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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学的知识生产范式 ——以晏阳初和费孝通的实践为例
2020年07月08日 09:18 来源:《学术月刊》2020年第6期 作者:李友梅 耿敬 字号
关键词:知识生产;晏阳初;费孝通;“创造性适应”范式;“从实求知”范式

内容摘要:

关键词:知识生产;晏阳初;费孝通;“创造性适应”范式;“从实求知”范式

作者简介:

  摘要:20世纪前半叶的乡村建设运动,不仅是一场社会改造运动,同时也是中国现代社会学的知识生产运动。在这场知识生产运动中,晏阳初的“创造性适应”范式和费孝通的“从实求知”范式,基于自身的文化基础和相异的研究旨趣,提供了诊断和理解中国社会的不同方法和路径,同时也为当时改造中国社会提出了不同的可能性方向。这两种知识生产范式,作为中国社会学的学术遗产,对其实践逻辑的比较分析可以为今天中国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建设带来重要启发意义。

  关键词:知识生产;晏阳初;费孝通;“创造性适应”范式;“从实求知”范式

  作者简介:李友梅,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上海 200444);耿敬,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上海 200444)。

  项目基金: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转型社会学理论范式创新研究”(17ZDA112)、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委托课题“中国社会学知识体系构建若干问题研究”(2019WHB006)的阶段性成果

  在20世纪前半叶,一场由中国知识分子主导并参与的声势浩大的社会综合改造运动——“乡村建设”运动在中国大地兴起。对于这场运动,无论当事者将其看成是“今日社会运动的主潮”,还是后人将其评价为“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社会运动”,它都显然不是一场简单的社会实践。事实上,对于投身其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而言,这场运动既是他们对中国社会历史与现实进行的一次全方位反思与解构,也是对中国未来社会制度与发展道路进行的一次多维度探索与尝试,同时更是认识中国社会现实与选择中国发展道路的一场知识生产运动。本文拟辨析“乡村建设”时期晏阳初和费孝通的知识生产路径的异同,探究以文化基础为核心内涵的中国社会学知识生产实践,这些实践不仅推动了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而且促成了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之间的对话和沟通,进而丰富了知识积累,发挥了学术共同体对于社会建构的积极作用和意义。

  知识生产的文化基础

  中国知识传统向来注重以合乎社会实践所积累的经验作为评判知识的标准,这也构成了与西方知识体系追求先验或超验的最高知识的不同旨趣所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可以视为中国传统知识体系这一重要特征的集中体现,他认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这就意味着“知”离不开“行”,“行”亦是“知”的价值实现方式。进而言之,为“乡村建设”付出的努力既体现了参与者认识中国乡土社会的意向旨在回答“中国向何处去”,同时也是关于当时中国社会的知识生产实践。作为个体学术旨趣的知识生产过程,往往与社会的需求息息相关,社会需求会引导知识群体关注某些特定的领域或特定的问题,运用各自所掌握的理论与方法展开相关研究,并期待所生产出的知识可以支持解决社会问题。这时,知识生产就从一种个体性的思辨或单纯的学术职业逐渐转变成一种社会化的过程与实践活动,学者也逐渐转变成知识分子。

  若按照鲍曼的解释:“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意向性意义在于,超越对自身的专业或局部性关怀,参与到对真理(truth)、判断(judgement)和时代之趣味(taste)等这样一些社会整体性问题的探讨中来。“是否决定参与到这种特定的实践模式中,永远是判断‘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尺度。”

  我们这里的“知识生产”(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所谈的,正是这类中国知识分子如何超越个体情怀、投身现实社会之中的实践过程,它着重关注的是近代以来在中西文化互动的格局下诸般知识是如何逐步形成的,以及又是如何通过各种载体不断地加以传播,从而成为某种公众知识并影响人们对世界认知的。这种知识生产本身内嵌着一种“真理性宣称”(truth-claim)的特性,知识分子通过不断地将其创造的理论知识加以“真理性”的宣称和传播,甚至还通过某些社会实践去加以验证,并以其生产出来的知识参与到社会新知识的生产过程之中,最终建构形成一套知识体系。其实,在知识体系层累成型的过程中,知识本身的建构性与“暂时性”往往会被受众所忽视,尤其是处于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下,当生产出来的知识在“真理性宣称”之上又被“科学性”所加持,那么知识受众就自然会弱化对知识本身的进一步反思,这一知识就可以脱颖而出成为当时的“权威”知识,进而影响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道统”求索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真理性宣称”,其所求之“道”皆为“真理”。

