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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社会学的批判传统:复兴与迭代
2020年06月08日 10:21 来源:《江海学刊》2020年第1期 作者:吕鹏 傅凡 字号
关键词:精英社会学;社会不平等;超级精英;阶级分析;精英数据库

内容摘要:

关键词:精英社会学;社会不平等;超级精英;阶级分析;精英数据库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不平等在欧美国家的持续扩大和由此引发的社会运动,促使关于精英的社会学研究,尤其是其中的批判传统,正在经历一场复兴。在越来越多元的数据和各种新方法的助力下,复兴后的精英社会学试图重新塑造研究的框架和对象,重点聚焦超级精英、少数群体精英等新研究对象,拓展了网络分析和阶级分析等新框架,也促进了研究者对定量、定性和混合研究方法在精英研究中如何可以更好运用的反思。同时,国外精英研究者的成就和不足为中国精英社会学的迭代更新带来了诸多重要启发。

  关键词:精英社会学;社会不平等;超级精英;阶级分析;精英数据库

  作者简介:吕鹏,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暨私营企业主群体研究中心研究员;傅凡,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精英社会学的复兴:历史的回溯

  最近十年以来,精英社会学(sociology of elite)开始了一场引人注目的“复兴”。在经历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萎靡”状态之后,大量的社会学研究将精英群体作为分析对象,并在主流期刊和公共领域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例如,仅2017年,欧美社会科学期刊上就出现了至少六期精英社会学专题研究。相关论文和专著在新背景下探讨了精英对社会分层、代际传承和行业发展等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精英研究为何会“重新”回到主流社会学界的视野当中?这一次的复兴,究竟是对上一次精英社会学研究高潮的重复甚至回光返照,还是有着实质性的突破?复兴后的精英社会学研究对于我们理解这个剧烈变动的社会有何新的启示?国外精英社会学的再次兴起,对于中国的相关研究将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和影响?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解释一下精英社会学研究的兴起背景和上一次衰败的原因。自帕累托将“精英”这一概念纳入社会学分析框架后,围绕精英展开的研究便层出不穷,诞生了诸如莫斯卡和米歇尔斯这样的所谓“古典精英理论”的代表人物。但社会学的“精英研究传统”并不应该局限于追述那些明确使用“精英”概念的人;事实上,包括政治家/政客、资本家/企业家、知识领袖在内的诸多“精英”人物,不仅是包括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在内的社会学奠基人物频繁讨论的对象,甚至构成了他们主要著作的核心。二战后,社会学的中心自欧洲转移至美国,多元主义(pluralism)逐渐成为精英研究中的主流思想。多元主义者相信,美国社会是一个多种权力相互制衡的社会,并不存在单一精英。然而,米尔斯于1956年出版的《权力精英》明确批判了多元主义。米尔斯在书中指出,美国存在三大主导力量,即公司富豪、军事领袖和政治董事,三者相互配合,共同引领国家的发展方向。

  以米尔斯的《权力精英》为标志和集结号,加上后续学者的贡献,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欧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精英社会学形成了一个“批判传统”:精英社会学的批判传统主要不是致力于解决精英个人或者公司的(管理)问题,而是要与对社会整体命运的关注紧密结合,甚至致力于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理解这一点很重要:精英社会学虽然研究的是“精英”,但批判传统下的精英研究所关注的问题意识,绝不仅仅限于精英这个独特的群体,而有助于人们理解他们这批“社会等级制的顶层”与其他阶层/群体、与权力结构、与时代变迁的关系。

  当时间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统的批判性精英社会学却开始走向衰败。不是说没有人研究精英;事实上,欧美主流社会学期刊和顶级出版社不时仍有相关的优秀著述出现。问题的关键在于,就英语世界的社会学研究而言,本国的精英不再是一个热门的研究议题,新近发展的各种社会学理论也忽视或弱化了精英群体的作用。

