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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型公共领域:现代国家治理的团结逻辑
2020年06月16日 14:57 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2期 作者:赵孟营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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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的团结难题,只有依靠建设全新的国家内部团结制度才能解决。它既能够承受经济社会发展和变革带来的震荡和冲击,又能够承受长期存在的社会主要矛盾、各种偶发的社会冲突和差异化利益诉求所带来的震荡和冲击。包容型公共领域是全新的国家内部团结实现的逻辑基础,它的要素构成包括公共主体全面性、公共载体全维性、公共话题全域性。它的机制构成包括包容型表达机制、共识机制、公共政策评论机制和团结危机预警机制。

  [关键词]国家治理; 包容型公共领域;团结制度

  [作者简介]赵孟营,北京市社会学学会教授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团结难题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现实意义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回应政府管理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新挑战新需求,及时解决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实际问题;另一方面回应国家统治合法性遇到的新情况新局面,确保国家主权完整的可持续。

  对于第一方面的意义,学术界已经做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与国家的经济社会现代化水平是一种辩证关系:它们之间既有相互促进的一面,也有相互制约的一面。所谓相互促进的一面,是指国家治理水平的提升能够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朝着正确方向迈进,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新动向又推进着国家治理水平的升级、更新和革命。所谓相互制约的一面是指落后的国家治理水平会迟滞国家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落后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会消减现代国家治理所应产生的治理效能。

  而关于第二方面的意义,学术界讨论还有待推进。人们现在的认识还是基于第一方面意义的研究而形成的: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本身就是对国家统治合法性的强有力支撑和对国家主权完整的强有力保护。这种认识是正确的,但是不够完整,因为它忽略了国家内部的社会关系状态对于国家治理的关键作用。

  回顾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新兴独立国家的发展进程和现代化进程,可以看到:几乎所有国家在历史进程中都遭遇了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和社会分裂的冲击。只有那些能够及时有效调整统治策略的国家,才能够有效缓和社会矛盾、化解社会冲突、阻止社会分裂,从而巩固国家统治合法性,确保国家主权完整的维持。而那些不能够及时有效调整统治策略的国家,就难以避免矛盾深层化、冲突激烈化、分裂结构化的悲剧,轻者社会动荡、发展停滞,重者国衰民怨、主权尽失。因此,我们应当充分反思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深入探讨在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如何防止因不同类型的社会矛盾、各种偶发性的社会冲突和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分裂而导致国家统治合法性出现危机、国家主权完整遭受破坏。

  最直截了当的办法当然是消除矛盾、制止冲突、压制利益诉求。但是,回顾历史就能发现,那些直截了当的办法虽然确实能够在特定的时期内取得一定成效,但是没有办法真正避免统治合法性的危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都有试图通过平均主义的办法消解社会矛盾的努力,这些努力也都或多或少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平均主义最终都会导致国家内部的整体性匮乏——国家统治失去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都有通过强制方式制止冲突的发生,这些强制方式也确实带来特定时期的社会平和,但是强制方式常常会导致冲突能量聚集而形成终极爆发——国家本身就解体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都有通过限制利益表达机会来避免因利益诉求差异导致社会分裂,这些限制也通常能在一定时期保持国家内部的秩序,但是限制利益表达并不能解决利益诉求本身,因此这种限制方式往往是让利益裂痕以更隐蔽的方式蔓延开来,最终会导致国家内部秩序的崩溃。

  因此,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将在较长时期内面临这样的实践难题:既要接受社会矛盾将长期存在的事实,又要努力防止社会矛盾出现激化;既要努力避免社会冲突的剧烈化、努力克服偶发的社会冲突的消极影响,又要防止平均主义死灰复燃;既要充分尊重不同人群的利益差异、尊重不同人群的利益表达愿望,又要坚决避免因利益诉求差异出现社会分裂。这个实践难题的实质就是如何在确保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确保国家主权的完整性。

  这就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的“团结难题”:必须建设一种全新的国家内部团结制度,它既能够承受经济社会发展和变革带来的震荡和冲击,又能够承受长期存在的社会主要矛盾、各种偶发的社会冲突和差异化利益诉求所带来的震荡和冲击。这个全新的国家内部团结制度,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体内容,可以称之为现代型团结制度。有了这样的团结制度,国家统治的合法性才能维持,国家主权的完整性才能永续。

