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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位置与经济行为:社会比较理论
2020年06月30日 09:47 来源:《社会学评论》2020年第1期 作者:李国武 字号
关键词:相对位置/社会比较/经济行为/经济结果

内容摘要:

关键词:相对位置/社会比较/经济行为/经济结果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对在反思新古典经济学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经济社会学而言,其微观理论基础必须要考虑人类行为的社会性。对相对位置和社会比较的重视是人的社会性的主要体现,个体不仅关心自己的绝对收益,也关心与参照对象比较产生的相对位置。本文把从相对位置假定出发来分析经济行为和经济结果的理论称为经济社会学的社会比较理论,梳理和整合了分散在以往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中与此有关的重要内容。把相对位置引入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分析,需要讨论参照对象的选择、比较事项的位置外部性、相对位置引发的行为反应、对相对位置的社会认可等基础性问题。社会比较理论有助于理解消费级联、工资压缩、生产定额、晋升激励等困扰传统经济学理论的经济现象。社会比较理论是经济社会学研究需要重视的知识领域。

  关 键 词:相对位置/社会比较/经济行为/经济结果  

  基金项目:中央财经大学一流学科建设项目“聚焦网络化与金融化的经济社会学研究”(021451619003)。

  作者简介:李国武,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社会学。

  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无论是经济学阵营内部的有识之士,还是其他学科领域的一些社会科学家,都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所立基的一系列前提假定存在诸多不合现实之处。经济社会学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反思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时通常秉持原子化个体的假定或者说低度社会化假定,更重视个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忽视或者说悬置了人的社会性。无疑,把人视为社会性动物是更为符合现实的假定。不过,人的社会性体现在很多方面:人类行动是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Granovetter,1985),人类行动受到内在规范和价值观念的支配(帕森斯,2003;韦伯,2005),人们对观点和能力的自我评价是一个社会比较过程(Festinger,1954),等等。综观当今经济社会学的发展,关于社会网络和制度惯例的理论已得到充分的重视(格兰诺维特,2007,2008;鲍威尔、迪马吉奥,2008;道宾,2013),而把社会比较引入对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结果的研究仍未引起足够的关注。

  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在研究人类态度和行为时一直强调社会比较、相对剥夺和参照群体的重要性,但主要将相应的概念和原理运用于社会生活领域(Hyman,1942;Stouffer et al.,1949;Festinger,1954;Kelley,1952;Davis,1959;Adams,1963;舍克,1999;默顿,1957/2006)。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特别是流行教科书所传授的知识体系中,大多数情况下假定行动者只关心自身绝对收益的最大化,搁置了社会比较对行动者效用和行为的影响。在这个体系中,无论是消费者行为理论,还是厂商理论,都建立在绝对收益最大化假定基础之上。不过,相对位置假定虽未被纳入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但却时常出现在一些经济学家的理论思想之中(Veblen,1899;Duesenberry,1949;Becker,1974;Hirsch,1976;斯密,1776/2011),特别是最近30多年来行为经济学家对地位、公平等社会性偏好进行了不少研究(Kahneman et al.,1986;Akerlof & Yellen,1990;Fehr & Schmidt,1999;Frank,1984,1985a,1985b,2008;Frank et al.,2014;凯默勒等,2010)。

  经济社会学试图在整合来自社会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等不同学科的方法和概念的基础上增进对经济的理解,其微观理论基础必须要考虑人类行为的社会性。对相对位置和社会比较的重视是人的社会性的主要表现,个体不仅关心自己的绝对收益,也关心与参照对象比较产生的相对位置。本文把从相对位置假定出发来分析经济行为和经济结果的理论统称为经济社会学的社会比较理论,梳理和整合了分散在以往社会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研究中与此有关的重要内容。人们关心相对位置的影响并不局限于他们私人持有的隐匿的态度和感觉上。相反,这些关心对一系列可观察的行为有着深刻的影响。如果将相对位置假定引入对经济行为和经济结果的分析,很多困扰传统经济学理论的现象会得到更有力的解释。本文在讨论了参照对象的选择、比较事项的位置性、相对位置引发的行为反应和对相对位置的社会认可等社会比较理论的基础要件之后,运用统一的社会比较理论框架梳理了对消费级联、工资压缩、生产定额和晋升激励等组织或系统层面经济现象的相关研究。

