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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还是被流动:跨国劳务的基础设施
2020年06月28日 07:41 来源:《社会学评论》(京)2019年第6期 作者:项飙 约翰·林德奎斯特 字号
关键词:中介/劳务输出/内卷化/管治/迁移研究

内容摘要:

关键词:中介/劳务输出/内卷化/管治/迁移研究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根据对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劳务输出的长期实地研究,我们观察到,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亚洲跨国劳务的中介过程日益复杂。细密的管理规则、多样的商业中介、发达的交通通信技术、复杂的合约,构成了“跨国流动的基础设施”,把流动过程程序化,流动变成了“被流动”。流动基础设施呈现“内卷化”的趋势,即基础设施不断发展,但是这一发展却阻碍了而不是提高了人们的实际流动能力。这解释了为什么跨国劳动力流动在亚洲许多地区变得更自由,却也更复杂和更昂贵。流动基础设施的概念一方面要求我们重视流动过程的细微构成,另一方面帮助我们理解这些细节和更大的社会变迁的关系。

  关 键 词:中介/劳务输出/内卷化/管治/迁移研究  

  作者简介:项飙,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流动、劳动、国家、社会理论;约翰·林德奎斯特,斯德哥尔摩大学人类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流动、劳动、性别、社交媒体。

  中国在2015年左右一度流行的“被”话语,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被志愿、被做东、被同意……“被”当然意味着被制约、引导、强加甚至逼迫,但这个制约又是一种特殊的制约关系。首先,这个制约是隐蔽的,它甚至要以相反的方式体现出来,即受制者是自愿的。其次,这个制约关系往往不是单向的、靠暴力实施的,而是被制约者在“被”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好处。比如对私人用车的依赖,造成了被车“绑架”,开车同时也是被开车。买房,也是被买房。我们从各种社交平台中得到方便,形成依赖,于是逐渐被社交、被平台,然后莫名其妙地“被同意”各种服务协议。我们在追求某一个目标时,靠近目标的实际过程也往往是不由自主,要跟随事先设置的步骤来。出国留学打工就是一个例子。从动机上看,出国是完全自愿的,但是如果看出国人员的实际流动行为,我们会发现,流动其实是一个“被流动”的过程:越来越细密的管理规则、越来越多样的中介、各种需要被同意的合约等等,把怎么流动做了精密的设置。流动不是流动者的行为,而是流动者在“被流动”。这样的“被”过程,并不是中国特有,在亚洲甚至更大范围内都可以观察到。它反映的不仅仅是特定的政治制度,也是管治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被流动”不是一个单一权力主体的意志的强加,而是多个行动者、多种规则交织的结果。

  本文希望通过对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劳务输出的实地调查,梳理“被流动”的运行方式和内部构成。通过对现有迁移理论的回顾,我们提出“跨国人口流动的基础设施”(migration infrastructure)的概念。基础设施这个提法,首先可以追溯到迈克尔·曼(Mann,1984)的“基础设施型权力”的概念。基础设施型权力和专制型权力相对,它通过对社会生活的渗透、通过对社会行动的协调和服务,而达到管治社会生活的目的。比如通过修建高速公路、修建大转盘来调控交通,就是一种基础设施型权力。基础设施型权力是要通过提高社会成员的行动能力,而不是抑制他们的能力,而实现管治。修建高速公路既方便了交通,但是同时直接决定了车流的走向。

  从人口流动的基础设施的视角看,研究流动不能只关注流动者本身,而一定要看支持、制约、引导流动的那些过程。我们将从五个维度来分析基础设施的构成:商业的(招聘中介)、监管的(国家政策、许可证、培训要求等)、技术的(通信和运输设施)、人道主义的(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以及社会的(移民网络)。这五个维度表示不同的操作逻辑。它们在实践中紧密缠绕。例如,商业化的中介是在和监管部门、和人道主义组织的紧密互动中发挥作用的,更不用说它要依靠社会的和技术的基础设施。但是,在每个维度上,其主要行动者、动机、策略和工作方式都不相同。

  这五个维度间既有冲突又不可分割。这导致了一个我们称之为“流动基础设施内卷化”的进程,即流动基础设施越来越细密复杂,但是人们的流动能力并没有提高,甚至要付出更高的代价。基础设施的发展意味着监管部门和商化中介对流动过程做更多的干预,监管者获得更多权力,中介机构获得更大利润。

