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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信任重构
2020年06月16日 14:32 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2期 作者:杨慧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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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社会信任主要依靠关系和制度直接或间接生成。通过关系促进主体间的情感或认同进而产生的情感信任属于特殊信任,这是传统社会主要的信任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基于关系的信任不再完全依靠情感和认同,而是逐渐扩展至以信息为中介的认知信任,这体现了特殊信任向普遍信任的过渡。普遍信任可以由制度的合法性产生,也可以通过制度对信息的规制作用产生认知信任。现代社会的普遍信任需要兼容特殊信任,普遍信任中的制度要素与特殊信任中的关系要素内在相连于道德规范。现代社会的信任重构主要包括制度信任和信息信任的重构,体现为传统道德和习俗的重建,将传统关系网络中的道德意涵发展为制度化的公德;建立和完善现代法律、契约制度;以制度规范关系和信息,通过教育与文化制度的发展增强认知信任。普遍信任对特殊信任的兼容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能满足人们的情感性需求。兼具制度性与情感性的信任才能促进现代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关键词]特殊信任;普遍信任;信任重构;制度信任;信息信任

  [作者简介]杨慧,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收稿日期:2020-03-13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制度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6ASH010)的阶段性成果。

  社会结构转型、市场经济发展与人口流动加剧促使传统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扩展。人们需要从私人领域走出,更多参与到公共生活空间的塑造,实现向公众的转化。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兴起与发展,扩展了人与人交往的边界,对陌生人的信任需求也随之增加。与此同时,一系列信任危机事件频繁发生。这表明传统社会的熟人信任已不能很好地服务于现代社会的发展,社会信任机制亟待重构。本文基于对关系、制度和信息三要素的分析论述信任的生成与演化机制,探讨中国的人际互动所经历的特殊信任向普遍信任的转化过程。

  一、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辨析

  学界对于信任的探讨由来已久,信任被认为是一种感知脆弱或风险的状态,这种状态来自个人对于他们所依赖的其他人的动机、意图和前景的确定性或不确定性认知。①早在20世纪初期,韦伯便在对中国社会结构及文化的研究中将信任做出了两类区分:一种是特殊信任,即以血缘性社区为基础,建立在私人关系和家族或准家族关系之上,是中国人典型的信任行为;另一种是普遍信任,即以信仰共同体为基础,这是中国人所缺乏的信任形式。②在此之后,诸多学者对于该观点进行了澄清或辩驳。有研究指出,中国也存在基于人性基本观念和信仰而建立的普遍信任③,这种信仰是中国人对于“人性本善”的普遍认知。但是也有一些研究发现,中国人对于“人性善”的高度认知与实际情境中对他人的低信任度是存在一定矛盾的。因而,研究中国的人际信任,首先需要对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进行辨析。

  简单来说,特殊信任是对于特定群体的信任,譬如有血缘、地缘关系的“自己人”或“熟人”;而普遍信任是不指向特定群体的信任,信任的范围拓展到陌生人。前者主要是以关系网络作为基础,同属于一个关系网络的群体共享着全知性的信息,身处其中的群体受到名声的控制,要做出守信的行为;而后者则被认为是以社会制度为主要保证,社会中的所有人共享一套制度规范,用奖惩机制来规范人们的行动。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信任是由关系网络化方式制约还是制度化方式制约的。④

  传统中国社会以特殊信任为主导。在农耕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形态,人们重视血缘、地缘等关系网络的存在,并发展出一套礼仪来影响关系的处理方式。⑤人们从熟悉中获得信任感,习得可靠性规矩,并形成一种对行为规矩自觉的身体化遵守。但是有研究指出,特殊信任的运行逻辑是模糊和欠规范的,其文化背景就是非规范性的人情关系文化。⑥熟人社会的信任是一种自觉地自我选择,也是一种有范围的信任,还是一种“低信任”⑦。

