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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作为社会学研究议题的兴起及演变路径
2020年06月15日 10:16 来源:《湖北社会科学》(武汉)2019年第6期 作者:卜清平 字号
关键词:监狱社会学/西方脉络/中国图景/权力与秩序/监狱适应

内容摘要:

关键词:监狱社会学/西方脉络/中国图景/权力与秩序/监狱适应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监狱作为一个微型而又充满张力的社会,有着丰富的社会学意涵和想象力。西方社会学界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将监狱作为社会学的重要议题进行了大量富有洞见的开创性研究,开启监狱研究的黄金时代。国外研究无论是在理论范式、研究视角,还是研究主题、研究方法都已经相当成熟和系统化,围绕监狱秩序的构建从犯人社会和监狱管理两个维度进行诸多研究。反观国内,自从20世纪20年代末严景耀先生开创监狱社会学传统以来,因种种原因这一传统被悬置起来,直到本世纪初一些学者开始重拾监狱社会学的重要传统开展相关研究。总体而言,国内学术界对监狱这一重要的社会学议题仍缺乏足够关注,已有研究也较为碎片化。对当代国内监狱社会学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启示:一是监狱秩序的合法性;二是恢复性监禁哲学与收容式监禁哲学;三是研究方法的多元性。未来监狱研究的发展方向可以从监狱秩序、服刑人员适应性、监狱比较研究、监狱历史社会学研究这四个方面开展。

  关 键 词:监狱社会学/西方脉络/中国图景/权力与秩序/监狱适应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的转变与优化研究”(18CSH006);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制度—生活视角下监狱服刑人员的适应性研究”(16YJC840001);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智库课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的转变与优化研究”(297518701921)。

  作者简介:卜清平(1988- ),男,社会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讲师,华中师范大学兼职助理研究员。

  一、引言

  监狱是一个微型而又充满张力的社会,充满着丰富的社会学意涵和想象力。目前,在讨论我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时,监狱问题从来都没有成为重要的议题。事实上,关于社会问题的探讨,监狱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无法绕过去的存在。监狱将社会一分为二:自由社会与监禁社会。国家通过将违反法律的失范者进行隔离以保护自由社会的安全,此后,自由社会很少再去关注监狱,更不用说监狱社会的内部运作了。只是一如既往地将反社会的失败者不断投入监狱,信以为真的认为这是一个二元对立与割裂的社会。其实不然,任何监狱中服刑者来自自由社会,最终也将返回到自由社会,两种社会是相互勾连与形塑的,具有同构性。如果不将监狱社会纳入整体性的分析与思考,那么关于社会的定论都是不完整的。可以说,监狱问题是理解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窗口。费孝通在晚年给后学作序时,回忆其早年求学的经历时写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我刚刚迈进社会学门槛的时候,我学术生涯的三位启蒙老师都把我的首次社会调查的地点选在了监狱……监狱是一个特殊的社会,也是社会学工作者观察,了解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1](p1-3)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社会学者应当对监狱这一特殊的社会加以关注和研究。

  国外的监狱社会学研究自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至今,无论是在理论范式、研究视角,还是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都已经相当成熟和系统化,而国内当前监狱研究主要处于刑罚学视角和以“狱政管理”为中心的政策研究主导之下,[2](p3-4)[3](p12-13)社会学界对监狱这一特殊而又重要的社会往往视而不见,或者说缺少足够关注。已有研究一方面对国外研究的引介非常单一,另一方面自身的研究也较为碎片化,主题与主题之间关联性不强。出于上述考虑,本文拟通过对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厘清和勾勒国内外监狱社会学研究的发展脉络和研究主题,以期为监狱的社会学研究进一步发展提供启示和借鉴。然而,本文采取的策略不是聚焦于监狱社会学这门学科的自身发展,即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对其兴起、演变的制度环境、知识体系特征及其与社会现实的映照关系出发,而是从其发展的脉络中选择其所关注的最为核心的议题进行梳理,再比较国内外研究的共同与相异之处,获得今后监狱研究的启示和未来方向。当然,这或许存在以偏概全的风险,但本文重点在于通过这种检视能够成为反思当下监狱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契机与起点。

  二、国外研究的学术脉络及动态

  国外对监狱的社会学分析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从美国犯罪社会学家唐纳德·克莱默的《监狱社区》和格雷沙姆·赛克斯的《囚犯社会》到约翰·蒂流里奥的《监狱治理》,再到近期英国犯罪社会学家本·克鲁的《犯人社会》的出版,监狱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三个重要的阶段,即监狱社会学的兴起、监狱社会学的黄金时代、超级监禁时代的监狱社会学的式微。[4](p285)

