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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之思
2020年04月30日 09:21 来源:《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作者:岳天明 字号
关键词:社会学;文化根基;道德议题;学科规定性;学科本质;

内容摘要:

关键词:社会学;文化根基;道德议题;学科规定性;学科本质;

作者简介:

  摘 要:社会学是一门严肃的学科, 这可以从该学科的产生、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得到体证。中西社会学都具有文化研究的传统, 如今, 尤其要重视文化研究在社会学中的地位。侧重于以方法和技术的定量化来界定社会学的学科规定性和学科本质的观点应该予以纠正, 这种认识上的改变有助于提升社会学的研究品位, 避免缺乏灵魂的研究的蔓延。社会学要关注人类道德生活及人类存在的整体性, 探究人类生活中更具根本性的问题, 努力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和谐美好。

  关键词:社会学; 文化根基; 道德议题; 学科规定性; 学科本质;

  作者简介:岳天明 (1969—) , 男, 甘肃通渭人, 法学博士, 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从事政治社会学、民族社会学研究;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与社会活力研究” (16BSH039);

  一、社会学是一门严肃的学科

  《现代汉语词典》中对于“严肃”的解释, 含义有三:“ (1) (神情、气氛等) 使人感到敬畏的:他是一个很严肃的人; (2) (作风、态度等) 严格认真:严肃处理; (3) 使严肃:严肃党纪, 严肃法制。”[1] (P1495) 以此来看, 说社会学是一门“严肃”的学科, 自然是取“令人敬畏、认真严谨”之意。之所以要引出这个话题, 是因为不管过去还是现在, 人们对社会学总是存在着不少误解。比如, 有人认为, 社会学就是讲故事, 认为在故事后面加上几句分析的话语, 就成了“社会学分析”[2] (P3) ;还有人认为, 社会学就是数字游戏, 伯格 (Peter Ludwig Berger) 甚至开玩笑地提及, 有人认为社会学家是行为统计数字的采集人, 社会学家就像间谍[3] (PP.7-9) 。

  存在这样的误解不足为奇。社会学学科因为要透过事物的表面去揭示社会真相而被视为对社会表示不满的人的阵地[4] (P2) 。如果要取悦于某一类 (些) 人, 我们就得为社会学担忧了, 这就决定了社会学是批判性的[5] (P60) , 对社会学的误解甚至于批评与其说是属于科学范畴, 不如说是政治范畴[5] (P24) 。于是, 总有人自然会不断压制社会学的发展。在中国, 人们一直不太注意社会学和社会主义的区别。整体而言, 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 社会科学和社会主义是可以相互协助的, 但是在激烈的社会变迁中也有可能会分道扬镳。比如, 在“五四”运动之后, 中国的社会学和社会主义, 就走上了这样分歧的路线。所以, “五四”运动所开辟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并没有直接培育出社会学来。作为一门新引进的学科, 社会学在不同的偏见中被冷落地排挤在荒芜的田园里。“在文史的主流里因为社会学和社会主义的瓜葛而不愿加以接受, 在社会主义的旁支里, 却因为社会学的批评性不适宜于早期的政治运动而加以拒绝了。”[6] (P414) 基于社会学总是处于被误解的现实考虑, 确立社会学是一门严肃的科学的认识就是很有必要的。

  (一) 从社会学的学科的产生来看

  从社会方面来说, 法国大革命以后的纷乱社会是孔德 (Auguste Comte, 1798-1857) 思考科学和社会的关系的诱因。孔德深知, 他生活“的时代深刻地体现出既无序又缺乏进步的特点”[7] (P107) , 神学社会类型正在消失, 代之而起的是科学的和工业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 神学家和僧侣的思想方式已经不合时宜, 惟有学者的思想方式具有新时代的特征, 适合引导社会的精神和道德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说, 是学者从僧侣手中接受一份神圣的遗产, 用人类社会的一致性和人类历史的一致性去思考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以前的信念、意识形态已经解体, 工业文明所倡导的自由竞争意识还没有完全形成, 社会上形成了道德的真空。所以, 孔德社会学思想的出发点就是要研究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内部神学和尚武社会以及科学和工业社会之间的矛盾[8] (P48) 。这样, 社会秩序和社会进步、社会稳定和社会变迁观念的统一就成为其社会学思想的中心议题。后来的社会学家大都是在孔德所设定的框架内获得社会学发展的学科基础的。