  随着社会环境日益多样化、利益结构日益复杂化,中国的人际信任逐渐变得开放和包容,人们不再局限于血缘关系圈中的社会互动,并且大多认为社会上的其他人亦是值得信任的。⑧这种对于其他人的信任,是传统信任方式的拓展。这一转变既受到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又符合时代的发展价值。从社会结构来看,传统社会存在同质性群体内部的高度“粘连性信任”,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具有规制的影响力;但由于城市化发展和社会流动性的增强,特殊信任的存在基础正被逐步削弱,人与人交往的短暂性、匿名性和易变性凸显,人们不得不迈向“陌生人社会”⑨。异质性群体之间的交易、联系和互惠变得更为重要,特殊信任转向普遍信任。⑩从时代发展的意义来说,特殊信任的信任范围狭小,社会交往的时空有限,很难适应开放的市场经济。因而有学者提出破除传统信任的空间局限,将信任的道德视野由调适熟人社会的“先赋性关系”转向构建陌生人社会的“获致性关系”,这种普遍信任的发展有益于社会进步。{11}关于普遍信任的建立,有研究认为需要更多强调制度的作用、提升信任关系的成本,也有研究提出要以公民文化为底蕴的信任模式取代基于礼俗的特殊取向的关系信任和行政依附式的机构信任。{12}

  二、特殊信任向普遍信任的转化路径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人际信任正在经历特殊信任向普遍信任的转化,那么这种转化如何实现呢?这需要从信任的生成与演化路径(如图1所示)来解释。

  特殊信任的生成遵循两条路径,以关系为基础直接或间接影响信任程度。一是关系促进主体间的情感或认同进而产生情感信任,这是传统社会主要的信任形式,关系即为信任(图1中的关系—信任)。二是通过关系网络的作用,利用不同强度的关系获取信息(强关系提高信息的准确性,弱关系提高信息的丰富性),减少信息收集成本,进而进行理性谋算和认知选择,由此产生认知信任(图1中的关系—信息—信任)。如在日常交往中,人们会利用关系网络扩大信任的范围,通过熟人来完成信任的转移。

  以往所讲的特殊信任主要是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直接信任,因为“你与我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信任你”;而如今这种特殊信任逐渐扩展为“因为你是我朋友/亲戚介绍的,所以我信任你”。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增添了信息这一中介要素,人们在亲朋处获得了陌生人的更多信息进行判断,进而做出信任与否的选择。与其说这是基于人情的信任,不如说是通过理性考虑而产生的认知信任。即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理性化,基于关系的信任不再完全依靠情感和认同,而是建立在基于关系基础上获得的信息而产生的信任。这种演变使得关系本身成为获取信息的工具。信任的建立是基于信息的认知和理性选择,而不是完全局限于私人关系内部的信任。这种信任路径呈现了特殊信任向普遍信任的过渡状态。

  普遍信任的生成也遵循两条路径,以制度为基础直接或间接影响信任程度。制度的核心目标是建立声誉和合法性,通过奖惩机制使社会中的行动主体遵守相关规范,并相信他人也会遵守制度的约束而不会损害自己的利益,从而产生社会信任(图1中的制度—信任)。现代社会制度也可以利用信息披露制度、信息征信系统以及与信息认知能力相配套的一系列制度使公众获得更多的信息进行认知判断,减少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的产生。这就是基于制度的认知信任(图1中的制度—信息—信任)。

  由此可见,特殊信任向普遍信任的转化凸显了信息和制度这两个要素的发展,但同时也要注意,制度与关系并没有完全割裂,两者内在相连于道德这一要素。道德内含于传统社会的特殊信任关系中,并可逐渐发展为现代社会制度中的内在制度。现代社会的信任重构需要完善制度信任与信息信任,并兼容以关系为基础的特殊信任。

  三、现代社会的信任重构

  (一)基于声誉和合法性的制度信任

  一个社会的普遍信任状况与其引入的相关社会机制的保障效力有关。人们相信制度的强制性可以约束彼此的行为,使得交往中的陌生人按照既定规则办事,而违反制度要求的行为会受到相应的惩罚。{13}因此,对陌生人信任的建立依赖于制度的合法性和制度在设计与执行过程中长期形成的声誉。{14}

  制度是一种规则规范体系,作为人类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一切行为模式,它包括支配与约束人们社会交往行为的定型化或非定型化的规则与规范,分为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内在制度就是一种从内部对社会交往行为实施约束的制度,如习俗、惯例以及道德规范等;而外在制度则是一种从外部对社会交往行为实施约束的制度,如法律制度、规定、规章等。{15}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的完善被认为是重构信任的两条重要路径。

