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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演变及其反思
2020年06月11日 07:25 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作者:文军 高艺多 字号
关键词:西方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中国社会学

内容摘要:

关键词:西方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中国社会学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在历史变迁中把握西方社会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演变,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社会学的理论发展及其包容性,增进社会学的学科自觉。“去”马克思主义与“趋”马克思主义的交织是西方社会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的总体表征。具体而言,西方社会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演变大致经历了理论的分殊——反思性吸纳——极度排斥——再度融合——社会学专业化发展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隐性表达五个阶段。回顾和反思西方社会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的演变,也可为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建设提供许多重要启示。

  关 键 词:西方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中国社会学

  项目基金:本文系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研究”(项目号:18JZD008)、上海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社会转型的中国实践与转型社会学的建构”(项目号:201701070005E0004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文军,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暨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高艺多,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一、西方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争

  社会批判理论中存在两个相异且竞争的“王国”:一为马克思主义,一为现代社会科学①,两者共同构成总体的社会科学的理论源泉,并为其提供了发展的动力。事实上,西方经典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②也是在相互批判、相互补充中不断发展的,两者之间存在理论上的张力是学界的共识。在理论方面,社会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研究中“价值”的涉入程度,并影响其对社会世界的批判力度,进而扩展或抑制其对社会结构与日常生活的总体想象力;从实践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社会学理论体系中的地位、获得的评价可能直接影响到社会学对社会生活的参与程度和力度,是否汲取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也可能影响到社会学知识辐射群体的具体构成,即是否涵括精英以外的大众,因而直接关乎社会学对社会生活现状进行改造、突破的可能性③。

  在当前西方学界,关于社会学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学者们的观点大致可归为两种:一部分学者认为社会学表现出“去”马克思主义化的发展,而另有学者认为社会学有“趋”马克思主义化的特征。前者主要是基于当前社会学界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排斥甚至否定态度的情形,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社会学中的日趋边缘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与生俱来的批判性和挑战结构力量的精神在社会学中的弱化。具体来说,第一,当前西方社会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核心观点加以否定。以“阶级”为例,今天在西方支持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和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动力等主张的社会学家已经寥寥无几④。第二,近年来出现的“马克思热”只是浮于形式和修辞层面,俨然“主义”满天飞的“观念秀”,缺乏对理论严肃认真的求索,马克思主义理论遭到片面化对待⑤。第三,社会学逐渐被束缚于学科专业化的语境内,甚至忌谈政治,弱化了与社会公众的天然有机联结,一种无需对抗的幻觉因马克思主义的“退隐”而影响甚广⑥。

  认为社会学“趋”马克思主义化的依据,主要在于“回归马克思”“回到马克思”“重返马克思”等主张的提出。一方面,学界普遍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论带来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例如,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经济与社会关系的重要框架⑦,其影响遍及社会学、经济学、政治科学、人类学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范畴。另一方面,西方学界进一步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学理论发展的重大贡献,尤其是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社会及其动力学理论、阶级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等对社会学理论的丰富与发展⑧,同时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具体研究方法和方法论上对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影响。

  事实上,西方社会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我们不仅需要着眼于当下,更需要追溯历史长时段中社会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演变。在历史变迁中把握不同时代背景下西方社会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排斥与吸纳、反思与融合,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学的理论发展及其包容性特征,增强社会学的学科自觉。

  总的来说,西方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都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而社会学在不同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同立场也在一定程度上型塑了社会学自身的理论样态。参考相关研究对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末期西方社会学理论发展阶段的划分⑨,同时考虑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巨大影响,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五个历史阶段考察西方社会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的演变。

  二、19世纪中期至一战末:西方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分殊

  19世纪中后期,基于启蒙理性的立场,早期社会学创始人注重仿照自然科学,在研究中强调个体理性,肯定社会进步;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始人则强调社会科学之于自然科学的差异性,揭示社会结构的压迫性以及求索解放现实的道路。正如吉登斯所言,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是对当代社会理论进行根本性重建最为重要的起点⑩,通过对孔德、涂尔干、韦伯等社会学理论的奠基者与马克思思想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创始时期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分殊。总体来看,从19世纪中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时期社会学在三个核心议题上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截然不同的主张,即社会何以进步、社会科学知识何以生产、事实/真相何以认识。

  关于社会何以进步,即人类的美好生活如何获得,马克思主义秉持革命的、冲击性的方式,而社会学则诉诸人与社会的理性化。马克思指出,社会不能进步是因为大众不能控制他们创造的财富,对其所属的社会结构无力改变,因此实现美好生活的前提是赋予被压迫群体掌握生活方向的方法或工具以自由地自我实现,要洞悉导致人们被压迫和异化的结构性因素,并将这些隐性的、结构性的、强制性的、束缚性的镣铐打破(11)。而社会学认为,若想使当下的人和社会变得更好,就需要制定更适合的社会政策,借助理性的、科学的潜能来帮助人类摆脱迷信与失序的困境。