  费孝通曾在评述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时指出:“研究工作本身是一种文化现象,所以学术有它发生时的情境及对于生活上的功能。”相较于以“学术旨趣”为主导的“个人知识”生产的实践活动,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生产实践往往受到“兼济天下”文化传统的影响。这一传统始终驱使着中国知识分子自主性地参与到知识生产的实践之中。在这一实践活动中,他们是以社会需要与政治理想的实现为使命,学术研究大多偏向现实社会伦理,而且始终为社会现实服务。

  20世纪前半叶,救亡图存成为中国社会压倒一切的社会需求。面对鸦片战争以来国家的内忧外患、重重危机,作为“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这时往往就占据“先知”的地位,倡导其理念,投身于社会启蒙。正如余英时所指出的,虽然百家所持之“道”有不同,但往往都以社会秩序的重建为己任。

  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如何建构现代国家的问题上,急切地寻找能够做出合理性阐释的理论和知识体系。

  在整个“乡村建设”运动中,参与其间的各类团体和机构有600多个,分别设立的试验区有1000多处,“南北各地乡村运动者,各有各的来历,各有各的背景。有的是社会团体,有的是政府机关,有的是教育机关;其思想有的左倾,有的右倾,其主张有的如此,有的如彼”。虽然有着各不相同的理念体系和价值诉求,但面对积贫积弱的中国乡村社会,他们依据各自的认识和理解,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改造实验。尽管时间有长有短,范围有大有小,工作有繁有简,动机并不一致,但人们都试图从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和角度采取各种可能的途径加以革新或改良,以便探索出一条比较适合中国乡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出路。

  一般而言,知识生产都是在对既有知识模仿或学习的基础上完成的对既有知识的超越,而知识生产者则需要以自身的文化基础为依托加以判断或选择,抛弃怎样的知识陈规,如何汲取他人的知识,如何对不同学科的知识进行重组,进而生产出新的知识以回应特定现实的需要,并尽可能有效地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晏阳初和费孝通正是基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和学术基础,提供了解释中国社会的不同视角与逻辑,把学术知识的追求与国家未来的命运结合在一起,自觉地投身于关于中国社会的知识生产中去,进而提出一系列思想理论和实践方案。说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投身其中的乡村建设运动同时也是一个知识生产的过程,是因为他们救亡图存的努力皆以“文化自觉”为前提,二者都体现了在古今中西之境遇中对“中国向何处去”的认知探索以及对本土文化主体性的自觉体认。

  晏阳初认为:“乡村建设运动当然不是偶然发生的,它的发生完全由于民族自觉及文化自觉的心理所推迫而出。所谓民族自觉就是自力更生的觉悟……沉下来反求诸己,觉得非在自己身上想办法,非靠自己的力量谋生不可。这就是所谓自力更生的觉悟。乡村建设便是这个觉悟的产儿……要谋自力更生必须在农民身上想办法……固有文化已失去其统裁力,而新的生活方式又未能建立起来,因而形成文化的青黄不接,思想上更呈混乱分歧的状态……这种文化失调的现象实有从根本上求创应(creative adaption)的必要。”

  费孝通指出,“‘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即弄明白“我们各民族的文化是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文化自觉”的目的不是别的,而是“文化主体性”,即对现代化的“自主的适应”。

  从细微处辨析,晏阳初的文化自觉更侧重于中西对比意义上借助现代西方的他者来映照对中国文化特性的认知,而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更强调了古今传承意义上中国文化传统如何与世界多元文明共存共美的现代意义,广义的“文化自觉”涵盖了以上两个方面。他们在投身乡村建设实践的过程中,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思考不外乎落在两点:社会组织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晏阳初认识到人的现代化的问题的重要性,他指出:“从事人的改造的教育工作,成为解决中国整个社会问题的根本关键。”晏阳初所指的教育工作是广义的,他注意到了生产教育的重要性,将旨在“增进生产力”的“生计教育”与文艺教育、公民教育、卫生教育共同构成了平民教育的四大类。

  如果说“人的现代化”是根本问题,而人的生活、吃饭问题便是根本问题中的紧要问题。相较于晏阳初所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为寻求民族文化出路而设想的“远景目标”,以费孝通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则看到了“人的现代化”在当下社会条件下的“分步走”战略,由此我们看到费老“行行重行行”、紧跟“变化着的实际”的阶段性思想变化,这些变化与如何从地方性知识逐步延伸到世界秩序与文明进程的总体性思考紧密联系在一起。进一步说,在对西方观念的态度上,即便都有西学背景,但比较而言,晏阳初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西方进步观,而费孝通则“按下不表”,“从实求知”,首先要看清乡土社会的本质。这也预示着晏阳初和费孝通在面对中国农民现代化问题时会出现“知识分子的想象”与“农民主体的实践”之间的分离,即便晏阳初坚持以科学的方法进行调查研究,但先入之见的影响仍难以掩盖。

