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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地市民化”: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农民市民化的新路向 ——基于发达地区15个非农化乡村的调查
2020年06月19日 09:31 来源:《学术研究》(广州)2019年9期 作者:刘小敏 黎明泽 字号
关键词:原地市民化/乡村振兴/非农化乡村/异地市民化/城镇化

内容摘要:

关键词:原地市民化/乡村振兴/非农化乡村/异地市民化/城镇化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主要通过进城镇务工后的“异地市民化”实现其市民化。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乡村迎来全面复兴的契机,对人口的“拉力”不断强化。在发达地区的非农化乡村,农民居住与生活场域乡村化、职业非农化和就业正规化、生活与消费方式现代化、角色认知与心理认同的市民化并存,已经隐现农民“原地市民化”的曙光,“原地市民化”已成为与“异地市民化”并行不悖的重要社会学研究议题。本文聚焦“原地市民化”这一中国农民市民化新路向,考察了发达地区15个非农化乡村的农民“原地市民化”的实践表征,揭示了农民“原地市民化”的理性逻辑,并展望了中国农民的市民化路径前景。

  关 键 词:原地市民化/乡村振兴/非农化乡村/异地市民化/城镇化

  项目基金:本文系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发达地区非农化乡村常住人口市民化问题研究”(1BSH01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小敏,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广东 广州 510635;黎明泽,广州行政学院副教授,广东 广州 510070

  一、引论:留守农民是否面临市民化问题

  市民是在城镇化①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的,亦称为城镇居民。这是一个在中西方不同话语体系以及不同学科中具有不同内涵的概念。在西方,市民(Citizen)通常指在城市镇居住、工作、生活以及拥有各种市民权(Civil Rights)的城镇人口。路易斯·沃斯就认为,城市具有其有别于乡村的一整套社会与文化特质,②并以此区分城镇与乡村。而在中国,市民常常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最早特指拥有城镇户籍的居民,以至于许多学者研究中国农民市民化问题时,将获得城市户口作为了农民市民化的一个要件。③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农民工大规模离乡进城引发的新移民运动,市民化在最初的户籍城镇化的基础上逐渐增加了农民因工作、生活在城镇而享受基本公共服务、获得政治权利、转换生活方式等内涵。这种市民化方式,本文称之为“异地市民化”,即农民因离开原乡村户籍所在居住工作地进入城镇常住地工作而实现市民化。和进城农民的这种市民化方式相对应,学术界对农民市民化的关注也具有强烈的“异地市民化”偏好,热衷于以市民为参照系探究农民“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以及城市融合”④而不断向市民渐进式转换的过程。其基本逻辑是,正是因为进城,才有市民化这一命题。有学者曾直白地指出,“农民工流动开始之时,即是城镇化和市民化开始之日”。⑤农民工市民化中出现的种种状态,如“农民工待遇非市民化”“半城市化”“虚城市化”“半市民化”“生存状态的边缘化”等问题,⑥都不同程度反映这一偏好。

  那么,在不进城的情况下,农民是否会面临市民化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蒙德拉斯研究法国乡村社会变迁时就做出了令人震惊的大胆预测,认为“一二十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⑦这一预测后来在法国成为现实,乡下人居住在乡村,但如果能够“享有城市的一切物质条件和舒适”,何尝不是市民化的一种方式?基于这一理解,“市民”概念也有了全新内容。“市民”和“农民”不再是地域上的区别或职业上的区别,他们的区别更重要的是在权利、待遇、生活方式、文明性、舒适性等方面的差异。农民的市民化程度就体现在这些方面的实现程度。是否市民化或许纯粹以城乡地界为划分已经过于简单化了,而市民化方式也不一定只能以户籍是在乡村还是在城镇、工作及居住地点是否从乡村转移到城镇为衡量标尺了。

