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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主义视角下的跨文化交流:基于文化自觉论的表述
2020年06月12日 08:49 来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石家庄)2019年第9期 作者:廖文伟 字号
关键词:新世界主义/文化自觉/跨文化交流

内容摘要:

关键词:新世界主义/文化自觉/跨文化交流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全球化的急速推进为世界带来一系列全球风险社会问题,不同的民族国家因而处在相互依存的局面,无法在世界性议题及全球治理的过程中独善其身。新世界主义是近年习近平及其领导集体对全球一体化过程的系统性理论阐述。费孝通的文化自觉论述,实际是新世界主义视角下中华文化对跨文化过程作出的回应。文化主体性是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基石,通过个体的道德自觉与理性自觉,接纳包容异文化。民族文化进一步通过个体公民的文化自省,进行实践性的文化活动。个体在文化实践过程中,需科学对待传统文化,以此获得世界公民的历史传承基因。正确地进行文明学习借鉴,有利于中国文化与异文化整合成全球第三文化,共同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关 键 词:新世界主义/文化自觉/跨文化交流

  项目基金: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GD18XXY08)

  作者简介:廖文伟(1979- ),男,香港人,社会学博士,汕头大学法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化社会学和特殊教育研究(汕头515063)。

  一、文化自觉:跨文化交流过程的中国化表述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于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的重要学术概念,旨在探讨中国文化的反思性及其在全球化浪潮及现代化过程中的出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提倡在尊重与欣赏自身文化的同时,学习理解与包容他者文化。通过持续不断的跨文化交流过程,求同存异,共同建立全球意识及寻求全球治理的出路。纵使文化自觉论越来越受学界重视,但研究空白是并无将其放到中国的新世界主义视角下去理解,忽视它实际是对跨文化交流过程的中国式论述。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在五千多年不间断的历史传承中兼容并蓄、创新升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坚持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1]。把文化自觉纳入新世界主义的理论视角下分析,能对中华文明在人类交流互鉴上所作出的贡献有更深刻的理解。

  新世界主义是指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其领导集体对世界和人类文明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所持有的创新性的系统性认识、论述、主张及其行动方案,体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核心,及包括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等五个坚持[2]。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思想体现了其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及全球治理观等价值观念[3],而五个坚持则阐述其核心议题及具体行动方案。习近平指出,随着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4](P5)。然而这个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涌现;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有新的表现;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不时沉渣泛起”。在发展机遇与风险威胁并存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明确表明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多彩、平等、包容的文明,为交流互鉴提供价值、前提及动力,引领全球新时代潮流[5]。

  为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中国新世界主义极力主张尊重各民族文明,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并正确进行文明学习借鉴,科学对待文化传统[4](P160)。作为对跨文化交流过程的中国化表述,文化自觉论缘起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国家利用文化作为国家霸权工具的趋势。无论是鼓吹文化单线进化论的文化霸权主义及文化帝国主义,抑或过分强调文化异质性的文化相对主义及多元文化主义,皆缺乏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6]。文化自觉需要借助他者文化的存在并反观自身而获得[7],因此文化的多元发展是各民族文化获得自我文化认同的必要条件。文化自觉论的兴起既反映全球化过程中对文化价值互补的诉求,同时也反映民族文化价值体系建设的迫切需求及民族自信心进一步增强的发展趋势[8]。

  全球化既消灭文化差异并带来全球文化一体化的恐惧,同时却也有利产生全球伦理及全球意识等新的文化观念。民族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并可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对具有不同价值取向的全球文化作出自身贡献。文化自觉在全球化的文化拷问中,因而成为自主建构“世界形象”及防止被动地纳入世界一体化中的自觉[9],它有助民族的文化自主,促进公民的文化反思,并提高跨文化交流的能力。在促进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文化自觉一方面能促成文化的保留与传承,有利于维持文化的多样性;另一方面能优化融合不同民族文化中的精华,推进文化创新,最终促成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间的良性接轨,使其具有构建人类文化和平共处、增强文化自主能力及提升人类文化境界等时代意义[10]。

  二、文化主体性: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基石

  李友梅以“文化主体性”概括文化自觉论的主要内涵。认为文化主体性的动力来自“自新”[11],代表文化自觉、文化适应及文化转型的动力都来自个体自身。体现文化主体的自觉能动性,在于其文化选择,即个体就文化改造与发展问题所持的态度、立场、取向与行为[12]。文化选择牵涉个体内在心理与行动实践两大层面,前者涉及对自文化及异文化发展的态度与取向,后者代表文化改造及发展的行为设计与实施。无论是心理抑或是实践层面,皆以体现文化主体的自觉能动性的觉醒为依据。

  文化与主体的精神世界,存在相生相克的关系。一方面文化生成主体的实践过程,另一方面主体主观世界是外在文化世界的观念化与意识化[13]。跨文化交流的过程,实际上是不同主体在知识、情感、意志三方面的交流。不同个体间的相互交流与沟通,能汇聚与整合为共同的文化精神。通过其不断发展与演变,有限的个体精神因而能融合到无限的人类精神之中。当主体认识到自身的精神世界需要整个文化体系作为支撑,便能逐渐形成个体的文化自觉。因此,主体文化自觉是指主体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自觉认识到自身文化的存在,自我形成一种文化准则与文化价值追求,并自觉反思自我文化。通过文化的内化,并经过主体意识的强化与实践活动,逐渐形成新的文化。