  1.内在制度的信任机制

  信任危机被许多学者视为道德危机,将当前社会的信任危机归因于“道德滑坡”“道德真空”或是“道德的缺场”,认为信任危机肇始于传统道德的没落。{16}以习俗、惯例和道德规范为特征的内在制度的衰落造成了普遍信任的下降。因此,信任的重构需要借助于传统文化的道德资源和伦理规范,建立一套共享的“普遍的伦理规则”{17},使人们能够自觉规范行为,在道德价值观影响下,形成互谅、互让、互助的合作信任关系{18} 。当然,也有研究认为部分传统的道德、伦理习俗与当代制度产生了规范冲突,传统的差序格局和私人道德影响了市场经济中普遍信任的建立。{19}因此,内在制度需要建立超出传统关系网络、适用全体社会成员的新型道德规范,实现道德私人化向道德制度化的转变,即用公德替代私德,使关系网络中的道德更多体现普遍主义原则。

  2.外在制度的信任机制

  外在制度的信任来源于制度的伦理性,即指向“什么是善的制度”“一个善的制度应当是怎样的”“何以可能”“有何伦理价值”等问题{20}。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一项正义的制度安排就是使其最大限度地实现某种平等,制度伦理规范都是“实现共同的善的途径”{21}。由此可以发现制度伦理性突出强调两个价值,一是追求“善”,二是体现“正义”。善的价值强调制度对道德状况的改善,正义的价值更加强调制度实现群体内部的平等。对善的追求要做到扬善与抑恶的统一。一方面它对个人的道德遵守给予制度上的支持和鼓励,使其道德行为得到物质和精神上的认可与满足,引导人们追求善的目标;另一方面它对个人违反道德的行为予以制度上的限制和制裁,使其为损害他人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付出代价。制度的正义性要求消除制度歧视和不公正对待,在整个社会形成高水平的制度认同,相信制度保障诚实守信个体的正当利益,这样一来制度就发挥了鼓励对陌生他人和组织机构普遍信任的作用。{22}

  3.制度信任重构

  近年来社会上常出现“做好事被讹”现象,由此导致 “见死不救、扶与不扶”的各类社会信任问题,有研究指出这类事件频繁发生的诱因有三点:法律上的漏洞;社会不公平导致的讹人理由;特殊主义道德观{23}。从法律漏洞来看,国内没有制定相应的法律明确公民有提供帮助的义务并保护施助者的权利;也没有行之有效的法律手段惩罚讹诈好人的人,这就造成了讹诈不需要付出多大代价,做好事却要面临极大风险的局面。因此,要形成制度信任,让制度在惩恶的同时扬善,使人们形成好人有好报的信念。其次,就制度的正义性而言,由于社会的贫富差距和不公平问题,增加了底层群体的被剥夺感和对富人的仇视心理,从而为自己讹诈施助者的行为作辩解。制度面对的是群体,当属性相似的群体遭受到制度性因素的不公正对待和制度歧视时,该群体的成员容易引发不满情绪,甚至社会对抗,从而导致对制度的不信任。同时,施助者被认为是陌生人,完全在被助者的社会关系圈之外,所以被助者认为其讹诈行为是正当的。这也启示我们道德规范应该突破私德,寻求公德的建立。

  伴随转型期社会结构的断裂,所形成的“规范空白”和“道德真空”是产生信任危机的主要原因,传统规范的“早退”和现代规范的“迟到”共同构成了信任危机。{24}普遍信任的建立既要诉诸现代法律、契约制度的完善,也要重建传统道德和习俗,使制度体现善的追求和正义原则,并修改传统道德规范中不利于公共事务的特殊主义原则,变私德为公德。由此,维护制度的声誉和合法性,建立普遍信任。

  (二)基于理性和认知的信息信任

  信息是做出可信承诺的基础和前提。从理性选择理论、决策论以及博弈论来看,完备透明的交易信息建立在对对方相关背景信息或知识充分了解的基础上。这种信息或知识可能来自“以往的经历”,如以对方良好的声誉以及一贯稳定的行为方式作为未来参照的预期;也可以来自“直观的认识”,如对对方的道德品质或行为的充分直观把握从而形成对未来交易的稳定预期。由此,信息信任是在了解互动对象知识和信息的前提下,对于未来可预期性损失和收益的理性计算与评估。{25}

