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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主义还是反专业主义:社会工作界的百年话语争议
2020年03月19日 11:06 来源:《社会工作》2018年第4期 作者:李伟 杨彩云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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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李伟,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工作系讲师(扬州 225002);杨彩云,上海师范大学社会学系讲师(上海 200234)。

  内容提要:自19世纪末发源以来,为了摆脱由慈善志愿事业带来的不专业形象,新生的社会工作扬起了专业主义大旗。由于个案工作与专业主义的本质(科学主义等)相符,专业主义引导下的社会工作走向了去社会化,即沉迷于个案工作、个人治疗,抛弃了社会变革、社会正义的使命。于是,另一种相反的话语——反专业主义应运而生,并积极倡导社会改革。在专业的百年发展史中,两种话语争论不休、此消彼长。但总体而言,专业主义是社会工作的主流话语,反专业主义处于下风。原因在于,反专业主义所主张的社会变革难以标准化、操作化,并且受到了意识形态和科层制的束缚,继而被边缘化。中国社会工作在专业化的进程中,须警惕专业主义的陷阱,避免重蹈西方覆辙。

  关 键 词:社会工作/专业主义/反专业主义/个人治疗/社会变革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城市社区服刑人员的身份均衡及社会工作干预研究”(编号:16CSH066)。

  追根溯源,社会工作发源于西方19世纪中后期的慈善济贫运动。因为慈善事业属于一项业余的志愿活动而非科学的专业实践,其可替代性较强,只要怀有善心,人人皆可为之。所以,由慈善事业演变而来的社会工作,通常被其它专业看作是不专业、不科学的。于是,为了尽快摆脱志愿、慈善、业余工作等不专业形象,体现自身的专业性、科学性,社会工作自建立伊始便打出了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的旗号,包括积极发展专业的方法、引进科学的理论等。而与此同时,另一种相反的论调——反专业主义(anti-professionalism)也随之产生。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种话语的争论充分体现在社会工作的两大源头,即1869年的慈善组织会社(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COS)和1884年的睦邻友好运动(Settlement House Movement,SHM)。其中COS倡导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它提出了科学的慈善(scientific philanthropy),希望通过科学的调查来收集穷人的个人资料,然后制订出相应的治疗方案,帮助他们消除懒惰、酗酒等不良的道德和行为;SHM则对所谓的科学慈善不以为然,它虽然也为穷人、移民等群体提供直接的个人服务,但是其重点不在于个人治疗,而是注重社会环境的改善。同时,两种话语的争论也反映在两大慈善运动的领导者——玛丽·瑞奇蒙(Mary Richmond)和简·亚当斯(Jane Addams)之间的分歧。瑞奇蒙积极发展个案工作的专业方法和专业教育;亚当斯则对所谓的专业化不甚认同,她甚至反对social work这一专业名称(庄秀美,2004:256)。

  在社会工作接下来的百年发展历程中,专业主义与反专业主义始终争论不休,二者竞相争夺专业的话语权。总体而言,专业主义的话语占据上风,主导着社会工作的发展。反专业主义被边缘化,其影响力只有在1930和1960年代期间有所上升。那么,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二者的争议对于社会工作的实践会产生哪些影响?本文在厘清二者的概念内涵及历史脉络后,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解答。

  一、专业主义的概念内涵及发展脉络

  纵观社会工作史,专业主义经历了从正面到负面、褒义到贬义的演变过程。最初,专业主义被认为具有维护社会稳定、提升专业能力、获得案主信任等方面的积极意义。但是,后来随着专业人士利己主义倾向的兴盛,专业主义被赋予了消极悲观的意义,沦为专业团体维护自我利益(如薪水、地位、权力等)、制造市场壁垒、垄断行业领地的话语工具(葛忠明,2015)。为了认清专业主义的本质,必须首先知晓其内涵及发展脉络。

