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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释“关系”作用的上升趋势?
2020年07月06日 09:50 来源:《社会学评论》2020年第1期 作者:边燕杰 缪晓雷 字号
关键词:关系/劳动力市场/求职网络/改革时代的中国

内容摘要:

关键词:关系/劳动力市场/求职网络/改革时代的中国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本文聚焦于改革开放时期“关系”作用的变迁趋势。将关系作用置于市场化和体制变迁的视域下,其变化趋势存在稳定、上升、下降等几种可能,学者们就此发表了不同的理论观点和实证研究成果。本文从关系作用趋势的学术争论入手,从文化惯习和经济结构的双重制约视角,讨论了它们对关系作用空间变化的影响,提出了体制不确定性与市场竞争性交叉影响的分析框架,并用1978-2014年的求职调查数据检验了相关研究假设。研究结果支持“关系作用上升论”:将关系资源区分为信息与人情两个不同类型之后,两种关系资源在改革开放时代都保持着上升趋势。结论中,作者提出“关系”是一个变量的观点,其行为意义在五个层次之间发生变化,即:联系纽带、情感纽带、情义纽带、互惠纽带、交易纽带。这为推动关系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新的概念框架。

  关 键 词:关系/劳动力市场/求职网络/改革时代的中国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基于多学科理解的社会网络模型研究”(13&ZD177)。

   作者简介:边燕杰,西安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终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社会学、关系社会学、社会网络分析、社会分层与流动、实证社会科学方法论;缪晓雷,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网络分析、网络社会学。

  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的社会变迁是多方位的,很难一言以蔽之。本文聚焦一个富有争议的学术话题,即“关系”①的作用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变化趋势。从经验数据上看,关系作用的变化趋势无论是上升、下降、还是稳定不变,都涉及了如何看待市场化不断增长的宏观背景下,人际社会关系如何发生变化的问题。人际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根本问题,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关系作用的变化趋势也引发了国内外学者极大的研究兴趣,但是观点相斥、视角交叉、结论不一。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这一问题给予明确的理论判断和系统解释,并基于经验事实提出系统的实证分析。为达此目的,本文将集中讨论四个相关问题:第一,关系作用趋势的学术论争;第二,关系作用的双重制约;第三,劳动力市场的关系作用空间;第四,关系概念的再思考。

  一、关系作用趋势的学术论争

  关系,无论日常生活还是学术领域,是指个体之间的纽带联系。在社会网络分析领域,作为纽带联系的关系概念,并不是指阶级关系、政治关系、社会关系等概念中那种理论抽象的联系性,而是指彼此相识、互相来往、情义相笃、资源交换的人际关系(Bian,2006)。在我国文化中,关系一词具有感情、人情、面子、回报等丰富的行为内涵(翟学伟,1993)。这超出了英语学术文献中的relation或connection的语词含义,所以不做翻译,直接使用汉语拼音guanxi(斜体表明外来语)(边燕杰、张磊,2013)。在国际学术界,如果从胡先缙1944年在《美国人类学》期刊上发表“中国人的面子概念”一文开始(Hu,1944),关系研究正式进入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视域,75年来,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40余年,积累了丰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也引发了究竟如何评价市场化过程中关系作用的变化趋势的学术论争(Bian,2018)。由于论争的历史起点是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时期,所以我们选择这一起点展开讨论。

  (一)改革开放前的关系作用

  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时期是公有制一统天下,经济资源的统分统配是主要的体制特征。这一体制特征的社会行为意义可从城镇劳动力资源的统分统配得到一些基本的认识。1956年开始的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开启了劳动力的统筹分配政策,国家控制并集中分配城镇工作岗位,职业终身制和劳动力使用的“单位所有制”并举,由此产生的“充分就业”和“大锅饭”式的经济平均主义,被错误地认为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吴敬琏,2002)。当时,“服从分配”是普遍的社会行为规范,而“自谋职业”则是极少数伤残贫弱居民以个体劳动者身份来获得生活来源、维持生计的一种补充性制度安排。数据表明,在“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即将开始的1978年,全国城镇劳动力的99%以上都安置在全民所有制部门和集体所有制部门,个体劳动者不足1%(国家统计局,1984)。