  这个内卷化,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亚洲许多地区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一方面,劳动力流动变得容易: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合法出国的机会,旅行也变得更快捷、更安全。但是另一方面,出国过程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尽管机票价格一直下降,流动的中介费用却显著增加。以中国为例,到21世纪初,只有国有企业的员工通过政府外派才能到海外合法工作。今天,每个公民只要没有犯罪记录都可以出国打工。与此同时,中介也越来越多。去日本、新加坡和韩国——中国劳务输出的三大目的地——打工的中介费也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零费用,涨到2010年的8000美元左右(后来又有所下滑)。而出国务工人员的工资一直停滞在500美元的水平。1979年,中国有4家劳务派出公司,派出了2190名工人(张鸽盛,1999:206);到2010年,中国的持牌国际劳务公司可能达到近3000家,一年派遣了约60万名工人。这意味着每家公司派出的人数减少了60%。如果把分支机构和无证代理包括在内,中介的数目还要多很多,平均每家公司派遣量的下降更大。①

  印度尼西亚也经历了相似的变化。劳务人员,特别是女性家庭佣工,要付的中介费涨得比他们海外收入要快得多。此外,自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以来,中介公司的数量显著增加。在1995年,有执照的中介不到50家,他们每年向国外派遣大约20万名工人,到2007年,中介数目达到500家左右,每年向国外派遣近70万名工人。换句话说,有执照的中介公司的增长速度是劳务人员数量的三倍。②

  面对这样的现象,我们不禁要问:究竟谁是流动过程的主体?布鲁诺·拉图尔提醒我们,说飞机或飞行员在飞是不准确的。“飞行是多个实体的组合起来的特征,这里包括机场、飞机、雷达和票务部。B-52[飞机]不飞,飞的是美国空军”。(Latour,1999:182)顺着这一说法,不是移民在移徙,实施移徙的是一个移民和非移民、包括人和非人类行为者的集合。这一点在今天越来越明显。在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中,第三方的协调作用比以前更重要。这个第三方包括多样的主体,它们构成了流动的“基础设施”。第三方自己并不流动,但是他们对流动的影响和流动者一样大。

  中介过程和基础设施的强化,反映出亚洲地区的政治经济的双重发展。一方面,市场力量的扩大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使劳动力的流动性提高;另一方面,国家对跨国流动的监管能力增强。流动的基础设施之所以在亚洲特别明显,是因为这两个趋势在亚洲都很强劲。这个双重发展,在劳务输出国和接收国同时出现。双方政府都提倡管制下的合同劳工的流动(Xiang,2013a)。接收国通过对流动基础设施的发展,③把对外劳的管理职责转移给雇主、防止外劳定居、并能够帮助强制返回(Xiang,2012;2013b,Lindquist,2013)。同时,接收国越来越依赖在输出国的流动基础设施实现其管理目标,例如健康认证和出发前的培训等。这样,作为输出大国的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成为研究流动基础设施的合适案例。

  一、资料来源和分析方法

  流动基础设施这个概念,不是要引进一个新的研究对象,而是呼吁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流动问题。我们的兴趣不在于概括出新的移徙模式或者规律,而是要更敏锐地发现迁移过程的内部动态,从而去解释为什么流动变得更加自由和更麻烦。我们的主要实证资料来自对中国东北(2004年、2008年、2011年在辽宁省,共11个月;2017年和2018年在吉林省,2个月)和印度尼西亚龙目岛(Lombok,2007年至2014年,8个月)的实地调查。中国东北在20世纪90年代因国有企业改制大量工人下岗,成为新的国际劳务输出地。龙目岛是印度尼西亚劳务前往马来西亚棕榈油种植园当季节工人的主要流出地,以男性为主。在1997年金融危机造成当地经济萧条后,印度尼西亚妇女也开始到沙特阿拉伯当家庭佣人。在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之外,我们也在作为流入地的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进行了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共访谈了约400名相关人员。除非另有说明,文中的所有信息均来自我们的实地研究。