  以现代信息技术领域被普遍关注的区块链为例,其实质是一种基于加密算法生成的集体维护可靠数据的分布式账簿系统。区块链对建立信息信任最大的作用在于解决信息透明与隐私保护问题。区块链上信息高度透明开放,链上数据对各参与节点开放,任一节点都可以访问数据和开发应用,整个系统信息高度透明。由此,区块链技术特征能够最大限度地帮助社会成员以低成本方式获取信息并且实现对交往对象的监督,并建立全体社会成员的信用档案,将所有的失信行为记录在案,提供人们做出信任决策所需要的完备信息和对交往对象进行监督的必要条件。{26}

  1.关系网络中的信息信任

  在传统社会,信任的建立除了依靠血缘和地缘建立起的情感纽带外,还在于“生于斯长于斯”完备的信息掌握。乡间的“闲言碎语”就是传统社会的信息披露与传递的方式,这维系了传统社会的信任关系。关系的强弱可以决定信息的性质。强关系网络的社会同质性较强,在强关系中人与人交往较为紧密,有很强的情感因素,掌握的信息较为趋同也更加准确;而弱关系网络的社会异质性较强,获得的信息更加多面和丰富。{27}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强关系社会,在中国想要办成事利用的是强关系提供确定有力的帮助而非靠弱关系增大信息的广度和多样性。{28}有学者对外出求职农民工的经验研究发现,对于流动人口而言,信息量的大小不是首要问题,而信息的准确度才是他们最关注的,关键便在于提供信息的人是否可靠。{29}强关系相比信息更加影响人们的人际交往和信任程度。即使人们知道弱关系中存在大量对自己有益的信息,但由于不能确定这些信息的真伪,在选择交往对象或寻求帮助时依然会把血缘、地缘以及与之类似的关系作为交往的首要依据,以此来确保信息的可信度,降低交往的风险和成本。

  2.制度规范中的信息信任

  现代社会是一个匿名社会,匿名社会的最大特点是信息不对称{30},这会使掌握信息较多的人在竞争中具有较大优势。因此,为防止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需要引入制度进行规制。一方面,加强和完善信息披露的法规体系, 填补主体间的信息鸿沟,推动信息透明,为社会信任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信息条件和外部环境。另一方面,要建立一套信息征信系统,建立社会各主体的信用档案,并对信用档案的记录与移交、管理与评级、披露与使用及评级机构与被评级单位的责任与权益做出明确的规定。此外,对信息的认知能力不同也会影响信息获取程度,有学者研究证明了社会智力更高的人在信息不对称的现代社会中更容易信任别人且不易受骗。因此,培养信息获取能力也需要和教育、文化等制度相结合,才可避免信息获取能力较差的人产生低信任情况。{31}例如,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公开就是最好的‘疫苗’”,要“重视公共教育和信息沟通”。民众的恐慌和不信任程度是与政府的信息透明度成反比的。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也有文章指出疫情期间各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催生出一系列道德风险,加上前期疫情信息的发布没有做到足够公开透明,非理性言论与行为会快速演化为强烈的负面情绪并持续降低官方信息的可信度,造成不信任情绪的扩散。由此可以看出,信息公开程度和公民信息认知能力是民众对政府信任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

  3.信息信任重构

  信息信任的建立基于信息获得后的理性谋算和认知选择,信息掌握得越多、越准确,信任建立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信息的掌握一方面源于关系网络中的全知性,另一方面通过现代社会制度来实现。{32}由此,关系和制度以信息为载体产生两条间接影响信任的路径,即以关系为基础的认知信任和以制度为基础的认知信任。以关系为基础的认知信任促进了特殊信任向普遍信任的转化,以制度为基础的认知信任广泛存在于普遍信任中。现代社会的信任重构需要以制度规范关系和信息,保障信息公开、透明和对称,并通过教育、文化等制度的完善提高社会智力和对信息的认知能力。

  (三)普遍信任兼容特殊信任

  现代社会的信任重构要求普遍信任的建立与扩展,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兼容特殊信任。“文化并不是僵固不变的一块‘铁板’,在各种历史条件的交汇之下,同样的文化在不同的社会中会展现出不同的姿态。”{33} 伦理社会的特征始终贯穿于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传统社会中即有“五伦”,讲的便是关系的规范。现代社会人们也总是在各种社会关系中行动,行为除了受制度和信息的影响,必然也受到关系的影响,故“制度法则”“利益法则”与“人情法则”并行,普遍信任需兼容特殊信任。

