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社会学
乡土社会与单位社会:一个辨析
2020年06月22日 10:01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京)2019年第6期 作者:王水雄 字号
关键词:退出/进入/社会可熟悉程度/乡土社会/单位社会

内容摘要:

关键词:退出/进入/社会可熟悉程度/乡土社会/单位社会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在社会学研究中,“社会可熟悉程度”/“退出—进入”作为一个分析角度,可能构成对“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视角的补充或推进,可以用以开展社会性质及其变迁的考察,辨析乡土社会与单位社会的异同。乡土社会和单位社会的“社会可熟悉程度”是不同的;单位社会中“社会可熟悉程度”的不确定性更大,其在不同社会成员间的分化也更为明显,并且在较大程度上受到外部力量的左右。而就“退出—进入”这个指标而言,乡土社会和单位社会中的“被退出”“退出权”“进入空间”“进入渠道”等都有很大的差异。

  关 键 词:退出/进入/社会可熟悉程度/乡土社会/单位社会 

  作者简介:王水雄,社会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北京 100872

  社会治理问题与社会的性质及其变迁的判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关当前中国的社会性质,最近在社会学界展开了以“熟悉社会”“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生人社会”等为关键词的探讨。①在相关争论中,“乡土社会”与“单位社会”基于“熟悉社会的本质”而建立了一定的联系和相似性基础。两者有相同之处是毫无疑问的,它们的不同之处也同样颇为明显。从“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角度展开分析,的确有助于发现两者的相同或相通之处;而从“个人与社会关系”这一社会学的元问题或基本问题出发,则有助于我们发现它们的不同之处。发掘“乡土社会”与“单位社会”的不同之处,是本文的任务之所在。

  辨析清楚这两种社会的不同之处,有助于人们获得一种明确的社会变迁感,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今中国社会及其变迁的方向性问题。“乡土社会”和“单位社会”是当今中国社会所以由来的两个传统,无论当今社会与之距离多远(事实上并不太远),在性质上差别有多大,作为社会变迁的前提,这两个传统的影响力或多或少仍然是存在的。而社会变迁则意味着,传统中一些构成要素的影响力正在式微,一些技术或制度条件正在改变。可以说,对这两种社会进行辨析,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理解4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一、乡土社会作为“熟悉社会”

  有关中国社会性质及其变迁存在各种各样的说法。“中国进入‘陌生人社会’”②、“生人社会的来临”③、行政村“半熟人社会”④和空心村的“无主体熟人社会”⑤,以及当今中国“熟悉社会的本质没发生改变”⑥等说法,让“熟悉社会”一词分外显眼。

  “熟悉社会”一词的提出,可以追溯到费孝通先生。费孝通在“描述”乡土社会的时候,用了“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⑦的说法。在费孝通这里,“‘熟悉’的社会”是一个描述性用词,而且主要用来总括性地描述“传统”“乡土社会”的特征。无论是贺雪峰的“半熟人社会”还是吴重庆的“无主体熟人社会”,也都是用来总括性描述“乡土社会”或乡村的。

  在强调乡土社会作为“‘熟悉’的社会”的这一特征时,费孝通指出:

  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这些生了根在一个小地方的人,才能在悠久的时间中,从容地去摸熟每个人的生活……⑧

  不但对人,他们对物也是“熟悉”的。一个老农看见蚂蚁在搬家了,会忙着去田里开沟,他熟悉蚂蚁搬家的意义。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孝是什么?……做子女的得在日常接触中去摸熟父母的性格,然后去承他们的欢,做到自己的心安。这说明了乡土社会中人和人相处的基本办法。……这种办法在一个陌生人面前是无法应用的。⑨

  从费孝通的这两段叙述中,不难看到,他强调了乡土社会中的乡民对两个方面的“熟悉”,其一为人,其二为物(或生活环境)。就“人”这个方面而言,因为“熟悉”(注意,并不单单是因为血缘关系或伦理关系),所以有了人际的信任,信任进而成了规矩,对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就有了信用;人和人相处的基本方法(比如儿女对父母说“孝”)也被提出。就“物”这个方面而言,因为“熟悉”,所以不需要抽象的普遍原则,而能把握住所触及的范围中足资利用的各种“个别关联”。除人际“信任”“相处”和把握“个别关联”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之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费孝通强调了乡民这类“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赖以存在的重要基础,或者说是乡土社会之所以为“乡土社会”的根本——“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生了根在一个小地方”。