  下文将分三步来论证流动基础设施这个概念。首先,我们通过对一位中国男工和一位印度尼西亚妇女的流动经历的描述,来展示流动基础设施如何运作。其次,我们在理论上探讨“流动基础设施”这个概念对迁移研究的可能有的贡献。再次,我们提出了一个历史-制度演变的分析框架,回顾流动基础设施内部的演变如何形塑了劳动力流动。基础设施的内卷化是这一演变的核心。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都经历了流动基础设施的发展,但是走过的轨迹不一样。它们形成有效的对比案例。中国公民到20世纪80年代才能重新因私出国,此后,外流的发展是一个有节制的自由化过程:政府鼓励自发劳务输出,同时细化管理。印度尼西亚的劳务外流,特别是去往马来西亚的,有着悠久的传统。最近的主要变化是正规化的过程,即政府把自发的流动纳入政府指定的渠道。从中国到其他亚洲国家打工的以男性建筑和制造业工人为主。从印度尼西亚合法外流的大多数是女性家庭佣工④。我们的比较不仅旨在说明彼此间的差异,更重要的是要解释,这些差异是怎么通过一个共同趋势,即流动基础设施的发展,而形成的。

  性别差异就是一个例子。由于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中东之间有共同的宗教和广泛的社会网络,印度尼西亚妇女成为马来西亚和中东家庭中理想的家庭佣工。社会性的基础设施(信仰和社会关系)发展成商业性的基础设施(女佣招聘链条)。在中国,跨国的社会性基础设施在1949年之后基本瓦解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外流通常是和国家项目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主要用的是男性劳动力。中国劳务出国要先交中介费,这也让不少妇女望而却步,毕竟妇女在对家庭财务的掌控上,还是远远弱于男性。在印度尼西亚,男工一般要在离境前交钱,而妇女则是先走人,然后中介从女佣国外的工资里扣减(Lindquist,2010a)。出于保护妇女的考虑,印度尼西亚政府规定,沙特阿拉伯的雇主在招聘印尼妇女时,要付比招聘男性工人更高的招聘费用。这给招聘女工的中介带来更大的利润(Cremer,1988:78)。是这些管治措施和商业安排的交错,促进了印度尼西亚妇女出国打工的迅速增加。总之,劳务输出中是男多还是女多,不完全是一个自然现象,而是和流动基础设施的发展分不开的。

  二、两个人的故事:运行中的流动基础设施

  27岁的来自抚顺农村的孙殿军在2007年认识了县城里的老陈。老陈几年前从县政府退休,现在帮着人出国。老陈陪同孙到大连的蓝天劳务公司注册。老陈自己没有海外关系,没有执照,也没有办公室;他充当了大中介的“腿”。孙一开始就明白这个,但是他不敢直接去一个陌生的公司注册交钱,他更信任随时可以联系到的老陈。孙没有明确地想去的地方,“能赚钱就行”。四个月后,蓝天劳务帮他找到了一份新加坡的加工厂工作。孙在老陈的陪同下到蓝天签署服务协议,并支付了第一笔1000美元的中介费。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蓝天不断联系孙,帮他申请护照,取得无犯罪记录证明,公证文凭和技术等级鉴定,并安排体检。

  当孙的新加坡工作许可(签证)下来的时候,根据和蓝天的服务协议,孙马上支付了5000多美元的中介费(包括机票)。另外他还根据协议交了3300美元的保证金,如果孙在三年合同期满后从新加坡及时返回,并在这三年里没有违反规定,这笔保证金可以退还。为了凑这些钱,孙卖掉了他从父母那里继承下来的在乡下的房子(4500美元),又卖掉了妻子在县城食品市场上的摊位(3000美元)。

  在签服务协议的时候孙才意识到,蓝天其实和新加坡的雇主也没有关系,蓝天要通过一家国有企业(“世界之旅”)才和新加坡挂上钩。世界之旅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联合授权的50家可以经营中-新劳务业务的公司之一。无论是在官方的还是在非正式的文件中,像“世界之旅”这样的公司被称为“窗口”,合法的国际劳务都必须经过它们。窗口公司一般都是大型国有公司,不愿意与劳务人员打交道,而是依靠像蓝天这样的小公司,然后又通过像老陈这样的“腿”招到劳务人员。孙对此并不介意,一环套一环的中介链在劳务输出中是正常现象。出国人员最关心的是速度,孙对几个月就能够走成相当满意。