  总体而言,要在实践上解决比较重要的问题就要动用整合性的知识,这也意味着解决问题的实践对整体性、综合性知识提出了高要求。从现实来看,近代中国社会的危机是总体性的,要改变社会积贫积弱的现状必然牵涉到方方面面,在这种情境下,如何在向世界敞开大门迎接新文明的同时,不会因外来力量的强大而丢失自身民族和文化的主体性?这是时代之问,也是有着深沉家国情怀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反身自问。面对现代文明,他们不是把中国作为封闭的疆域和固化的历史,而是作为一种“文化基因、民族特性、历史逻辑”,以此为基础来“融通”中西古今,并希望通过对自己浸染其中的传统中国文化的“自觉”与“认知”进而能够进一步提升文化自主意识和文化适应能力。在现代西方文化与传统中国文化碰撞之际,他们深刻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民族文化的自觉和主体性?”他们希望以文化知识持有者的身份,为自主性文化的坚守来构建新的知识体系。作为知识分子个体可能会有自身经验和特有专长的优势和局限,但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之间仍可以通过对话、交流,形成更富积淀的知识积累,进而发挥学术共同体对于社会建构的积极作用和意义。

  晏阳初“国民”性的知识生产

  中国近现代知识体系的生产是建立在认识论转向的基础上的。林则徐、魏源的“睁眼看世界”,是中国人了解世界、向西方学习的开端,也是中国人的思想认识从传统转向近现代的重要标志,是中国现代性知识生产的源点。而对“现代人”概念的知识生产影响最大的当数梁启超。1902年梁启超的《新史学》《新民说》提出了改造国民素质的“新民”理论。他认为,国家强弱的基础不在制度、器物而在国民素质,强调国家的现代转换首先是国民德性的现代转换,“新国家”的建立迫切需要具有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的“新民”。但中国人虽有国家观念却无国民概念,不具备现代国民意识,而“新史学”的任务就是要激发民众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培养其现代国民意识。其后,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受到梁启超的影响,一面将“新民”奉为现代文明社会成员的标准,并不断完善“新民”这种现代人知识内涵,一面又致力于教育实践改造乡村社会进而培育出符合现代社会的“新民”。“除文盲、作新民”正是晏阳初的乡村教育目标。

  (一)对“新民”的知识生产

  在梁启超的“新”化思想中,他根据自己对现代国家的想象,设想出“新民”应有的新德性,诸如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尚武、进取、冒险、权利思想、国家思想、义务思想等。这种“新民说”对国内青年产生了重大影响,蒋梦麟、胡适、张君劢、蒋百里、丁文江等都深受这一思想极大启示。按照胡适说法,梁启超对“新民”新德性的设计给中国人最重要的启示就是中国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诸般美德。至“五四”前后,陈独秀带着对未来中国的期盼,希望未来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新青年”应具备革新与创造“新民”的精神,为此,他特意在《青年杂志》(创刊号)的“发刊词”中将这种“新民”的特征加以归纳:(1)自主的而非奴隶的;(2)进步的而非保守的;(3)进取的而非隐退的;(4)世界的而非锁国的;(5)实利的而非虚文的;(6)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对于中国人的弱点以及应改革、培养新精神等,都予以指明。相对于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共产党理论家多侧重于人的现代化改造,毛泽东等人更注重针对旧有社会制度的改造,尤其是土地制度的变革。这种认识既符合中国农民千百年来“均贫富”的利益诉求,也紧扣孔子以来“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

  梁启超掀起了“新民”思潮,而晏阳初更是把握这一思潮,针对国家的急切与基本需求展开了“除文盲、作新民”的乡村教育运动。

  相对于梁启超“新民”的德性之新,晏阳初更侧重于“新民”的人格、生命力之新。“所谓新民的建设是中国全民族新人格的建设。所谓新不是那些不同于我国与我民族旧有的或由东西各国新介绍新抄袭来的便是新。我们所谓的新,是我国民族自身在原有的生命里创造出来的新生命的新。”从新人格与新生命力的角度,晏阳初为“新民”赋予了不同于梁启超的含义,即智识力、生产力、团结力与强健力。他强调说:“国家不建设在国民的基础上,固然很危险;建设在缺乏智识力、生产力、团结力、强健力的国民基础上更是危乎其危。”所以他强调“新民”必须要具备“民智、民德、民力”三方面的素质。

