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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空心村的形成与复兴路径研究 ——以Z省S县陈村为例
2020年06月09日 09:2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京)2019年第7期 作者:张志敏 字号
关键词:空心村/城乡社会结构/中心城镇/组织化创新/乡村复兴

内容摘要:

关键词:空心村/城乡社会结构/中心城镇/组织化创新/乡村复兴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速,我国的城乡结构出现不均衡发展,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城乡关系的断裂。尤其是自然条件差、生存环境恶劣、资源匮乏、区位偏远的村庄,农业劳动力大量流出,耕地大量撂荒,人口与产业空心化现象严重。本文以Z省S县陈村为研究对象,分析村庄空心化现象产生的过程及原因,并提出了建设“中心城镇”、创新“中心村+新经济体”的农村组织形式的复兴路径,以期实现空心村的复兴,推动城乡关系的高质量发展。

  关 键 词:空心村/城乡社会结构/中心城镇/组织化创新/乡村复兴

  作者简介:张志敏,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编辑部副主任、副编审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发展差距不断增大,城乡关系出现严重失衡,在城乡结构上的突出表现之一是城乡关系的断裂。尤其是自然条件较差、生存环境恶劣、经济资源匮乏以及区位偏远的村庄,在城市化进程中处于劣势地位,劳动力大量流入城镇,耕地大面积撂荒,逐渐走向衰落,造成大量“空心村”的出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从2005~2015年,中国乡村人口从74471万人下降为60599万人。①②与此同时,随着城市化率的急剧上升,自然村落的数量也逐年减少。2005~2015年,全国村民委员会的数量从62.9万个下降至58.1万个。③④以城市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以粮食安全为底线而忽视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高速城市化,造成了城乡关系的断裂。要重新链接城乡关系纽带、实现城乡关系结构的最优化,既需要顶层设计的宏观科学导向,又需要城乡双向同步发展的城乡关系创新。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传统乡村面临重建与复兴的重大机遇。面对城镇化以及工商资本下乡所带来的冲击,探讨保护与发展传统村落的有效途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由此看出,如何加强农村与城市的经济交流,使农村根据自身的特点,与邻近地区形成自然要素和经济要素的链接与互补,构筑范围更广的伙伴关系网,形成区域资源更加齐备的“共生圈”,实现传统村落的共生性发展,已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现实命题。

  一、空心村相关研究综述

  目前,我国积累了很多有关空心村的研究成果。一些学者采用综合测度法对中国农村空心化程度进行测度,并分析了空心化在全国的区域分布特征。陈坤秋等(2018)指出,中国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总体呈现中部高于东部、东部高于西部的分布格局。⑤王良健等(2017)、郑殿元等(2019)研究指出,中国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呈现出由西向东、由南向北加剧的空间格局,南北向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差异大于东西向,行政村海拔高度、贫困发生率、地面坡度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成为影响人口空心化的主要因素。⑥⑦

  还有一些学者从微观层面对不同类型的案例展开了研究,李玥(2018)、夏昆昆等(2018)分别研究了保定市和和顺县空心村的现状、特征及产生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方案和治理建议。⑧⑨郑凡等(2018)指出年龄、教育程度、拥有宅基地块数、农用地流转、从事行业、外出人口占家庭总人口比重、家庭收入、区域经济状况、产业状况、交通状况、村集整治状况等对农村空心化现象都具有一定联系。⑩张卫华等(2017)分析了交通因素对丘陵沟壑区空心村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11)王凤等(2018)研究了中心城市对周边农村地区空心化格局的影响及其影响效应。(12)万秀丽(2017)从精准扶贫的视角,分析了农村空心化对扶贫工作和乡村治理产生的影响。(13)郭晓冬等(2013)、王旭熙等(2018)、王扬等(2019)构建了县域农村空心化评价指标体系、土地整治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并揭示其分布规律。(14)(15)(16)一些学者以城镇近郊区农村为研究对象,分析城镇近郊区空心村的主要特点。(17)构建建设用地节约集约评价体系(18)和综合整治效益评价体系,(19)对空心村的综合整治进行评价,分析了影响空心村整治农户意愿的主要因素。(20)此外,刘建生等(2018)从空心村治理绩效的测量视角、测量维度、统计学解释和理论意蕴4个方面,构建了空心村治理评价的理论框架和评价空心村治理的指标体系。(21)在空心村治理方面,张明斗等(2017)从治理的目标、主轴、保障和依托等四个层面构建了农村空心化治理的基本框架。(22)郑有贵(2017)指出要增强农村经济社会的内生发展能力,应促进集体经济发展;(23)冯健等(2017)提出了“多元有机规划”思路,通过规划师、乡村精英、乡村政府、基层村民的共同努力,形成村庄的良性循环。(24)于莎等(2018)、易文斌(2018)、周少来等(2017)分别从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组织制度创新的角度提出了空心村治理的建议。(25)(26)(27)由于不同地区的地理位置、发展状况等存在差异,不同地区的农村空心化程度及原因也各不相同。

