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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研究中的外推和概括:一个新的阐释
2020年06月05日 09:52 来源:《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9期 作者:王晓晖 字号
关键词:自然外推;理论承载的外推;适度外推;拓展个案法;迈向社会全体的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方法;

内容摘要:

关键词:自然外推;理论承载的外推;适度外推;拓展个案法;迈向社会全体的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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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根据哲学立场的不同,个案研究中的结论推广有三种具体含义:第一,研究结论在读者那里引起的共鸣、对话、认知图式的调整;第二,研究结论在其他情境中依然成立;第三,研究结论在其他情境中可用。哲学立场与人们对个案研究结论推广的理解密切相关。“拓展个案法”“迈向社会全体的个案研究”都不是外推之法,而是系统内的概括之法。所谓的个案研究中的外推和概括其实是一个阐释过程,是知识的积累,需要研究者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保持自觉性。

  关键词:自然外推; 理论承载的外推; 适度外推; 拓展个案法; 迈向社会全体的个案研究; 社会学研究方法;

  一、引 言

  从20世纪20年代起,个案研究结论可否外推以及如何外推就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议题。经过近百年,学界达成两点基本共识:第一,个案研究的结论可以外推甚至必须外推。虽然丹仁(Denzin)、林肯(Lincoln)、古巴(Guba)、斯塔克(Stake)等常被视为反对外推的学者,但其实他们反对的只是建立在实证主义之上的外推。约翰·吉尔林直接将个案研究定义为为了理解一类更大规模的相似个案而对一个或几个少数个案进行的深入研究[1],以表明特定个案研究的结论必须推广到一系列个案的立场。第二,个案研究应发展适合于自身的外推方式。学者们摒弃了基于代表性的概率样本的推论方式,1提出了可迁移性(transferability)、自然外推(naturalistic generalization)[2]、分析性外推[3]51、适度外推(moderatum generalization)[4]、顺应与同化[5]420等替代方案。

  争论深化了我们对个案研究结论外推的认识,但同时又衍生出一些需继续探讨的问题。第一,何为外推?大多数关于个案研究的文献都讨论外推问题,但并没有关于外推的系统化意义。第二,“拓展个案法”“迈向社会全体的个案研究”是不是外推之法?有些国内学者将其视为“走出个案”、超越个案之法,或明确视之为外推之法。诚然,“拓展个案法”和“迈向社会全体的个案研究”都有在个案中揭示宏观力量、宏观社会结构的企图。但是,它们是将研究微观个案所获结论外推到宏观社会,还是在蕴藏着宏观社会特征的典型个案中直接揭示宏观结构?第三,学者们开列出的各种个案研究外推法可否归类、整合以及如何归类、整合?学者们的争论展现了外推法复杂多样的一面,若要深化认识则需进一步揭示各种方法之异同,将其归类、整合。本文的任务即是回答上述问题,系统性地思考个案研究结论外推的方法论基础。

  二、外推概念的复杂性

  与定量研究关于外推概念的共识2相比,个案研究中的外推概念较为复杂。外推概念的复杂性至少有四个表现:两个多样性和两个值得商榷的问题。首先,术语多样性。据不完全统计,中文文献中的常用术语有“走出个案”“超越性”“一般化”“扩大化”“类推”“外推”“推论”,英文文献中的常用术语有generalization、extrapolation、transferability、portability、exportability、inference。其次,定义多样性。斯坦伯格(Steinberg)给出了一个最为宽泛的定义,即作为一种研究实践的外推是一种逻辑论证,它将观点拓展到经验资料之外,在被研究的事件与未研究的事件之间建立联系[6]。而依据如何建立两者之间的联系的观点,外推定义可分为三类。第一,外推是指研究结果和结论在其他情境中是否成立[7],外推意味着研究结论需经受从新情境中收集的经验资料的检验,若未被新的经验资料证伪,则结论具有普遍意义。第二,外推是指研究结果和结论在其他情境中是否可应用(applicable)。这种观点更强调结论对新的现象的解释力、预测力或实用层面的政策意义。第三,外推意指研究结果和结论在其他情境中是否引起共鸣,即读者阅读研究报告时,研究结果在读者心中是否产生了共鸣、共振、对话,是否自然而然地引起了读者认知图式的调整[5]421。

  外推概念的复杂性还表现在两个值得高榷的问题上。首先,表现在关于外推基础的认识。个案研究结论外推需以代表性个案为基础吗?代表性是个案研究结论难以外推的原罪之源。定量研究学者质疑个案研究结论外推的主要原因,就是它只研究少量个案且个案不是随机抽取的。对个案研究进行反思的国内学者也往往基于个案的代表性来讨论结论的外推。例如,王宁认为,探索性研究和以资料积累为目的的描述性个案研究没有代表性要求,有代表性要求的结论性个案研究涉及的也不是“总体代表性”,而是“类型代表性”[8]。但在苟波(Gobo)看来,基于代表性来探讨结论外推,仍然没有逃脱统计推论的窠臼;不依靠概率原则同样能选择出有代表性的样本[9]。同样,弗里夫伯格(Flyvbjerg)也指出,异常个案、最大变异个案、关键个案、范例个案均可支撑外推[10]。本森(Bengtsson)和赫廷(Hertting)[11]、佩恩(Payne)和威廉斯(Williams)[4]、斯坦伯格(Steinberg)[6]、梅林(Mayring)[12]、伯格(Berg)[13]等学者则强调,被研究的情境与作为推论对象的情境之间的相似性、同质性是结论推广的学理基础。殷(Yin)则对外推条件不加限制,他特别强调,某个案研究的结论或经验可适用于多种情形,而不仅仅局限在被研究的个案所代表的类型个案(like-cases)范围之内[3]52。其次,表现在关于外推对象的认识。外推的对象是同类事物,还是总体或社会整体?英文文献有两种倾向:第一种含糊地认为外推就是将特定个案研究的结论推广到更广泛的情境中去,至于更广泛的情境是什么,则未加以明确界定;第二种则是明确地指出,外推是指个案研究结论在同类个案间的推广。中文文献中,陈向明、王宁的观点与英文文献中的第二种观点相同。陈向明将“外部推广”3定义为研究结果可以应用于样本范围之外的同类事物[5]410。王宁认为,个案研究样本代表的不是总体,其代表性是“类型代表性”,个案研究结论可以向“同质化类型”外推[14]。另有一些国内研究者在行文中交替使用“总体”“整体”这两个概念,并将“总体”“整体”视为个案研究结论外推的对象[15][16][17]。

  三、什么是外推?