  衰败的原因主要有二。第一个是学科发展的影响。美国社会学在20世纪70年代迎来了转型,有学者将此转型的影响喻为“钳形运动”(the pincer movement):两个钳子一个是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霸权,另一个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兴起。“钳形运动”的结果体现在两个方面:在方法上,实证主义转向导致定量研究方法,尤其是问卷调查,成为社会分层研究的主要工具,而精英作为一个人数稀少的群体难以被问卷调查所覆盖。在理论上,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转向促使研究者更重视制度性的影响因素,忽视了对具体能动者的关注,一些人否认诸如精英这样的行动者本身在社会变迁中的重要作用。

  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整个欧美经济和社会形势的映射。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起经历了一段经济高速发展期,在此阶段内,各个阶层的生活水平均得到了显著提高,甚至有学者开始争论工人阶级是否都已经变成被资产阶级化了。面对诸如“阶级死亡”“资本家消失”这样的强势话语,这个时候的精英研究——尤其是批判性精英研究——首先要捍卫的问题是诸如资本家阶级是否存在、精英是否消亡这样的话题。这一状况到了“冷战”结束之后更加明显。在“历史的终结”这样的乐观主义情绪弥散和新经济红利高歌猛进的氛围下,许多人暂时忽视了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并降低了对精英群体的关注度。

  从上述回顾可以看到,精英社会学的衰败虽有技术原因,但更主要的是时代变化的一个后果;而今日精英研究在社会学的复兴,同样是时代的反映。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一个重要的触发点:那些“太大而不能倒闭”(too big to fall)的公司以及高管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公众对金融资本主义的愤怒声讨;人们发现,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世界经济不平等程度自1980年后不断提高,而精英既是这一轮全球性不平等的原因,也是结果。因此当美国民众于2011年发起“占领华尔街”运动,打出“我们是后99%”的旗号时,很快就形成了一场跨越媒体、公众和学术界的社会运动,甚至引发了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白宫在内的当权者的回应,并对欧美的政治生态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事实上,精英研究在社会学中的再次回归,正是更为广泛的对不平等的强烈关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是为什么研究不平等问题的学者成为这一波精英社会学研究复兴的主力的原因。当前欧美社会更加分裂,民粹主义、经济增长、福利分配无一不是最为热门的议题,社会学学者对精英的研究——尤其是批判性研究——的兴趣恐怕还会持续甚至高涨。

  新对象与新发现

  随着精英群体重回研究视野,精英社会学最先面临的挑战便是如何定义他们的研究对象,因为这不仅涉及学理上的分析对象是谁,而且直接关系到研究者们的政策和政治诉求指向的是什么群体。为此,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对新精英的本质做出了判定,并探讨了精英的界限所在。此外,复兴后的精英社会学特别关注精英群体内部的分化与发展,尤其是超级精英和少数群体精英的出现。

  (一)精英的界定

  精英群体内部的不断分化和精英特征的改变促使学者尝试重新定义精英。可汗将精英定义为“一群过度掌握或控制资源的人”。斯科特则认为当前学界对精英概念存在“滥用”的嫌疑,他强调精英只能指代拥有一定权力的人。然而,学者们对在经验研究层面到底将哪一类群体界定为“精英”并未达成共识,而是形成了三个主要的流派来界定精英,即分别根据声誉、决策角色、(结构)位置。即便是最正式、争议最小的“位置法”,学者们也不能总是达成一致。此外,虽然大部分学者同意将收入或财产的分布百分比视为确定精英的标准,但这个百分比究竟应该是多少仍然存在分歧。很大程度上受到“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口号的影响,“前百分之一”(one percent)的概念被广泛采用以指代精英,即年收入或财产总量达到全国前百分之一的人群。然而,谢尔曼的研究显示许多富人会将自己描述为“中产阶级”以逃避道德的审问,因此她认为“前百分之五”才是合适的精英标准。里维拉则认为精英是指收入占全国前百分之二十的人。她强调将精英定义为“前百分之五”甚至是“前百分之一”不利于看清美国当前的极端不平等以及隐藏在不平等背后的力量。