  (一)专业主义的概念内涵

  首先,专业主义的核心是科学主义。科学主义意味着社会工作的实践必须建立在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之上。建立伊始,社会工作就举起了科学主义的大旗。19世纪末,慈善组织会社的领导者看到了科学在医学、生物学、工程学领域的杰出成就后深受启发,继而宣称慈善工作同样可以运用科学的方法,于是发起了科学的慈善运动(scientific charity movement)(Kirk & Reid,2002:27)。1917年,瑞奇蒙出版的《社会诊断》(Social Diagnosis)一书将个案工作确立为社会工作的科学方法。之后,医学、心理学等专业的科学理论相继被引入,包括精神分析理论、行为主义、人本主义等。

  其次,专业主义倡导实证主义(positivism)。自孔德(Auguste Comte)以降,实证主义成为指导科学研究的基本信条和准则。社会工作早期的“科学的慈善运动”和瑞奇蒙的《社会诊断》一书,都体现了实证主义的思想。在专业后续的发展中,实证主义一直是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领域的主流话语。在美国,先后出现了经验临床(empirical clinical)实践、研究导向的实践(research-minded practice)、证据为本(evidence-based)实践,它们都以实证主义为基础(何雪松,2015)。1970年代以来出现的临床社会工作(clinical social work)同样体现了实证主义的理念。

  第三,专业主义意味着价值中立。对于主观价值的排斥是实证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价值中立的理念经由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论述后,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准则,社会工作亦不例外。具体而言,实证社会工作强调以价值中立的(value-neutral)的角度去解释社会现象,并且以价值抽离的态度(an attitude of Value-detachment)从事社会工作实务。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全部交由案主自己来决定,所谓的案主自决便来源于此(贺玉英、阮新邦,2004:6-9)。

  最后,专业主义强调专业标准的获得。这种对专业标准的追求缘于特质论(trait theory),即以一些成熟的专业(如医学)为参照,概括出专业所具备的一般标准,然后将其作为衡量其他专业能否称之为“专业”的依据。在社会工作领域,美国教育家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在1915年提出了专业应具有的6个标准①,并据此认为社会工作尚不属于一个专业。此后,社会工作按照这一标准,全力以赴推进专业化建设。1957年,格林伍德(Ernest Greenwood)对弗莱克斯纳的特质模型进行了修正,提出一个专业应具备的5个特质,包括系统的理论、专业权威、社会认可、伦理守则和专业文化,并以此认为社会工作已经是一个专业(格林伍德,2012)。

  (二)专业主义的历史脉络

  在社会工作的百年发展史中,专业主义盛行的时期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初至1930年代。1910年左右,睦邻改革运动开始衰退。相反,慈善组织会社将慈善事业科学化、组织化,发展出一套得以世代传承的社会工作方法与技术,建立起了社会工作的专业体系(庄秀美,2004:225)。

  这一时期的专业主义主要体现在:个案工作技术的产生、专业教育的发展、精神分析的滥觞、专业组织的建设等。具体而言,瑞奇蒙1917年出版的《社会诊断》一书标志着个案工作专业方法的诞生。1898年,纽约慈善组织协会举办了暑期培训班,是社会工作的第一个教育项目;1920年代,精神分析理论引入社会工作,并与个案工作方法相结合,开启了精神病学社会工作的时代;专业协会包括1879年的National Conference of Charities and Corrections、1918年的American Association of Hospital Social Workers、1919年的Association of Training Schools for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等。

  第二阶段的专业主义兴盛于1930年代中后期年代至1960年代。到了1935年底1936年初,随着经济危机的结束和罗斯福新政(Roosevelt New Deal)的落幕,大萧条期间对专业主义的攻击逐步停止。从前攻击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反而加入了专业界,专业主义又占据了主导。同时,“二战”后,政府无法接受基于宗教理念的社会福利思想。为了获得合法性,社会工作必须体现科学、理性和专业主义(Ehrenreich,1985:52)。