  中国农民的市民化进程启动相对较晚,但在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已引起各界高度关注的今天,留守农民市民化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话题。事实上,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不断完善,城乡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城镇和乡村的边界也将越来越模糊。农民户籍在农村、工作在农村、生活在农村,同样可以在权利、待遇、生活方式、文明性、舒适性等方面由农民转化为市民。这就是本文所谓的“原地市民化”命题。所谓“原地市民化”,就是指农民在乡村户籍所在的原居住、工作地就地市民化。考量“原地市民化”是否完成,在当下中国大致可包括三个要素:一是无论其原居住、工作所在乡村社区是否已将村民委员会改制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改居”),农民的户籍应已经由乡村户籍转变为城镇户籍;二是完成原地市民化者在客观上应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社会治理参与等与市民大致相当的公民权益;三是完成原地市民化者在主观上应具有与市民身份大致相当的公民素质。当然,“原地市民化”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这三大要素评估指标设计也不可过于理想化。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民在乡村实现市民化将成为农民市民化的另一道景象,也已成为与“异地市民化”并行不悖的社会学重要研究议题。那么,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原地市民化”对农民市民化的影响机制如何?农民的市民化意愿如何?他们更愿意选择怎么样的市民化方式?本文力图突破传统市民化研究的“异地市民化”偏好,着眼“乡村”这一场域从“原地市民化”的维度回答这些问题。

  二、“原地市民化”: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实践表征

  从某种程度上说,对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市民化方式的把握,取决于对“市民化”的概念理解及基本立场。“异地市民化”无疑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市民化方式之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明确了到2020年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并要求建立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机制。⑧而2017年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纠正了长期以来的“唯城镇主义”偏向,将乡村发展置于和城镇发展同等的地位,给乡村带来从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到发展成效的全方位、革命性的转变,这必然会给农民在“异地市民化”以外提供另一种可能的选项,即“原地市民化”。和“异地市民化”相对应,“原地市民化”是指农民在乡村实现市民化,或者外出农民归返乡村实现市民化。在原乡村户籍所在地实现市民化,可能在市民化时间上相对滞后一些,但在职业、居住环境、生活和消费方式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的享受方面,和通过“异地市民化”方式实现市民化的农民工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乡村无论在基础设施、经济发展还是社会文明程度等方面,相比欠发达地区的乡村对农民留守或者返乡都具有相对较大的“拉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还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拉力”效应。因此,本文选择发达地区的非农化乡村进行经验研究。非农化乡村一般具有以下特征:在产业经济结构上,不再存在第一产业,只有第二、三产业;在组织管理形式上,或者尚未实现“村改居”仍然按照乡村社会来管理,或者只是名义上实现“村改居”,在不同程度上仍然沿袭乡村社会的某些管理方式,原有集体经济组织在不同程度上未实现市场化转型;在制度安排上,尚未实现“村改居”的完全适用乡村的各项政策,已经名义上实现“村改居”的在适用城镇相关政策的同时在不同程度上仍然适用乡村的某些政策。本文的主要资料来自2017年9月至2019年3月笔者所在课题组在上海、浙江、江苏、广东四地社会科学院及相应省(市)、市(县、区)、镇相关部门和基层社区支持下,对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15个非农化乡村⑨开展的实地调研、结构性访谈和问卷调查。调研发现,发达地区非农化乡村已经隐现农民“原地市民化”的曙光,正逐渐走向“乡村市民型村落”⑩形态。

  (一)居住与生活场域乡村化

  在中国,人口与户籍是两个高度相关的概念。计划经济时期,人口的移居迁徙无不以户籍的迁移为基本前提。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户籍制度的松动,大规模的农民以务工的方式进入城镇,人口的移居才逐渐与户籍解绑。农民的市民化也因此从户籍由乡村到城镇的简单迁移,进而涵盖包括户籍迁移前提下的市民化以及户籍不变情况下实现在劳动权益、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公共服务等方面拥有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国民待遇(11)的“异地市民化”。传统的市民化模式,不管是户籍迁移的市民化还是“异地市民化”,都是以居住和生活在城镇为基本要件。而区分“原地市民化”和“异地市民化”的根本在于农民是离开乡村进入城镇实现市民化,抑或留在乡村实现市民化,在于市民化所依托的场域之分。“原地市民化”是一种以乡村为居住和生活场域的农民市民化方式。