  然而,在这些分歧的背后,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个共识。那就是这些学者——以及触动这些学者去研究精英的公众——都认为,“精英”是一个单独的群体(或者说“靶子”),应该将“精英”与其他群体,尤其是中产阶层,甚至一般的富裕人群区别开来。这与我们之前所介绍的90年代中后期流行的观点有着很大的不同:在那个经济腾飞似乎大多数人都受益的时代,精英的面貌是越来越模糊的。换句话说,“精英”之所以突然变得那么“扎眼”,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们突然发现过去十年以来,布迪厄所说的“区隔”不是在弥合,而是在固化。精英甚至成为制造不平等的“引擎”。

  (二)重塑阶级分析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重塑阶级分析”会成为精英社会学研究者们的一个号召。他们主要从两个角度出发运用阶级分析理论:寻找新的阶级划分方法,探究新阶级的形成过程。萨维奇是倡导对整个社会结构进行重新划分的代表性学者。他指出,英国现有的阶级分析研究大多停留在工业社会范式阶段,在进行阶级分析时过于聚焦“无产阶级的问题意识”,只关注工人阶级与有产阶级之间的差别和对立。他认为应该将财富精英与相对富裕的中产阶级做出区分。基于2014年英国劳动力调查(Labour Force Survey)数据,他分析得出英国中上阶层内部出现了巨大分化,其内部差距甚至超过了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差距,一个精英阶层正逐渐脱离出其他阶层。对于精英如何日益拉大与其他阶层的差异,应该成为阶层分析的新焦点。

  社会流动方面的不少研究则指出,精英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差异在固化,阶级起源与精英地位之间的强相关(精英再生产)已经属于“老生常谈”,新数据则可以让研究者们在对最富有人群的研究中印证这一点。与政治精英相比,商业精英的社会出身与地位获得之间的关系更加直接,其中遗产(税)、继承对于财富不平等的影响非常明显。

  相比上述研究“精英”与其他群体之间关系的研究,关于精英内部分化的研究(尤其是量化研究)更加薄弱。一些出色的研究更加值得一提。比如,通过运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一些学者就以可视化的方式将精英在权力场域中的不同位置展现了出来,并揭示了将精英们区隔开来的主要因素。在社会流动方面,有研究者发现上层阶级不同群体的社会闭合程度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文凭要求的程度,且父母的社会地位也会影响子女进入上层阶级的轨迹。正是这种“微观阶级”层面的固化(micro-class immobility),强化了上层阶级的再生产。

  (三)全球化与超级精英的崛起

  富豪自古有之,但全球化加速了他们的成长和扩散。阿特金森等人发现,自1980年起,英国、美国、中国和印度等国均出现了收入集中程度的持续增强。许多学者将占据极端经济优势地位的精英群体称为“超级富豪”(super-rich)。有研究发现,“超级富豪”的出现与1980年之后劳工联盟弱化、高收入税率降低以及全球贸易开放有关。超级精英群体的出现反映了各国社会的不平等现状,也为学者探究不平等的根源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分析对象。

  财富的全球大挪移、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跨国精英的出现使研究者意识到超越单一国别的社会不平等正在加剧,而此现象必须借助全球性视野和跨国比较才能被理解,也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跨国资本家阶级”的认识与分析。例如,科森等人指出,一个全球性的超级资产阶级正在形成,其形成原因主要有四:财富的高度集中、各国间经济交流的提升、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趋同以及相关国际组织的推动。亨斯克科等人也证实了“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存在,并发现其全球性联系即使在经济危机期间仍十分稳健。但学者在该阶级是否存在超越国别的共同利益问题上产生了分歧。20世纪末期的研究大多认为“跨国资本家阶级”超越了国家间的利益斗争,形成了国际性的利益共识。但基于21世纪全球化背景的研究则质疑了上述共识。新的研究证实,“跨国资本家阶级”镶嵌于资本家所属国家的环境与利益之中,本国利益和国际利益一同构成了其利益共识。