  二、包容型公共领域是现代团结的逻辑基础

  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团结,往往呈现着不同的团结程度:最高程度的团结是人们意见或行为完全一致或完全彼此协调;最低限度的团结是人们能够基本维持彼此关系不破裂。从日常生活实践延伸到国家治理实践,国家的内部团结水平也必然有不同的程度:最高程度的国家团结水平是全体人民的意见或行为完全一致或完全协调(这种状态只是理论上存在,实践中只能出现绝大多数国民一致或协调);最低限度的团结水平是人民基本能够服从现有统治秩序而不发生全局性冲突和分裂。从这样的意义上理解国家治理的目标,思路就会清晰起来:国家治理最低目标是维系国家内部统治秩序,最高目标是实现国家内部的高度团结。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其最低目标是维系国家内部现代型低度团结,即维持现代国家的统治秩序;最高目标是实现国家内部的现代型高度团结。在这样的视角下,可以更准确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的实质:作为宏大叙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其起点在于促进国家内部的团结转型,从传统型团结转向现代型团结,其终点则在于现代型团结彻底实现。

  当明确了现代型团结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内在一致性之后,接下来更本质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团结才是现代型团结?从理论上看,这个问题似乎是有答案的;但从实践上看,这个问题则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

  之所以说从理论上看似乎有答案,是因为社会学家们很早就关注到了社会体系的内部团结问题,而且也关注到团结的不同类型问题。从社会学创始人孔德到最晚近的社会学大家,在他们的社会理论中,都有关于社会秩序是如何建构起来的讨论,这些讨论都直接或间接涉及社会体系的内部团结和团结类型的问题。孔德在讨论社会秩序时,就认为宗教信仰对社会秩序发挥着很重要作用,因为它是社会团结的基础,他还进一步认为,工业革命以后的欧洲,需要创立新的宗教信仰来代替传统宗教信仰,以便能更有效促进团结。孔德实际上是把基于新的宗教信仰基础上的团结,看作是现代型的团结。自他以后的社会学家,基本上都关注到团结的基础和工业革命带来的团结的转型①。迪尔凯姆更是第一个明确使用不同的概念区分传统社会体系和现代社会体系内部团结类型。他把传统社会体系内部的团结命名为“机械团结”,而把现代社会体系内部的团结命名为“有机团结”,这两种团结的区别是在于团结主要基础的差异:前者的基础主要是“集体意识”,后者的基础主要是社会高度分工所形成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功能依赖②。科塞则专门探讨了社会冲突和内部团结的关系,他深信,一个弹性的(即适度容忍冲突存在)结构将能够把团结维持得更长久,而一个刚性的(即不允许任何冲突出现)结构其内部团结最终会崩溃。科塞实际上是将弹性结构的社会体系的内部团结看作现代型团结的范式。③ 当然,还有很多有关社会团结的直接或间接讨论。这些讨论,归纳起来的共同点是:工业革命以前的社会体系(传统社会)和工业革命以后的社会体系(现代社会)的内部团结是两个不同的团结类型,前者可以看作是传统型团结,后者可以看作是现代型团结;现代型团结是因应于现代社会体系的精神特质、社会结构、物质基础而形成的。

  之所以说从实践上看,问题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是因为上述理论探讨虽然富有启迪意义,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实践中的团结难题。首先,社会学家们的讨论基本是基于实践结果的描述性分析,而不是基于实践过程的因果关系的论证,这就导致无法有效契合实践过程的需要。孔德提出创立新的宗教信仰,但是没有基于实践过程来论证这种新的宗教信仰如何能够为人民所接受,所以在实践上他的创新努力并未成功。迪尔凯姆描述了有机团结,但是没有基于实践过程来论证功能依赖本身是如何能够为社会体系内的多数人来理解、接受和维护的,在他提出这个有创见的概念之后,工业革命发源地的欧洲内部战争、冲突并未停止。科塞提出了弹性结构的社会体系内部团结可以更持久,但是在实践中如何实现弹性结构、弹性的范围和边界如何确定,他的讨论也没有给出明确结论。其次,在实践中团结基础和团结过程的复杂性程度远远超过了理论的想象。孔德提出了宗教信仰是团结的基础,而在实践中有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每一种宗教信仰能够团结的人群和社会范围都有不同。迪尔凯姆提出了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而在实践中社会分工的形成并非是一个自发有序的过程,基于社会分工的有机团结形成更不是一个自发有序的过程,而且直到今天这样一个社会分工相对于他所处的时代已经高度发达的时代里,“集体意识”在一些社会体系中的团结基础作用并未消失,甚至有时还发挥着超过社会分工的基础作用。科塞的弹性结构和刚性结构在实践中的状态也是复杂的:在一些总体刚性的社会结构内部也有弹性的亚结构存在,而在一些总体弹性的社会结构内部也有刚性的亚结构存在,不同社会体系内部的刚性与弹性的比例关系很不同,虽然几乎所有的国家内部都有刚性结构与弹性结构互存,但是有的国家维持了基本团结,而有的国家则发生了崩溃。