  关于社会科学知识何以生产,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在改造社会中实现知识生产,而社会学则格外看重对社会事实机理的理性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否认科学与精英统治的联姻能够带来人的真正理性,认为只有通过深刻理解社会与历史,进而通过实践改造社会,才称得上真正的知识生产;而社会学则倾向于将自身类比于自然科学,致力于追求自然科学般的系统知识,衡量行动后果,收集精确数据从而进行理性规划、控制和预测。在社会学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有深刻的意识形态烙印。因此,从社会学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就往往演化为“科学”如何看待“价值”的问题。科学因反对宗教、神学而成立,而宗教、神学正是价值在“旧世界”的具象,两者在根本立场上的相互排斥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事实/真相何以认识,涉及知识生产的过程或者说方法论层面的问题。早期社会学家对实证主义有着天然的热衷。孔德将自然科学作为建构“社会学”或“社会物理学”的出发点,声称“实证王国”(the positive state)最终将被“永恒”地建立起来。比孔德更进一步,涂尔干(又译“迪尔凯姆”)专门论述了社会学方法的独特性:一是要分清事实和观念,尊重事实应持价值中立的学术立场;二是承认社会现象难以改变并将其作为客观事物来考察;三是强调将社会现象从混杂的社会状态中抽象出来,在纯粹的状态下观察,推崇用比较、实验、统计学的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研究。在涂尔干看来,“个人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都是只强调改革社会而非解释社会的学说(12),与社会学偏重于解释社会的取向不符。与涂尔干相同,韦伯在方法论层面也强调价值中立,指出对理解性的意向说明是需要进行验证的,而心理学实验和大样本的统计学能够提高这种验证的精度,不能验证的解释只是假说(13)。韦伯还特别强调多元因果链条的开放性,认为将“经济”在某种意义上作为因果链条终点的科学命题已经彻底完结(14)。此外,韦伯还认为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同时模糊了技术和经济的原貌,他本人关注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则恰恰是马克思笔下的“上层建筑”。

  综上言之,实证主义的核心在于仿效自然科学,强调本体实在与价值中立,聚焦静态的社会规则和直接的经验证据,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则试图找回历史解释,对“天真的”信仰保持怀疑,促使人们转换理解社会世界的方式(15)。秉持客观主义、力求解释社会的社会学与坚持理想信念、力求改造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从诞生之日起便产生了巨大的鸿沟。

  三、一战后至二战末:社会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反思性吸纳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学从创立初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简单回应、实则分殊的情形转变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部分接纳,以及展开更具针对性的对话与理论融合。这主要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诸理论家的探索为代表。需要说明的是,人们通常将卢卡奇、葛兰西等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归为哲学或马克思主义阵营,而对其在社会学脉络中的位置(批判主义社会学)重视有所不足,这可能是受长时间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学功能主义、实证主义范式影响的结果。应该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卢卡奇、葛兰西和波兰尼是跨越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这两大理论的最具辨识度的社会理论家,可谓“两栖”社会理论家。他们的共性在于其理论既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脉络中,一定程度上继承、发展和反思马克思主义,同时也立于社会学领域中,在思想底蕴的层面上与社会学理论有着更深度的交融。

  这一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表现出较强的矛盾性:一方面,对此前传统的社会学以自然科学为母本的学科范式进行反思,尤其是展开了方法论以外的意识形态维度的批判;另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作为另一重反思的起点,进一步延伸、修订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思考,进而凸显了对上层建筑的讨论。正是在上述双重反思中,社会学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吸纳。

  就第一重反思而言,卢卡奇对“仿自然学派”或者说“机会主义者”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他们求助于自然科学的方法,试图将现实世界的现象放到不受外界干扰的环境中探究其规律,在将现象归结为纯粹数量、数与数之间关系的过程中,现实世界的结构得到了强化,其本质被无批判地当作“科学”之不变基础。他指出,自然科学的认识方式运用于自然时,能够促进科学进步,但运用到社会时,就会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16)。与卢卡奇相似,葛兰西也对“社会学”(17)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社会学企图以自然科学为标准,对历史的、政治的事实进行图解式的描述和分类,“实验地”推断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法则(18),因而社会学的根基是庸俗进化论。

  关于第二重反思——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上层建筑”的反思进一步分化为对文化/意识的反思与对社会的反思两个层次。从对文化/意识的反思来看,尽管卢卡奇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即唯物辩证法(19),但其对阶级意识、物化意识的强调却带有齐美尔文化哲学、韦伯文化社会学思想的烙印。类似地,葛兰西也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上层建筑”环节给予高度重视,并由此出发考察、反思了欧洲的消极革命结果及其原因。