  上述制度安排被国际学界称之为社会主义再分配制度(Szelenyi,1978)。该制度下,直接生产者(工人、农民、其他劳动者)将其生产剩余全数上交国家,国家按照计划目标沿着行政“条块”体系由上至下分配人、财、物等各种经济资源,统一管理产、购、销等各种经济运行环节(Bian,1994)。根据魏昂德(Walder,1986)对于国有企业的研究,再分配经济造就了一个“组织化依赖”的社会运行体系:单位依赖国家以获得各种再分配资源,职工依赖单位以获得吃穿医住行等生活必需品,个人依赖对党的忠诚和对直接领导的追随而获得政治上的认可、事业上的机会、物质上的优惠。在魏昂德看来,最后一种组织化依赖尤为重要,因为个人对于政治核心的依赖程度决定着他们的生存机遇,其关键机制就是“工具性的特殊主义关系”(instrumental particular-ties)的建立和运用。也就是说,个人通过与上级领导建立稳定的特殊主义关系,完成工具性交换,实现个人利益的满足。魏昂德将这种特殊主义称为“有原则的特殊主义”(principled particularism),即对政治信仰的忠诚在实践中变成了对单位领导的个人忠诚。

  对于改革开放前的普通公民而言,由于资源再分配是国家主导的、各级干部执行的,因此利用个人与各级干部的私人关系获得再分配资源成为一种体制性的特征,无论是城镇工作单位,还是农村人民公社,皆为如此(Bian,1994;Yang,1994;Yan,1996;Kipnis,1997)。城镇职业工作是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再分配资源,引发了很多学者的研究兴趣。在工作分配的过程中,国家劳动部门首先按照教育水平和职业培训将城镇等待分配的青年统一配置到不同的工作单位,这些青年人在各个单位内再分配一份具体的工作,为此他们的关系作用发生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动员可能的关系力量进入一家“较好”的单位,然后是动员可能的关系力量在单位内部获得一份“较好”的工作岗位(Bian,1997)。

  什么是“较好”的单位和岗位呢?其标准当然存在个体差异,但对于每位等待分配的青年而言,他们对于“较好”的单位和岗位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期待,问题是决定这个期待高低的关键要素并不在于个人教育水平,而在于能否有一个“关系人”在单位和岗位分配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Bian,1994)。职业分配是这样,其他资源分配也是这样。杨美惠(Yang,1994)将掌握分配资源的“关键人”称作“看门人”,而她在中国城市的观察表明,所有的再分配资源都有“看门人”守护,而与“看门人”建立了私人关系,人们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种种限制,获得这些再分配资源,小到包括国营商店出售的瘦肉、门诊医生开具的病假条、一张确定班次的火车票、预定任何酒店房间的单位介绍信,大到家用电器购买证、住房指标、岗位调动名额、晋升机会等等。由于和“看门人”建立私人关系的核心机制是礼品交换,所以杨美惠称毛时代的再分配经济为“礼品经济”(gift-economy)。

  上述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前关系作用的前提条件是国家的垄断、资源的稀缺、流通的封闭、市场的缺位。为此,人们自然会联想到,改革开放之后,在市场化不断上升的新形势下,这些宏观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之后,关系作用是否退出了历史舞台?

  (二)改革开放后的关系作用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体系施行“双轨制”,即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的并存。“双轨制”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在劳动力配置方面,国家分配和市场配置两种渠道并存;在商品价格上,政府定价和市场议价两种机制并存;在生产领域,计划内资源调拨和计划外资源购买两种方式并存;在工资发放上,预算内收入和预算外收入两种收入来源并存(Naughton,1995)。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我国经济改革进入全方位的深化发展阶段,非国有部门扩张迅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国有企业实行裁员增效改革,出现大批下岗、待业职工。在“抓大放小”政策下,主要行业和企业巨头重组的大型经济集团依然由国家调控,并受中央、省、市各级政府监管(Keister,2000)。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是一个经济转型的动态过程,趋势是越来越偏离再分配经济,越来越向市场经济靠拢。针对经济转型过程中关系作用的内在逻辑,学者观点相异,具有代表性的是市场转型论和权力维续论。