  这一时期的专业主义表现在提高专业门槛、发展新的理论和技术等。1937年,全美社会工作学院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chools of Social Workers,AASSW)宣布,社会工作者必须具备两年制的硕士学位(Master of Social Work,MSW)才能获得认可。这一举措将社会工作学士(Bachelor of Social Work,BSW)排除在专业门槛之外,其理由是担心这些人会影响专业地位。同时,“二战”后行为主义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的发展,为社会工作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技术。

  第三阶段专业主义的高涨大约始于1970年代末,并延续至21世纪。197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保守主义政治氛围的回潮,激进的社会变革、社会运动陷入低谷。与1930年代中期的情况类似,以个人治疗为主导的社会工作再度成为专业的主流方法,专业主义再次高涨。

  这一阶段的专业主义包括:对临床实践的浓厚兴趣、引入新的专业理论、社会工作者的州执照(state licensure)认证等(Reisch & Andrews,2002:157)。1970年代,个案工作演变为更加强调科学思想的临床社会工作(clinical social work),并受到高度重视。1971年,美国的全国临床社会工作协会联盟(National Federation of Societies for Clinical Social Work,NFSCSW)成立,并在1973年建立了《临床社会工作》(Clinical Social Work Journal)杂志;1990年代,作为心理学第四势力的超个人心理学(transpersonal psychology)进入社会工作,并产生了相应的灵性治疗(spirituality therapy)模式;此外,美国各个州设置了社会工作执照制度,社会工作者进入持照上岗时代。

  二、反专业主义的概念内涵及历史脉络

  顾名思义,反专业主义是在反对日益高涨的专业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因为专业主义话语引导下的社会工作逐渐倒向了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等科学化水平较高的专业,导致个案工作、个人治疗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现象引发的负面后果是,社会工作远离了社会变革、社会行动,放弃了对于穷人、移民等弱势群体的道德关怀,社会正义的理念遭到抛弃。总体而言,反专业主义的内涵与专业主义相对,在专业的百年发展史中,二者呈现出此消彼长、此长彼消的发展格局。

  (一)反专业主义的概念内涵

  首先,反专业主义倡导社会变革、社会正义。社会变革、社会行动是激进社会工作者和反专业主义者的基本主张。从早期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时代的睦邻改革运动,到1930年代的平民运动(rank-and-file movement),再到1960年代的“新左派”(New Left)运动、反主流文化运动等,都体现了反专业主义对于社会变革的热衷。社会变革的目的在于消除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和压迫,为社会底层群体谋取合法权益,继而兑现社会工作对于社会正义的道德承诺。但是,专业主义通常是社会变革的绊脚石。例如,格林伍德就认为,社会工作对专业权威、地位和垄断的追求,阻碍了社会运动、社会改革的发展(Jennissen & Lundy,2011:231)。

  其次,反专业主义反对个案工作的主导地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时代,个案工作和社会改革的发展较为均衡,两种方法都比较受重视。但是1920年代以来,个案工作夺得了专业话语权,成为社会工作的主导方法。此后,个案工作一直是社会工作的主流方法。个案工作的主导意味着社会运动、社会改革被边缘化。反专业主义者提倡社会改革,所以反对个案工作的主导地位,主张将个案工作与社会变革兼顾起来。例如,1930年代,反专业主义的代表雷诺兹(Bertha Capen Reynolds)就反对将两种方法对立起来,认为二者对于社会工作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Cullen,1980)。

  第三,反专业主义反对价值中立,主张价值介入。专业主义倡导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都主张价值中立,即为了保证专业活动的科学性、客观性,要求工作者在服务过程中将个人的主观价值、情感等悬置。但是,价值中立的结果是政治问题的技术化(technicization of political problems)(Mullaly & Keating,1991),忽视了案主困境背后的结构性根源,这是倡导结构变革的反专业主义者所要坚决反对的。事实上,社会工作不可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它更多是科学与价值的结合,既包括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又包含价值承诺和判断(Thursz,1966)。所以,有学者提出社会工作的强烈价值介入论(贺玉英、阮新邦,2004:19),强调其既是道德实践,又是政治实践。