  既往一些研究认为关系和制度难以兼容,关系会破坏人们的公共信任。近年来公共权力的信任危机,商品的信任危机,以及道德和法律的信任危机,都和私人关系进入公共领域有关:行政系统中的“潜规则”和“土政策”{34}{35},经济系统中的“易粪相食”和“推崇特供”{36},以及法律系统中的“情理”……这是关系作用的边界没有划分清晰而导致的,并非关系本身的问题。实际上在现代社会治理中,“关系”在很多情境中能够促进社会信任。以新乡贤促进村民对基层政府的信任为例,在很多地方的农村建设中,新乡贤发挥了乡村社会矛盾的“安全阀”和乡村公共事业管理“代言人”的作用。他们本身就是村庄中的精英群体,拥有内生权威,与村民和政府官员都维系着良好的个人网络关系。通过新乡贤的协调和沟通,能够使政府的决策更加反映村民的需求,也能让村民理解政府的工作,促使项目有效落实。在这个过程中,村民对新乡贤个人的情感信任可以转变为对于基层政府的理解信任,关系的发展促使私人信任扩展为更大范围内的公共信任。人们不应利用人情关系破坏社会制度,但关系可以在合理的边界范围内发挥对于信任的提升作用。

  此外,现代社会普遍信任对特殊信任的兼容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能满足人们的情感性需求。中国人的互动普遍遵循关系认同法则,这与传统社会中重视血缘、地缘性共同体有内在契合性,所以在中国的人际信任中能看到其随关系的亲疏远近而发生变化。由关系促成的信任有两种,一种是以人情关系为基础的信任,偏重工具意义;一种是以情感关系为基础的信任,偏重情感价值。前者在前文的“信息信任”分析中已有所提及,故在此更多强调情感信任对于人们心理需求的满足作用。现代社会的人口流动促进了城市中老乡会组织的发展,这种“老乡”的信任建立模式与一般人和陌生人的信任建立模式不同,主要是情感因素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传统的地缘联结在流动社会中复苏,人们对于家乡的情感眷恋能够缓解自身在陌生环境中的孤独感,冲破对于陌生人的防范。关系认同法则在促进人际交往、满足人的情感需求等方面具有制度、信息等工具理性方式难以替代的优势。{37}

  结语

  社会信任主要依靠关系和制度直接或间接生成,即关系和制度既可以分别直接产生信任,也可以借助信息这一载体间接产生信任。通过关系促进主体间的情感或认同进而产生的情感信任属于特殊信任,这是传统社会主要的信任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基于关系的信任不再完全依靠情感和认同,而是逐渐扩展至以信息为中介的认知信任,这体现了特殊信任向普遍信任的过渡。普遍信任可以由制度的合法性产生,也可以通过制度对信息的规制作用产生认知信任。

  现代社会的普遍信任需要兼容特殊信任,普遍信任中的制度要素与特殊信任中的关系要素内在相连于道德规范。现代社会的信任重构主要包括制度信任和信息信任的重构,体现为传统道德和习俗的重建,将传统关系网络中的道德意涵发展为制度化的公德;建立和完善现代法律、契约制度;以及以制度规范关系和信息,通过教育与文化制度的发展增强认知信任。普遍信任对特殊信任的兼容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能满足人们的情感性需求。兼具制度性与情感性的信任才能促进现代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注释:

  ①Kramer R M . Trust and Distrust in Organizations: Emerging Perspectives, Enduring Question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1999, 50(1):569-598.

  ②彭泗清.信任的建立机制:关系运作与法制手段[J].社会学研究,1999(2).

  ③李伟民、梁玉成. 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中国人信任的结构与特征[J]. 社会学研究,2002(3).

  ④{32}翟学伟.信任的本质及其文化[J].社会,2014(1).

  ⑤薛天山.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J].青年研究,2002(6).

  ⑥⑨王建民.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关系维持—从“熟人信任”到“制度信任”[J].甘肃社会科学,2005(6).

  ⑦{11}肖祥.公民道德信任建立析论[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9(6).

  ⑧Yang G , Zeng S. The Comparison of Trust Structur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Industrial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2016(5).

  ⑩杨明、孟天广、方然. 变迁社会中的社会信任:存量与变化——1990-2010年[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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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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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周建国.关系强度、关系信任还是关系认同——关于中国人人际交往的一种解释[J].社会科学研究,2010(1).

  

作者简介

姓名:杨慧 工作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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