  一、把相对位置引入行为分析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通常假定个体的效用仅受个体所拥有的物品或服务的影响。这种认为人们只关心自身绝对收益的假定在很多情况下并不符合现实,因为它忽视了人们的社会比较倾向。不过,20世纪70年代加里·贝克尔在分析社会相互作用时,提出了个体受他人状况影响的扩展效用函数(Becker,1974;贝克尔,2015),其简化形式可表述为

  

 

  在上式中,表示个体i的效用函数,表示个体i拥有的物品或服务,R是其他人拥有的物品或服务,它作为自变量直接进入个体的效用函数。他人状况对个体效用的影响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负向的。在自己拥有的物品或服务不变的条件下,如果个体的效用因他人拥有的物品或服务数量的增加而上升,则他人状况对个体效用的影响为正向;如果个体的效用因他人拥有的物品或服务数量的增加而下降,则他人状况对个体效用的影响为负向。

  贝克尔把他人状况引入个体效用函数的理论分析为进一步讨论相对位置对个体效用和行为的影响奠定了重要基础,实际上,可把对相对位置敏感视为他人状况影响个体效用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相对位置指的是个体在与参照对象进行特定事项的比较和排序中所处的位置。在自己拥有的某种物品或服务的绝对数量既定的条件下,与其他人比较而生成的相对位置有三种情况:一是自己拥有的数量多于他人,二是自己拥有的数量与他人一样,三是自己拥有的数量少于他人。人们对相对位置的偏好与客观上的相对位置是两码事。对相对位置敏感是指行动者与参照对象在特定事项上的位置比较结果会影响其个人效用。人们对相对位置的上述三种情况对自己效用的影响可能会有不同的排序:第一种排序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这种排序反映的是希望出人头地的比高求胜动机(Veblen,1899;凡勃伦,2011);第二种排序是第二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第三种情况,这种排序反映的是追求平等或不公平厌恶的动机(Fehr & Schmidt,1999);第三种排序是第三种情况>第二种情况>第一种情况,这种排序反映的是利他主义动机(Becker,1974,1976;贝克尔,2015)。这三种常见的排序表明了人们对位置考虑的复杂性,行动者偏好于怎样的位置考虑和位置追求至少取决于参照对象、比较事项和公平规范等情境性因素(李国武、陈姝好,2018)。

  把位置考虑引入对人类行为(包括经济行为)的分析,其理论要件包括对参照对象(和谁比)和比较事项(比什么)的选择、对位置差距的认可以及位置考虑引发的行为反应等基本内容。相对位置产生于在特定事项上与其他人的比较,因此对相对位置的分析首先要讨论行动者对参照对象和比较事项的选择问题,参照对象和比较事项的选择会影响到行动者的位置感。相对位置不仅影响到人们的主观态度和感受,还会引发出人们的追赶行为或损害行为。而相对位置会给人们带来积极还是消极的心理感受和行为反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差距本身的合理性及差距来源的合法性的认知。

  (一)参照对象的选择

  人们的相对位置来源于与其他人的比较,参照群体构成了个体的比较框架,问题是人们如何选择自己的参照对象。以往很多研究表明,人们通常选择生活世界中特征相似或地位相邻的其他人作为参照对象,也就是说人们更注重局部比较。这一方面是由于参照群体的选择根源于社会互动过程,人们的互动性需要密集分布于这些群体之中,另一方面是相似或相邻群体状况的比较信息更容易被当事人获得。人们与相似他人的不利比较比与遥远时空的人的比较所引发的消极情绪更为强烈。社会学家默顿(1957/2006)从社会联系和社会地位两个维度讨论了参照群体的选择。从社会联系的维度可区分出跟那些与自己有实际交往且具有稳定社会联系的人进行比较和跟那些与自己没有实际交往和稳定联系的人进行比较;从社会地位的维度可区分出与那些处于同一地位或同一社会范畴的人进行比较和与那些处于不同社会地位或社会范畴的人进行比较。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进行比较又可分为向上比较(与比自己地位高的人比较)和向下比较(与比自己地位低的人比较)。默顿进一步讨论了隶属群体与非隶属群体作为参照群体的情况。在斯托弗等人(Stouffer et al.,1949)关于晋升快慢对军人士气影响的研究中,之所以晋升很慢的宪兵部队士兵的满意程度比晋升很快的空军特种兵部队士兵更高,是因为无论是宪兵还是空军特种兵,他们都选择其隶属群体作为参照群体。不过,在另外一些情境下,人们会选择非隶属群体作为参照群体,比如社会流动性较高的社会极易形成非隶属群体作为参照群体的普遍取向;那些渴望进入某一群体的成员也容易选择非隶属群体作为参照框架。古德曼(Goodman,1974)从信息的可得性和相关性两个维度讨论了参照群体的形成。信息的可得性主要是指人们对参照对象的信息来源及信息多寡,越容易获得其相关特征信息的其他人越可能成为行动者的参照对象。相关性程度是指参照对象与个体的关联程度和可比较程度,越是与其有关联的其他人越可能成为行动者的参照对象。费斯廷格的社会比较理论认为,人们在评价自己的观点和能力时,更容易将那些与自己有相近的能力和观点的人作为比较的参照对象(Festinger,1954)。如果他人的观点和能力与自己的差别增大时,这种比较的动机会随之下降。Davis(1959)更加明确地指出,人们只有与自己相似的人比较才能构成有意义的比较框架,他把这些与自己相似的人称为“相似他人”(similar others)。不过,这种“相似他人”存在不同的类型。在劳动力市场上,人们的参照对象选择有三种可能性:个体可能和同企业类似职位的其他个体进行比较;或者与同企业不同职位的其他个体进行比较;或者与类似企业中类似职位的其他个体进行比较(Akerlof & Yellen,1990)。