  第四,反专业主义反对专业霸权。反专业主义者认为,专业主义体现了社会工作的利己主义,这与利他主义的专业价值相悖。专业主义通过文凭主义(credentialism)、专业知识、专业技术等手段设置专业门槛,将非专业人士排除在外,继而达到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例如,1937年,全美社工学院协会宣布只认可具有硕士学位的学生为专业社工;1976年,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NASW)出版了《临床社会工作者注册守则》(Register of Clinical Social Workers),其中规定临床社工必须拥有硕士或博士学位,这些都属于专业霸权的表现。

  最后,反专业主义反对不平等的专业关系。专业主义很容易产生不平等的专业关系,导致专业人士对于案主的操控和压迫。在服务过程中,专家刻意使用神秘的知识(confidential knowledge)和服务对象不熟悉的专业术语、词汇,继而体现其科学性、权威性。例如,社会工作者运用不正当性格(inadequate personality)、低动机(low motivation)、低智商(low intelligence)、长期依赖(chronic dependent)等字眼来对案主进行分类诊断(彭伯顿,1992:218),导致案主产生无力感,加重对专家的依赖(Poppendieck,1992)。

  (二)反专业主义的历史脉络

  总体来看,反专业主义与激进社会工作、社会运动的高涨时期相一致,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改革时期,19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1960、1970年代的社会运功高涨期。

  第一阶段的反专业主义出现在进步主义改革时期(1896-1914)。最早的反专业主义倡导者是以亚当斯为代表的社会改革家。社会改革者对于专业主义即便不敌对,至少也是不感兴趣的。例如,亚当斯认为慈善组织会社所谓的科学慈善实践是一种伪科学,并对专业主义者瑞奇蒙进行批判(Wagner,1986);同时,亚当斯厌恶将案主当成受助对象,她反对有目的性的帮助,坚持主体(工作者)与客体(案主)的一体关系(with people,not to people),并拒绝使用社会工作(social work)这一专业术语(庄秀美,2004:256)。一战结束后,社会运动陷入低谷,反专业主义随之没落。

  第二阶段的反专业主义盛行于19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当时,经济危机引发了大量的失业、贫困等社会问题,专业主义所拥护的个案工作对此无能为力,一些专业机构因缺乏足够资源而破产。个案工作于是陷入了有效性危机(effectiveness crisis),针对社会工作的一系列实验表明,个案工作的介入效果非常有限,甚至是没有任何效果(Kirk & Reid,2002:38)。

  同时,经济危机的爆发导致社会运动的高涨,激进社会工作者创办了《今日社会工作》(Social Work Today)等刊物,攻击专业社会工作的失败,认为社会工作者的利益反映在工会主义而不是专业主义,并企图使社会工作倾向左派(瓦戈尔,1992:324)。平民运动的支持者对专业社会工作者、专业领导者、个案工作方法等专业主义的代表展开了猛烈批判(Ehrenreich,1985:51)。但到了1930年代中期,随着罗斯福“新政”的推行和经济危机的结束,反专业主义的呼声开始减弱。

  第三阶段的反专业主义的高涨出现于1960、1970年代。这一时期,在新左派和反主流文化的领导下,西方国家的各种社会运动风起云涌。National Welfare Rights Organization、Social Welfare Workers Movement等激进社会工作组织趁机打出去专业化的口号,揭露社会不平等,支持政治和社会变革。一家名为Hotch Pot的报纸指出,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Welfare等专业组织受到了经济集团的控制,并且打出了向专业主义开战(fight professionalism)的标语;激进社会工作刊物《触媒者》(Catalyst:A Socialist Journal of the Social Services)也对专业主义进行了抨击(Reisch & Andrews,2002:147-149)。