  要理清外推概念的内涵,我们需要从generalize的基本含义入手。讨论外推时,generalize或其名词形式generalization是最常用的词,而使用extrapolation等其他语词,往往是要强调generalize的某种含义或强调某种特殊的推论法。根据朗文词典,generalize有两层基本含义:第一,在少量事实、例子的基础上形成一般原则、意见或对整个群体、事物作一般性陈述;第二,一个想法、结果等与一个更大的群体有关联。有少量方法论学者明确地区别使用generalize的两层含义。例如,斯坦伯格将个案研究中的推论法区分成两种:within-system generalization和cross-system generalization[6]。前者指研究结果准确揭示研究对象的程度,后者指研究结果可否推广至样本之外的同类事物。斯坦伯格举例说明了两种推论的含义:前者回答的问题是研究发现是否准确地反映了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后者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实证研究所得的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巴西。总体而言,英文世界的学者们通常在generalize第二层含义上讨论个案研究的方法论困境,即研究结果推广到其他情境的可能性。而从个案中提炼一般原则、普遍性陈述则是将它们推广到其他情境的前提,因为一般性原则、普遍性陈述比较抽象,从具体情境中“脱嵌”出来,从而具有了推广的可能性,因而学者们认为从个案研究提炼出的抽象概念、命题[18]、理想类型[11][19]、模型[20]都是有力的推广工具。结合generalize的含义和英文世界的学者的通常用法,本文将generalize的第一层含义译为“概括”,第二层含义译为“外推”或“推广”。

  基于generalize两层含义的区分,我们便能很好地理清术语多样性以及有关外推基础、外推对象的争论。首先,Inference指从事实或前提中获得结论,与generalize的第一层含义大致相同;extrapolation、transferability、portability、exportability均表示将观点拓展到经验资料之外,即在被研究的事件与未研究的事件之间建立联系,其含义与generalize的第二层含义相同。中文文献中的“一般化”“扩大化”“类推”“外推”“推论”是generalize的不同译法,但研究者们均未注意到generalize有两层不同的含义。其次,苟波、弗里夫伯格等学者关于拟选取的个案特征的讨论,是关于具备什么样属性的个案能支撑“概括”;本森、殷等学者所分析的是在什么条件下可将特定个案研究的结论进行“外推”。再次,在外推对象上,英文文献的作者和陈向明、王宁两位学者认为,外推对象是同类个案。至此,我们可以总结出学术界对外推的基本共识:所谓个案研究结论的“外推”,是指将从特定个案研究所获的结论推广至其他的同类个案。

  但是,对外推的具体含义的理解或明或暗地与哲学立场密切相关。借助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思潮的分野,结合前述关于如何在被研究的事件与未研究的事件之间建立联系的观点,我们可以区分出三种含义的外推。第一,倾向于人文主义立场的学者更赞同自然外推或迁移(transfer)。外推表现为研究结果在读者那里引起的共鸣、共振、对话、认知图式的调整。在这种外推形式中,研究者的任务是对被研究的现象、研究对象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研究过程、研究者自己等关键信息进行深描,而不是提炼抽象的结论。实际的外推过程是由读者接力完成的,即读者在阅读研究报告时,若产生某种程度的共鸣、对话,出现认知图式的调整,便实现了外推[8]421。第二,倾向于科学主义立场的学者更赞同外推是指研究结果和结论在其他情境中是否成立(hold true)。照此观点,研究者的任务是从经验资料中提炼命题、理论,这些命题、理论需用新的个案研究资料来检验。若重复研究(repeated study)获得相同的结论,则意味着成功实现外推。第三,倾向于建构主义的结构主义等综合立场的学者更赞同外推是指研究结果和结论在其他情境中是否可用。照此观点,研究者的外推任务是提炼概念、理想类型、命题、理论。而衡量外推效果的标准有实用主义“效果”论或拉卡托斯关于“发现迄今不为人们所知的新颖事实”的新经验的预见论[21]。

  三种外推均以被研究的个案与作为外推对象的个案之间的相似性、同质性为推论基础,这是英文文献的作者及陈向明、王宁两位国内学者的共识。第二、第三种外推,均为分析性外推。由于它们均通过适当的理论实现外推,理论是外推的载体,故有学者认为理论承载的外推(theory-carried generalization)是一个更恰当的概念[22]。另外,这两类外推不追求在长时间内、在多种文化范围内都成立的社会学陈述,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也是“适度外推”。自然外推与理论承载的外推的路径不同。前者的路径是:研究者做深描,然后由读者对被研究个案与作为推论对象的个案之间的相似性、匹配度作出判断,并决定可否将结论运用于自身所处情境。后者的路径是:研究者先在经验观察基础上抽象、归纳出概念、理想类型、命题、理论,然后将其推广至新的情境(见下页图)。

  图 外推的路径①

作者简介

姓名:王晓晖 工作单位: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职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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