  市场转型论认为,市场化是资源配置机制的变更,是由再分配机制向市场机制的过渡和转型。这种过渡和转型既是渐进的过程,也将权力和资源从再分配者转移到直接生产者,即从计划官员和分配官员转移到企业家、专业技术人员、工人和农民的手中。所谓市场转型,指的就是资源配置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转变,从而导致社会分层机制的两个相互关联的革命性变化:一是政治权力和政治资本的贬值,二是专业技术能力和人力资本的升值(Nee,1989)。与此同时,市场转型还意味着,国家计划管控的垂直供销关系的弱化和萎缩,待之而起的是生产商之间的横向合作关系的强化和扩张(Nee,1992)。市场转型论的推论是,魏昂德关于“有原则的特殊主义”的关系作用逻辑,将随着市场化的提升不断式微,最终退出经济领域的历史舞台(Guthrie,1998)。

  权力维续论与市场转型论的核心判断是针锋相对的。权力维续论认为,市场化不仅是经济运行机制、经济产权的变化,更重要的是经济过程与政治过程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协调(Bian& Logan,1996;Parish & Michelson,1996;Zhou,2000)。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政治制度不变的条件下,以渐进的方式进行的,行政机制和市场机制同时发挥作用。所以,市场机制推动了人力资本的升值,而行政机制又维系了政治资本的力量。因此,伴随着市场化过程,社会分层机制将出现两种重要的变化趋势:一是“双轨制”条件下,随着经济的增长,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将同时增值,而不是一方贬值、一方增值(Bian & Logan,1996);二是“抓大放小”的产权改革之后,国家出于政治稳定和实现国家意志的需要,将继续维护国有部门的垄断地位,在富有战略地位的相关产业形成“国进民退”的格局,从而加强政治权力的经济基础,强化政治资本的作用(Bian,2002a)。在权力维续论视野中的社会分层体系,社会网络关系的作用同样持续,因为政治权力运作预示着人为成分在各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是消退,而是维持,甚至是加强。为此,纵式关系不会像市场转型论期待的那样不断式微,相反地,通过强关系寻找实权人物而获得政策倾斜和市场机会,从而得到人情回报的空间将会增大(Bian,2002b)。

  (三)关系作用变化趋势的“辜-杨论争”

  市场转型论和权力维续论间接地涉及了关系作用的变化趋势问题。事实上,关于关系作用在改革开放时代的变化,已经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研究议题。这是因为,计划经济时代“组织化依赖”的社会运行方式正在接受市场化的洗礼,那么在“组织化依赖”日益变形和消失的改革开放时代,关系的命运,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中的作用及其变化,便成为一个人们开展独立研究的议题。但是,由于学者们的经验观察各有不同的区域,持有不同的视角,又获得了不同的实证分析结果,所以他们关于关系变化的理论判断是针锋相对的,为此引发了一场持续不断的学术争论,集中反映为“辜-杨论争”。

  “辜-杨论争”发轫于辜瑟瑞于1998年在《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上的一篇论文(Guthrie,1998)②。辜氏当时是一位青年社会学者,博士学位就读于思想活跃的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中国季刊》的论文就是他的博士论文的核心部分。这篇论文有两个要点。一是,经验观察上,辜氏在上海开展了国有企业管理者的访谈。访谈涉及了很多问题,包括企业和员工的雇佣、供应商和销售商的选择、企业内部的各项经济决策过程等等,在这些企业运行问题上辜氏的关注点是关系的作用。他的访谈对象告诉他,关系作用已经式微,不重要了。二是,辜氏对于他的经验观察做出了理论推论。他认为,中国的关系其实质是人情交换,是非理性的:再分配时期“组织化依赖”的企业运行模式下,国有企业接受的是“软预算约束”,无论盈亏国家统收统配,多了上交、亏了补贴,为此管理者可以不顾及企业的产值和利润,非理性地雇佣关系人推荐的待分配者,无论其能力高低,只看推荐人与自己的关系远近亲疏。但在经济改革日益深入的条件下,即使国有企业也越来越受“硬预算约束”,自负盈亏,全面理性,所以决不会顾忌关系人的推荐,只考虑企业的效益,使得关系的作用日益下降。根据这些推理,辜氏在其1998年论文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关系下降论”,并于4年后进一步扩展他的论证,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瞩目(Guthrie,1998,2002)。

