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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稳定无产者”研究谱系及其当代意义
2020年04月16日 09:51 来源:《社会科学》(沪)2019年第6期 作者:苏熠慧 姚建华 字号
关键词:不稳定/不稳定无产者/中国劳动政治/社会再生产

内容摘要:

关键词:不稳定/不稳定无产者/中国劳动政治/社会再生产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斯坦丁新著《不稳定无产者:新危险阶级》中使用了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不稳定无产者”,来描述全球化经济下新的劳动形式和劳动者的新状态。学者们对斯坦丁“不稳定无产者”概念存在批评,却认为“不稳定性”研究本身对于中国劳动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中国劳动政治研究中,引入“不稳定性”的视角,可以带来两个新的发现:一是国家和制度因素在中国劳动者“不稳定性”的非线性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二是中国劳动政治向社会再生产领域转移的新趋势。

   关 键 词:不稳定/不稳定无产者/中国劳动政治/社会再生产  

  作者简介:苏熠慧,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姚建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上海 200433

  2011年,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的新著《不稳定无产者:新危险阶级》(The Precariat:The New Dangerous Class)出版。他在书中使用了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不稳定无产者”(precariat)来描述全球化经济下新的劳动形式和劳动者的新状态。此书一经出版,便在劳工问题研究领域引发了学者们广泛的争论。一些学者认为斯坦丁找到了分析21世纪雇佣关系的新棱镜,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此概念受限于他“全球北方”的视角,不仅忽略了亚非拉等“全球南方”国家中长期存在的非正规用工形式,还有“新瓶装旧酒”的嫌疑。此外,这一概念也受到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的早期发展就伴随着劳动的不稳定性,马克思早已使用“产业后备军”的概念来概括这一状态,斯坦丁的“不稳定无产者”与此概念相比,并无多大创见,且与马克思的“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概念也不存在明显的差异性。本文旨在从“不稳定性”研究的谱系出发,分析“不稳定性”研究和斯坦丁“不稳定无产者”的概念背后所呈现的全球政治、经济转型的过程及其所引发的讨论;在此基础上,批判性地思考“不稳定性”视角对研究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劳动关系的启发和局限性。

  一、新自由主义的资本全球化

  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市场的建立,劳动越来越呈现出“不稳定性”(precarious)的特征,而这种特征在2008年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后变得愈发明显。以美国为例,美国在二战后的三十年间经历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工人不仅获得了良好的就业机会和工作保障,还受益于大量的社会福利。在此期间,国会出台了大量的法律用来规范工人的最低工资保障、养老金和失业保险,赋予工人集体协商的权利,并极大地限制了雇主对雇佣关系的控制权,使工人与企业之间有效的社会契约关系得以确立,以此来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①。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却完全倒向另外一边:工人因愈发灵活的工作而变得越来越缺乏稳定性和制度性的保障。他们劳动合同的时效性不断缩短,长期失业人数总量持续增长。劳动者个体常常陷入对失业的担心和焦虑之中,他们只能成为企业的合同工、临时工或外包工。这也就意味着,他们需要承担更多的风险,却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安全感。

  贝弗利·西尔弗(Beverley Silver)用“合法性危机”和“利润危机”这组体现资本主义内部张力的概念对此现象进行了阐释。在西尔弗看来,当资本主义将工人剥削到极致,就会出现“合法性危机”——工人罢工,要求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而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各种福利制度;而当资本主义国家为工人提供各种工作保障和福利制度之后,资本主义体系又会遭遇“利润危机”——资本的积累变得有限,从而使资本通过各种“修复性”的手段来重新获得积累,例如将生产方式变得更为灵活、在全球范围内“猎身”更为廉价的劳动力等②。因此,资本主义总是在“合法性危机”和“利润危机”中循环演进。

  这种循环亦如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笔下钟摆式的“双向运动”——“钟摆”一会儿摆向推行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和建立灵活的市场,一会儿则摆向构建有利于保护大众的社会福利制度③。如果说美国1930年代旨在为工人提供稳定的工作保障,有利于工人与企业之间建立稳固社会契约的制度建设是西尔弗所描述的“合法性危机”的产物,抑或是波兰尼笔下的社会保护运动,那么1970年代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则是西尔弗所指涉的“利润危机”的产物,即波兰尼笔下的市场运动。

  从19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加速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同时也重组了被称为“全球北方”的第一世界国家内部的劳资关系。这种以全球资本扩张为背景的劳资关系的重组具体表现为:原先为工人提供稳定工作保障的法律被修改、政府的“去管制化”(deregulation)、社会福利的“商品化”(commercialization),以及工会(作为保护工人权益的传统制度资源)的持续衰弱。在美国,1980年代里根总统实施的公共政策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美国劳工的力量,放松了政府对资本的管制,这导致了在1990年代中期,美国工人曾经享受的集体性的“社会福利制度”完全被个体主义式的“工作福利制度”所取代④。在欧洲,欧洲共同体的12个成员国于1979年开始建立欧洲货币体系。1991年12月,这些成员国又签署了《政治联盟条约》和《经济与货币联盟条约》,规定最迟于1999年1月1日前建立欧洲货币联盟。这两项条约的出发点就是要通过在联盟内成立中央银行,实行统一的货币(欧元)和货币政策,促进成员国经济和贸易的共同发展。伴随着欧洲货币联盟的建立,欧洲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融资活动的全球化、政府的去管制化,以及劳动力流动的自由化应运而生⑤。虽然在欧洲货币联盟成立之后,欧盟各国经历了短期的经济增长,但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也遭受重创。在应对经济重创后的恢复过程中,欧盟各国政府仍然继续实施劳动力市场自由化、鼓励临时用工的政策⑥。即使在此政策下,欧盟中一些国家的经济仍处于停滞或萧条的状态,且大量劳动力饱受失业的威胁和煎熬。