  终于到了出国的那一天。孙提前一天到了大连。蓝天公司把孙和一群孙不认识、但是要同机去新加坡的劳务人员一起送到机场。在机场,蓝天的经理给劳务人员分发了他们的护照(孙的护照一直放在蓝天公司那里)、劳务人员和新加坡公司的雇佣合同,和工人对蓝天公司的“承诺书”。承诺书里的承诺,从不随地吐痰到不罢工都有。蓝天的经理要求所有劳务人员当场签字。在熙熙攘攘的机场,孙和其他劳务人员哪有心思细琢磨,马上就签了好几份的文件。孙甚至不记得究竟签了几份。

  蓝天也给所有的劳务人员分发了清一色的紫色衬釤,让大家在飞机落地之前换好。落地后,新加坡机场的工作人员认出了制服,把他们引领到团队出关处。出关后,又有机场人员把他们统一领到接机大厅的一角。新加坡中介“龙马”公司——世界之旅的合作伙伴——的司机已经在那里等候。根据新加坡的政策规定,新加坡的中介公司必须就外劳的到达情况提前和机场联系,必须派人在机场等待,在外劳落地后迅速把人接走。

  短短两个月后,孙却决定要回国。蓝天公司曾在国内承诺,孙的月薪会超过500美元。但是实际工资只有300多,而且没有原来说好的加班(因为加班的工资高于正常工资,所以加班成了很多外劳增加收入的主要手段),这意味着孙在三年合同期内不可能赚回他的费用。经过一个月的思想斗争、若干个不眠之夜,孙递交了辞职信。工厂旋即和龙马公司联系,龙马当天上午就来工厂,把孙接到龙马公司自己的宿舍。龙马的宿舍就是为工人在辞职之后、离境之前备用的。为了防止工人在这期间私逃,龙马不允许工人外出,派了一名有新加坡永久居民身份的印度工人看守宿舍并提供非常简单的食品。龙马取消了孙的工作许可,并给孙买了机票。因为孙提前终止合同,所以要自己付机票的钱。孙在大连下了飞机,直奔蓝天公司。他据理力争,拿回了3000美元多的保证金,但拿不回中介费。孙这才清楚,他自己付的6000美元的中介费,蓝天自己拿走了3200美元,给了老陈付300美元做辛苦费,给世界之旅2500美元的“窗口费”。“腿”的辛苦费和窗口费几乎不可能退回。

  和孙殿军的经历相似,来自印度尼西亚龙目岛的劳务流动过程也相当复杂。普特里20多岁,离了婚,有两个幼年小孩。2009年,普特里通过她的邻居萨里,一个曾在国外打工现在帮着别人出国的中介,认识了萨里的叔叔帕克阿迪。帕克阿迪是县城里一位很有人缘的低级官员,同时也是一个“当地代理”(印尼语petugas lapangan),他招募有出国意向的劳工,然后把他们介绍给有执照的招聘公司。他和萨里不断通过家访和电话短信向普特里劝说,告诉她,去沙特阿拉伯做家政不仅能够每月赚200多美元,还会学习阿拉伯语,雇主甚至有可能邀请她去麦加做“副朝圣”。能说阿拉伯语和能去麦加朝圣在龙目岛都是备受推崇的事情。当帕克阿迪给她和父母100美元的购物券后,普特里就签了去沙特阿拉伯两年的合同。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普特里按照规定去不同的部门面谈、登记和检查。萨里通过村长获得了正式的“父母准许函”和“家庭卡”。帕克阿迪用摩托车把普特里驮到位于龙目岛的商业中心、总部设在首都雅加达一家招聘公司的分支机构。招聘公司和她面谈,了解基本情况,然后把她派到一家专门为去沙特阿拉伯劳务做体检的诊所做体检,包括怀孕检查。然后,帕克阿迪陪她到东龙目岛的政府办公室去申请出生证和身份证,到人力部的办公室登记面谈,申请离境许可和印度尼西亚出国劳务人员特别护照。