  (一)发展脉络。

  唐纳德·克莱默是研究监狱社会的先驱,其著作《监狱社区》的出版结束了对监狱社会缺乏科学研究的局面,而对监狱进行社会学研究的经典性作品当属格雷沙姆·赛克斯的《囚犯社会》,其提出了监狱社会学研究的诸多重要的主题,如监禁的反应与模式、监狱社会的结构、监狱的总体性权力、监狱的社会秩序、监狱的非正式基础、监狱的隐语与角色等,而且基本上影响了整个欧美学界对监狱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这些主题至今仍在被深入研究。他也因此被冠以美国的监狱社会学之父。唐纳德·克莱默和格雷沙姆·赛克斯两人以各自的贡献促使了美国监狱社会学研究的兴起,尤其是赛克斯的作品对后续监狱社会学的发展起着引领的作用,在其后的研究要么是追随者赛克斯的路径,要么是对赛克斯反思性批判的基础上开展研究。格雷沙姆·赛克斯所开启的监狱社会学在20世纪50年代晚期到80年代晚期进入了监狱研究的黄金时代。

  然而,随着监狱监禁的人口大规模膨胀,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新的刑罚学背景下,刑罚哲学观发生了转变。[5](p449-474)监狱研究关注点已经从关注监狱社会秩序转移到监狱的人口规模,即如何监管犯人的问题。纯粹的监禁和收容式监禁成为监禁方式的主流,而对改造或者恢复性计划已经不再关注,更为重要的是,对监狱社会秩序的关注在美国的学术和政治的话语中却在下降。[4](p285)监禁的对象和技术发生了重要的改变,但是监狱内部生活的研究却越来越少。由于访问的限制、资金问题、学术界道德委员会的影响、研究领域本身的无吸引性等特点造成了大众监禁时代的监狱民族志的式微。[4](p285-308)[6](p371-398)即使如此,监狱社会学研究还在以缓慢的趋势发展。虽然这一时期监狱研究在不断式微,但是监狱研究的领域与范围也在逐步拓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监狱作为一个“性别化机构”,从以前的男性监狱研究逐渐拓展到女子监狱研究;[7][8]二是将种族主义纳入为监狱研究的一部分;三是监狱研究开始走向综合视角,从要么侧重于关注犯人社会、正式结构、监狱与环境的关系或者惩罚机制,到认为监狱是一个有机的相互联系整体;从关注个体行动、群体结构到关注监狱结构与个体行动之间的关联;[9](p1)从关注内在的剥夺到外在输入,再到关注剥夺—输入之间的综合。

  对于这一时期监狱社会学发展的式微,西蒙提出相反的认识,认为监狱社会学一直在继续和复兴。[4](p303)而相对于英国社会学家克鲁而言,美国监狱社会学虽然逐步式微,但是在英国和欧洲对监狱社会世界的兴趣并没有被遗弃。在著作中提出了要重新审视和复兴的传统的监狱民族志,以一种综合的视角,即输入—剥夺分析框对英国犯人社会进行出色的分析。[10](p20-21)

  (二)研究议题。

  通过梳理国外监狱社会学研究的发展脉络,发现每一阶段监狱研究关注的主题有着共同点但也存在较大差异,主要包括以下核心议题。下面将对这些议题做一个总体的爬梳。

  1.监狱化与监狱适应研究。

  作为监狱社会的先驱的唐纳德·克莱默从文化的视角研究了监狱犯人群体与结构、社会关系网络等,通过经验研究发现并提出了学术界至今都认可并广泛引用的“监狱化”(prisonization)的概念,同时也成为早期监禁适应研究的典范。监狱化实际上是犯人在监禁生活中的一种监狱适应的反应,具体来说是指犯人接受监狱的风俗(folkways)、习俗(mores)、习惯(customs)和一般文化(general culture)的过程。[11](p299)随着监狱研究的深入,围绕着犯人监狱适应的特征、怎样适应和为什么能适应监狱生活,监狱适应研究主要出现了三种连续性的研究取向与模型,即剥夺模式(The Deprivation Model)、输入模式(The Importation Model)和综合模式(The Integrative Model)。

