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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合意”建构的三元行动理论:重探韦伯的《关于理解社会学的一些范畴》
2020年07月15日 09:53 来源:《社会》2020年第3期 作者:蔡博方 字号
关键词:《关于理解社会学的一些范畴》;《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合意╱合意行动;社会关系;韦伯的行动理论;

内容摘要:

关键词:《关于理解社会学的一些范畴》;《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合意╱合意行动;社会关系;韦伯的行动理论;

作者简介:

  摘 要:韦伯的《关于理解社会学的一些范畴》(下文简称《范畴》)对于发展社会行动具有关键作用,却由于诸多因素让位于《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本文从《范畴》内部的论述结构与外部的参照比较出发,进行相关脉络的梳理,以证明该文具有独特的理论内涵,然后指出“合意”在社会行动与社会关系上的双元角色以及通过“合意”所建构的“共同体行动╱合意行动╱社会体行动”三元行动类型。综观之,《范畴》的理论意涵值得我们反思“从行动到秩序”之间的另一种可能性。

  《关于理解社会学的一些范畴》;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合意╱合意行动; 社会关系; 韦伯的行动理论; 

    前言:《范畴》一文的脉络与本文问题意识

  韦伯在大病初愈回到学术工作、经历了方法论的论战与思考之后,《关于理解社会学的一些范畴》(以下简称《范畴》)一文是其重要作品(Weber,1913)。这篇文章于1913年刊登在Logos杂志上,并在韦伯过世之后收录于1922年由玛丽安妮·韦伯(Marianne Weber)编辑的《科学学说论文集》中。然而,1949年由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和亨利·芬奇( Henry Finch)翻译的《科学学说论文集》的英文版却没有收录这篇文章。1981年,艾迪奇·葛莱伯(Edith Graber)首次将它翻译为英文,刊登于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2012年,汉斯·H. 布伦(Hans H. Bruun)将其重新翻译,收录于他与山姆·威姆斯特(Sam Whimster)共同编辑的Max Weber: Collected Methodological Writings一书中(Weber,2012)。中文的首度翻译则在2019年由郑作彧教授翻译,于该年2月28日发表在孙宇凡的“Sociological理论大缸”微信公众号(韦伯,2019)。

  从这篇文章简短的出版与翻译史,我们尚无法充分理解它的重要性,因而需要回到《范畴》一文在韦伯著作中的其他参照点,才能初步探究它的地位。

  回到1913年,我们可以发现,韦伯当时写作《范畴》的目的是双重的(Graber, 1981;林端,1998;Orihara, 2003,2008;Whimster,2007: 150-155)。一方面,从文字内容上看,《范畴》是韦伯首度建立“理解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在此之前,韦伯并不常正面地或正式地使用“社会学”一词来定位自身的研究;另一方面,从文章功能来看,韦伯是在尝试进行一个艰巨(却未达成)的任务:写作一篇方法论文章,以此统摄由多人分别撰写而成的巨著——《社会经济大纲》。事后来看,这两个目的最后都未能达成。《范畴》不仅遭到几位学术同侪的质疑,作为学生教材在效果上也是不佳的。与此同时,原本作者阵容强大的《社会经济大纲》,收稿过程几经波折,作者群数度异动,最后更是未能正式出版。这样看来,流传至今的《范畴》一文仍孤立于韦伯浩瀚的著作之外。所幸,出版于韦伯身后的《经济与社会》一书虽然由他人编辑并且数度改版,仍然可以部分地挽救这样的孤立状态,成为《范畴》一文的相关参照。

  根据折原浩(Hiroshi Orihara)的考据工作,《范畴》一文与韦伯当时正在进行的其他文稿有着高度的内在关联,这些文稿大部分后来成为《经济与社会:Ⅱ》(Orihara, 2003,2008)。当代的其他学者也逐渐确认了这种文本间的关联性,只不过,我们可以进一步将其区分为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较为广泛且一般化,认为《范畴》对于“共同体行动”赋予了非常关键的地位,而且实际应用的例子高频出现在《经济与社会:Ⅱ》中,更遑论原本计划出版的标题是《经济及社会秩序与诸权力》,而其中的第一部分名称为《社会秩序的范畴》。这是较为普遍的对文本间关联性的一种观察。第二种看法则较为聚焦且特定化,认为《范畴》关注各种行动类型之间的转换,与《经济与社会:Ⅱ》的“法律社会学”部分有着高度的、特殊的文本间关联性(林端,1998;Graber, 1981)。不论是参照未能出版的《社会经济大纲》,或是参照由他人编辑的《经济与社会》,都是当代学者在缺乏韦伯本人在世之时的正式出版物作为参照文本的前提下,为1913年的《范畴》一文重新确定其在韦伯著作中的地位的努力。