  从个人角度来看, 还是一名青年知识分子的时候, 孔德就浸润在圣西门主义的氛围里。作为私人秘书, 他在圣西门 (Saint-Simon, 1760-1825) 的门下度过了形成人生观的七年, 直至1824年自立门户。在经历了人生种种不幸的同时, 他开始发奋撰写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著作, 其中最著名的是六卷本的《实证哲学教程》和四卷本的《实证政治体系》。他的研究规划旨在设计出一套政治方案, 希望基于新的社会科学, 解决法国乃至西欧社会的危机。孔德在穷困潦倒、精神空虚的情况下, 仍不放弃社会学能成为治世学科的内心追求和主观努力, 期望通过社会学所提出来的药方能够让混乱的社会获得有序的运作, 这种精神和毅力不能不令人敬佩。可以认为, 人们为什么选择社会学, 其初衷各异, 但对孔德来说, 自然是以社会学研究为使命和志业[2] (P271) 。谁愿意为一门并不严肃的学科而耗其一生呢?

  (二) 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来看

  关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国内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二。

  第一是费孝通的观点。费孝通在晚年对他的研究进行反思时曾经指出, 他初学社会学时, 没有从理论入手思考过社会究竟是什么这一根本性问题, 为了改善人们的生活, 只是直觉社会学是一门研究人们群体生活的行为科学。正是受这种社会观的引导, 他翻译了奥格本 (W.F.Ogburn, 1886-1959) 的《社会变迁》并以此作为他进入社会学学科的入门标记[6] (P220) 。不过, 后来的调查经历和生活阅历让费孝通认识到, 原来, 真真切切地存在着和社会实体相对抗的“个人”, 存在着个人生物体本性的顽强表现, 存在着与“社会的载体”相对应的“社会的对立体”——个人。因此, 在社会和个人的辩证关系中, 个人既是载体也是实体。基于此, 他提出了这样极富深意的学术命题:“社会和个人是相互配合的永远不能分离的实体”[6] (P239) , 指出个人和社会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 从而实现了社会和个人两者的连接和包容, 而实现这一连接和包容的就是社会生活, 这是深具启示意义和认识价值的看法。基于对“社会”概念和意蕴的独特阐发, 费孝通在许多文章中都反复强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指出“社会学看人与人怎样组织起来经营共同生活, 形成社会结构”, 因此, 社会学以“人在群体中如何生活”为研究对象。

  第二个有很大影响的当属郑杭生的观点。郑杭生认为, 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在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如果说, 费孝通关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问题的回答因强调“不仅需看到社会结构, 而还要看到人”而更具有突显个体生存的主体性意味, 1从而为中国社会学创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开辟了前进道路的话, 那么, 郑杭生的“社会运行说”则更具有宏大的社会视角, 这样的视角有助于社会学学科在一个强调构建和谐社会的国度内的学科的合法性认同, 因而也更容易使社会学学科获得意识形态领域国家层面的支持[9]。

  不管在研究对象上有着怎样的看法和认识, 社会学对于现实社会生活和社会运行的关注决定了它的研究内容总要涉及到诸如:文化和社会、个人社会化、社会角色、社会互动、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社会制度、社区、城市化、社会变迁、发展与社会现代化、社会问题及其控制、社会政策和社会建设等等。社会学林林总总的研究内容自然有微观层面的个体分析, 也有宏观层面的整体分析;既有静态的结构分析, 也有动态的变迁分析。而所有这些内容无不指向于社会中的人及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

  有关社会学的研究内容, 如果从个体的角度来分析, 其意义指向于让个体在适应社会文化的前提下具备完全的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能力, 其目的在于让个体能够成为符合社会要求而又不失自我特色的、具备社会化个性的个体, 这样的个体就是“人格健康、心态开放、温文尔雅、自立自强”的个体。因此, 社会学学科自然可以教给我们个体在社会中的合群基础上的独立性。

  如果从社会层面来看, 社会学研究就是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社会学的学科理念就是要“增促社会发展, 减缩社会代价”。不管是从微观的个体层面还是宏观的社会层面, 其成长和运行总是不能离开社会文化, 而如果从文化的视角再来分析, 则社会学关注的是“人文世界及其面貌”, 关注的是人们在文化世界中“和而不同”地相处的逻辑[10] (P260) 。这就是费孝通曾经提出的“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的美好境地。所以, 我们没有理由不认为社会学是一门严肃的学科。