  剥夺模式主要关注在监狱内部环境对服刑者行为的影响,认为犯人所适应的角色和狱警与服刑人员之间关系是对系统的不适和剥夺的回应,剥夺的程度也与监狱的性质、拥挤程度、安全程度、管理人员、管理模式、服刑人员数量、刑期长短、空间结构及其他环境有关。[12](p5-19)[13][p63-83]赛克斯在其著作中认为监禁具有剥夺与痛苦的本质,服刑者的监禁生涯中主要面临着五种痛苦,即自由的剥夺、物质和服务的剥夺、异性关系的剥夺、自主权的剥夺和安全感的剥夺。监禁剥夺所带来的痛苦可以通过共同的帮助、忠诚和集体自尊得以缓解。[13](p65-78)

  由于剥夺模式对压制的强调意味着监狱是一个封闭的制度系统,没有考虑一个事实,犯人可能通过过去的经历和对未来的期望来回应剥夺模式,并且监狱中每个个体面临监禁时的情况存在着差异,服刑人员未必会采取一致性行动。也正是在对剥夺模式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的输入模式,即监禁内部的生活与服刑人员的生活方式和入狱之前的个性特征有关,服刑人员的价值观念、角色扮演、社会互动他们都在入狱之前就已经形成的,只不过是随着入监服刑将其带入。[14](p145-155)输入模式反映服刑人员入狱前的生活方式和个性特征,比如他们年龄、教育、婚姻状况、就业、人际关系、犯罪类型、以前的监禁历史,也能更充分的解释犯人适应差异的原因。该模式强调的监狱是可渗透的,监狱不能使其与外界力量相隔离。如约翰·欧文认为犯人在入狱前的地位影响他们在监狱中的等级秩序;[15](p36-61)雅各布斯描绘了芝加哥的帮伙是如何大批量地把领导模式、忠诚和冲突移植进监狱环境的。[16](p28-52)当然输入模式的提出不是要对剥夺模式的否定,而是由于监禁的复杂性,需要更多包容性的概念来回应。

  随着研究的推进,希望在剥夺模式和输入模式的基础上构建一个综合模式。该模式认为服刑人员适应监狱是其调适监狱环境的结果。服刑人员在面临充满压力的监狱环境后,根据自我经验调适得到自认为最佳的适应状态,也就是说,每一个服刑人员都是以自我的方式来适应监狱的生活。[17](p383-393)[18](p427-441)[19](p135-145)这一模式为提供一个在个人行动、经历和制度环境之间连接的整体性综合分析提供基础。[8][10](p21)[20]综合模式既与个体适应监狱相关联,同时也与监狱的文化和社会结构相关。个体进入到这种支配性的机构,官方的目标主要是重塑他们的身份,非正式的社会基础为其行动提供了行动资源。也就是说,犯人在适应监狱的过程中,虽然从属于社会的制度性的力量,但并没有完全屈服这些过程。

  2.监狱的权力与规训。

  米歇尔·福柯在其经典名著《规训与惩罚》中描述了近代监狱的形成,揭示现代监狱的形成伴随着惩罚方式的变迁,从酷刑的消失到对罪犯日常活动的规训,这种方式的改变是一种权力策略的结果,也是规训权力的诞生。这种规训既不是要增加服刑者技能,也不是强化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21](p156)一种典型毛细血管式的权力关系。

  戈夫曼认为监狱作为一个总体性机构(total institution),机构内收容者的生活的所有细节都划归单一的权威来管理,[22](p6)强调了监狱权力的权威性和高度理性。实际上,监狱的权力行使不完全是刚性的,也存在较大弹性。为了使服刑者更好的服刑和适应监狱,狱方也会策略性的采取不同类型的权力策略,主要包括三种权力,即规范性权力、报酬性权力、强制性权力。对于规范性权力,一般会给予服刑人适当的工作分配,头衔等,以激励服刑者对狱方产生认同;而对于报酬性权力,会给予服刑人员显而易见的奖励,像报酬或者奖金,以争取服刑者的合作;而对于服刑者破坏监狱秩序,则使用强制性权力,将其进行单独监禁。[23](p130)正是这三种权力的交织使用,既使得服刑人员能够得到很好的规训和改造,提高监狱改造的效能,也使得服刑人员能够较好地适应监狱,减缓监禁痛苦所带来的监狱化人格。