  以居住和生活场域作为要件,“原地市民化”不探讨外来移民的“异地市民化”问题,仅探讨在乡村户籍所在的原居住、工作地的农民的就地市民化问题。就后者而言,调研发现,不少非农化农村存在“一村两制”的情况。比如BG村,一类人具有本村农村户籍,大约1000多人,约占本村户籍人口的1/3;另一类人具有本村城镇户籍,大约有2000多人,约占本村户籍人口的2/3。和这一情况相对应,许多农村还存在“一户两制”的情况。BG村的受访对象羌某,一家八口人,老两口、两个儿媳妇和孙女是城镇户口,两个儿子、孙子则在本村保留农村户口。BG村的受访对象姚某,老两口是城镇户口,女儿是本村农村户口。之所以存在“一村两制”或“一户两制”的情况,主要是由于征地拆迁造成的。随着城镇的扩张,农村土地不断被城镇吞噬,一些人就因此通过以土地换保障的方式转换为城镇户口。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可以自由流动并且自主选择居住地点,即工作在城镇可以居住在乡村,工作在乡村亦可居住在城镇。但“场域都具有自身的逻辑、规则和常规”,(12)并且具有各种或多或少已经制度化了的进入壁垒。(13)乡村和城镇显然是两个具有不同逻辑、规则和常规的场域。受访对象中有的是在城镇已购买商品房的城镇户籍人口,有的是在城镇购置了商品房或者儿女在城镇工作、具备长期定居城镇条件的本地农村户籍人口,但全部无一例外地居住和生活在村里,非农化乡村成为“原地市民化”的一个基本场域。“原地市民化”既开辟了与“异地市民化”不同的新的市民化路径,也是对以城镇户籍或者居住生活在城镇为判定标准的传统市民化路径的一种超越。

  (二)职业非农化和就业正规化

  有学者研究“异地市民化”问题时,界定了市民化的四层含义:一是由非正规就业向正规就业转变;二是身份由农民向市民转变;三是素质的提高;四是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城市化。(14)对于“原地市民化”,其中有的含义也颇具解释力。比如就业结构方面,农民就业领域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以及第二、第三产业转换,由非正规就业向正规就业,无疑是“原地市民化”的重要内容。乡村振兴是一项将给乡村带来革命性变化的系统性工程。调研发现,发达地区非农化乡村的村民虽然名义上仍是“农民”,但实际上早已“洗脚上岸”。一方面,近年来城镇的大肆扩张,不少乡村土地已被征用,许多农民已经变为无田无地可耕。即便有的乡村仍保留一定的土地,本地户籍农民也很少直接从事农业生产了,一般通过外来移民中的“代耕农”(15)承租进行农业生产。另一方面,乡村本身以及附近城镇提供了诸如工业生产、物业管理、休闲旅游、商业、租赁等许多非农化就业机会,乡村的生产方式逐渐从第一产业脱离出来,非农化就业、非农化收入成为一种常态。这样,村民和城市居民、“异地市民化”的农民工一样,也有了相对稳定、正规的就业,相应享有了按月领取工资、购买社会保险、享受节假日福利等权利。在很多村民看来,他们和城镇居民、进城农民工在就业上已没有太大的区别。而在收入方面,村民的收入呈现多元化样态,劳务收入仅仅是一方面,房屋租赁、集体分红也成为主要经济来源。由此可见,对当下的非农化乡村而言,所谓“农民”已经不再是一种纯粹的职业称谓。在这里,尽管有个别本土农民仍在从事种植、养殖业,但大多数农民已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而从事工业和服务业;个别从事农业生产的本土农民,其户籍身份也不一定还是农民,有可能已经是城镇户籍居民。这种多元化就业模式,在打破传统农民职业定义的同时,也降低了传统农民“看天吃饭”的职业风险,为奠定“原地市民化”的经济基础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三)生活与消费方式现代化

  生活与消费方式涉及人们的衣、食、住、行、消费、娱乐等方方面面,是市民化的重要构成要素。许多学者在研究农民工“异地市民化”问题时,赋予了现有的传统农民在生活和消费方式等方面向城市市民转化的内涵。(16)发达地区非农化乡村村民通过“原地市民化”方式实现市民化,也体现出这一转变。调研发现,发达地区非农化乡村居民在日常生活和消费方面与城镇居民并没有太大的差异性。比如他们的工作时间也是“五天工作制”,并且“朝九晚五”颇具规律性;他们周末如有时间,也愿意参加志愿服务活动;“五一”“十一”等黄金周假期以及工作调休时,他们也喜欢和家人一起外出休闲旅游。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工作在乡村、居住在乡村,仅从生活和消费方式来看,很难被人理解为农民。现代商业、文化娱乐等设施完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生活方式的现代化程度,这也是市民化的重要元素。从调研情况来看,记忆中乡村“吃晚饭——看电视——睡觉”的简单线性夜生活方式已经远去,广场舞、看电影、购物、图书馆看书、健身等已成为发达地区非农化乡村居民的多样化选择,传统生活和消费方式发生了嬗变。在课题组调查的非农化乡村中,大部分都有自己的文化活动组织,有的村在体系架构上比较完善,如YL村成立了村一级的文联,下设书画摄影协会、民俗表演协会、舞蹈协会、文学协会、音乐协会、曲艺协会等6个专业文艺协会,共有102名会员,全部都是村办企业各个岗位的文艺骨干及文艺爱好者。不少受访者在访谈中都表现出对乡村商业服务、娱乐文化服务的满意,业余文化生活比较充实。农民向市民化转型,市民化生活和消费方式的养成十分必要。从调研情况看,发达地区非农化乡村生活设施、娱乐文化配套不断完善,即便有的乡村没有大型、高档的生活消费综合体,但由于毗邻城镇,完全可以实现消费在城镇、生活在乡村。这些乡村的农民正处于不断缩小和城市居民之间的生活和消费差距当中,逐步推进自身的市民化进程。