  宏观结构取向的社会分层理论建立在整体性的社会比较假定基础之上,而微观行为取向的相对位置理论则认为人们对局部比较比对整体比较更敏感。人们在局部等级中的位置也许比他们在整个人口中的位置更重要。当一个人在总体人口中的位置(或者说“整体地位”)才是最重要的时候,地位具有某种预定的性质。如果收入是地位的测量指标,那么每个人在总体收入等级中的排名很大程度上是由他或她的遗产、天赋、能力和努力决定的。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参照群体要比国家边界划定的范围更窄,人们更关心局部的而不是总体的相对位置。与之密切接触且与之竞争重要资源的那些人更可能成为人们的参照群体。当听说某个富豪的财富又增加了时,我们并不会为此感到烦恼,但是当获悉一位同事比我们多获得了一点工资,我们通常会真正地感到不安。

  相对于总体性的等级体系,人们对局部性的等级体系具有更大的选择性,这意味着人们可以选择在什么水平上进行位置的比较和竞争。首先是心理层面上的选择。在比较事项和禀赋水平既定的情况下,人们可以通过在主观上变换参照对象来维持相对地位和心理平衡,所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对那些在既定比较事项上处于绝对劣势的人而言,他们可能会通过调整比较事项来消除相对剥夺感。另外,随着禀赋水平和生产能力的提高,个体的期望水平也会提高,其所选择的参照对象也会加以调整(Blau,1964;布劳,2012)。其次,行为层面上的选择。行动者可以通过在不同局部等级体系之间的流动来改变在特定局部等级体系内部的位置。人们在组织或地区之间的流动改变了生活空间和工作场所,也会带来邻里、同事和朋友等互动对象和参照群体的改变。我们与邻居、同事、朋友的交往和互动在实现其他需求的同时,也在生产着我们的位置感。在很大程度上人们可以自主选择让自己在位置感上更舒服的交往圈子。在不同“池塘”之间的流动具有调节“鱼”的相对大小的作用。是做“小池塘中的大鱼”还是做“大池塘中的小鱼”取决于人们看重的是鱼的相对大小还是池塘的相对规模。

  (二)比较事项的位置外部性

  不同物品或事项的位置外部性是有差异的,或者说人们对不同物品或事项的位置考虑程度是不一样的。根据位置外部性程度,可把物品分为位置商品(positional goods)和非位置商品(nonpositional goods)。位置商品指的是一种物品或服务给个体带来的效用取决于与其他人的比较状况(Hirsh,1976;Frank,1985b)。也就是说,一种物品或服务给个体带来的效用不仅取决于他自己消费的数量,还取决于他所敏感的其他人对这种物品或服务消费的数量。一种物品受他人状况影响越强,这种物品的位置外部性越强。而非位置商品指的是某物品或服务给个体带来的效用只受到自己消费数量的影响,与其他人对此物品或服务的消费数量无关。不过,不同的人对同一种物品的位置偏好可能会不同。