  3.监狱社会秩序。

  监狱秩序研究一直是监狱研究重点主题,在不同的时期研究者所关注的监狱秩序也各具差异,即犯人社会自治秩序与狱方监管秩序。赛克斯提出了监狱秩序理论,即监狱的秩序是由犯人社会自我维持的,任何对犯人社会这一自我包容性自治系统的过度压制都会造成监狱的失序与无序。[13](p109-129)格雷沙姆·赛克斯对监狱犯人社会的分析立场是结构功能主义的,认为犯人社会是一个自我包容的自治系统,一个操作性的世界,一个遵循自己的节奏和机制的社会。[24](pxv)这个微观世界有着自己的语言、领导、规范、仪式和程序。然而,在这一社会中社会秩序是较为脆弱的。虽然犯人承认监管人员的权威,但不会认为在道德职责上有义务去服从。也就是说,“在监狱中,权力必须基于一些事物而不是内化的道德”,[13](p47)并且狱方大量压制性权力对于维持秩序是无效率的。狱警在其自由裁量权范围内运用权力和执行规则对维持监狱秩序发挥着关键的作用。狱警往往允许服刑者轻微的不服从来确保在其他方面的合作,换句话说,狱方通过与服刑者分享权力来确保监狱的秩序。如果一旦破坏了服刑者群体与管理阶层之间既定的平衡,那么监狱就会发生抗争、骚动等影响监狱秩序行为。

  与上述研究路径不同,蒂流里奥不认为监狱是一个自治系统。在他看来,监狱被作为“一个社会中的社会”“监狱社区”“囚犯社会”或者“犯人亚文化”,关注的重点是犯人群体而不是监狱管理者。然而,对犯人群体的关注并不能为政策实践带来实际的效果。因此,针对监狱的秩序到底是由犯人所主导还是由监狱职员所控制的争论,其认为是监狱官员而不是犯人对监狱社会起决定性的影响。监狱并不像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而且应该被管理,也就是说监狱能够和应该被国家权威所运行。[25](p2)通过关注监狱正式管理,对三所监狱比较研究发现了三种不同的监狱运行模式,即控制模式、责任模式和混合模式。控制模式强调犯人的服从、工作和教育;责任模式不再重视准军事化的监管,而是强调犯人等级和不公平程序;混合模式既强调军事化管理,也强调犯人的不公平和程序。监狱系统的这些差异是由于监狱哲学观不同。监狱生活质量更多依赖于管理的实践而不是单一的变量。[25](p5-6)也就是说,监狱管理最佳模式是控制模式,通过一种高效的威权主义对服刑者进行监管改造。科尔文和尤西姆也是这种观点的代表。科尔文认为监狱管理从一个“有利可图的服从性结构”向“压制的服从性结构”的转变。[24](pxvii)[26]尤西姆等认为监狱的一切暴力动乱都源于监狱行政管理操控的崩溃,即行政管理的失灵加速监狱集体性的暴力。[27](p218)

  可以说,认为服刑者社会是一个自我维持的社会,其主张服刑人骚动或者暴力的发生是由于管理阶层破坏了监狱内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所造成的;管理的越紧,监狱秩序就越混乱;管理越灵活,监狱秩序就越良好,也就是说监狱管理阶层过多的介入服刑者社会就会导致更多的不稳定。相反,行政控制模式认为监狱暴力和骚动是由于监狱行政管理崩溃或失灵所导致的,有效的行政管理是监狱秩序的保障。[28](p172)

  4.合法性与监禁秩序。

  随着研究的推进,监狱秩序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合法性的研究,犯人对监狱监管的认同成为监狱治理的重要基础。实际上,监狱的暴力与骚乱都与监狱合法性有着重要的关联。[29](p45-62)[30](p205-281)[31](p896-913)最先将合法性概念引入监狱社会学是尤西姆和金博,在其著作中提到“监狱囚犯发动暴乱不是因为他们无法接触监狱外面的便利设施,而是因为监狱违反了国家和监狱之外的重要组织所指定的标准。”[27](p219)也就是说服刑者对监狱执法公平和其在监狱中的应享有的待遇没有实现产生质疑与不满,程序公平和服刑者的待遇往往是服刑者质疑监狱合法性的基础,也是监狱暴动和骚乱的前提条件。

  关于监狱秩序与合法性之间的关系,Sparsks等人在对英国两个监狱研究之后给出了最为解释力的论述,认为“合法性的若干方面与维持秩序和监狱中的混乱的发生是相关的,包括最为重要的公平程序、一致的结果、官员行动的质量、基本制度……如果不能达到普遍的预期可以被视为非法性的存在。”[32](p89)也就是说,当监狱服刑人员感受到较为强烈的剥夺感,僵硬的制度、分配和程序上的不公平,权力行使的不合理,这些都使得服刑人员降低对监狱的认同与满意度,因此会以各种形式去挑战监狱的权威秩序。监管人员要根据正式规则合法地采取行动,不能仅依靠强制性手段而是依靠更加人性化的管理手段,保证监狱程序上的公平和服刑人员的待遇,尤其是人际关系方面,这样才能够获得更好的合法性,监狱的监管秩序也就处于一个良序状态。