  (三) 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来看

  如果说前面两点的说明主要集中于社会学是“令人敬畏的”的话, 那么从研究方法来看, 社会学则无疑是“认真严谨的”, 是一门严肃的学科。

  从技术层面展开经验研究是社会学的必要手段。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包括方法论、研究方式和具体的研究方法等三个层次。不管是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 都以客观描述社会现象、解释社会事实和预测社会发展为基本旨归。韦伯等强调社会学研究中的价值中立就是为了尽可能地保证社会学研究和社会事实相符合。不过, 他的价值中立是有特定含义的, 不能望文生义地去理解。

  二、文化研究是社会学的传统,要重视文化研究在社会学中的地位

  重新梳理社会学研究的古典传统就会发现, 那些被视为是实证社会学代表性人物的思想, 实则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 诸如道德教化、社会整合和文化传统等都是他们十分热衷的议题。我们因此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重视文化研究是社会学的传统, 进而发出“要确立文化研究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地位”的吁请。

  (一) 西方社会学的文化传统

  必须指出, 人们对于孔德关于社会学界定的理解具有片面性。诚然, 在孔德看来, 社会学就是要用物理学的方法客观地研究社会的秩序和进步, 因此, 社会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实证科学。但是, 孔德所说的科学并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那种坚决排斥价值评价和道德判断, 而是把科学事实与价值判断统一起来的新科学, 他从来没有忽略人类的思想能力和情感能力, 反而强调借助于此来增加社会的道德内涵[11] (P29) 。他指出:“今后所有及时系统化的实际思辨会不断地尽可能促成道德的普遍优势, 因为道德观点必然要成为所有其他实证方面问题的科学纽带和逻辑调节器。”[12] (P50) 这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社会学以人类社会生活为研究对象, 以追求社会生活的进步和秩序为己任, 这种规定就决定了社会学不可能回避价值评价和道德判断。他还指出科学精神和道德评价之间要相互协调, 指出“这样的协调在随时发展跟人类紧密关联的秩序与和谐的观念时, 不可能不趋向于使精英之士获得深刻的道德教养, 而且也教化一大群智者。后者根据普遍教育的相应体系, 全都或多或少地参与这一伟大的启蒙工作。”[12] (P50) “一种既是实践也是理论的更为深入、更为广泛的评价, 把实证精神描述为:从其性质来说, 是惟一能够直接增进社会感情的精神, 而社会感情乃是一切健全道德的首要基础。”[12] (P51) 进一步说, 在他那里,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并不是截然对立的, 二者都包含在实证社会学的理论追求之中。可以认为, 孔德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指向在于对于“美好社会”的设计和追求[13] (P35) 。

  由此可见, 虽然孔德创立了实证社会学, 但他并非坚持纯粹的客观性原则, 主观性追求在他那里仍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难怪斯宾塞指出, 孔德是在倡导对人的概念的进步做出完整的回答, 并批评孔德的研究过于主观[14] (P80) 。

  涂尔干 (mile Durkheim, 1858-1917) 也批评孔德。他指出:“实际上, 时至今日, 社会学所专门研究的几乎都是概念, 而不是物。不错, 孔德说过, 社会现象就是服从于自然规律的自然事实。从这句话来看, 他隐含地承认了社会现象是物, 因为自然界中存在的只有物。但是, 当他脱离这种哲学概括, 试图运用自己的原理并使科学摆脱这种哲学概括时, 他还是把观念作为进步对象了。实际上, 他的社会学研究的主题是:人类从古至今的进步。”[15] (P39)

  为了使客观性原则得到真正确立, 涂尔干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关于应当把社会事实视为物这个命题, 是我的方法的基础, 它引起了最大的争论。”“实际上, 我不是说社会事实是物质之物, 而是说社会事实是与物质之物具有同等地位但表现形式不同的物”[15] (P7) 。物质之物的地位即外在的客观性, 这是他反复论证的基本原则——必须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作为外在的客观事物。涂尔干为了使社会学从社会哲学和心理学的羁绊中解脱出来, 实现社会学的独立地位, 极大地赋予了社会学严格的客观性, 并把这一点看作是社会学区别于其他科学的基本保证, 但这只是他在确立社会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时所坚持的基本原则取向。当他面对现实的社会生活并开展深入的社会学研究时, 客观性原则并没有得到严格的坚持, 相反, 主观情怀却在不同层面上不断或明或暗地表现出来了。例如, 对于自杀的研究被视为在社会学实证研究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但他对于自杀的研究绝然没有离开对社会因素的分析, 反倒是单列一章, 集中分析“自杀的社会因素”, 他明确指出, “在任何时候, 决定自杀人数多少的都是社会的道德规范。”[16] (P321) 再如, 他关于社会团结类型的划分 (“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 , 并不是对不同社会整合方式的客观性描述, 而是明确地表达了价值评价的意味:用道德伦理和集体良知整合起来的社会是流于形式、缺乏效率、压抑个性也是难以稳定的, 而依靠功能性依赖关系整合起来的社会, 不仅是实质的、高效的、肯定个性的, 而且能够保持社会的稳定性, 这也是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标志之一。顺便指出, “机械的”和“有机的”这两个语汇本身就表达了明确的贬斥和赞同, 即便在字面意义上都融入了明确的主观评价和取舍。