  能够产生位置分化的物品或事项种类是很多的,这使得人们在进行社会比较时不仅可以选择参照群体,还可以选择比较的物品或事项。每一种比较事项,都可以形成一个排序系统。可比较事项的多样性丰富了人们在位置竞争中的可选择性,使得一个社会不会沿着单一的维度产生分化。财富、收入、权力、学历、容貌、声望等都是常见的比较事项。不过,在不同的时空和社会情境下主流(被大多数人认可)的位置商品可能会有不同。物品或事项的位置性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一旦在一个社会群体中关于特定物品的位置性形成规范或制度,就会对身处其中的个体构成一种约束。当前中国的高考制度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它规定了根据所考科目的成绩来对考生进行分地域的相对位置排序。在这个意义上,位置商品的可选择性是相对的。不同的人群看重的位置商品不同,对位置商品的选择往往伴随着对参照群体的选择,由于人们可以选择形成多重群体身份,这同时也为比较事项和相对位置增加了选择的空间。

  在参照对象既定的条件下,如果个体i对物品的占有数量不如参照对象,这会降低i的效用,同时,如果i没有能力通过生产更多数量的来恢复自己的效用,那么i可以选择自己具有相对优势的物品来与参照对象进行比较,以弥补自己在比较上的效用损失,当然前提是i得具备这样的相对优势。这个原理可以用来说明一些现象,比如有些在组织内的职位竞争中失利的人,可能会从自己优于他人的爱好特长中寻求满足;有些在职场竞争中不如意的父母,可能特别希望自己的孩子比同事的孩子更出色。这个原理也有助于理解某一行业内部寡头厂商之间的竞争策略。市场竞争的本质是相对位置的争夺,如果竞争只在价格一个维度上进行,最终的结果不是完全垄断,就是完全竞争。但实际上,大部分市场的厂商竞争并不完全在价格一个维度上展开。寡头厂商之间非常关注相对的市场占有率,通过把价格降低至对手之下来提高市场占有率是一种竞争策略,但这种手段并不会经常使用。寡头厂商往往会选择在规格、性能、外观等其他维度上与对手进行差异化竞争。

  如果不同商品的位置外部性不一样的话,位置竞争会影响资源的配置,甚至带来资源配置的扭曲,出现对位置商品的过度投资和过度消费。比如,对孩子的培养目标如果过于集中在高考成绩上,那么家长和学校就会把更多资源投放在考试科目的教育上,牺牲对孩子其他方面素质的培养。给定人们拥有的资源,现在对两种物品的需求做出选择,一种是位置商品,另一种是非位置商品,且两种物品之间有一定的替代性,每个人从位置商品得到的效用严重依赖于相对需求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预见,会出现对位置商品的“军备竞赛”,从集体利益角度看,每个人都会试图增加位置商品的需求量,降低非位置商品的需求量,位置商品的需求对非位置商品具有挤出效应(Frank,2008)。如果人们都减少对位置商品的需求而增加非位置商品的需求,那么他们的福利都会得到改善。在这个意义上,对位置商品的“军备竞赛”类似于囚徒困境博弈。

  我们通过一个假想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形。有两个人A和B,他们有两个选择方案,第一个是每天工作8小时,每天的收入是320元;第二个是每天工作12小时,每天的收入是480元。在这里,如果收入不是位置商品,那么两个人都认为第一个方案带来的效用高于第二个方案;如果收入是位置商品,则每个人的效用取决于与对方相比较的相对收入。增加收入就要投入更多工作时间,减少闲暇时间,也就是说工资与闲暇之间存在替代性,闲暇是非位置商品。这里假定工作时间投入与收入之间的关系是线性的,且每个人的边际产出价值相同。那么,在看重相对收入的条件下,每个人的占优策略都是每天工作12小时、收入为480元的方案,博弈的均衡结果是两个人都选择每天工作12小时、收入为480元,如矩阵1所示。

  

  矩阵1 看重相对收入条件下的收入—闲暇权衡     矩阵1 看重相对收入条件下的收入—闲暇权衡

  在这个示例中,如果没有对相对收入的位置考虑,对两个人的集体福利最优的行为选择是每人每天工作8小时、获得320元的收入。不过,在看重相对收入的情况下,两个人为了维持收入的相对位置,不得不都选择每天工作12小时、获得480元的收入。这个结果是以牺牲闲暇为代价的。