  (四)少数群体精英的困境

  复兴前的精英研究大多关注白人男性,对女性精英和少数族裔精英等人群的情况知之甚少。20世纪90年代初兴起的第三次女权运动使学界再次将女性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之一。精英社会学研究者逐渐意识到女性精英与男性精英在分布和特征上的差异,以及女性在成为精英途中所遇到的独特困境。同时,学者开始关注诸如非裔美国人等少数族裔精英的发展历程与特征。

  关于女性精英的社会学研究证实,无论是在追求精英地位的过程中,还是在成为精英之后,女性都更容易遇到阻碍和歧视。尼利通过与对冲基金从业者的深度访谈得出结论,在此类高经济回报率的产业内,传统的世袭主义导致行业被白人男性所垄断,女性难以获得资源和上升途径。谢尔曼发现精英家庭中存在着多种权力冲突,妻子往往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而男性精英常不承认妻子家务劳动的价值,甚至会用限制消费等手段来行使权力。

  少数族裔人群在精英竞争中也处于相对劣势。茨韦根哈夫发现非裔美国学生在精英学校中面临着诸如种族歧视、能力质疑和同伴排斥等挑战。麦克林托克则利用某精英大学的社交生活调查数据证实,非裔美国大学生在社交上处于相对孤立状态,其恋爱对象往往局限于非裔同学。目前针对少数族裔精英展开的研究仍存在两方面局限。首先,几乎所有研究都将目光聚焦于非裔美国人,且研究对象大多为学生,缺乏对其他族裔精英和非学生精英的调查分析。其次,大多数研究是在研究性别或阶层时“顺带”对种族问题进行分析,缺乏以种族为核心的深度研究。

  (五)内部圈子的瓦解与续存

  精英社会学的批判传统里有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即对商业精英“内部圈子”的揭示。“内部圈子”理论(inner circle)的创始人尤西姆提出,在20世纪中后期的英美国家中,出现了一群特殊的商业精英,他们往往在多家公司任职,通过商业圆桌会议等渠道保持频繁沟通。尤西姆将由此类商业精英组成的集体称为内部圈子,并将他们与其余的普通商业精英做出区分。许多研究者沿着这一思路展开了对现代商业精英的分析,并根据精英群体的新变化对该理论做出了批判与拓展。

  已经有中文文献对于国内外的连锁董事研究做了全面的梳理,我们在此做一点补充。米祖鲁奇在2013年结集出版的著作对尤西姆的“内部圈子”理论进行了全面反驳,他认为,长期存在的商业精英圈子目前正在瓦解,商业精英不再互相联结,也不再具有强大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力。楚约翰等人通过对美国商业精英联结网络的实证分析佐证了米祖鲁奇的结论,并将美国商业精英圈子瓦解的原因总结为:大量的企业内部丑闻逼迫市场出台法规以限制股东的参企数量,同时美国政府和劳工联盟的衰弱使得企业不再有团结的需要。因而,那些“老男孩俱乐部”“内部圈子”之类的观点对了解金融资本的真实运作没有帮助,精英研究需要新的分析工具。

  然而,部分学者并不认同“内部圈子”瓦解论,他们或立足于非英美国家,或着眼于全球市场,对“内部圈子”的续存与发展进行了深入分析。拉森等人的研究发现,在典型的平等主义国家丹麦,国家与劳工联盟依然拥有较强的力量。因此,丹麦商业精英在21世纪仍然保持着较强的联结度。亚默里则通过对全球前500强企业的分析得出结论,无论在美国本土还是在全球范围内,21世纪的商业精英依然紧密相连。他认为是跨国性的资本利益驱动着新商业精英协同作战,因此单一政府或工人联盟的衰弱并不会导致“内部圈子”的瓦解。

  除了商业精英在公司董事会的连锁之外,近些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其他精英在非商业领域的连锁。与研究对象的拓展、方法和技术上的进步相比,更重要的是回归初心:精英们在多大程度上团结起来以及如何连接,一直是精英研究的核心话题。网络分析不能停留在仅仅满足于描述一副更加复杂的网络图景,而是要成为回答这一疑问的有力武器,成为破解权力精英流派与多元主义流派之间对立的一个有力工具。

作者简介

姓名:吕鹏 傅凡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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