  广泛瞩目的后果是支持与讨伐的同期而至。支持者认为辜氏的理论逻辑是令人信服的,关系下降趋势是符合市场转型论的理论预测的,所以进一步开展实地调查,收集经验数据,为关系下降论提供新的例证。有两项求职研究的实证结果提供了观察发现。一是韩泽尔(Hanser,2002)发现,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初职获得者,无论进入新兴的市场部门,还是进入改革后的国有部门,关系都没有发挥作用。韩泽尔的解释是,就像辜氏所说,无论国有还是非国有的雇主,对于工作申请人的筛选是按照经济理性来进行的,只看其资质,不看其关系。二是黄先碧(Huang,2008)发现,到深圳求职的大学毕业生,云集招聘大厅,她访问了很多人,其中有些人确实动用了个人关系渠道,但是这些关系渠道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因为雇主只看求职者的个人能力,不看他们的社会关系。黄先碧的解释是,深圳的高端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本科毕业的高校信号和个人在面试时所表现的各种能力,使得关系的作用撞了南墙,产生了“边界”(limit),失效了。

  美国知名人类学家杨美惠(Mayfair Yang)也是基于实地观察开展关系研究的,而不是系统抽样的调查研究,但是她的观察结果和理论观点与辜瑟瑞完全相反,引发了所谓的辜-杨论争。杨美惠研究关系的早期著作《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发表于1994年,2009年翻译为中文(杨美惠,2009),对于计划经济时代和改革开放初期关系在城市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做了非常详实的观察和分析。当她读到1998年辜氏论文后,发现辜氏反对她关于关系作用的结论,当时未做出反应,但当辜氏2002年再次以她的观点和研究作为批判靶子的时候,她反击了,于当年在《中国季刊》发表了长篇论文,对辜瑟瑞的研究从理论概念、哲学思考、方法论等方面提出了全面的质疑和批判(Yang,2002)。

  在杨美惠看来,辜瑟瑞的理论结论是研究简单化的体现。辜氏将研究重点放在了上海少数大型国有企业上,范围有限,而他的访谈是表面性的,草率从事。她认为,市场化的重要成果之一是消费品市场的充分发展,所以在获得消费品方面关系不再起作用,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关系起作用的宏观条件是短缺经济,所以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某些领域,只要存在短缺性,特别是国家持续控制的领域,关系的作用就一定还起作用。例如与政府相关的合同、进口指标、银行贷款、税收政策、市场信息等。这些新兴形式主要发生在需要与国家打交道的经济领域,关系在这里找到了发挥作用的新空间。杨美惠将关系总结为弹性制度下的适应机制,不断创造和再现新的行为表现形式。因此她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关系的影响将持续存在。

  社会学家张光琦(Chang,2011)支持杨美惠的观点。她将关系视作获取稀缺资源、连接权力资源、嵌入信息互惠的社会网络行为策略。在她看来,关系永远不会消失,关系的使用随着制度不确定性的程度而变化,资源配置、信息传递和市场竞争的不确定性越大,关系的重要性和工具效用就越大。如果说辜瑟瑞受新古典制度主义的影响,提出了市场理性制度观,那么杨美惠、张光琦则认为关系深深根植于中国文化,具有弹性地适应经济制度变化的特性。所以,进一步理解关系在改革开放后的变化,需要寻找合适的场域,综合文化、制度、市场等多种因素进行考量。