  进入1970年代后,反专业主义再次高涨。1973年严重的经济衰退导致社会工作者遭受了失业、减薪等负面影响,1974年至1979年于是成为社会工作抗争专业主义的高潮。但自1980年代起,随着保守政治氛围的回潮,社会变革遭到全面压制,反专业主义跟着陷入了低谷。

  三、专业主义与个人治疗的兴盛

  通过追溯专业的百年发展史可以发现,专业主义引导下的社会工作最终走向了个案工作、个人治疗,排斥了社会改革、社会行动的合法地位。那么,专业主义与个人治疗的内在关联是什么?笔者认为,其原因在于个案工作、临床工作符合专业主义的基本诉求,主要包括科学主义、职业利益和社会认司三个方面。

  (一)科学主义的意外后果

  科学主义意味着社会工作的实践必须建立在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之上。但是,作为一个新兴专业,社会工作自身并没有相关的理论和方法。为此,社会工作转向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等科学化水平较高的专业寻求理论支持。社会工作后来之所以倒向个人治疗,与医学、心理学等专业的影响密切相关(Danso,2015),因为无论是医学还是心理学,都具有还原主义(reductionism)的倾向,它们通常以个人为导向,不关心社会结构层面的问题。以医学为例,在社会工作创立之初,医学思想的影响就已经充分体现。

  首先,医学很早就进入社会工作的视野。英格兰及美国早期的社会工作者主要在救济院(work house)工作,当时人们就已经采用研究、诊断、治疗、症候学等医学专业的名词(斯洛赛尔,1992);20世纪初,微生物学的发展为医学专业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医学专业的成功使其成为其它专业竞相效仿的典范。由于医学专业被理想化,以至于人们将它所具有的特征看作专业的一般标准。1920年代以来,随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引入,社会工作与医学的关系更加密切。

  其次,医学对于社会工作的影响可以通过社会工作的先驱——瑞奇蒙来充分体现。瑞奇蒙致力于推动社会工作的标准化,而标准化则需要一个模型。当时,虽然已经有应用社会学和应用心理学,但社会工作最终选择了医学模型。因为她认为,个案工作的功能应该是帮助案主康复(rehabilitation),而康复则与诊断和治疗技术相联系,所以一个优秀的个案工作者应该努力模仿医生的技术(Franklin,1986)。她在1917年出版的《社会诊断》一书,便建立了个案工作的医学模型(medical model),包括收集事实数据、提出假设、验证假设等。诊断一词鲜明地体现了其医学化的色彩。

  (二)职业利益的驱动

  一般而言,专业通常需要一个被认可为专家的职业群体加以维持,职业团体的使命在于对其工作领域进行界定和控制,并区分专业之内和专业之外的人员。所以,专业往往与职业相联系,如医学专业之于医生,法律专业之于律师。社会工作也不例外,与其专业相对应的是社会工作职业。专业主义便是随着职业的产生而产生。而社会工作倒向个人治疗,便与其职业化密切关联。

  首先,职业化意味着社会工作对职业利益的关注。在社会工作尚未成为一个固定的职业之前,其道德和宗教使命感较强。参与慈善事业的志愿者通常具有宗教信仰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他们在上帝的指引下,出于慈悲之心来帮助穷人而非追名逐利,体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利他主义精神。但是,在20世纪初,当社会工作从慈善活动转变为受薪的职业后,纯粹的利他主义便难以坚守。新生的社会工作职业团体以助人为生,他们开始关心自身的职业利益,如稳定的工作、高额的收入、服务对象的满意等。从职业利益的角度来说,专业主义充分体现了社会工作者的自利性动机,即藉由专业主义来追求权力、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利益(斯洛赛尔,1992)。

  其次,个案工作、个人治疗有助于社会工作职业利益的满足,因为心理治疗的客户主要是中产阶级及以上的精英群体,他们有能力为社会工作的服务支付费用(Siporin,1961)。而对于穷人来说,他们主要的需求集中于物质层面而非精神治疗。同时,他们并无足够的收入来购买社会工作的服务。于是,对于经济利益的追求导致社会工作者远离了社会底层群体,这同时意味着社会改革遭到抛弃,因为社会变革主要是为受压迫的社会弱势群体争取合法权益。