  将传统乡土社会描述为“‘熟悉’的社会”,当然是对的。说“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并说这信任是规矩,亦属真知灼见。但我们切不可由此就认为在“乡土社会”只有“熟悉”因素而没有“陌生”因素,总是能达成“信任”而不存在“欺诈”。若果真如此,就很难理解乡土社会里的偷鸡摸狗、偷情私奔、邻里相斗、兄弟反目、夫妻离婚乃至自杀被杀了。

  如此,费孝通涉及“‘熟悉’的社会”的某些论断需要深思以便推进一步。在笔者看来,在谈论传统乡土社会作为“熟悉社会”的性质时,需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其一,从理论的角度看,“熟悉社会”的概念建构的是一个理想类型。其二,从现实的角度看,到目前为止,任何一个切实、具体的所谓“熟悉社会”(比如传统乡土社会)都是镶嵌在更大的“社会”之中的。作为理想类型的“熟悉社会”与更大的“社会”之间的镶嵌与被镶嵌的关系及其他可能的复杂关系,决定了人们在“这个”具体的“熟悉社会”中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及其可能的变化(哪怕由于习惯使然暂未看到明显变化,其未来变化也是可以期待的),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在一个切实、具体的社会中人们的生活状态。

  二、传统社会作为“陌生社会”

  事实上,在讨论“整个社会结构的格局”时,针对中国传统社会(不只是乡下,还包括城里)普遍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费孝通先生提出了“私的毛病”。在个人的“私的毛病”的背后,乃是一套对应的群己、人我界线的划分方法,他称为“自我主义”。由此形成的人和人的关系,最核心的乃是以“己”为中心的亲属关系和地缘关系。如此联系而成的社会关系的网络或圈子,带有“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⑩的特性,费孝通称之为“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在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中显然是比“‘熟悉’的社会”更具基础性的概念,也更具理论框架的性质。社会学界对此有较多讨论。(11)中国传统社会的这种“差序格局”(以及“自我主义”)具有相对性,是具有伸缩能力的,可外伸,亦可内缩。如此一来,公私也具有了相对性,“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12),并且“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13)。

  需要强调的是,在笔者看来,“社会圈子”不仅会因“内向”的“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也会因“外向”的人与物的“社会可熟悉程度”“而大小”。也就是说,在“差序格局”相关的理论框架中,行动可能涉及的社会范围内的人与物的“可熟悉程度”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自变量(关于“社会可熟悉程度”这个术语的进一步界定,将在后文进一步展开探讨),只不过作为环境或结构变量的“社会可熟悉程度”只能在比较长的时间段、暴力革命前后、突然的技术革新或剧烈的社会转型中才能看到变化罢了。

  费孝通所观察到的“差序格局”,特别是其中“私的毛病”,正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对其社会成员而言,乃是由近及远逐步“陌生”或者说“可熟悉程度逐步降低”的社会的缘故。相对于当今社会,中国传统社会在总体上可以说是个“陌生社会”。鉴于这种“陌生社会”的性质在传统社会中的稳定性,对“社会圈子”的伸缩性而言,“社会可熟悉程度”这个“外向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可忽略不计,所以,费孝通只用考虑“内向的”“中心势力的变化”就足够了。

  为什么中国传统社会在总体上可以说是相对稳定的“陌生社会”呢?

  其一,在探讨中国传统社会时,我们常常会说,这里的人们有着“伦理本位、亲情纽带、圈子关系”这样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而这是以行为者所在的“乡土社会”之外还有着大规模的“陌生社会”为前提条件的。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条件,如果行为者毕生无须面对来自“陌生社会”的压力且没有此类忧虑,“伦理”“亲情”和“圈子”思维的社会意义和重要性将大打折扣。

  其二,中国大量的历史事实表明,一旦脱出于“乡土社会”,传统社会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就带有很强的陌生社会的性质,而那些拘泥于按照“熟悉社会”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行事的人及其基因往往会被“淘汰”掉。

  其三,中国古人所写的大量小说、笔记等无不表明人们在“‘熟悉’的社会”之外还面对着规模巨大的“陌生社会”;无不表明人们有着大量应对“陌生社会”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甚至“‘熟悉’的社会”中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也受此影响。小说虽然不能等同于现实,却来源于现实;古人的小说无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折射传统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

