要不带自我价值设置地去理解。

  运用价值关联原则理解社会学因此十分独特。首先,价值关联反对道德至上主义或先验哲学。对于韦伯来说,如冯·施穆勒那样混淆强制伦理观念和文化价值观念是错误的。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在现实中发展一种否认所有价值的道德,也完全可以设想,孕育出一种违反所有道德观念的文化价值。那么,就必须拒绝康德关于道德形式的先验论断,并否认康德赋予抽象精神的绝对普遍意义。所谓道德因此关乎伦理而与德性无关:它不意味着从知性超验到理性的绝对标准,而意味着个体在与其他社会成员的互动中确定的行动准则,及作为这种行为准则实施保证的结构化过程。

作者简介

姓名:王赟 工作单位:苏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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