  因此,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团结难题之“难”,就在于我们知道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现代型团结制度,但是现阶段无法精准描述这种现代型的团结制度究竟是什么:我们既无法从理论上获得关于中国的内部现代型团结制度应该是什么的明确界定,因为已有的理论与中国的实践并不充分契合;又无法从实践上获得关于中国的内部现代型团结制度可能是什么的明确经验,因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还处于早期阶段。显然,只有回到问题的逻辑源头即实践本身,才能寻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因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团结难题,虽然既是理论难题也是实践难题,但是归根结底还是实践难题。

  日常生活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作为一种实践的团结,基本纽带主要是两条:一条是价值观纽带,另一条是现实利益纽带。当人们有了共同价值观时,人们有可能基于这个共同价值观团结起来;当人们有了共同现实利益时,人们有可能基于共同的利益团结起来。所以,生活实践中的团结状态,可以简约划分为四种模式:基于共同价值观和共同现实利益的团结状态;基于共同价值观但并不拥有共同现实利益的团结状态;基于共同现实利益但并不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团结状态;既不拥有共同价值观也不拥有共同现实利益的团结状态。最后一种团结状态是最脆弱的,是随时会导致关系分裂的状态,因此也是应当避免的状态。第一种团结状态是一种理想状态,它一旦实现,则人们的生活关系基本不会发生分裂。

  由日常生活实践延展到国家治理实践,对于国家的内部团结状态,也可以简约区分为四种模式:全体国民基于价值观一致和现实利益一致的团结状态;全体国民基于价值观一致但缺乏现实利益一致的团结状态;全体国民基于现实利益一致但缺乏价值观一致的团结状态;全体国民既缺乏价值观一致又缺乏现实利益一致的团结状态。同样,最后一种状态是最危险的,第一种状态是最安全的。这样的实践反思,使得我们能够理解国家内部团结变化的实践逻辑:无论是价值观的分化,还是现实利益的分化,都会冲击既有的国家内部团结。人类历史的每一次进步,总是伴随着新的价值观的出现和新的现实利益的成长,因此人类的每一次进步都意味着各个社会体系的内部团结将接受一次冲击,在主权国家的时代,就意味着各个国家的内部团结将接受一次冲击。工业革命以后的人类历史进步的广度和深度都是革命性的,这就导致了工业革命以后的社会体系或主权国家的内部团结遭受的冲击的广度和深度也是革命性的。

  因此,从世界范围来看,在实践意义上的现代型团结,就是基于工业革命以后全新的价值观和全新的现实利益而形成的团结。而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所需要实现的国家内部现代型团结就是在这一历史框架中的国家层面的具体团结实践。

  但是,中国的现代团结实践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与欧洲各国相比,面临的境遇是最为复杂的。首先,中国拥有的历史积淀极其深厚、悠久、丰富和复杂。这些历史积淀中所包括的价值观和利益诉求本身就是分化和多元的:既包括了自有文字记录以来历代统治集团所主张的价值观和利益诉求,也包括了自有文字记录以来历代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所主张的价值观和利益诉求;既包括了鸦片战争失败以来,在“西学东渐”过程中引入的欧洲工业革命以后的价值观和利益诉求,也包括了鸦片战争以来,在反抗外部殖民和侵略中形成的价值观和利益诉求;既包括了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封建社会终结以后形成的新价值观和新利益所求,也包括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的社会主义实践形成的新价值观和新利益诉求,还包括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最新的价值观和利益诉求。其次,中国的内部团结并不只是国家内部事务,中国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观、追求什么样的利益都会引起世界关注,但是中国面临的世界恰恰是工业革命以后最复杂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既有一批已经发达的强国,也有一批发展中的大国;既有一批虽然富裕但是影响力不强的国家,也有一批虽然贫困但是影响力不小的国家,还有一批积贫积弱的国家。不同的国家自身有不同的价值观和利益诉求,因此对中国的期待和介入也不同,这就给中国的内部团结带来了复杂的挑战,这些挑战是欧洲国家崛起时不曾遇到的。最后,中国内部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处在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地区中群体有不同的价值观和利益诉求,处在不同经济社会地位的群体有不同的价值观和利益诉求,而且这些不同群体自身的价值观和利益诉求也处在变化之中——中国的经济社会正在日新月异的进步,这些进步会迅速投射到价值观和利益变化之中。