  文化主体性是通往文化自觉的钥匙。由于个体人格与知识的分离,文化主体性的作用促使道德自觉及理性自觉的融合。个人的道德自觉,是中国“和”文化的内化。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4](P105)。因此,中国历来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并构成植根于个人的追求和平、追求幸福、奉献世界的中国梦[4](P105)。以个体能动性为依归,个体能建立新世界主义的主要道德原则,并规范内化为其行动的文化库的一部分。

  个体道德自觉中的道德关怀与道德评价,需转化为理性自觉才具有现实意义。理性自觉是个体对人类命运的理性认识与把握,它能形成主体的文化信念与准则,并主动将之付诸实践。理性自觉的本质是科学理性,代表主体尺度与客体尺度、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主体需求与价值生成四方面的统一[14]。文化自觉作为全球风险社会的理性选择与建构手段,在社会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代表求真、求善、求美的精神,主体因而能做出正确的行动选择。个体的理性自觉,一方面具体表现为科学认识到和平发展思想是中华文化的内在基因,讲信修睦、协和万邦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内涵,因此必须与世界各国共同维护和平安宁,深入对话发展战略,积极开展安全合作,不断巩固人缘相亲[4](P276);另一方面充分认识到全球化的不可逆转性。经济全球化不但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相互交往,同时亦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4](P400)。理性自觉的科学理性特质使个体既不回避与异文化深入交流接触,同时亦进一步对其包容接纳,互学互鉴,从而促进自身文化的融合创新。

  三、实践性的文化自省

  文化自觉中的理性自觉提高个体的创造性,有助其正确的行动选择,而在文化建构、文化评价和文化选择过程中呈现的主体精神,则需通过实践层面的文化自省来实现。文化自觉的意义是它不仅是一种文化意识,同时也是一种自觉接受、主动追求和践行的理性态度及文化价值观,更是一种批判、扬弃、超越和创新的实践过程[15]。因此,文化自觉的获得不但需要关注文化主体性构建的主体维度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维度,更需致力提升文化自觉的实践维度,其中包括承扬传统、面向世界、关注文化的公益性与经营性等多重属性[16]。人的自觉最终面向个体的学习能力,既不以文化优先为借口进行文化支配,亦不被动地受到文化的规训[17],而是把文化作为生活指导的工具,以个体的所有实践活动为依归。

  文化自觉的实践意涵可从其实践品质、实践方法论及实践意向三方面去理解。第一,在实践品质上,文化主体性代表实践的主体性要素,而物质生产活动则作为对象性要素建构文化自觉的物质基础。实践活动具有阶段性、继承性与条件性的特质,其积淀是个体对文化世界的认识从感性到理性、从量变到质变的历史积累过程。另外,实践活动分阶段探究现实世界的客观规律,其生成与发展有助建立合理的文化制度和秩序。最后,实践更是文化自觉的目的。实践过程中的自觉是为了满足人的实践需要及解答人类的实践问题。通过持续的反思及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合作,充分发挥人类的整体智慧,减少人类实践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从而构建具有全球意识、伦理与责任的文化自觉。

  第二,文化自觉的实践方法论是对文化自觉的研究方式和实现方法以及具体规律和手段的理论探究,前者代表人如何研究文化自觉的方法,后者则是人如何实现自身文化自觉的实践方法,两者具有交叉互通性[18]。从文化自觉的实践方法论视野出发,新世界主义注重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并重的原则,把握时代脉搏,致力增强中华文化的辐射力。如在如何弘扬丝路精神上,既要“登高望远”,做好顶层设计,规划好方向和目标;亦要“脚踏实地”,争取早期合作收获[4](P118),最终促进文化与科技的相互融合,提高创新力驱动文化发展,体现本土文化及全球共享文化的价值。

  第三,文化自觉的实践意向包括静态构成与动态图景两大部分,前者代表文化自觉需要互为主观及互为参照的视角转换,重视他者的眼光[19]。文化自觉是人的自我认识的不断深化与扩大,其不但以民族文化一员在文化比较中获得,同时也以人类文化的一员来承担起保护和丰富人类共同文化的责任[20]。因此,文化自觉以自我认识为核心不断拓展及延伸,以人类共同命运为宗旨而不断提升的这一螺旋结构,使得主体从封闭的文化自我走向开放的跨文化交流,最终汇聚到多元文化共存的洪流中,这一定位既拥有浓烈的民族情感,也具有与人类一体的博大情怀。

  文化自觉的动态图景则面向具体动态过程。文化自省是分层次分阶段的过程,第一步是不同民族文化在充分参照和吸收其他文化基础上不断提高自我认识,实现自我更新;第二步是正确处理本土文化与异文化间的关系,扩大和深化跨文化交流;第三步是在不同民族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形成人类文化的共同秩序[21]。新世界主义依循阶段性的文化实践方向,在坚持平等相待、真诚相助异文化的同时,坚持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如在与拉美国家携手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推动“一个规划,三大引擎,六大领域”的合作框架;在与非洲国家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在坚持平等互信、合作共赢、交流互鉴、守望相助、团结协作等五大支柱上,开展十大合作计划[4](P294)。文化自觉的高度实践性使新世界主义有效避免西方老世界主义理论遗留的抽象性问题,从而达致理论与现实的有机结合。

作者简介

姓名:廖文伟 工作单位:汕头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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