  (三)追赶行为和损害行为

  在对相对位置敏感的条件下,对特定物品(比如,收入)的社会比较不仅影响到人们的效用和心理,还会影响到人们的行为选择。在他人收入数量增加的情况下,个体在行为上有两种可能的选择,一种是追赶,即通过增加努力投入来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另一种是损害,即通过花费一定的代价来降低他人的收入水平。前一种选择意味着相对位置的积极激励效应,人们在你追我赶中增加特定物品的数量。而后一种选择意味着相对位置的消极激励效应,相对位置的改变会导致人们之间的相互损害行为,造成彼此资源的减少。

  对这两种行为可以借用贝克尔(Becker,1974)构造的用来刻画他人影响负效应的无差异曲线来表示。在图1中,纵轴表示个体i拥有特定物品的数量X,横轴表示他人拥有该物品的数量R;代表的是个体i占有的特定物品数量X和他人占有的该种物品数量R带来的效用的无差异曲线,在同一条无差异曲线上的(X,R)组合给个体i带来的效用相等;。图1a刻画的是相对位置引发的追赶行为,图1b刻画的是相对位置引发的损害行为。

  

图1 a相对位置引发的追赶行为

  图1 a相对位置引发的追赶行为 

图1 b相对位置引发的损害行为

  图1 b相对位置引发的损害行为 

  (四)相对位置的社会认可

  那么,面对与既定参照对象在既定物品上存在的相对差距,人们在什么情况下选择追赶行为,又在什么情况下采取损害行为呢?首先,这可能与人格类型有关。在人们获得既定物品的数量少于他人的情况下,不管导致这种差距的原因是什么,有些人会因嫉妒而做出损害行为,我们把这种人称为嫉妒型人格类型;而有些人则会因落后而激发追赶行为,我们把这种人称为好胜型人格类型。

  其次,更具社会学意义的是,这可能与对这种相对差距的公平认知有关。稀缺资源在人群中的分配差异是一个基本社会事实,但并不是所有的分配差异都会引起处于劣势位置者的不满乃至抗议,关键是人们对差距是否公平的认知。对相对位置的敏感很大程度上是关于差距合法性的认知敏感性,对于与他人在特定事项上的比较结果,行动者可能认可这种差距,也可能不认可这种差距。人们对分配差距的认可包含两个方面:是否认可差距本身的大小和是否认可差距产生的原因。公平感在社会交换和经济交易中普遍存在(Blau,1964;Kahneman et al.,1986)。如果人们觉得与其他人的差距是公平合理的,那么他们就会接受这种差距,并更可能通过追赶行为改变这种差距。如果人们觉得与其他人的差距是不公平不合理的,那么他们就会不认可这种差距,并且更可能做出损害行为。公平的分配方案并不一定意味着绝对平等,绝对平等的分配方案也不一定会被认为是公平的。基于绩效或资历的分配方案都不是绝对平等的,但可能被人们认为是公平的。公平是一个社会比较过程,人们的公平感知取决于分配情境、当事者的利益格局和社会规范等因素。

  在纯粹的再分配情境下,人们的公平感可能主要取决于对自己所得与他人所得的比较。行为经济学家关于“最后通牒博弈”的大量实验为此提供了实证支持。最后通牒博弈实验本质上是协调博弈的一种,它的操作如下:实验者为两个实验对象A和B提供一笔钱(比如100元)在两人之间分配,随机选取其中某一个人(比如A,称为提议者)决定分配方案,另一个人(比如B,称为响应者)对A提出的分配方案做出接受或拒绝的响应。如果B接受,就按A提出的分配方案分配100元钱;如果B拒绝,则两人均什么也得不到,实验者收回100元钱。如果按照传统经济学对人做出的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假定推断,提议者即使只给响应者留下很少的钱(比如1元),响应者也会接受,因为这样比什么也得不到要好。Fehr和Schmidt(1999)对相关研究文献中的10个最后通牒博弈实验进行了总结,发现了以下规律:一是所有提议者提供给对方的部分都会小于或等于总金额的一半,并且大约60%~80%的提议者提供的部分为40%到50%之间;二是几乎所有提议者提供的部分都大于20%,只有3%的提议者提供的部分少于20%;三是大部分提供过低份额的提议者都会被响应者拒绝,而且被拒绝的概率随着其所提供的比例的上升而下降。这个实验表明,大部分分配方案的提议者都是考虑他人的,是怀有公平规范的;响应者也是非常在乎二者所得差距大小的,他们宁愿以放弃一定的收益为代价来惩罚提出极端不平等分配方案的提议者。宁可两个人都什么也得不到,也不让另一个人得到的比自己多,这就是损害行为。