  可见, 涂尔干的社会学理论, 是一种在社会决定论的立场上建构社会学的尝试, 揭示了实证社会学试图通过道德来重构人类的理论追求, 因此也是有着明确的价值追求的, 尽管有时他的追求和道德评价被客观性原则遮蔽起来了。“因此, 判断社会学家是否站在单纯的客观立场来观察和思考社会现象, 不能仅仅根据他对这个问题的直接主张, 更重要的是要看他在社会研究中是怎样展开自己的理论视野和表达了什么样的理论观点。”[17] (P11) 一位社会学家的部分思想取向不一定和其总体的理论风格完全相一致,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如此看来, 在孔德和涂尔干的理论中都深具文化传统, 更不用提及其他西方古典社会学家了。历史地分析就会发现, 在社会学创立的早期, 社会学家大多倾向于从社会外部去分析它的运作及对个体的作用, 这种理论追求难逃文化分析的理路。随着时间的推移, 社会学家的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了个体的日常生活, 关注人们在生活中的事情和具有意义的事件的发展过程[13] (P32) 。其实, 生活样态分析就是一种文化视角的分析。

  总体来看, 以特定的社会学眼光对包括艺术、文学及文化生活的关注, 并从这种关注中探讨整个社会生活的意义就成为社会学自创建以来深具实质意义的研究内容和研究倾向。即便是主张“只问是什么, 不问应当是什么”的实证社会学, 也不可能真正放弃理想追求, 申言之, 它“只问是什么”的主张本身就包含着政治叙事提出的“只有面向实践、改变实践才能实现社会进步与人生幸福”的应然性理想[18] (P327) 。

  (二) 中国社会学的文化传统

  师从奥格本等的孙本文在《社会学原理》 (1934) 中明确写道:“社会学何为而作乎?曰, 为研究人类共同生活之原理原则, 而求所以改良进步者也。”人类需要之满足, 侵迫之解除, “其枢纽惟在文化。”[19] (P1) 其实, 孙本文诸多的学术论文, “都是发挥文化理论的作品”[20] (P257) , 在社会学分析中都重视文化的因素。

  如果认定社会学对于中国来说是舶来品的话, 就必须从西方文化传统中探寻中国社会学的产生脉络, 而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智慧又决定了中国社会学具有不同于西方社会学的特质。从中国学术“必先言一共通之大道”[21] (P40) 出发, 可以认为, 中国社会学具有双重发端, 那就是它的“西学的来源”和“经学的渊源”[17] (PP.42-68) 。“人必尚群, 而无个人主义”[21] (P207) 。严复借用荀子的概念“群”, 把西方语汇中的“社会”翻译为汉语中以“合”为要的“群学”, 指出“群学者, 将以明治乱盛衰之由。”[22] (“译《群学肄言》序”, P1) “东学以一民而对于社会者称个人, 社会有社会之天职, 个人有个人之天职。或谓个人名义不经见, 可知中国言治之偏于国家, 而不恤人人之私利。”[22] (“译余赘语”, P2) 严复“攘臂疾走, 谓以旦暮之更张, 将可以起衰。”[22] (“译《群学肄言》序”, P1) 可见, 从当初翻译西方社会学开始, 国人即赋予它合群保种的使命, 这使得社会学就承担着道德教化之使命。这和早期中国社会学家对社会学目标的认识是一致的。比如, 在孙本文看来, 社会学的目标有二:一是纯理论的, 即以科学的方法认识社会;二是实用的, 即预测与控制社会的发展, 去改进实际社会生活。他以自然科学作比喻, 强调社会学的应用价值, 他提出, “有社会学的知识, 人类就可革除社会痛苦, 增进社会幸福。”[19] (P66) 以上表明, 从一开始, 中国社会学就与西方社会学发生了重大分歧。考虑到包括宋明理学在内的经学具有“主会通和合, 成一共同的, 一贯的, 有传统性的”[21] (P26) 属性, 其很多内容都是探究心意和精神的钥匙。