  与这些努力相对立、相冲突的一种常见理解,则是把《范畴》视为1920年尚未定稿出版的《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下文简称《基本概念》)一书的前身,甚至仅是作为一种预备文本。这种见解带有两个强烈的当代预设:一方面,这种见解认为,韦伯似乎屈服于1913年后对于《范畴》的各种批评,因而只好以读者可理解性或概念关系简明性为原则,将《范畴》修改为《基本概念》;另一方面,这种立场也认为,经过韦伯较新修改的文字应该优于更为早期的文字,《基本概念》的简明性与体系性具有理解韦伯行动理论的“理论价值”,而《范畴》可能只有学术史上的价值,但对于行动理论的建构仅有辅助作用。

  本文尝试挣脱这样的定位与预设,希望参照《基本概念》所建构的社会行动理论,以梳理《范畴》一文的学术脉络为基础,重探其中的理论意涵。接下来,本文第二部分将简述《范畴》一文的结构及其留给读者的疑问,作为本文考据的基础;第三部分考察从《范畴》到《基本概念》的增删异动,并指出目前学界对于此间差异的理解;第四部分讨论两种诠释韦伯的立场与相应的社会行动概念,并提出本文立论。这两种诠释,一者以沃尔夫冈·施路赫特(Wolfgang Schluchter)为代表,重视《基本概念》的贡献;一者以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为代表,重回《范畴》一文。然而,这两种诠释不是忽略就是误解了“合意”概念的重要之处。本文认为,《范畴》一文中的“合意”概念值得重探,并具有关键的“双元角色”,甚至可以由此建构出一种三元的社会行动理论。

  文本:《范畴》一文的结构与简述

  《范畴》一文结构简明,但是,韦伯却在这篇文章中展开了与篇幅长度并不相称的论述,使得整篇文章隐含着一种不协调感(Whimster, 2007: 154)。这种“不协调”导致《范畴》在出版之后饱受批评,然而却可能是后世研究者重探此文的关键起点。

  《范畴》的前半部分(§1-§3)直接从“理解社会学”的界定出发,区别了理解社会学“与心理学”、“与法释义学”的不同。《范畴》后半部分(§4-§7)则由第4节一个具有争议性的概念——共同体行动——作为中间连接,然后开启了第5—7节,分别是“社会体关系与社会体行动”“合意”“机构与联合会”。下面先指出几个值得关注的“不确定”或“正反并存”之处。

  首先,《范畴》论述文字之间同时存在着“表╱里”“节╱结”之类的双重意义。举例而言,在“与心理学的关系”一节,韦伯看似在论述“目的理性╱正确理性”或“主观意义╱客观意义”之间的区别与重叠,并据此提出“理解社会学”的基本立场。然而,当进一步去审视韦伯所区分的“只能用心理学解释”或“理解心理学”的对象时,我们可以发现,“理性╱不理性”可能都是理解社会学的对象,特别是后者,如各种具有主观或客观意义的不理性。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与法释义学的关系”一节。韦伯一方面区分“规范有效╱经验有效”的意义,另一方面以其(被后世学者定位为)“方法论个体主义”的立场,说明了社会学观察与法学观察在哪个关键点上分道扬镳。换言之,《范畴》一文虽然有其结构与主线,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实际上仍能发现不少支线,甚至这些线索之间构成了多义并存、相互重叠、彼此冲突等关系。

  其次,《范畴》中存在着许多概念区分,却囿于篇幅(过短)与内容(过多)的不相称而未能说明这些区分的用意何在,从而给读者带来不少困扰,当然,也增加了不少想象的空间。最明显的是,韦伯对“行动”“共同体行动”“社会体行动”“合意行动”虽然提出了各自的定义,却也让它们之间可能存在部分涵摄关系。对于这些概念彼此之间的异同与涵摄,后文将进行讨论。在此,先指出另一个在《范畴》的各种概念区分之中所展现出的用意不明,即作为“列举的”或“例示的”用意。举例而言,在“与心理学的关系”一节,韦伯提出了以目的理性为导向的理性行动,并说它们“对于社会学来说,……这些都是无缝地联结在一起”。然而,实际上在《范畴》后续的文字之中,韦伯并未进一步论述提出这六种“行动”的用意为何,它们与诸如“共同体行动”“社会体行动”“合意行动”之间的关系为何?更遑论,在“社会体关系与社会体行动”一节,韦伯出于举例之故,提出了不少对比区分的概念组:“基于社会的行动╱仅有社会规则的行动”“建立社会体关系的行动╱以协议为导向的行动”“特殊的机构社会体行动╱有意义地与机构行动产生关联的(处于社会体关系的人的)社会体行动”“以其他社会体关系秩序为导向╱在更广泛的社会体关系中以某种方式再建构社会体关系”。对于这类的概念建构(不论是区分或对照),读者并不容易理解韦伯行文当时的用意何在。