  二、关系作用的双重制约

  “辜-杨论争”引发了我们对于关系作用的深入思考,涉及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微观层面,关系的作用发生在两个相互联系的社会行动者之间,即求助者和关系人,前者向后者寻求实质性的帮助,后者在风险-收益的博弈中提供帮助,是一种人情交换的人际互动行为(Wellman et al.,2002;边燕杰、孙宇,2019)。宏观层面,任何人情交换行为虽然存在于每个文化体和社会体之中,但其发生率和有效性在文化体之间和社会体之间存在极大差别,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社会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这是帕森斯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理论的核心内容(Parsons & Shils,1951)。为此,在我国改革开放40余年的背景下深入研究关系作用的变化,必须从宏观层面提出分析性框架,就人情文化的持续性和经济结构的变异性两个方面给出恰当的理论分析。

  在本文的这一部分,我们基于第一作者的前期研究,对这一框架所包含的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两个方面给予理论分析,概括为“文化惯习制约”和“经济结构制约”。制度经济学的杰出学者、2009年经济学诺奖获得者奥利弗·威廉姆森曾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他认为文化惯习是相对稳定的,千年一变,而经济结构的变化相对较快,十年一变(Williamson,1993)。我们无须纠缠他的论点的具体实证结果,但是他关于文化惯习的稳定性和经济结构的变异性给了我们极大启示:在文化惯习制约方面,我们应该特别注重我国数千年累积下来的那些稳定性的文化惯习制约要素;而在经济结构制约方面,我们应该特别观察近40年来究竟哪些经济结构制约要素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我们关于关系变迁的双重制约论点。

  (一)文化惯习制约

  文化惯习对于关系作用的制约,可以借助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1989)的“场域-惯习”论开展分析。布迪厄认为,惯习(Habitus)是一种组织性行为的结果,是与环境不断交互作用后产生的一种行为倾向系统。惯习指派了一种存在方式和一种习性的立场,并且是一种前提预设和趋势偏好。同时,惯习与场域密不可分,布迪厄将其称为“被遮蔽的双重关系”,并用一个等式表达了场域、资本、惯习三组概念之间的关系:惯习×资本+场域=实践(Bourdieu,1986)。在社会交往中,行动者经常处于复杂、混乱或信息冗杂的情形中,没有时间为自身的行动进行理性的思考。这时,行动者常常会遵循期望理论(Kahneman & Tversky,1979),按照某种系统的、可预见的方式进行决策。在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关系文化已经被实践反复证明了是行之有效的,所以成为人们理性思考和行动的第一惯习。我们认为,关系行为惯习从浅至深包括六种类型:亲属惯习、亲情惯习、复用惯习、面子惯习、人情惯习、延展惯习。下面我们一一讨论。

  1.亲属惯习

  行动者在使用关系时,首先习惯于区分亲属关系与非亲属关系。关系起源于亲属关系网络中情感和义务的家庭联系,它是中国社会关系的核心和立足点,中国人在家庭之外的社会互动和行为模式,就是按照家庭关系来调节的,即所谓的关系主义取向(梁漱溟,2011)。家庭关系超越了亲属关系的界限,通过互助、互惠等方式来影响社会互动。因此,关系被定义为“行动者之间特殊主义的、带有情感色彩的、具有人情交换功能的社会纽带”(Bian,2006)。居于关系之间的行动者有三种关系类型:亲属关系、类亲属关系和非亲属关系(Lin,2001b),行动者总是倾向于向亲属关系与类亲属关系进行沟通和寻求帮助,从而形成了亲属关系使用中的亲属惯习。同时,关系类型可以衡量特殊性程度的不同,从而行动者会被施加社会和心理压力,帮助或制约其利益交换(King,1994)。