  其四,最直接的“陌生社会”的证据我们还可从古人纪实性的游记、日记、笔记(且不说《阅微草堂笔记》这样的带有类似于《聊斋志异》《西游记》之类文学性质的作品)中找到。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徐霞客的湘江遇盗日记,其中有:“已而忽闻岸上涯边有啼号声,若幼童,又若妇女,更余不止。众舟寂然,皆不敢问。余闻之,不能寐……然亦止虞有诈局,俟怜而纳之,即有尾其后以挟诈者,不虞其为盗也。”(14)这一番描述很好地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戒备心理,表现了身处“陌生社会”之中的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

  上文所述,让“熟悉社会”与“陌生社会”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在边界上变得模糊了。费孝通阐述了传统社会中人的“自我主义”,梁漱溟则强调其“互以对方为重”的意义,两者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对的,只是需要加以澄清。(15)对于古人来说,在自己所熟悉的乡村社会之外还存在大规模的“陌生社会”,而传统社会中的“‘熟悉’的社会”也往往镶嵌在“陌生社会”之中。有鉴于此,面对这样的社会生活,可以观察到的古人(以及现代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极可能是两种因素混合作用的结果,不能简单地将其归于要么是“熟悉社会”,要么是“陌生社会”的本质特征。

  显然,关注“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对社会性质的判定作用,给人以启发,但其分析性或辨别力,特别是对于考察短期社会变迁,却仍然显得有所不足。对于考察社会变迁,也许我们更应该思考的问题是:哪些重要的结构性因素会带来该社会中人们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改变,进而在社会变迁的考察中更具基础性意义?

  三、“传统社会”的沿袭与变革

  正是因为传统社会既包含着“熟悉”因素,又包含着“陌生”因素,所以在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一些“熟悉”因素,比如说某类“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也就会有所沿袭。比如,谢俊贵教授在论断中国社会进入“生人社会”时就指出:“与熟人社会不同,生人社会或者说陌生人社会不再是原来的乡土社会和传统社会,而是一种经过了长期变革的城市社会和公众社会。……中国乡土社会历经几千年的发展,一直都在熟人社会结构中运行。即使是在中国早期的城镇,由于直接脱胎于乡村,且规模不是很大,所以熟人社会仍是当时中国城镇社会的主要类型。”(16)

  谢俊贵还认为,不仅“中国早期的城镇”,“单位社会”也应当是一种熟人社会。只是由于我国20世纪末正式开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原来束缚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中的单位人(包括城市的单位人和农村的社员)开始走向市场,“熟人社会”(17)才发生了动摇。刘少杰教授在描述中国社会的本质、判断中国社会变迁时,对沿袭性有更为坚定的强调:“中国的熟悉社会并没有发生质变,不仅农村社会仍然延续着传统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关系,而且城市社会也没有真正实现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质变。利己中心、伦理本位、亲情纽带、圈子关系、轻视原则、崇尚权势,谁能证明这些传统社会或熟悉社会的本质特征在哪个社会层面上消失了?在我看来,中国社会的这些本质特征,不仅现在没有消失,而且再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也未必能够消失。正是这些本质特征表现了中国社会的制度结构,具有超常稳定的中国社会的制度结构不会在十几年的历史中彻底改变。”(18)对这段话的核心观点,即“利己中心、伦理本位、亲情纽带、圈子关系、轻视原则、崇尚权势”等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将在中国社会较长时间内存在的观点,笔者深表赞同。

  在此需要强调,鉴于“传统社会”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传统社会在当今时代的变化也就颇为复杂。笔者认为,传统社会中熟悉的部分(乡村社会)正在“陌生化”。笔者赞同贺雪峰“半熟人社会”和吴重庆“无主体熟人社会”的说法;而传统社会中陌生的部分(乡村社会之外的社会)在当今改革开放和网络化时代则正在“熟悉化”,或者至少是有了更多“熟悉化”的可能。显然,学术界对这正在“熟悉化”的一面强调得还不够,刘少杰等学者对这一点的强调有其价值。

  换句话说,如果仅就传统乡村社会的当今变化而言,笔者认为,无论是看到政治权力影响下行政村的“半熟人社会”性质(19),还是看到市场经济影响下自然村的“无主体熟人社会”(20)性质(21),都是难能可贵的。而如果就整个中国社会(包括城市社会)来说,则看到“以己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和轻视普遍原则、崇尚中心势力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在当今的普遍存在(22),看到其间的沿袭性,亦属真知灼见。