  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下的经济全球化导致了“劳动力市场弹性机制”的形成,这不仅引发了工资、雇佣关系、工作制度和劳动者技能的弹性化⑦,而且还带来了:其一,数量上的弹性,即各种灵活的用工形式(临时工、兼职工、散工、独立和非独立合同工、实习生和休假工)开始替代长期固定的劳动力雇佣模式;其二,功能上的弹性,即工作任务的快速调整和频繁变动,内部劳动分工变得更为灵活,离境外包(outsourcing)成为一种普遍且有效的组织生产的方式;其三,工资系统的弹性,即货币工资占劳动者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而非工资性质福利的比重则持续下降。对于劳动力而言,原本具有规律性的、可预测的工资被弹性的、不可预测的收入逐渐替代⑧。劳动力市场的这些弹性机制带来了雇佣关系和劳动者身份认同的骤变。这些弹性的工作方式同样存在于“知识劳动”、“非物质劳动”、“创意劳动”等各种新型的非工业化劳动之中。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资本的全球化扩张需要依托信息化的平台,而在信息产业、创意创业及各种服务业中,弹性雇佣制度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实践——这些行业中的工作要求(如灵活变化的工作任务和弹性机制)不仅改变着劳动者的劳动形式,也改变着他们在工作场所之外的生活方式。

  此外,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也通过资本的空间转移,将生产“外包”给第三世界国家。亚洲、非洲、南美洲的许多国家纷纷纳入全球产业链的生产过程,为全球资本提供大量廉价而灵活的劳动力。一方面,大量年轻的劳动力背井离乡,脱离家庭和社区的庇护,在缺乏安全保护的劳动环境中工作,同时他们又缺乏国家提供的福利。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弹性机制”也出现在这些国家的传统工业领域和新兴产业部门,使得传统和新兴产业中的用工方式以及内部劳动分工都变得愈加灵活。

  二、“不稳定性”的研究系谱

  1.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概念

  斯坦丁并不是第一个提出“不稳定劳动”(precarious labour)的学者。马克思早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十三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中就提出,“过剩的工人人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这些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了一支“产业后备军”(reserve army of labour)⑨。在这一章中,马克思描述了“产业后备军”的四个特征,即流动性(floating)、潜在性(latent)、停滞性(stagnant)和赤贫性(pauperized)。贾米尔·乔纳(Jamil Jonna)和约翰·福斯特(John Foster)认为这四个特征清晰地表明,资本主义从诞生初期就伴随着一支不稳定的劳动力大军⑩。这支不稳定的劳动力大军在马克思那里是资本主义积累的重要基础,他们包括有劳动力的赤贫人群、孤儿,以及需要救济的贫民子女等(11)。

  2.边缘性、非正规性与社会排他性

  20世纪60年代,随着亚非拉等“全球南方”地区逐渐被卷入新自由主义的资本全球化,一些学者开始使用“边缘性”来概括在拉丁美洲国家中,大量未充分就业的移民所具有的根本性特征,后者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产物——他们通常聚集于大城市的边缘地带,只有临时性的住所,在研究者看来,这一群体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毫无用处(12)。

  但很快,一部分学者便对上述论断进行了批判,认为这一研究范式将“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进行了“二元对立”。他们深刻地洞察到:这些处在城市边缘地带,从事“非正规工作”的群体不仅具有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络,同时也为拉丁美洲国家的整体经济贡献着相当的利润。20世纪70年代,学者们开始用“非正规行业”的概念取代“正规/非正规就业”的概念。基思·哈特(Keith Hart)阐释了“非正规行业”与“正规行业”之间的差异性:在“正规行业”中就业的劳动者拥有一份稳定工资收入的工作,而在“非正规行业”中就业的劳动者主要采取自我雇佣的方式(13)。之后,这个概念被国际劳工组织用来指称各种在劳动法、劳动合同等法律规制之外的劳动力就业的岗位或部门(14)。与此同时,我们不难发现:“非正规行业”起初与在亚非拉等“全球南方”国家中的自雇职业者勾连,但随着20世纪70年代第一世界国家纷纷进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学者们逐渐意识到“非正规行业”不仅大量存在于“全球南方”,成为其普遍的经济特征,而且它作为全球资本积累的重要基础,开始蔓延到第一世界的“全球北方”国家(15)。