  2.亲情惯习

  在亲属关系与类亲属关系中,行动者习惯于区分强关系与弱关系。中国社会的关系模式是以行动者自我为中心的网络重叠的“差序格局”(费孝通,1998),在这种模式下,行动者通过反复的情感性和工具性交流,建立起以自我为中心的亲疏网络,从而改变关系的特殊性程度(社会距离)。与互动较少、亲密程度较低的弱关系相比,中国社会更依赖联系频繁且感情紧密的强关系(Bian,1997)。关系反映了一个完整的特殊性联系,一个人的核心关系是强关系,其处于弱关系与强关系连续分布的右侧(Bian,2018)。亲情惯习是典型的强关系类型,可以超越家庭关系和亲属关系,成为社会帮扶的主要力量(Yang,1959)。因此,行动者在使用亲属关系或类亲属关系时,会附加亲情的选择作用,形成关系使用的亲情惯习。

  3.复用惯习

  行动者越是注重强关系,便越倾向于关系的复用性,即通过一对一的关系来构建多重意义、实现多重功能。在社会网络分析领域,这种社会交往行为偏向所产生的关系纽带被称为复用关系纽带(multiplex ties)(Verbrugge,1979)。在西方社会,最典型的复用关系纽带是“发小网络”(old boy network)纽带,指的是政界或商界里面有权有势的小圈子,都是从小一起生长、长期混在一起、相濡以沫的一群相互依托的“大佬”们(Mitchell,1969)。一位外国学者发现,在中国社会,每个人除了组织中的正式身份,还有很多其他的身份,人与人之间可以在正式组织之外结成非正式的网络,其纽带也是复用性的(Mayo,2003)。当今社会,中国有许多现实关系纽带都是多元复用的关系纽带,包括上下级、同乡、校友、老同事、师生等等。因此,行动者在习惯使用强关系的同时,也伴随着关系复用的惯习。

  4.面子惯习

  当关系复用性与现实中的行为逻辑相悖时,行动者习惯于考虑面子的重要性。面子是人们获得社会声望、巩固及提升社会地位的准则(Hu,1944)。行动者在使用自身网络中的多种复用关系时,受到面子的约束,便会产生悖论,一方面丰富的关系类型可以带来丰富的资源,另一方面过度使用关系会影响社会声望。面子基于人际关系产生,使得人们通过注重面子来维持自我形象,在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手段提高自我形象,甚至遇到难堪时也试图维持自我形象(Goffman,1955)。因此,面子逻辑中蕴含了“争面子”“要面子”“顾面子”等含义,人们有争取和增添自身面子的意愿,在使用关系时也会注重面子惯习(翟学伟,1993)。

  5.人情惯习

  关系不仅是家族亲情伦理和义务的社会延伸,同时也是特殊主义的工具纽带(Walder,1986)。关系具有情感化、私人化的特征。其中,情感化特征使得人们在使用关系时会遵循人情法则(Huang,1987),主要体现在日常工作生活中的走访拜会,与危难时刻的帮扶援助。私人化特征使得人们遵循关系运作的规范和策略,谨慎的处理建立关系、馈赠礼物等问题,从而在再分配经济、商品经济模式之外形成了“礼物经济”(Yang,1994),使得经济交换更富有人情意味。因此,关系互动的基础并不在于社会伦理和义务规范的履行程度,而在于资源掌握和交换的能力,行动者具有建立私人关系的人情惯习。

  6.延展惯习

  行动者的人情关系存在亲疏远近的差异性,为了获得更多的人情关系,行动者倾向于延展自己的关系网络。在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中,关系是个人中心的网络的交叉(费孝通,1998),利用关系形成的社会网络也是直接关系和间接关系的混合体。例如,在改革开放以前,待分配青年若想与分配工作的官员取得联系,必须通过直接关系和间接关系找到有效的中间人(Bian,1994);在改革开放之后,同样的求职模式在研究中被发现(Yang,2002;Bian & Huang,2015)。因此,行动者的延展关系可以利用直接关系和间接关系,构建以个人为中心的关系网,从而获取异质性信息和寻求工具性帮助。

  (二)经济结构制约

  经济结构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本文注重经济结构的两个维度,都是我国改革开放时代变化较大的方面:体制不确定性和市场竞争性。