  不过,沿着前文初步提出的“社会可熟悉程度”这一理论思路,在可熟悉程度不同的组织或社会体系中,考察“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化,特别是诸如“信任”或“不信任”之类具体行为的出现乃至全面铺开,也许更有助于我们反过来思考“社会可熟悉程度”的意涵,对于正确定位和理解“单位社会”同样不无裨益。

  四、单位社会的“熟悉”及“陌生”

  单位社会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路风对中国“单位体制”的分析。路风指出该体制的基本内容是:“一切微观社会组织都是单位,控制和调节整个社会运转的中枢系统由与党的组织系统密切结合的行政组织构成。”(23)“单位体制”中单位的基本特点包括:功能合一性、生产要素主体间的非契约性、资源的不可流动性。单位的这些特点导致在该体制中,个人对单位、单位对国家的依附成为社会关系中的普遍状态;在我国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单位甚至逐渐演化成为家族式的团体。在这个因其成员长期共事而彼此熟识的共同体中,人们重视人际关系,强调平均主义,服从权威。

  单位体制曾在我国历史上产生过巨大作用,但是,路风认为,国家通过单位对个人的控制,意味着“个人首创精神、社会组织自治权和市场机制销声匿迹”(24)。他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单位作为我国各种社会组织基本形式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单位组织形式的存在对改革有限制和抵消作用,由此,全面的组织变革(包括功能分化、引入契约关系、资源流动、实现组织成长等原则)是绝对必要的。路风后来还对中国单位体制的起源和形成过程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了单位取向的体制所具有的四个特征。(25)对单位制的分析受到中国社会学界的重视,李汉林、王奋宇、李路路(26),于显洋(27)以及杨晓明、周翼虎(28)等人分别围绕“单位现象”“单位意识”“单位制度”发表过相关论文或著作。

  李猛等人(29)分析了单位内部基本的关系结构和成员的行动策略,发现单位与上级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为单位的机会主义行为与“实质”自主性创造了条件。如此一来,单位为了实现控制,就产生了大量仪式性活动,以及广泛的“幕后解决”;而对成员来说,就会根据自己对形势的认识和人际关系建构起一个个派系结构,并由此决定个人的行动策略。这也就构成了单位中所谓“控制的辩证法”——冲突和个人策略行动空间的综合。

  有关“信任”的研究,特别是其对立面——“杀熟”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单位社会。郑也夫借助洛伦兹(30)的研究指出,“杀熟”是有生物学根源的:“同种资源的争夺决定了‘杀熟’比‘杀生’更为残酷”(31);并认为这一逻辑也适用于人类行为的分析,介于亲属与陌生人中间的“熟人”间关系也可能因“同种资源的争夺”而埋藏下“残酷厮杀的种子”,幸亏“文化动员了其一切手段,抑制‘杀熟’的潜力,强化信任与合作”(32)。

  在郑也夫看来,“杀熟”这一“社会过程”的形成包含三个步骤,分别是:(1)通过“单位制”形成不信任的温床,使“杀熟”慢慢成形。(2)通过思想改造运动来令“杀熟”获得催化性哺育,并以“揭发”的形式挑起“杀熟”,败坏熟人中的信任。(3)类似老鼠会这样的传销骗局,可以被看作是经济上的杀熟,前两个步骤构成的“政治杀熟”为这种“经济杀熟”扫除了心理障碍、组织基础和舆论压力;这样的“经济杀熟”乃是社会失信的晴雨表。根据这一论述,换句话说,“杀熟”这种极端的“私的毛病”的泛滥,乃是“社会可熟悉程度”因结构剧变、政治运动和传销行为的“颠覆”而迅猛降低所导致的结果。

  在分析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制的时候,郑也夫指出,由于工资之外的物质利益只能从单位获得或从别处获取成本过高,造成了单位成员对单位的全面依附。物质利益之外,该制度还“把本属于社会的生机勃勃的党派生活和政治参与固定在单位中,并将政治追求与社会地位的晋升牢固地系结在一起”(33)。在成员心理层面,由于单位分配事项过多、过细,单位成员对生活的不如意不免“统统凝聚和发泄在单位上”,使得“单位制度普遍拥有的功能是,造就人们对本单位的不满和仇恨”。(34)

  如果将以单位为基础的社会看作是“熟悉社会”,根据这一概念的字面意思,该社会应该能够“从熟悉得到信任”。但这样的社会在郑也夫眼里,却“前所未有地在社会基层造就了一种制造怨恨与不信任的组织机制”(35)。

作者简介

姓名:王水雄 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赛音)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