  费孝通曾经深刻地指出, “如果我们能够在一个新的高度上重新审视这些前人的成就, 会给我们今天的探索提供很多新的启示, 十分有助于开拓中国社会学的探索领域。”[10] (P462) 所以, 包括宋明理学等在内的经学渊源实质上就是在研究中国社会, 如能扩展其边界、展开新视野, 必会有助开凿中国社会学的深厚文化底蕴、展开自己的学识视野和理论空间。

  正如阎明所说:“文化及其相关问题是1949年前的中国社会学界较为重视的领域之一。中国社会学者受西方社会学的影响, 将文化看作是社会研究的基本问题。同时, 他们认识到, 文化研究对中国的现实社会极为重要。因为从大的思想脉络来看, 如何处理东西方文化的关系, 始终是近代中国的一个争论热点;在某种意义上说, 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如何行进, 其关键在于文化的取舍和建设。再者, 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即表现在其漫长而丰富的文化历史传统中, 因此, 研究中国的文化与社会, 是对世界学术界的一份独特贡献。”[23] (P198)

  应该说明, 大体说来, 重视文化研究也只是20世纪前期中国社会学的传统, 此后的中国社会学历经曲折的发展历程。即便是自恢复和重建以来, 社会学的文化研究也没有随之而复兴, 相反长期处于低迷的状态。

  当代中国社会学之所以会淡化文化研究, 首要之因在于学科研究的内容和重点的选择受制于学科本身的发展现状。在“反右斗争”中, 社会学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思潮”, 刚刚恢复与重建的中国社会学亟需通过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发现和描述获得学科合法性认同, 而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研究自然不是非常迫切的研究选择。在这个意义上, 并不过于重视文化研究就意味着得强调社会学的应用性, 这无疑有益于学科的恢复与重建。其次, 和社会学恢复与重建的途径选择有关。按理说, “恢复”和“重建”是两个互有矛盾的学术表达, 因为恢复是恢复, 重建是重建, 而把二者结合起来本身就是一种非常纠结的选择。可以认为, 在费孝通等人的不懈努力下, 中国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 相对来说, 走了一条“捷径”2, 两期社会学暑期讲习班和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班的举办, 都以聘请国外尤其是美国社会学家为主要授课教师, 这就决定了在恢复重建社会学之始, 特别注重实地调查, 因为实地调查能够更快地产出有社会影响力的成果, 确立社会学的学科地位[24] (P68)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原因在于, 在不得不忽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前提下, 又不适当地高估了量化研究和客观分析的普遍有效性。

  历史无法选择, 但对过往路径的适度反思和理性思考则无疑是必要的。如果说, 当初的恢复重建是不得已而为之, 那么, 重提文化研究在社会学中的意义, 重视文化研究在社会学中的地位应该是当下的必然。

  如前所论, 从社会学创建开始, 文化研究就成为其关注的对象和研究领域。古典社会学家所具有的广阔视野和远大追求决定了他们不能不关注与社会共生的文化现象;当代社会学家针对理性化、碎片化的现代文明社会, 全面审视文化在权力、不平等、性别、社会分层中的渗透。如今, 有许多人认为, 坚定不移地关注于文化研究是推动社会学研究不忘初心、动力饱满的基本条件。于是, 我们就能够理解社会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正是在这种转向中, “文化从作为一种社会学的考察对象, 转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的’或美学的社会学关注形式。”[25] (P431)

  在我国, 社会发展进程绝不会因为进入新时代而自发减少各类社会问题。随着物质生活水平条件的改善, 精神层面的迷惑和理想信念的摇摆将会成为常态。费孝通早就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 至少在上个世纪90年代, 他就开始思考:中国社会进入小康之后, 我们的路子应该怎样走下去?他得出的判断是, “心态研究必然会跟着生态研究提到我们的日程上来了。”[6] (P42) 这里的“心态研究”就是文化研究, 就是强调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和导向作用。他希望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能够在世界发展中发挥融合作用, 防止只重视物而忽视了人。他警告, 一个重物轻人的世界是个危险的世界。在现今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 这样的警示也具有重要启示和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姓名:岳天明 工作单位: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赛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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