  当所得与投入有关时,当事者的公平感不仅取决于对自己的投入和所得的感知,还取决于与参照对象的投入和所得的比较。就传统经济学的观点而言,报酬差距反映了不同的投入水平和边际产出(Bishop,1987),在一个组织中,如果根据成员各自的投入水平和边际产出来支出报酬(即基于绩效的报酬),即使存在报酬差距,人们也是认可的,会更加努力地工作。然而,在报酬差别较大、但不与成员的投入产出挂钩的组织中——比如,报酬取决于运气、裙带关系等,则成员的工作表现就会很糟糕。根据锦标赛理论,组织内部不同等级职位之间的报酬差距越大,越能激发更高的绩效(Rosen,1986;Lazear,1999);但公平理论认为这种差距并不是越大越好,过高的收入差距可能会削弱组织内部的公平感、破坏合作和组织整体的共同目标(Adams,1963;Beaumont & Harris,2003)。早在20世纪60年代,管理心理学家亚当斯提出的公平理论就考虑到了当事者与参照者的比较(Adams,1963)。只有当个体对自己“投入”的感知价值与对自己“产出”的感知价值之比和他对参照者“投入”的感知价值与他对参照者“产出”的感知价值之比相等时,当事者才会觉得是公平的。当没有实现公平时,当事者不仅会降低自己的努力程度,可能还会抱怨、呼吁,甚至会损害别人和退出该组织。当然,亚当斯的公平理论是建立在相关行动者的投入和产出是可衡量的和可比较的前提之上。后来有经济学家进一步提出了公平工资—努力假说,认为工人有一个公平工资的观念,“当人们得不到其应得时,他们会企图得到均等值。”(Akerlof & Yellen,1990:256)如果工人的实际所得高于公平工资,就会贡献全部的努力程度;如果实际所得低于公平工资,则工人会降低其努力程度。在阿克洛夫和耶伦的研究中,工人的公平工资既取决于企业内部其他工人的工资水平,也受到市场力量的影响。

  以上关于参照对象、比较事项、差距认知和行为反应的讨论,为我们把相对位置和社会比较引入经济行为分析奠定了微观基础和理论要件。不过,社会比较理论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传统经济学行为假定的修正上,还需要展现其对个体层次之外的经济结果的解释力。接下来我们从引入相对位置考虑的行为假定出发,综合运用社会比较理论框架来理解在消费、生产和分配等领域的一些困扰传统经济学的经济现象。

  二、消费级联

  这一部分我们介绍从社会比较角度对消费级联现象及其宏观后果的研究。如果假定人们的消费支出存在相对位置考虑且是向上参照的,以收入略高于他们的群体作为参照对象和比较框架,那么为了效仿和追赶上一阶层的消费水准,一个社会中最高收入者的消费支出提高就会带来逐级连锁的反应,推升整个社会的平均消费水平,抑制或者说挤压整个社会对非位置商品的需求水平。对社会系统中的低收入者而言,消费级联效应使得他们陷入财务困境和发生不良行为的可能性大为增加。

  当人们进入“丰裕社会”(加尔布雷思,2009)或“消费社会”(鲍德里亚,2001)之后,基本生活标准已然提高,相对位置的考虑在消费行为中会越发突出。经济学关于消费与收入关系的研究的经典理论是永久收入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人或家庭的消费支出主要取决于永久收入,而不是现期收入(Friedman,1957)。永久收入是消费者预期一生所能得到的稳定的、持续性的收入。永久消费占永久收入的一个稳定的固定比例是永久收入理论的核心主张。永久收入理论不仅对人做出了富有远见的超强理性假定,而且假定其他人的收入和支出水平不影响个体的支出,整个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对个体的支出水平没有影响。

  不过,早在永久收入理论问世之前,杜森贝里提出的相对收入理论就认为,个体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到自己当期收入的影响,还受到其过去所获得的最高收入和其所处社会的平均收入的影响。他认为,人们的消费受到自己同其他人相比的相对收入水平的影响,高收入者的消费会对低收入者形成示范效应,示范效应导致人们努力赶上在收入等级中高于他们的那些人的消费水准(Duesenberry,1949)。

