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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阶层与体制内中产的地位认同差异 ——基于情境锚定法的一项研究
2020年07月06日 09:42 来源:《社会学评论》2020年第1期 作者:杨城晨 郁姣娇 张海东 字号
关键词:新社会阶层/体制内中产阶层/地位认同/情境锚定法

内容摘要:

关键词:新社会阶层/体制内中产阶层/地位认同/情境锚定法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在地位认同研究中,参照群体对于社会成员自身地位的判断起着重要作用。本文利用情境锚定法控制参照群体因素后,发现新社会阶层的地位认同高于体制内中产阶层。在影响因素方面,以党员身份和管理权限为代表的“权力地位”因素对于新社会阶层地位认同的作用走向式微,而以旅游健身支出为代表的市场性因素成了包括新社会阶层和体制内中产在内的中产阶层确立自身地位感知的重要因素。文章提出,情境锚定法的应用能够有效地校正主观抽象概念测量时存在的偏误;而新社会阶层与体制内中产阶层地位认同的差异,揭示了市场化转型背景下由“身份认同”向“市场地位”转变,成为决定社会地位和形成阶层分化的主要机制。

  关 键 词:新社会阶层/体制内中产阶层/地位认同/情境锚定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社会阶层的社会流动与社会政治态度研究”(17ZDA11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社会阶层的社会流动与政治态度研究”(17ASH004)。

  作者简介:杨城晨,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分层与社会不平等;郁姣娇,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化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健康社会学;张海东,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新社会阶层、社会分层与社会不平等。

  一、问题的提出

  在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领域,阶层认同或地位认同(status identification)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与重点所在。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转型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中产阶层(middle class)不断发展壮大,成了社会发展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他们对自身地位的感知以及变化趋势,对社会的稳定以及理解相关的社会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冯仕政,2011;Krieger,et al.,1997)。因此,对于包括中产阶层的在内的阶层地位认同研究,成了学界具有重要影响和独特价值的研究领域,并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的成果(刘欣,2001,2002;李春玲,2004;李培林,2005;张翼,2005)。

  回顾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历程,其一方面秉承了工业化背景下产业结构与职业结构的分化以及教育的扩张这一条中西方共同的道路(李强,2005),另一方面,市场化转型所带来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以及全球化的进程为近年来中产阶层的发展提供了另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动力机制(周晓虹,2010)。区别于具有“身份继替”“权力衍生”等特点为代表的“体制内中产”来说,市场化进程使得在体制之外出现了一批以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与技术人员为代表的具有强大“市场能力”的新社会阶层①群体。从职业结构来看,这一群体大致可以被归为“体制外的中产阶层”(张海东等,2017:9-12),而其在社会结构的位置、基本特征、社会政治态度上均与体制内中产阶层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呈现出自身鲜明的“新”特点(李路路、王薇,2017;李春玲,2017)。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在地位认同层级以及影响因素方面,新社会阶层也极有可能与体制内中产阶层存在一定的差异和区别。阐释、理解这种地位认同上的区别,不仅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题中之义,更为重要的是,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兴起的“阶级撤退论”,主张从生活经历、日常体验等认知维度去解释阶层行动的主要维度、影响其态度和行为的情况下(Thompson,1963),研究地位认同并比较中产阶层内部不同群体的地位认同就具有了更为深远的意义和价值。

  但是,综观现有对于中产阶层地位认同的相关研究,其大多集中于这一阶层宏观性的讨论和分析,虽然近年来部分研究聚焦了私营企业主(范晓光、吕鹏,2018)和青年白领(雷开春,2018)等特定中产群体的地位认同,但总体而言缺乏对“体制外”新社会阶层地位认同形成机制、影响因素比较等方面的具体探讨,以及体制内外不同中产阶层地位认同的比较,因此具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此外,由于诸多研究发现当前中国中产阶层的地位认同与客观经济地位有着较大偏差,其地位认同明显“向下偏移”(范晓光、陈云松,2015;韩钰、仇立平,2015),那么这一发现是否也存在于新社会阶层群体中?这种地位认同偏差是否由于测量尺度的不同而发生改变?为此笔者将引入情境锚定法(anchoring vignettes)这一测量方式,对新社会阶层和体制内中产群体的地位认同进行比较和探讨。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参照群体:中产阶层地位认同测量的“迷思”