  中国的现代团结实践面临的这种复杂性,恰好证明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极其重要性:须要清醒意识到这样的复杂局面,尽快在维持国家内部基本团结状态的条件下,促进国家内部的团结升级转型,确保国家统治合法性和国家主权完整性。中国的现代团结实践面临的这种复杂性,又提醒我们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面向实践、尊重实践:如果脱离实践盲目地推进价值观一致化和利益诉求一致化建设,那么反而会在破坏既有的内部团结的同时无法达成新的内部团结,这同样危及国家统治合法性和国家主权完整性。

  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作出一种制度安排,在这个制度之下,人们在争论价值观时,争论本身被接受,争论本身不被压制,又不导致分裂;人们讨论利益分配时,谈判和诉求本身被接受,不被压制,又不导致分裂。这个制度就是国家设置一个可以讨论公共话题的领域,通过这个领域的讨论最低程度上能够宽容不同意见的表达,最高程度上形成关于价值观和利益的基本共识。

  面向实践、尊重实践现代团结必须寻找到可靠的实践起点,这个起点就是:在维持国家内部基本团结状态的前提下,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建设一个达成国家内部共识的过程性平台,在这个过程性平台上,实践中出现的各种新的价值观和新的利益诉求能够充分表达、沟通和讨论,逐渐形成全体人民或绝大多数人民接纳的那些价值观和利益诉求,从而为现代团结所需要的新的价值观一致和现实利益一致奠定逻辑基础。这个达成国家内部共识的过程性平台可以称之为“包容型公共领域”,其实践意义就是,在新的价值观一致和现实利益一致成型之前,把不同价值观和现实利益的表达、沟通和讨论本身变成内部团结的临时纽带,从而彻底避免了因价值观和现实利益分化导致国家统治合法性危机和国家主权完整危机的出现。

  包容型公共领域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而言,具有制度创新意义。它是一种全新的现代制度安排,在这个制度安排之下,人们在争论不同价值观时,争论本身被接受,使得争论既不被压制又不导致分裂;人们讨论利益分配时,谈判和诉求本身被接受,使得利益谈判和诉求既不被压制又不导致分裂。这个全新的制度确保最低程度上能够宽容不同意见的表达,最高程度上能够形成关于价值观和利益的基本共识——这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的标志之一。

  三、包容型公共领域的实践构成

  “公共领域”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常用概念,其最简洁的定义就是指私人生活和公共权力部门之外那些关涉公共事务的社会领域。作为实践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无论是在古代中国还是在古代欧洲都早已有之。而学术界对公共领域实践研究较为有代表性的是哈贝马斯,他特别研究了欧洲18世纪以后的公共领域的实践历史,发现在欧洲的不同历史阶段公共领域有不同的类型和特点,并证明了这样一个观点:在欧洲,公共领域的兴盛和衰退与国家统治的有效性有密切关系。④

  实践意义上的包容型公共领域,与概念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其联系就是包容型公共领域实践的外延与概念意义上的公共领域的外延是相同的:是在私人生活领域和公共权力部门之外那些关涉公共事务的社会领域实践的统称。其区别就是包容型公共领域的内涵与概念意义上公共领域内涵有着本质不同:包容型公共领域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中致力于促进国家内部团结的公共事务实践。正是这种内涵上的本质区别,使得包容型公共领域与此前人类历史上的公共领域实践有本质的不同:无论是古代历史时期的中国和欧洲的公共领域实践还是工业革命以后发达国家的公共领域实践,其基本功能在于对公共权力部门形成软约束,而包容型公共领域基本功能在于形成价值观共识和现实利益诉求共识,以此为国家内部团结提供内生的自觉的逻辑基础。

  要实现包容型公共领域的新内涵和新功能,就要求推进包容型公共领域的实践中,必须构建一个成分充分完整的包容型实践体系。这个包容型实践体系的构成包括包容型实践要素构成和包容型实践机制构成。