  (三)研究视角。

  国外研究嵌涵着两种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研究取向,即围绕着以“犯人生活为中心”的研究和以“监狱管理为中心”的研究,前者以唐纳德·克莱默和格雷沙姆·赛克斯为代表,后者以约翰·蒂流里奥为代表。虽然立场不同,但都是揭示监狱中社会的逻辑与运行机制。以犯人社会生活为中心的研究认为监狱是一个微观世界,有着自己的规范、制度、领导、人际关系、互动模式,主要关注的是犯人社会结构、社会角色与隐语、人际关系与互动,犯人亚文化、监禁的反应与适应。以监狱管理为中心的研究认为在监狱中监狱管理居于主导地位,侧重于监狱对犯人改造的效能,即对于犯人的监管与治疗的实际效果。然而这两种取向并不是单独的,两者之间是相互勾连和牵扯的,犯人社会系统需要狱方的默许,而即使最为严格的“总体性监禁”[33]也存在着看守与犯人之间交换与协商。

  监狱问题不仅是一个国别性问题,更是一个国际的全球性问题。每个国家的刑罚哲学不同,监狱的改造与监管也存有差异,由此导致的对监狱的研究方向、思路、策略与方法也不同。国外丰富的监狱社会学研究成果无疑为国内监狱社会学研究发展提供许多智力支持和启发,但国内监狱研究受制于政治环境、学科属性等多重原因,无论是研究范式还是研究议题都较为单一。

  三、国内研究的发展脉络及议题

  当前,国内监狱研究很少直接以囚犯为话语中心全面探讨服刑人员和监狱问题,[34](p2)主要处于刑罚学视角和以“狱政管理”为中心的政策研究主导之下,即监狱刑法制度、监狱管理、监狱感化与矫正、监狱功能、监狱行刑社会化、监狱文化、监狱企业、监狱史等,这些狭隘的视野造成了监狱研究意识、主体、内容和方法的单一,因此,有学者呼吁要开放监狱科学,实现研究意识、主体、内容和研究方法的开放,拓展监狱学研究的进路,将人们对监狱的研究拉回到监狱内部,促进监狱社会学研究的兴起。[3](p12)[35](p76)在当前的监狱研究中,虽然社会学人类学视角的研究是一个鲜有人问津的边缘性学术课题,尽管如此,有关监狱社会学的研究散落在各种监狱研究的著作和文章中。

  (一)研究脉络。

  虽然当前学术对其犯罪与监狱社会学研究没有予以过多的重视,但国内对监狱罪犯进行社会学分析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率先从社会学视角对监狱进行研究的是著名社会学家严景耀。严景耀在监狱作为一名“自愿犯人”,通过访谈、参与性观察、问卷调查、个人生活史、比较分析方法收集犯罪资料,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28年发表了《中国监狱问题》一文,该文是以社会学视角对监狱进行研究的开山之作,通过对监狱的行政、作业、卫生、教诲及教育诸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描绘看守与服刑人员之间的关系,提出监狱可以根据犯罪的特点采取犯人自治的理念,表达过度监狱化的担忧等。[36](p45-66)[37](p209-211)由于历史原因,严景耀所开创监狱社会学传统被悬置起来,直至改革开放后监狱研究才逐渐增多。

  在这些监狱研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位学者是许章润和吴宗宪。许章润在其早年著作中介绍了监狱的亚文化现象,包括监禁经验、监禁反应、监狱适应、监禁人格、监狱隐语等现象,[2](p74-85)但其论述基于刑法学的视角。吴宗宪虽然也是刑法学出身,但与许章润不同,其对监狱学的观点秉持着一个综合性的观点,某种程度上更偏向社会学,更是在一篇文章中率先提出了“监狱社会学”,论述了其特点与主题、研究方法等;同时,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服刑者的监狱生活,具体包括监禁的痛苦、监狱适应与监狱化、犯人亚文化、服刑群体、罪犯性问题、监狱暴力。[3](p12-15)[38](p280-317)监狱社会学的核心是关注犯人的社会生活,其对这些主题的介绍为我们理解西方监狱社会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窗口,但遗憾的是其没有真正的进行监狱社会学研究的具体的工作。真正进行监狱社会学研究的是从狄小华开始,用社会学的视角和方法对监狱的犯人群体进行先驱性研究。此后,关于监狱社会学的研究也逐渐增多。

作者简介

姓名:卜清平 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华中师范大学 湖北省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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