  学界一般认为,地位认同作为阶层意识的一部分,反映的是“个人对自己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据位置的感知”(Jackman & Jackman,1973)。因此,地位认同应当与其所属的客观经济地位相同或相近。但是,国内众多研究却表明,作为占据社会结构中间位置的中产阶层,其地位认同却呈现出与自身社会地位不一致的现象(刘欣,2001;李培林,2005),地位认同存在着较大的偏差和偏移(范晓光、陈云松,2015;韩钰、仇立平,2015),中产阶层的认同感较为缺乏(赵延东,2005),“认同中产”在社会结构中的规模较小(李培林、张翼,2008)。就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尽管国内中产阶层的比例在不断增加,但人们对主观地位认同的步伐并没有完全跟上社会结构的变动(冯仕政,2011)。

  面对中产阶层地位认同“向下偏移”的现象,众多学者从机制性原因的角度给出了有关的解释。例如,有研究从群体认知的角度指出,国内社会大众与学界对中产阶层所达成的一般性共识存在较大的反差,他们大多将“中产阶层”理解为“上层的工作、巨额的收入、奢侈的消费”,给中产阶层粘上了精英化的标签(李春玲,2013),这必然导致多数属于“中产阶层”的社会成员不认同自身的中产身份,从而造成了地位认同的下偏。另有的研究从阶层意识动态论的角度出发,认为转型时期生活机遇的变化尤其是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动使得利益受损人们产生了“相对剥夺感”(刘欣,2001,2002),直接造成了部分利益受损的中产阶层群体地位认同的下偏(范晓光、陈云松,2015)。这种剥夺感还使得中产阶层产生了种种对自身职业、收入和生活状况的不满和不安全感,形成了一种中产阶层群体性的焦虑(李春玲,2004,2008)。

  而与此同时,例如进城务工人员等一些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的地位认同却显现出明显的“趋中化”现象(李培林、张翼,2008)。这就提醒我们,社会成员对于自身地位认同的判断,不仅有宏观的机制性因素的作用,还存在着某些心理性作用的影响。在其中,“参照群体”理论就认为,人们在进行社会比较时,参照的对象往往不是“抽象的社会”,而是和自身熟悉或交往较多的群体(Evans,et al.,1992),例如同事、朋友以及处在“同一生活圈”的人。而且,这种比较时常带入了自身所处的社会境遇和对生活的期望。而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这种“参照系”的另一种变化就是从具体社会单元的归属感转向了收入等市场要素的占有(高勇,2013)。因此,不同阶层由于所处不同的社会结构和环境导致了其主观地位认同判断的差异。中产阶层由于在工作环境、居住方式、社交网络等方面形成了一定的“区隔”,他们在评价自身地位时受到了身边社会经济地位相似或更高的人的影响,也就形成了所谓的“大鱼小池塘效应”(the big-fish-little-pond phenomenon)(宋庆宇、乔天宇,2017)。在这种高标准的参照群体的作用下,极有可能导致了中产阶层偏低化的地位认同。

  因此,由于不同群体在地位认同评价上存在着不同的参照群体和类别,在主观感知上存在自身不同的理解,从而使这种认同结果形成了“人际不可比性”(interpersonal incomparability)(King,et al.,2004)。而如果在研究中直接运用受访者在问卷中对自身地位认同的回答去比较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往往会形成一种测量上的评价尺度偏差,从而造成分析结果的偏误(刘小青,2012;吴琼,2014)。而发展于哈佛大学加里·金(Gary King)等人的情境锚定法可以从测量层面为解决类似于地位认同等主观评价类变量的误差提供一种新的测量工具。这种方法在问卷中为受访者回答主观评价类题目设置了虚拟的情境,从而为受访者回答此类题目锚定了具体的参照尺度(King et al.,2004;King & Wand,2006;Hopkins & King,2010)。这样,“抽象的社会”就转化成了“具体的情境”,不同参照群体转换为共同的标尺,其回答结果就具有了“人际可比性”(interpersonal comparability)。当前,情境锚定法已广泛的运用于国外政治态度、自评健康、生活满意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而国内运用此类方法的研究仍然较少(刘小青,2012;吴琼,2014;宋庆宇、乔天宇,2017)。而对于体制内中产和新社会阶层来说,虽然他们都属于社会结构意义上的“中产阶层”,但由于他们在形成机制、职业特点、生活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的巨大差异,分析、比较他们的地位认同就亟须运用情境锚定法设置具体的参照尺度,从而减少测量上的偏差。