  本文以Z省S县的陈村(28)为例,分析陈村的现状、衰落原因,在此基础上,从农村组织形式视角提出振兴陈村的路径以及完善和发展空心村的相关研究。

  二、空心村的内涵及基本表现

  农村空心化是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产物。农村空心化是由于农村人口向外流动而引发的农村整体社会经济功能退化的过程,具体表现为人口空心化、土地空心化、经济空心化、基础设施空心化和文化空心化五个方面。(29)(30)(31)

  农村的人口空心化是指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尤其是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导致农村劳动力减少,仅留下老人和儿童。2015年我国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为16884万人,占总流动人口的57.7%,平均年龄约为38.6岁,40岁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55.2%。(32)农村的土地空心化是指由于农村常住人口减少而导致的大量农村住宅闲置,耕地撂荒现象。(33)《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指出,2000~2011年间中国农村人口减少了1.33亿人,而农村居民点用地却增加了3045万亩。(34)农村的经济空心化是指由于农村劳动力减少,农民进城务工进入工业或服务业,导致农业成为农民的“副业”,农业生产衰落。农村的基础设施空心化是指与村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道路、电力、通讯、排水等基础设施落后。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一直落后于城镇,排水设施、垃圾处理等设施匮乏,有些地方的道路仍以土路为主,交通不便,严重影响村民出行和农副产品输出。农村文化空心化是指随着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失,农村传统文化逐渐失传,农村人口的空心化和老龄化导致农村缺乏社会活力。村民之间的人际关系是以地缘为基础构建和维系的,离开农村的村民分散在各个城市,人际关系与社会交往逐渐淡薄。

  三、从陈村看空心化的现状及成因

  (一)陈村“空心化”的现状

  陈村是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拥有7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随着沿海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陈村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城市化的多元影响,空心化现象不断加剧。

  陈村空心化现象的表现之一是农村居民大量流出、房屋空置。全村在册人口724户、2470人,但2013年常住村中生活人口仅有157户、480人。(35)其中,山脚岙是陈村的一个自然村,早在1980年代中期村民陆续离开村庄,2013年共有在册人口298人,如今常住村中人口仅剩12户、25人,其中40岁及以下村民仅有5人。村中283间房屋目前较为完整,但可居住房屋仅有54间,占房屋总数的19%。而因火灾焚毁与年久失修自然倒塌,缺门少窗、糟梁朽柱,摇摇欲坠的极危房屋共有229间,占房屋总数的81%。大量农村房屋的空置,不仅造成土地资源严重浪费,还影响了农村整体居住环境与村庄景观。

  陈村空心化现象的表现之二是耕地大量撂荒。2013年常住村人口中从事农业劳动的有52户(包括纯农户34户、兼业农户18户),妇女和老人是主要的农业生产劳动力。陈村共有耕地1822亩,其中水田584亩、旱地1238亩。但是,2013年实际耕种土地面积仅为786亩,其中在种耕地只有546亩,茶山、果树240亩。耕地撂荒面积达1036亩,占耕地总数的56.86%。山脚岙村的撂荒现象更为严重,村中136亩耕地只种了10亩,多达126亩耕地撂荒,撂荒耕地占全部耕地的92.6%。