  从对上层建筑之“社会”的反思来看,社会学的核心概念“社会”在这一阶段深度嵌入这些“两栖”理论家的思想之中,从而开启了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合的进程。对此,“社会学马克思主义”(Sociological Marxism)的倡导者布洛维对葛兰西与波兰尼“社会”思想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揭示了这种理论上的融合。布洛维认为葛兰西理论中的社会指向“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通常要将其置于与国家的矛盾关系中理解,此“社会”既与国家合作遏制阶级斗争,又具备独立于国家的自主性而促发阶级斗争;波兰尼理论中的社会被布洛维视为“能动社会”,应结合其与市场的制衡关系来理解,“社会”既面临市场施加的毁灭倾向,又会做出回应性行动保护自身(20)。依此进路,葛兰西的“公民社会”、波兰尼的“能动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的经济与国家形成了一个整合的多主体、多层次、多面向的互动框架,这一分析框架正是社会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反思性吸纳的结果。

  四、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末:社会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极度排斥

  20世纪后半期,社会学理论的中心逐渐从欧洲向美国转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乐观与恐惧的矛盾情绪充斥着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与科学场域。20世纪50年代的学者们在研究社会问题时必然要面对科学主义与行动主义之间的张力,而此时行动主义已开始弱化。身处这种氛围中的社会学也开始排斥与共产主义密切关联并坚持行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这一时期被公认为是社会学“去”马克思主义化的典型阶段。具体来说,第一,将马克思主义解读为粗犷的经济决定论是社会学面对马克思主义挑战的最初回应。主流实证主义、功能主义社会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社会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从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的目录来看,含有“马克思”的标题仅有两个小节,与涂尔干、韦伯、帕累托等社会学家所占篇幅形成鲜明对比(21)。默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马克思主义予以承认,但也只是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对马克思、舍勒、涂尔干等人进行了比较性阐述(22)。

  第二,社会学“去”马克思主义化突出表现为社会学的“去政治化”。这并非指社会学疏远政治,相反,社会学与政治机构的联系更为紧密,更遵循现有的政治体制和规则,且致力于运用专业知识为政策推行和修订提供服务,社会学的实用性愈发凸显。“去政治化”也意味着去意识形态化。贝尔曾指出,当时西方世界中的知识分子对福利国家、分权、混合经济体系和多元政治体系等达成了政治共识,因此20世纪50年代是意识形态“终结”的时代(23)。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早期被视为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经济繁荣的表象遮蔽了公众质询政治的意愿和能力。在对政治进行分析时,大多数社会学家倾向于运用韦伯视角,强调科层组织发展中的相对自主性和社会变迁中文化发展的首要性,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政治分析则相对弱化(24)。

  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教育体制中被边缘化。直到1965年,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很少为当时的美国社会学所提及(通常只是在辩证法或社会冲突的意义上被提及),当时盛行的功能主义、符号互动论都显然缺乏批判性(25)。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美国被视为欧洲移民的“附带行李”,学者选择马克思主义就意味着至少要承担相关的社会和学术后果——失去在正式制度和学术场域的话语权,“马克思主义者”这一身份本身成为一种个人化甚至私人化的专业认同,主流大学对这一群体的接纳程度很低(26)。这一时期社会学的“去”马克思主义化更多地反映了政治或意识形态上的分歧(27)。

  第四,这一时期社会学更强调对科学性和客观性的追求,试图以统计技术和科学方法来确立自身学科的合法性、独立性和权威性,从而加深了与社会关怀、公共参与取向之间的张力。在理论上,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着意于削弱米尔斯等以人文方法论为基础的社会学家的影响力,将社会学的根本追求锁定在科学性上(28)。在研究方法上,自布劳—邓肯模型提出以后,美国主流社会学转变为经验基础上的量化社会科学(29)。以经验研究为取向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在这一时期再度获得极大发展:社会学界从事的大量关于教育、贫穷、青年、种族及女性主义等的经验研究,以及拉扎斯菲尔德所倡导的将个体作为实际关注对象并对其行为进行原因分析(reasons analysis)的研究,都无疑使方法论个人主义得到强化;拉扎斯菲尔德提出的量化研究标准操作模式“概念——属性——变项——测量——因果关系——统计”,则巩固了工具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研究进路。作为手段的方法似乎反倒变成了目的,方法的标准化、精致化、科学化、客观化等逐渐成为很多社会学家努力的方向,进而强化了社会学本身的“工具性”价值。而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坚守的切身理解社会、采取行动改变现状的这一“目的性”价值,则因其不能满足科学标准而受到主流社会学的排挤和冷落。

  同时,这一时期以福特主义为主导的政治经济体制因其组织化、系统化等特征推动了现实世界的经济繁荣、政治有序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技术理性的信任,而将重点置于揭示社会冲突,采取辩证批判视角,鼓舞被压迫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和谐稳定”的主旋律下受到排斥与忽视,也不难理解了。

作者简介

姓名:文军 高艺多 工作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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