  (二)“殊途异类”:两类中产阶层地位认同差异的相关机制

  在地位认同研究领域中,“结构地位论”一直占据着主流的声音。秉承这一观点的学者从阶级分析的视角出发,引入社会经济地位假设,认为以职业、收入、教育等反映个体客观经济地位的指标与地位认同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联,客观经济地位越高,相应的其地位认同也越高(王春光、李炜,2002;胡荣、张义桢,2005)。对于体制内中产和新社会阶层来说,他们的职业地位、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均位于社会的中间或中上水平,其地位认同应当较为接近。但是,一方面由于我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制”的影响,市场转型过程中再分配权力仍然对资源配置发挥着重要作用(Zhao & Zhou,2017),“干部”的身份分层给社会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导致了社会中普遍存在着对“体制内”职位和行业的高度评价和追求向往。每年“我为国狂”的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众多的现象即是这一机制鲜明的反映。此外,由于公有部门在工作岗位、劳动时间、社会福利保障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体制庇护”(吴愈晓等,2015),其工作满意度也高于体制外中产阶层(张海东、杨城晨,2018),因此体制内中产的地位认同可能高于新社会阶层。而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给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各类社会生产要素在改革开放后得到充分释放并创造了巨大财富和就业岗位。众多新社会阶层群体在体制外行业获得了更高的收入与财富。而近年来评价社会成员地位高低的评价体系更为多元,培训经历、从业经验、专业资格证书等人力资本在社会分层中的重要性上升(张文宏,2018)使得新社会阶层群体获得了更高的社会评价和地位认同感。两类群体的地位认同孰高孰低存在不同的经验证据,因此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由此本文提出一组竞争性假设:

  假设1a:在控制参照群体的条件下,体制内中产阶层的地位认同高于新社会阶层;

  假设1b:在控制参照群体的条件下,新社会阶层的地位认同高于体制内中产阶层。

  而与此同时,由于新社会阶层与体制内中产的形成背景、发展路径有所不同,其地位认同极有可能存在不同的评价标准和参照尺度。首先,国家与社会作为一种“社会事实”般的存在,对社会个体的行为和态度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国家中心论”就引入制度分割假设,指出社会成员的地位认同受到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国家政策等宏观性因素的作用(李飞,2013)。其中,党员②身份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变量。Walder(1995)就指出,在转型之后的中国,具备党员身份的社会成员仍然在职位晋升、收入增加以及住房获得等层面具有特定的路径优势。对于体制内中产阶层来说,这种优势有助于形成较高层级的地位认同。而另有的相关研究则认为,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入,党员身份等政治资本因素假的效用将逐渐减弱,流动渠道的增加使得这类政治资本逐渐贬值(Nee,1991)。对于大多具有“党外”“海外”“体制外”特征的新社会阶层来说,他们不占有再分配体制中的控制权力,因此具有党员身份对于地位认同提高的效用可能并不明显。另外,与党员身份相联系的是科层制体系中的干部身份或者管理权限。韦伯的多元阶层划分法中就明确提出了权力对于阶层地位和认同的重要影响。一些关于转型时期中国的组织研究发现,拥有管理权限的干部能够在科层体系中发挥“广泛而重要的作用”,他们能够不但可以利用资源和利益获得物质、机会和福利,而且能够在分配的过程中为下属提供一定的“庇护”,从而获得一定的政治声望和下属的认同(Walder,1995;纪莺莺,2012)。另外,新马克思主义者赖特(Wright,1996)在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阶层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重构了“剥削”与“支配”的概念,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支配权力”是生产过程分离后的产物,享有的“管理权限”成了管理技术人员的一种“组织资产”和剥削工人的方式,也构成了其“矛盾阶级”的核心特点。而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众多经济组织和企业管理制度实现了扁平化架构,而新技术的发展和变迁使得“知识一技能”因素成为一种独立性的生产要素,而劳动过程中的权力因素进一步下降,例如有研究就指出互联网的团队劳动过程中越来越多地体现了平等、自由与合作的文化(梁萌,2016);体制外的“新中产阶层”对于权威认同的意识较弱,更具有较多的民主意识,因此管理权限对于其自身地位认同的影响可能较弱(李春玲,2011)。这种“管理权限”对于新社会阶层地位认同的影响很可能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愈渐式微。由此本文提出“权力地位”假设:

  假设2-1:对于体制内中产阶层来说,拥有党员身份的成员其地位认同较高,而这一效应对于新社会阶层来说不显著;

  假设2-2:对于体制内中产阶层来说,工作中享有的管理权限越多,其地位认同越高;而这一效应对于新社会阶层来说不显著。

  “历史文化论”从另一个维度解释了地位认同的形成机制。这一视角坚持从个人的生活和生活体验的过程出发,认为社会成员的地位认同形成于“日常生活中的共同经历”,“并感受到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汤普森,2001:2-5)。由此,消费、品味以及生活方式成了不同群体间构建“符号区隔”,形成地位认同差异的重要机制。对于中国而言,原先“单位制”体制下人们的休闲方式、消费方式几乎都由单位统一组织和安排,不同阶层之间很难存在生活方式的差异性(张文宏,2018),而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催生了众多迎合中产阶层的高级会所、会员式俱乐部以及繁荣的旅游、健身等文化市场,不仅为中产阶层在消费和生活方式领域提供了众多选择,同时也造就了消费品位和生活方式的分层和区隔。在这里,不同中产阶层之间也可能存在着差异和区别。李路路和李升(2007)就指出,由于“内源中产阶层”和“外生中产阶层”在形成路径上的不一致性,“内源中产阶层”更有可能保持一种传统的生活方式,而“外生中产阶层”更有可能通过消费行为和生活品位等方面显示自己,以此获得他人的认同。因此,对于体制内中产和新社会阶层来说,这种“符号性消费”对于地位认同带来的影响可能存在质与量的差别。

  市场化进程还使得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在社会分层中作用发生了新的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网络往往作为一种“强关系”,对个人的求职以及社会地位获得而发生作用(Bian,1997)。而在转型时期,由市场关系和借助社会资本作用的社会网络越来越成为中产阶层生成的主要渠道,这种“业缘文化”区别于权力授予的“官场文化”,成了社会网络运作的一种新逻辑(张宛丽、李炜、高鸽,2004)。在市场化机制下,市场关联度越高的职业,其交往的对象就越多、越频繁,就越具备发展社会网络的业缘基础(边燕杰,2004)。例如有研究表明,运用网络资源的职业流向往往是由体制内部门向体制外的市场化经济实体流动(张文宏,2006,2018);在市场关联度较高的部门和岗位,社会网络资源能够与绩效挂钩的分配制度相联系,从而转化为收入以及地位评估上的主客观优势(边燕杰,2004)。对于来源于、工作于市场部门的新社会阶层来说,拥有社会网络的优势极有可能转化为对于职业发展、职位晋升等层面的优势,从而获得自身地位认同的认可。而对于体制内中产阶层而言,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在绩效与关系何种因素成为影响官员晋升的主要渠道的争论为本文分析地位认同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侧面视角③。诸多研究表明,体制内官员的晋升依靠于主政时期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个人绩效成为晋升的决定性因素,量化考核、绩效排名的“锦标赛”体制作为一种压力式的激励方式,排除了人际关系、社会网络的影响,成为官员晋升一种普遍的机制(周黎安,2004,2007)。而另有研究表明,官员晋升的决定性因素是人际关系而不是经济绩效(吴建南、马亮,2009),派系关系、政治背景、社会网络等非经济因素往往能左右官员的晋升(陈潭、刘兴云,2011)。但是,这种基于网络与关系的非经济因素大多对于省部级等较高级别的官员具有较强的影响,中层以及基层干部的晋升仍然主要取决于绩效渠道(冯芸、吴冲锋,2013)。本文所指的体制内中产属于后者。另外,相应的研究表明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升,政治纽带的正效应也随之减弱(范晓光、吕鹏,2018)。因此笔者有理由相信关系网络对于体制内中产的地位认同的效应也将减弱。由此本文提出“市场经历”假设:

  假设3-1:对于新社会阶层来说,“符号性消费”数额越多,其地位认同越高;而这一效应对于体制内中产阶层来说不显著;

  假设3-2:对于新社会阶层来说,拥有的社会网络规模越大,其地位认同越高;而这一效应对于体制内中产阶层来说不显著。

作者简介

姓名:杨城晨 郁姣娇 张海东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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