  陈村空心化现象的表现之三是留守村民的贫困化。陈村的留守户共计157户,按照其生活状况可分为四类:一是生活水平相对较高的家庭,共3户,分别是以售药为主的商业户、农资商店经营户和从事多种经营的农户,占留守户总数的1.9%;二是生活水平居中,收入可以满足温饱、略有结余家庭,共6户,包括2家务农兼养蜂的兼业户、1家摊贩、3家纯农户,占留守户总数的3.8%;三是勉强达到温饱,处于贫困边缘,因家庭变故或突发事件等原因随时可能成为贫困户的家庭,共计128户,占留守户总数的81.5%;四是困难户和低保户共计20户,其中包括孤寡老人11户、病残致贫3户、家有智障者3户、单身1人3户,占留守户总数的12.7%。可见,留守村民主要从事农业劳动,兼营养蜂、放牧牛羊、采摘山货等,收入较低,户均年收入约7000-10000元,个别纯农业户的年收入仅为4000元左右。以户均3-6人计算,陈村留守村民年人均收入仅为2000-3000元。贫困和绝对贫困户所占比例高达94.2%,富裕户和相对富裕户的比例不足5.8%。

  (二)陈村“空心化”的形成原因

  陈村的衰落有着极其复杂的内外部原因。第一,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衰落,形成城乡二级结构。城市工业的迅速发展和私营经济、“三资”企业的崛起,直接冲击了乡镇集体企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数以亿计的农民越过乡镇直接涌入大中城市;同时,权力和资本下乡,大中城市的急剧拓展直接指向了土地、矿产、廉价劳动力,甚至农民存入银行的储蓄资金。“城—镇(乡)—村”三级结构迅速解体,转变为“城镇—乡村”二级结构。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急剧扩张排挤了中小城市的发展。同时,乡镇企业的衰落使小城镇的人口“蓄水池”功能也进一步式微,导致大量农村人口直接涌入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和大城市。

  第二,陈村人“体外循环”式的阶层分化,导致村民对农村家乡土地情感纽带的割裂。目前,外出陈村人的职业大致可分为承包土地的农业劳动者、私企经营管理者、私营工商业者、依靠手艺和技能生活的个体劳动者、参与企业生产的农民工、雇工、职业不稳定的临时雇工、滞留在城市的失业者等;留守陈村的农业劳动者、少量经营村中商店的商业工作者、留守的老弱病残、儿童及无业青年等。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3年离村在外的陈村人达567户、1990人,分别占全村总户数724户的78%、人口总数2470人的81%。外出人口中绝大多数流入宁波,共有324户、1212人,占外出总户数和总人口的4/5。流入宁波的陈村人的职业情况如下:包地替宁波人耕种的农民有95户、337人;务农兼做其他体力劳动的有118户、419人;从事个体运输、开出租车及个体商店的有212人;在宁波为公司职员的有13人;另有分散于江苏、内蒙古、福建、湖北及本省的椒江、象山、舟山、临海、宁海、绍兴等地,开小店、打工、包地的共计95人;无固定工作或工作不易分类的有150人。据村民介绍,还有85人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城市开办公司、工厂或经营较大规模的饭馆、作坊等。陈村人的“体外循环”式的阶层分化是以村庄的衰败为代价的,同时进城的陈村人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城市人。

  第三,精英的流失进一步导致陈村衰落。三十多年来,陈村的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均大量流向城市。体制内精英是指村支书、村长、村委乃至村组长等政治精英,这些精英的流失动摇了农村的组织基础,使已经原子化的农民丧失了建设新农村的信心和勇气。在我国,参军入伍是培养基层干部的重要途径。村干部和村中的积极分子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复员转业军人,但是目前陈村的复员转业军人大多离乡外出打工,这部分骨干的流失使基层村组织失去了宣传、组织农民群众的积极分子。如今陈村政治精英中的长者大都过了古稀之年,当五十多岁的村干部也走光时,传统的培养干部的方式彻底失去了依托,近年来只能从那些在村外干出一番事业发了财的人中选择村干部。尤其是当贿选之风盛行、家族势力抬头之后,有经济实力的人掌权已经成为农村的普遍现象。在任的村干部基本上都是长期在外生活工作,靠电话指挥来运转陈村的工作,村庄及村民个人发展陷于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体制外精英是指宗族领袖、文化传播骨干以及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他们的流出使村里失去了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的主体力量。

  第四,村庄发展缺乏顶层设计,政策落实不到位。十几年来,我国新农村建设始终缺乏统一的顶层设计与规划,各级政府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城市化建设上,农村的村庄建设被忽略。房屋破败,耕地无法得到真正的规划与整合,各种产业无法得到发展与壮大、无法形成规模效益、无法吸引人才和资金进入农村。虽然在此期间党和政府有一些政策出台,但总体上说,有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

作者简介

姓名:张志敏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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