  1.体制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是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奈特(Knight,1921)认为,当经济行动者缺乏足够的相关知识时,对经济行为的未来风险缺乏感知和判断,是由于风险的不可测量、不可编码、不可量化造成的,概括说来就是未来不确定性。诺斯(North,1990)认为,未来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体制不确定性,因为任何经济活动,包括市场运行和公司内部运行在内,都是在一整套制度规则的范围内开展的;那么,如果制度规则模糊而不具体、制度规则的制定和执行不透明、不同的制度规则之间互不兼容,就发生了体制不确定性的问题。

  本文采用诺斯的不确定性概念来考察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体制不确定性。根据诺斯的定义,我们使用的体制概念指的是对于各种经济活动具有约束意义的制度规定和具体规则,而体制不确定性是指贯穿于我国转型时期的“双轨体制”并存条件下的三种经济规则状态:经济规则的模糊性(ambiguity)、规则执行中的非透明性(non-transparency)、不同规则体系之间的非兼容性(non-compatibility)。对此,我们可以从1978年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三种策略得到理解和认识。首先,体制改革的最初策略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确定的体制改革蓝本。实践证明这个策略起到了“体制破冰”的效果(史宪民,1993),推动了经济发展,但是体制设计和建设落后于新兴市场活动,所以产生了诺斯说的制度规则的模糊性。其次,体制改革的基本推进方略是“试点先行”,成功的就推广全国,失败了就自我消化。实践证明这个推进方略是有效的,但由于试点选择在方便吸引外资、领导人特别得力的沿海地区,所以成功的试点都带有很强的地方特色,难以归纳为制度规则,产生了诺斯说的制度规则的制定和执行的非透明性。最后,体制改革是渐进式的,产生了“双轨制”,再分配机制的保留和市场机制的创新是并存的,即所谓“老人老制度、新人新办法”。实践证明,“双轨制”在维护既得利益的同时激发了市场改革的新动能,避免了“休克疗法”所导致的体制崩溃、社会动荡的严重后果,但是与此同时也产生了诺斯说的制度规则的非兼容性,为权力寻租、官员腐败、非法经营提供了极大空间。

  2.市场竞争性

  除了体制不确定性,市场竞争性也是关系作用空间变化的重要宏观经济条件。在一个国家垄断或者财团寡头垄断的经济体中,市场准入是垄断的,市场竞争降到低点(James & Lewis,1986)。此条件下,关系的作用是建立与“守门人”的亲密联系,获得垄断资源和机遇。这是关系作用空间较小的一个经济体。当市场对多个竞争对手开放,资本机构、技术水平日益完善的时候,市场竞争程度较高,为了击败对手,必须加强各自的比较优势,所以纵向的政府关系、横向的厂商关系、广泛的社会关系,都成为企业社会资本的来源(边燕杰、丘海雄,2000)。为此,越是竞争程度高的市场,越要求行动者有相对比较优势,经济资源、人力资源、社会资源越丰富,则越有竞争优势。其中,社会资源即关系社会资本,市场竞争程度越高,则要求有越多的关系社会资本,关系作用空间也随之加大。

  3.转型经济的特征

  上述体制不确定性和市场竞争性的交叉影响,使得我国转型经济具有三个重要特征,均与关系作用的变化趋势相关。第一,信息流通缺乏制度化的渠道,市场信息的非对称性持续较高。这主要表现为市场信息的流通不畅,关键的、重要的、隐秘的商业信息不是公开发布的,而是通过亲属网络、沿着关系渠道而流动的,产生了西方学者称之为“网络资本主义”的现象(Boisot & Child,1996)。第二,新的经济组织之间的信任建立缺乏制度化的基础,市场交易成本持续较高。市场交易者之间的信任是相互接触和交易成功的必要保障(Granovetter,1985)。再分配时期,经济组织的“条块”归属成为厂商之间建立信任的制度化基础,随着计划分配体制的弱化和离场,这些制度化的基础随之瓦解,新的经济组织没有制度化依托,只能求助于亲属网络、友情网络来建立稳定的横向联系,成为市场经济的信任基础(Lin,1995)。第三,转型经济充斥着违规行为,而法制不健全和有效法律制裁的缺位,导致投机行为泛滥、权力寻租严重、权钱交易横行,引发了经济行为者寻求关系的介入和保障(He & Ng,2018)。换言之,转型经济是一个关系作用空间不断增长的经济体(Bian,2002b)。