  最后,对照《范畴》首尾两节可以发现,该文承载了韦伯的主要研究任务。以当代社会科学的词汇来说,就是从“方法论”到“一般理论”的任务。这个任务表现在《范畴》中最初的小节是确立“理解社会学”,最终的小节则是确立“(社会的)理性化”的进展。在这样首尾对照的阅读中,我们可以发现联系着“理解”与“理性化”的关键:“合意行动”。但是,关于“合意”“合意行动”的讨论在《范畴》之外却不常出现在韦伯的著作之中,甚至在《基本概念》中被放弃,没有进一步的深究(顾忠华,1993:5;郑志成,2005;Lichtblau, 2011;Swedberg and Agevall, 2016:72-73)。

  从以上几点来看,《范畴》的文字论述呈现出正反并存的性质。这虽然可能构成阅读与理解的阻碍,但也提供了重探韦伯关于行动理论的一个线索:《范畴》的价值或许更在于这些未发掘的部分。除了从《范畴》一文内部进行解读之外,这个线索也可以借助外部参照——如《范畴》与《基本概念》的简要比较——来进行。

  比较:《范畴》一文与《基本概念》的比较对照

  学者对于《范畴》与《基本概念》的初步比较目前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1) 改变 ;(2) 新增 ;(3) 删除(Graber, 1981;Turner, 1983;Schluchter, 1989: 427、453;顾忠华,1993;林端,1998;郑志成,2005;Whimster, 2007: 150-155;Swedberg and Agevall, 2016: 72-73、312-315)。对此,本文先做简要说明,再进一步讨论三者之间相互参照可能引出的思考。

  首先,获得最多研究者关注的地方是关于“行动”概念分类方式的“改变”。《范畴》中的“共同体行动”到了《基本概念》中变为“感情行动与传统行动”,并且不再是各种行动概念的共同基底;同时,《范畴》中“社会体行动”的界定被扩大,包含了两种理性的社会行动,即“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这个“改变”之所以获得多数研究者的关注,甚至成为社会学教材的基本共识,是因为韦伯通过“社会行动”概念的分类来建立社会学的研究对象(K?sler,1988: 149-157;Schluchter, 1989: 433-463;Schluchter, 1996:245-252)。

  其次,是一个容易混淆的“新增”。中文常翻译为“社会关系”,但在《范畴》与《基本概念》两个文本之中,不仅使用词汇不尽相同,语意指涉更是不同。在《范畴》中,“社会体关系”原是“社会体关系与社会体行动”一节的内容,到了《基本概念》中则正式独立成为“社会关系”一节。在词汇上,Vergesellschaftung与sozialen Beziehung的意涵略有不同:前者使用德文的组合字体来强调关系的群体性质,因此在《范畴》中会出现“共同体行动/社会体行动(Gemeinschaftshandeln/Gesellschaftshandeln)”这组对照呈现,而后者则没有这种群体性质的两相对照,“社会”二字的性质来自于sozialen作为Beziehung的前缀形容词。

  最后,从《范畴》到《基本概念》,整个“合意”的小节被删除,并且在《基本概念》中,关于各种社会行动及其衍生类型都甚少谈论到“合意性行动”。至于如何理解韦伯的“删除”,目前尚未获得研究者的充分注意。部分学者认为,这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删除”,因为韦伯已将对“合意”的讨论融入在《基本概念》对于正当性和支配的讨论中(顾忠华,1993:5)。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合意与合意行动是理解韦伯《经济与社会》或是其中“法律社会学”部分的关键钥匙(Graber,1981;林端,1998;Chazel, 2012;Treiber, 2012)。然而,本文却认为,合意(与合意行动)的消失意味着重要的理论重置。

  从“改变”“新增”“删除”这三个简单的对照来看,我们不难发现,三者之间是相互关联而非彼此独立的关系。

  一方面,从“新增”出发就会看到“改变”的深层意涵。“共同体行动被社会行动取代”仅是表面的,更重要的是“共同体行动╱社会体行动╱合意行动”的三元对比消失了,成为较常见的四种社会行动与“非理性╱理性”行动各两种类型的对比。从林端(1998:表一、表二)的对照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这个“三元对比成为二元对比”的转变,其中的关键正是合意行动的“消失”与共同体行动的“位移”(参见图1),而这些改变很容易被理解为“共同体行动被社会行动所取代”的表象。换句话说,这个转变并非词汇使用上的简单替代,而涉及理论架构的整体改动。