  (四)角色认知与心理认同的市民化

  戈夫曼拟剧理论认为,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和表现是其在社会这一前台表演的过程,角色来自社会系统剧本的限定,存在于社会系统中普遍存在的为其成员确立的各种安排之中。在这种意义上,自我不是它所归属的个体之特性,而是位于社会控制的模式之中。(17)虽然戈夫曼也关注角色与剧本的互动,但主要是强调剧本对角色的定位与控制,本质上是属于社会控制论的范畴。对于农民市民化而言,场域变迁、职业转换、生活方式转轨无疑是重要要件,但这些都属于社会系统的角色建构和期待,难以从根本上判定农民市民化方式的优劣以及实现程度,必须回到农民这一主体本身,从农民的主观感知和判断上进行认定。

  从角色认知方面看,许多非农化乡村的受访对象虽然是乡村户籍人口,但是不少人对于自身“是乡村居民还是城镇居民”存在一定的角色模糊,“说不太清楚究竟是哪一种”,因为现在不少地方都发放了城乡统一的居民户口本。有的认为自己虽然居住在乡村,但是不种田不种地,“城镇居民的意义大于乡村居民”。可见受访者对于自身的角色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越了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也超出了传统意义的“农民”身份界定。从心理认同方面看,由于心理认同直接反映的是个人或群体对于某一特定社会角色或者群体的自我归属,如果乡村居民在“原地市民化”这一方式上产生强烈的自我心理认同,将有力确证“原地市民化”的合理性及前景的可期性。调研发现,受访对象普遍对乡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表示认可和满意,对于是否是城镇户籍并不在意,反而对乡村户籍更为青睐。不少人言语之间洋溢着作为村民的自豪感。“现在城镇户口没什么优势啦!30年前就有,城镇居民有粮油肉配给,招工都优先的。那时候大家就很羡慕城镇户口,有的人找关系花不少钱都把户口迁出去。以前要有城镇户口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们没想过要城镇户口。”(GS村乡村户籍居民曾某,65岁)调研中还发现一个颇有戏剧性的案例,一位本地乡村户籍的退休公办教师,因多年前因故错失“农转非”机会得以保留乡村户口身份而暗自庆幸。问卷调查数据也显示,在回收的4070份问卷中,37.0%的村民明确表示不愿意入户城镇。访谈对象中有一些人曾经是本村农业户口,后来因为征地拆迁、上学等原因转成了城镇户口,对于“想不想重新回到农村户籍”这一问题,他们当中不少人虽然认为“城镇户口当然有好处,有稳定的养老保险”,但从交流中的表情、言语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于乡村户口的依恋。毕竟,相比城镇户口,乡村本地户口还吸附着丰厚的土地福利。问卷调查数据也显示,在回收的4070份问卷中,31.6%的“异地市民化”居民愿意把全家户口迁回乡村。但调研发现,大部分乡村已经关上了户口回迁的大门。不少人直接地表达了对回归乡村户籍难度的遗憾和无奈:“现在没有人往外迁户口的,他们都想迁回来,可是现在想回来也回不来了。”(BG村本地乡村户籍居民姚某,64岁)由于股权固化以及有关乡规民约的限制,即便有的乡村允许户口回迁,但已无法享有和土地有关的福利待遇了。

作者简介

姓名:刘小敏 黎明泽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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