  晏阳初的“新民”思想不仅承接来自儒家经典的传统,还要结合西方基督教平等博爱的学说,将“平民”思想融入“新民”的内涵。按他解释:“平民”之“平”,就是基督教的“平等”之义,即“生而平等”。所谓“平”,既是“平等之平,和平之平,平社会之不平的平,要世界各国承认中国人的平等的平……社会上如果一天没有承认平民教育的重要,不把平民教育作为立国的生命,社会就不平一天。非社会平等,人人受教育,世界决不能和平”。为此,他还特意将平教会的会徽设计成一个红色的“平”字。

  同时,晏阳初发现,梁启超的“新民说”只提出“什么”(What)是应兴应革的,却没有详说“怎样”(How)去实现兴革。梁启超对实现兴革的设想就是通过“新史学”去尝试。而晏阳初及其同仁则是希望通过来自西方的、更为科学的方法去实现。这一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价值偏好,所以“当我们进行创造时,既不盲从地抄袭外人的东西、固执地保守我国的古董,又不偏急地轻视其他各民族的文化贡献,或偏急地抛弃我中国民族固有的一切文化成绩”。“我们也决不假定一个玄想的‘新’来作一切工作的死目标,来范围着我们底思想态度,来限制着我们底工作进行”,而是尽可能以客观的原则加以推进。“我们深信归纳法的科学方法由许多的事实和长久的经验而产生出的结果,比根据假定的原则而强求适合此种原则的事实与经验所产生的结果,要可靠的;所以我们底定县实验里是毫无偏见的。”

  晏阳初之所以提出“新民”必须具备“民智、民德、民力”等素质,不只是其承继、融合梁启超、基督教思想的结果,他更强调这是来自科学调查的结论。其“新民”知识的生产便增加了一些科学依据,似乎更具说服力。

  (二)对“愚民”的知识生产

  晏阳初对中国农村,尤其对农民弊端的判断是经历一个从主观认识到科学归纳的过程。1920年晏阳初回国后,结合他在法国华工群体开展“识字教育”的经验,先后在湖南长沙、山东烟台、浙江嘉兴等地兴办平民识字教育,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他这么重视识字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发现了“中国贫苦”、“国人无知识”,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害了三种病,即瞎、聋、哑。国民大部分不识字,不能读书报”同时,“别人还说我们又老”。由此,他形成了关于中国农村“愚”“贫”“弱”三大弊端的早期思考。1924年,他在《平民教育运动》中又说:“中国人最大的弱点就是缺乏合作精神。中国被称为‘一盘散沙’!”由此可以看到他后来关于中国农村“私”这第四大弊端的雏形。如果晏阳初关于“新民”的观念多少依托了对西方人美好的想象,那么,他对中国农村各种弊端的判断上,在其主观上也是有意或无意地遵从了西方人对“落后中国”的想象,因而他总是不自觉地运用“别人说”或“被称为”的语词。这时,在他关于中国农村的知识生产中,更多是以西方社会和西方人作为理想的参照物的。在他著名的《平民教育的宗旨目的和最后的使命》中,更是将中西方直接加以对比来强调中国农村的落后:“试看欧美教育普及的国家,人人有读书看报之能力,两相比较,其智愚的相差,不啻天渊……我同胞弄到三万万以上的文盲……实为中世纪专制国家老愚民。”可见,在他看来,中国农村以及中国人在“智识”上的“愚昧”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之后,只要有机会,他便利用来宣扬这一主张,以期能引起更多的“有识之士”接受其观点。

  为了让人们更加相信自己的“愚民”观,晏阳初也强调其对中国农村弊端的判断是具有科学依据的。“平教总会”的生计部主任冯锐曾说,若要真正了解中国农村,最首要的就“在于用科学方法,取我国乡村生活,加以翔实精密之调查与研究,俾全部乡村生活情况,得以整理”。正是通过进一步的定县研究,晏阳初他们发现中国农村的弊端就是“愚”“穷”“弱”“私”(即“散”)。这就以更为科学的方式再度验证了定县调查前晏阳初对中国社会所做出的判断。因晏阳初对中国农村弊端做出的判断在方法上较他人更为科学,所以其说法影响极为广泛。

  关于传统中国的落后和农民的愚昧,当时的知识界有很多分析,但相对而言,晏阳初建构起的知识观的影响力却是最为广泛和深刻的。费孝通《乡土中国》中针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分析基本也是对晏阳初观点的回应。费孝通在其《文字下乡》中提到:“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我们当然记得不少提倡乡村工作的朋友,把愚和病贫联接起来去作为中国乡村的征候。”“我要辨明的是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从这些回应中我们可以看到费孝通不同于晏阳初的知识生产路径。

作者简介

姓名:李友梅 耿敬 工作单位:上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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