  图1:林端(1998:表一、表二)关于《范畴》与《基本概念》的对照

  另一方面,从“改变”出发就会看到“新增”的深层意涵。“社会关系”概念不仅具有词汇使用和语意指涉的不同,更具有理论建构次序上的意义。虽然韦伯在《范畴》和《基本概念》中都具有“从行动到秩序”的理论建构旨趣,但是,在《范畴》中的论述是将各类行动与社会关系紧密相连,但在《基本概念》中则反之,明确将“社会关系”视为“社会行动”之后的概念产物。这个差异可以在尚-皮耶·葛侯珊 (Jean-Pierre Grossein)整理的对照图中明显看到(参见图2)(转引自Swedberg and Agevall,2016:315)。此外,在这两个文本的后半部分论述中更可以发现这样的差异:在《范畴》中,“机构(Anstalt)╱联合会(Verband)”都可以是更细分的、衍生的行动类型,而在《基本概念》的后半部分,例如第7节的“正当性秩序”之后,论及关系、组织、机构时已不再与社会行动相联系。

  图2:葛侯珊(Grossein, 1996,转引自Swedberg and Agevall, 2016:315)关于《范畴》与《基本概念》的对照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即使仍与《基本概念》存在着连续性,《范畴》一文确实有着自己的理论框架,而这反而是目前研究较少去探究的,即合意本身的关键性与合意行动在《范畴》一文中的关键位置。

  诠释:几种主导诠释及其不足

  当代社会理论研究者回到《范畴》一文,部分是希望通过韦伯建构一个更为完整的社会行动与社会秩序的理论,部分是希望能“将韦伯去帕森斯化”(Tribe, 2007)。撇除与帕森斯幽灵纠缠的后者,从《基本概念》回到《范畴》的理由可以有“消极”与“积极”两种,它们分别以施路赫特和哈贝马斯为代表。

  在施路赫特看来,《基本概念》提供了关于“行动导引”与“行动协作”的理论建构(以及与其相应的类型学)。有关前者的讨论在第2节,有关后者的讨论在第4节,两者由关键的第3节——“社会关系”——串联起来。然而,几近完美的“社会行动→社会关系→协作秩序”的理论建构,却有一个小瑕疵:在“行动类型╱行动协作”两种类型学之间,韦伯缺少关于“自发性协作”的讨论(Schluchter,1996: 248)。这种具有“自发性”性质的行动协作,未必可以包含在“两个相互指向对方的社会行动”构成的“社会关系”的范畴之内。那么,在《基本概念》之前的《范畴》一文中是否存在着可能的线索?出于对《基本概念》结构清晰、瑕不掩瑜的定位,施路赫特(Schluchter,1989: 453)对此问题并未着墨太多。力主回到《范畴》一文的是与他同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重新阅读韦伯的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Habermas,1984:279-286)在其巨著《沟通行动理论》中指出,韦伯的行动理论有两个版本:“官方版本”与“非官方版本”。前者即是由施路赫特(2014:19-26、273-280)所整理出,依据手段、目的、价值、后果四要素逐一具备(或反过来逐一缺乏)而得出的四种社会行动的类型学。至于哈贝马斯所谓的“非官方版本”的行动理论则必须回到《范畴》一文。

  在哈贝马斯看来,韦伯在《基本概念》之中提出的行动理论对于规范性的面向刻画不足,即使建构了“价值理性行动”,却仍未能说明“基于规范共识”的状况(高或低)以及如何以之为基础改进既有的行动理论。因此,哈贝马斯重返《范畴》对于“共同体行动╱社会体行动”的讨论(参见图3),并认为如此讨论规范共识有助于建构新的行动理论,亦即“工具行动”“策略行动”“沟通行动”(特别是导向于理解,而非如前两种行动是导向于成功)的分类。正是在这个关键点上,我们一方面肯定哈贝马斯眼光独到,指出了重探《范畴》一文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他基于“建构出沟通行动”的理论旨趣而简化了《范畴》中“共同体行动╱合意行动╱社会体行动”的些微差异,特别是有关“合意”的讨论。“合意行动”在“共同体行动╱社会体行动”之中的关键位置没有获得重视,而“合意”更是被哈贝马斯诠释为具有“共识”与“约束”作用的概念。

  图3:哈贝马斯(Habermas, 1984:283、285)对《范畴》之行动类型的借用

  从以上的简单说明可见,不论是立场消极的施路赫特或是立场积极的哈贝马斯,都指出了重探《范畴》的必要性,只不过两者皆未正视“合意”与合意行动的讨论,因而容易形成“拥护《基本概念》的施路赫特”与“拥护《范畴》的哈贝马斯”这一表面对立的印象。实际上,“合意”概念的内涵、合意行动在其他行动类型之间的位置,都是重探《范畴》的关键。

作者简介

姓名:蔡博方 工作单位:台北医学大学人文暨社会科学院、医学人文研究所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赛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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