  这个概念一直沿用至今。虽然20世纪80年代欧洲开始使用“社会排他性”的概念来意指金融资本“肆虐”下,缺乏社会保障的“新贫困人口”,但“非正规性”在描述全球化的雇佣关系和劳动方式方面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阐释力。“社会排他性”则更多地揭示出社会区隔的日趋深化,底层群体和移民群体被主流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不断排斥和抛弃的过程。

  3.布迪厄的“不稳定性”概念

  20世纪9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针对社会排斥的加剧,提出了“不稳定性”的概念。布迪厄的不稳定性概念直接与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概念相关。他认为,“不稳定性”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即“存在着大量的劳动力后备军,……给予那些工作中的人们可以随时被替代的感觉”(15)。在他看来,“不稳定性”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马克思强调的流动性、潜在性、停滞性和赤贫性。布迪厄在此基础上,提出“亚无产阶级”(sub-proletariat)的概念来描述处在“不稳定”状态中的劳动者。但乔纳和福特斯认为,布迪厄并没有说清楚“亚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本质性的区别。在他们看来,“亚无产阶级”不同于“无产阶级”,他们并不能承担起“革命”的重任(17)。

  4.意大利自治马克思主义者的大众概念

  与布迪厄的“亚无产阶级”概念类似的是意大利自治马克思主义者(Autonomist Marxists)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提出的“大众”(multitude)概念。在2004年出版的《大众:帝国时代的战争与民主》(Multitude: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一书中,两位作者用“大众”来描述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下,意大利去工业化,并采用劳动力弹性机制后劳动者的认同状况。他们认为,不同于“人民”(people)、“乌合大众”(mass)和“无产阶级”,“大众”是一群处于不稳定的劳动中,但在社会生产方面有共同特征的人群(18)。这里的“社会生产”不仅指的是物质生产,还包括沟通、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等面向的生产。我们不难发现,21世纪的劳工问题研究者不仅发现,劳动者在新自由主义资本全球化的影响下呈现出个体化的特征,而且他们尝试着从“文化”层面来描述这些处于“不稳定”状态中的劳动者的身份认同。

  5.斯坦丁的“不稳定无产者”概念

  与两位意大利自治马克思主义者相类似,斯坦丁聚焦于新自由主义资本全球化背景下,劳动者的劳动状态和认同。他从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和与国家的关系三个维度来阐释“不稳定无产者”的概念。

  具体来说,首先,在生产关系方面,不稳定无产者中的大多数人以临时的或短期的工作为生,经济收入相对较低或不稳定,雇佣关系短暂,缺乏长期的职业目标和职业前景,无法在工作场所中建立长期的人际关系,这使得他们缺乏安全感和认同感,缺乏与工作相关的社会记忆。其次,在分配关系方面,他们无法享受到那些福利国家时代工人所享有的各种形式的劳动保障,缺乏社会福利。最后,在与国家的关系方面,他们只是“失权者”(denizen),而非“公民”(citizen)——他们要么没有政治权利,无法参与所属社区的政治生活、没有资格投票或参与政治竞选;要么没有文化权利,无法开展特定的文化活动;要么没有社会权利,无法享受当地的社会福利(19)。

  在此基础上,斯坦丁进一步揭示出社会收入结构中所体现的“无保障性”的根本特征。根据斯坦丁的定义,“社会收入”指的是劳动力所有来源和形式的收入的总和,包括由来自生产、货币工资、企业非工资福利、社会福利、社区福利(来自家庭或所在地社区)和私人福利(来自投资和储蓄)六个方面的收入组成。斯坦丁强调了社会收入和工资收入之间本质性的差异在于前者涵盖了劳动者享受的社会福利,体现了社区的支持和国家的保护;而“不稳定无产者”面临的核心问题不在于工资收入的高低,而在于缺乏社区支持和国家保护——他们往往因脱离来自私人、企业和国家的保障,而身陷社会收入低下的囹圄(20)。

  在斯坦丁看来,以下群体极易成为“不稳定无产者”:那些不能通过教育获得回报的年轻人、女性劳动者、老年人、残障人士,以及缺乏公民权的境内外移民(21)。

  毫无疑问,这些“不稳定无产者”处于新社会结构中的下层。斯坦丁将新社会结构中的阶级具体划分为:最上层的是富可敌国的“精英阶级”(elite),其次是享受小康生活的“白领领薪阶级”(salariat),第三是拥有知识和技术的“专业技术人员”(proficians),第四是“核心工人阶级”(core working class),第五才是“不稳定无产者”,在其之下是“失业者”(unemployed)和“流氓不稳定无产者”(lumpen-precariat)。斯坦丁强调,一方面,“不稳定无产者”是一个“自在的阶级”(a class-in-the-making),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经历着不安全和不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且时刻需要面对不同的社会问题、内心的孤独感和对仇恨的恐惧。这些共同的境遇使他们成为一个“新的危险阶级”(22)。另一方面,“不稳定无产者”还未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a class-for-itself):他们缺乏清晰的阶级意识,且往往互相责难,异常脆弱,内部也充满着激烈的斗争(23)。

作者简介

姓名:苏熠慧 姚建华 工作单位:上海财经大学 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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