  消费的示范效应或攀比效应在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中就已被揭示,他指出“每个阶层的成员总是把他们上一阶层流行的生活方式作为他们礼仪上的典型,并全力争取达到这个理想的标准。他们如果在这方面没有能获得成功,其声名与自尊心就不免受损。因此他们必须力求符合这个理想的标准,至少在表面上要做到这一点”(凡勃伦,2011:64)。在凡勃伦那里,消费支出存在向上比较倾向,假如我们接受凡勃伦的这个观点,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设想,如果一个社会中位于收入等级中最高位置的群体对位置商品的消费支出增加了,那么将会带来怎样的社会影响?弗兰克等人(Frank et al.,2014)认为,这将会产生了一个消费级联(Expenditure cascade)的连锁反应。收入等级中最高的A群体在消费支出上的增加,会使得在收入等级中刚好低于他们的B群体也支出更多,接下来导致收入刚好低于B群体的C群体支出更多,这个连锁反应会一直持续到最低收入群体。也就是说,在攀比效应存在的前提下,最高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标准会对整个社会的消费支出产生连锁性的影响。

  弗兰克等人(Frank et al.,2014)在永久收入假说的基础上,增加了攀比效应的考虑,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关于消费的相对收入模型:

  在这里,分别表示个体i的当前消费和永久收入水平,表示其永久收入水平刚好高于i的个体的当前消费水平。k是一个与永久收入水平或等级无关的参数,参数a(0≤a≤1)表示的是每个个体的消费支出受到收入刚好高于他的人的消费支出影响的程度。如果a=0,则意味着其他人的消费支出对个体i完全没有影响,这种情况相当于永久收入假说,对收入位于最高水平等级的个体N而言,他是根据永久收入假说的模式消费。如果a=1,则意味个体i的消费支出完全由收入刚好高于他的人的支出水平决定。如果0<a<1,则在一个社会群体中,个体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到自己收入的影响,还受到其他人的收入及其消费支出的影响。

  为了理解消费级联效应,我们设想一个由11人构成的参照群体,k=0.8,a=0.5。如果这个群体中收入最高者的消费率(消费支出/收入)为80%,那么收入低于他的人将根据式(2)来消费。将给定的参数值代入式(2),可得出

  

 

  假如这11个人的收入分别为200元、190元、180元、……、100元,中位收入为160元①,那么根据式(3)可计算出这11个人的消费率最高者为80%,最低者为88%,中位收入者为85.2%。具体如图2所示。这11个人的平均消费率为84.6%,比如果不存在收入不平等和消费的攀比效应的条件下(此时的平均消费率为80%)高出了4.6个百分点。

  图2 低收入不平等下的收入分布和消费率

  图2 低收入不平等下的收入分布和消费率  

  现在我们在上面的收入分布基础上略做变化,将收入最高的两个人的收入从原来的200元和190元分别提高至250元和220元,而其他人的收入维持不变,也就是说,相比于上面的收入分布,不平等加剧了。在更高的收入不平等情况下,人们的消费率提高了。如图3所示,最高收入者的消费率为80%,最低收入者为88%,这与上面的情况类似,不过,中位收入者的消费率为86.7%,比上面的情况高了1.5个百分点。这11个人的平均消费率为86.9%,比上面的情况高了2.3个百分点。

  图3 高收入不平等下的收入分布和消费率

  图3 高收入不平等下的收入分布和消费率  

  基于这个简单的相对收入模型,可以讨论收入分配状况及其变动对消费率和储蓄率的影响。在一个社会群体中,最高收入者的消费率会影响到其他低收入者的消费支出水平。如果最高收入者的消费标准提高了(即k变大),会对整个群体的消费支出带来连锁反应,从而提升整个群体的平均消费支出水平,同时降低平均储蓄率。如果这个群体的收入不平等扩大了,也就说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长率超过中低收入者,那么即使k不发生变化,整个群体的平均消费水平也会提高,平均储蓄率也会下降。在平均收入水平相近的条件下,收入不平等高的群体比收入不平等低的群体有更高的消费率和更低的储蓄率。进一步的推论是,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会增加中低收入者的财务困境和降低其生活质量,比如消费信贷和个人债务危机的增加、工作时间的增加和闲暇的减少等等(Frank et al.,2014)。

作者简介

姓名:李国武 工作单位: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赛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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