  在和孩子和父母道别后,普特里住到了当地招聘公司的办公室那里。在第二次怀孕测试后,中介给她打了避孕针。然后帕克阿迪带着普特里和其他三名劳务人员一起坐飞机前往雅加达的招聘公司培训中心。她与100多名妇女一起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学习阿拉伯语、沙特的烹饪、育儿、清洁和一般的社会礼仪。然后普特里和50名妇女一起坐飞机到了利雅得。和在新加坡一样,利雅得的劳动劳务中介从机场把普特里直接带到她的雇主家,照看三个孩子的起居生活。

  两年后,普特里带着近3000美元回到家乡。在这两年间,根据沙特阿拉伯的雇主担保制度(kafala),外劳不能改变工作、更换雇主;雇主对外劳的行为严格控制(Gardner,2010)。直到普特里坐飞机回家之前,她的护照都在雇主手里。在雅加达机场着陆后,普特里被领到专门为回国女性普通外劳设立的进关口。在那里,政府官员要她回溯她的流动经历,并做了登记,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IOM)派驻在机场的工作人员对她的经历做了“反人口贩卖评估”,看她的经历中有没有被贩卖的嫌疑。IOM的工作人员把普特里列为“无问题回归者”。但是她却不能自己离开候机楼,而一定乘坐专门针对回国者的大巴直接回老家。

  孙殿军和普特里的流动路线一开始就被“打包”,是封闭的。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研究中介、政府官员、交通公司、医疗诊所和国际组织,以及各类文件、数据和金钱对流动的形塑作用。其中,国家管理部门和商业中介机构之间的互相作用又特别重要。

  三、概念间的比较:“流动基础设施”可能有什么理论贡献?

  我们把“移民产业”(migration industry)理解为基础设施的商业维度,把迁移管治机构理解为基础设施的监管维度,把非政府组织等理解为人道主义维度的基础设施,又把移民网络理解为社会性的基础设施,这在知识上可以有什么贡献呢?“流动基础设施”与“迁移系统”(migration system)有什么不同?在下文,我们将流动基础设施和其他类似概念做一个比较。

  迁移系统理论将移民的流动看作流出地和流入地之间的多重联系的一部分,这里包括人员的、物品的和意识上的双向流动。它同时强调人口流动会改变流出地和流入地的条件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从而改变流动系统本身(Mabogunje,1970)。但是,人的流动并不总形成所谓的“系统”。流动可以是很多变的,它和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关系是不稳定的。这也是为什么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这一理论没有进展的原因之一(见King,2002)。流动基础设施的概念,把重点从流动如何稳定化为一个系统这个问题,转移到流动如何被第三方协调的问题。流动可能是支离破碎和不断变化的,但基础设施保持稳定性和连贯性。换句话说,我们感兴趣的是流动过程的内部构成,而不是流动如何构成一个自有边界的系统。这也把流动基础设施的概念与近来提出“流动体制”(mobility regime)概念(Koslowski,2011;Glick Schiller and Salazar,2013)区分开来。

  流动基础设施和移民社会网络有什么不同?众所周知,移民的社会网络是目前迁移研究中最受重视的变量之一(例如Arango,2004)。移民网络研究强调网络使人口流动变成一个自我维持的社会过程。蒂利曾说,“不是人在迁移,而是网络在迁移”(Tilly 1990:79)。流动基础设施试图分析移民网络如何通过变成流动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才发生作用。以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移民网络为例。自16世纪以来,这些网络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社会体系的基础。当中国王朝衰弱,社会动荡时,这些网络仍然维持着跨区域的社会和经济交流;当欧洲殖民势力到来时,这些网络既是欧洲列强进入该区域,进行殖民的基础,也成为当地社会抵抗殖民渗透的社会基础(Hamashita,2008)。所以,网络是很重要,但是它远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可以被复制、被扩展、被调整,也可以被消解;它总是在与其他社会力量互动,而且是在这样的互动中才发挥作用的。我们认为,正是要通过研究网络的这一基础设施属性,把它看作社会性基础设施,才能更好地发掘移民网络这个变量的解释力。