  4.关系作用空间的动态模型

  根据本文第一作者的前期研究,转型经济中的关系作用空间受体制不确定性和市场竞争性的交叉影响(Bian&Zhang,2014),如表1所示。体制不确定性和市场竞争程度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理论概念,前者指的是经济制度规则的不同程度的模糊性、非透明性、非兼容性的共同作用下所导致的经济行为不确定性,而后者指的是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与流通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众多独立产权的经营者来参与实现、而不是由单一经营者通过把持市场进入而产生的垄断状态。为此,体制不确定程度可高可低、可强可弱,与此同时,市场竞争程度也可高可低、可强可弱,它们的交叉分类就构成了四种关系作用空间,帮助我们提出4个实证研究假设。

表1 关系作用空间的动态模型     

表1 关系作用空间的动态模型

  第一,象限I是有限关系作用空间。在1956年“统筹分配”政策实行后,一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再分配制度,因此体制不确定性较低。再分配制度下资源配置的唯一方式是国家计划,以此来调配金融资源、劳动力资源、生产和消费资源。所有的企业和机构均由政府管辖,在全民所有制的制度下几乎没有私人性质的经济活动。由于经济实体之间的交易是通过行政手段管理的,因此市场竞争程度也是最小的。例如,劳动力通过国家分配的方式调控,户籍制度与企业员工终身制使得劳动力的流动性极低(Walder,1992)。因此,根据改革开放前的宏观经济制度提出假设1:改革开放前,关系在一个较小的有限空间内发挥作用。

  第二,象限Ⅱ是不断扩张的关系作用空间。1978年的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中国的经济环境,但改革的策略增加了体制的不确定性。在改革的初级阶段,体制建设在一种缺乏总体设计的情况下摸索前进,区域之间、城乡之间采用了渐进式改革与试错式改革,这些策略造成了体制的模糊,以及实施的差异性(Bian,2002;Shirk,2007;Naughton,2007)。在市场方面,出现了新兴的市场活动,市场竞争程度主要体现在小商品市场、国企绩效工资制度、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城镇个体户等方面,对于国家层面而言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提高。因此,在改革初期,体制的不确定性使得行动者使用关系时既有再分配体制时的特色,也由新兴市场将关系带入到新的空间,据此提出假设2:改革开放初期,关系的作用空间开始上升。

  第三,象限Ⅲ是最大关系作用空间。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中国进入了改革深化期,在体制方面,1978年以来的改革策略依然适用,体制不确定性达到了新的水平。在市场方面,实施了一系列新的改革措施,如开放了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大力吸引外资、鼓励私有经济发展。这些措施显著地提高了中国的市场竞争程度,在“抓大放小”的政策下,私有经济迅速发展,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也完成了从“国家分配”到“双向选择”的转变。由于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经济同时快速发展,关系在这一时期更为重要,对于提高资源配置、业务运营以及个人回报都有显著效应(边燕杰等,2012)。基于体制不确定与竞争程度都很高的讨论,我们提出假设3:在深化改革时期,关系的作用空间发挥出最大效能。

  第四,象限Ⅳ是条件性缩小的关系作用空间。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中国进入全球化进程,在透明、清晰和规范的国际标准和监管下,市场化被进一步提高到全球竞争的程度。在体制方面,市场活动成熟、受世贸组织影响的地区和行业中,体制不确定性呈下降趋势;在其他集中在混合经济制度下的地区和新兴行业中,体制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因此,加入世贸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体制的不确定性,但仅表现在受到全球影响力较弱的地区和行业,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与全球化合作水平的提高,这些地区和行业的体制也将趋于稳定。据此我们提出假设4: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关系的作用空间取决于体制有效性的影响。

作者简介

姓名:边燕杰 缪晓雷 工作单位:西安交通大学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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