  包容型公共领域实践要素构成的充分完整性应当呈现在三个方面:公共主体的全面性;公共载体的全维性;公共话题的全域性。公共主体是公共领域的“人”的要素,具体是指在公共领域中从事活动的国家公民和国家允许的其他人员,主要是国家公民。包容型公共领域的主体必须是全面性的:既包括国家公权部门的人员,也包括非国家公权部门的人员;既包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社会精英和文化精英,也包括非精英国家公民;既包括职业群体的人员,也包括非职业群体的人员,不允许有性别、地域等种种社会身份的排斥。这种主体全面性是以往任何类型的公共领域不曾有过的,只能在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出现,它既能充分展示中国的国家自信,又能确保价值观共识和现实利益共识的覆盖完整性,从而实现内部团结的完整性。公共载体是公共领域的“物”的要素,具体是指承载公共事务的空间、平台、精神产品。包容型公共领域的载体必须是全维性的(即所有维度的):公共空间既包括建筑空间(例如公共场馆)也包括社会空间(例如会议、沙龙);公共平台既包括现实平台(例如报纸、电视等媒介)也包括虚拟平台(各种网络平台);公共性精神产品既包括科学性的精神产品,也包括人文艺术性精神产品,既包括为知识精英提供的精神产品,也包括为非专业的民众提供的精神产品。只有全维性公共载体才能容纳全面性主体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公共话题是公共领域的“事”的要素,就是指公共领域所要关涉的公共事务本身。包容型公共领域的公共话题必须是全域性的:既包括公共决策所关涉的公共事务,也包括私人生活领域中具有公共意义的事务(例如婚姻价值观、财产价值观等);既包括经济社会领域的公共事务,也包括文化生态领域的公共事务;既包括关涉国家内部全体公民的公共事务,也包括关涉国家内部某一部分公民的公共事务,既包括关涉精英群体的公共事务,也包括关涉弱势群体的公共事务。只有公共话题的全域性才能充分反映价值观和现实利益的差异性。

  仅仅依靠要素的包容性并不足以推进包容型公共领域的实践,还需要相关的机制建设才能让各要素有机结合,形成公共领域的整体图景。包容型公共领域的实践机制建设应当包括五项内容:包容型表达机制、包容型共识机制、包容型公共政策评论机制、团结危机预警机制。包容型表达机制主要功能在于为所有的公共领域主体提供表达机会和表达支持,是实现主体全面性和话题全域性的保障机制。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包容型公共领域应当为不同的表达方式提供表达机会和表达载体;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表达能力,包容型公共领域应当为表达能力弱小或缺失的主体提供帮助,或者为他们提供代言人,或者为他们赋能。不同的公共话题需要不同的表达手段和表达范围,包容型公共领域应当为不同的表达手段和表达范围提供机会和载体;不同的公共话题需要不同的主体参与,包容型公共领域应当为主体参与提供机会和载体。

  包容型共识机制是核心机制,是实现国家内部团结的正向的直接的基础的保障机制,其主要功能有四项:充分呈现价值观差异和现实利益差异;形成价值观差异和现实利益差异的共存机会的共识;形成价值观差异和现实利益差异的最大公约数共识;形成价值观一致性共识和现实利益一致性共识。这四项功能都直接为国家内部团结提供逻辑基础,既包括能够为最低限度的团结提供逻辑基础,也包括能够为最高程度的团结提供基础。包容型共识机制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包括交流机制、谈判机制、和解机制、表决机制、传导机制等一系列保障共识提出、共识达成、共识传导的二级机制。每一项二级机制都应当确保主体、载体和话题的包容性,才能在整体上完成包容型共识机制的实践。

  公共政策评论是传统的公共领域最重要功能,而作为包容型公共领域实践中公共政策评论机制,其主要功能不是对公共权力部门进行监督和约束(因为通过已有的法律框架和制度安排,这些功能已经有专门的机构或机制实现),而是通过对公共政策实施过程和效果的评论,形成关于公共政策本身的共识。包容型公共政策评论机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是国家公共权力部门,这些制定者对公民个人关于公共政策的评论有着天然的敏感和警惕。公共政策评论机制的包容性的重点是为那些批评公共政策的观点提供表达机会和表达载体。

  团结危机预警机制是实现国家内部团结的逆向保障机制,它是包容型共识机制的支撑机制:包容的最后底线是国家内部不可分裂。因此,团结危机预警机制的主要功能在于形成国家内部团结底线的共识。包容型团结危机预警机制,既要为公共权力部门关于团结底线的表达提供机会和载体,也要为私人领域关于团结底线的表达提供机会和载体;既要为精英群体关于团结底线的表达提供机会和载体,也要为底层群体关于团结底线的表达提供机会和载体;既要为精神领域的职业群体提供关于团结底线的表达提供机会和载体,也要为物质领域的职业群体提供关于团结底线的表达提供机会和载体。

  既往人类历史已经表明:发达的公共领域是国家强盛的标志,式微的公共领域是国家衰败的预兆。因此,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高度重视建设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新时代的发达的公共领域——包容型公共领域,它将是国家强大而体面的最重要成就之一和标志之一。

  注释:

  ①[美]D.J.古德曼、乔治·瑞泽尔.古典社会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88-94.

  ②[法]埃米尔·涂尔干著,渠敬东译.社会分工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33-92.

  ③[美]乔纳森·H.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198-207.

  ④[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218-282.

  

作者简介

姓名:赵孟营 工作单位:北京市社会学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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