  “移民产业”的概念强调了各种服务的重要性(Hernández-Léon,2008:154);最近的讨论又扩大了这一概念的外围,将“控制”和“拯救”移民的机构也纳入移民产业中来(Srensen and Gammeltoft-Hansen,2013;Andersson,2014)。比如很多国家对非法移民拘留和遣返的机构,帮助移民的慈善组织,是私有的甚至是营利的部门,靠控制和拯救来赚钱。在这个意义上,移民产业和流动基础设施的概念确实非常接近。但是,移民产业强调移民过程被商业化,而较少关注中介不仅在赚钱,而且也在发挥重要的监管功能,比如收集文档、组织体检、培训等等。

  讲到监管性基础设施,我们需要提及“移民机关”(migration apparatus)的概念。费尔德曼(Feldman,2012:6)援引福柯关于“机关”的理论,把移民机关定义为一系列关于移民的机构、政策和话语,这些机构、政策和话语属于不同的系统,彼此是分散的,但是却彼此呼应,把流动转变成国家管治的对象。比如在欧盟,各国移民政策的目的、方式都不一样,政策和公众话语甚至可能会冲突,但是在整体上,它们形成一种协同效应,这个效应就是,来自欧洲之外的流动变成一个值得欧盟所有国家焦虑、要管治的对象。这并不是因为欧盟有一个统一的政策纲领,而是由于各国的“机关”在操作上趋同。和移民机关的概念类似,流动基础设施强调操作过程,而不是最终意图。但与侧重于政府的移民机关不同,基础设施的概念包括更多主体。非政府组织参与到移民管理中来,这是近年来的一个重要趋势。比如,政府把签证业务外包给私人机构,把对外劳的管理转包给雇主,把强制遣返的工作交给私人的保安公司或者国际移民组织等等,都是这一趋势的见证(Xiang,2013b)。另外,流动基础设施强调不同维度之间的交错关系。比如,监管部门对于保护移民的权利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没有监管性机关提供可靠的数据登记,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也无法保护非法的和无证件的移民(Global Commission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2005)。所以,把跨国流动人口转变成为保护对象和转变成管制对象是一个过程。

  这就联系到了基础设施中的人道主义因素。虽然提倡人道主义的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与政府和商业中介常常看起来是对立的,但彼此也是互相纠缠的。跨国人道主义基础设施的发展,是冷战后全球秩序的一个基石。美国政府与全世界非政府组织就打击人口贩运而结成的亲密联盟就是一个例子。⑤在2006年“立即终止人口贩运”(End Human Trafficking Now)的运动中,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招聘公司之一,人力集团(Manpower Group),是最早签署运动准则《雅典道德原则》(Athens Ethical Principles)的组织之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商业中介的生意有时候也得益于人道主义保护的压力。比如,在中国到中东的劳务流动中,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国是免费的,中东的雇主支付所有费用,包括移民的招聘费,雇主然后从劳务人员在中东的工资里扣除费用。但是扣除工资被谴责为是侵犯人权的行为,中东的雇主不敢再这么做。于是,所有的费用都需要劳务人员在离境前支付。在中国的商业中介也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性,向劳务人员收取高额费用。

  技术性的基础设施可能是流动基础设施中最显而易见的要素。亚洲航空业的放开,低价航空的兴起,大大改变了劳务人员的流动状况。⑥但是不应认为信息和通信技术就必然赋予劳务流动者更多的权力。像我们在普特里的经历里看到的那样,信息技术为商业中介招募移民提供了很大便利。此外,新技术对监管性基础设施的发展也很重要,比如生物识别码技术、数据存储系统以及数据的大规模现时跨国共享和交换。因此,技术基础设施和其他部分的互动关系是特别重要的。

  流动基础设施的五个维度必须一并考虑。这么做并不是因为我们要求多求全——面面俱到正是我们要避免的——把五个维度放在一起考虑是要突出其交叉性。交叉性体现了流动过程形成的操作逻辑。流动基础设施这个概念的主要价值在于它的锐利,而不是它的广度。它的价值在于让我们切入流动的现象,进入内部,而不是帮助我们对流动做外在的描绘。女权主义理论强调的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例如Crenshaw,1991)让我们意识到,性别总是和其他社会关系交叉作用的,它指出了不同权力系统(比如家庭的和职场的)如何交叉,才形塑了个体的经历。我们关注交叉性,是因为不同的行动逻辑相互交织,产生出新的操作模式。

作者简介

姓名:项飙 约翰·林德奎斯特 工作单位:牛津大学 斯德哥尔摩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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