  (三)社会认可的陷阱

  专业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认可。因为只有得到社会的认可,从业者才能合法地开展工作。获得社会认可的基本方式是通过具有法律权威和效力的认证体系,即准入门槛的设定。早在1920年代,美国一些州的立法机关就通过法案来对社会工作者进行认证和许可,如加利福尼亚和纽约(Ehrenreich,1985:36)。所以,社会工作与律师、教师、医生一样,同样是持证上岗。这样一来,注册认证制度便对社会工作的实践产生重要影响。而认证制度通常由政府来制定和执行,在美国,各个州负责本州社会工作的认证。那么,政府的意志便会显著影响认证体系,继而影响到社会工作的实践。一般而言,政府对于社会变革、社会运动持抵制态度,所以会通过注册制度将社会工作的焦点引向个人治疗,排斥社会变革。

  一方面,政府将注册制度作为资源分流的工具。这种情况在19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时代体现地尤为明显。具体表现在:政府为了压制社会运动,将服务资源投向医疗、精神卫生等补救性的社会服务;而社区发展性的服务,则只能获得少量的服务资源,继而无法提供可以吸引注册社会工作者的报酬。以香港为例,政府通过控制资源分配,成功压制了过去十分活跃的社区发展。同时,政府利用注册制度将那些擅长社区组织而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士排斥在外(殷妙仲,2011)。

  另一方面,政府通过执照类型的选择偏好将社会工作的焦点引导至临床治疗,并排斥社会变革。在美国,很多州将社会工作的认证集中于临床实务,将宏观实践边缘化。其中有33个州不给非临床社会工作者颁发执照,47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不给宏观社会工作者颁发执照,只有3个州(密切根州、密苏里州、俄克拉荷马州)设立了高级宏观执照(advanced macro licenses)。显然,临床社会工作执照认证一边倒的结果是,社会工作的实践集中于临床治疗(Donaldson et al,2014)。因为如果缺乏执照,社会工作所开展的社会变革便会被认定为非法活动。

  四、反专业主义与社会变革的式微

  通过梳理反专业主义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其存在历史较为短暂,并且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要么是被排斥于主流社会工作的界限之外;要么是放弃其立场,被主流的专业主义所吸收。这导致社会正义沦为服务专业主义的工具,故而有学者批判社会工作说一套做一套(say one thing and do another)(Olson,2007)。反专业主义在与专业主义的竞争中之所以落败,主要原因在于它所倡导的社会变革方法难以标准化、操作化,并且受到了意识形态以及科层制的束缚。

  (一)实践方法的薄弱

  反专业主义所倡导的社会变革方法,其薄弱之处主要体现在其难以进行标准化、操作化。社会变革常用的方法包括社会运动、政策倡导、政治游说等。其中社会运动是最常见、最有效的方法,之所以要采取社会冲突的方法来推进变革,是因为那些已经拥有权力、财富、威望的社会群体不愿意轻易放弃既得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行动、社会冲突是必要的、建设性的(Thursz,1966)。常见的社会运动包括集会、游行、示威、静坐等。由于这种集体行动的参与人数较多,并且在户外开放的空间中进行,所以充满了不确定性,继而难以预先操作化为一个标准化的实务模型,只能采取随机应变的策略。

  正是由于社会行动难以标准化、操作化,因而无法进行广泛的传播、传递。这便违背了社会工作专业的一个基本标准,即拥有可以通过教育进行传递的技术。弗莱克斯纳在1915年发布的报告对于社会工作的最大影响便在于此,他强调一个专业必须具备一种可以通过专门化的教育来传递的技术。瑞奇蒙在《社会诊断》一书中所论述的个案工作方法,便是对这一标准的回应。遗憾的是,倡导社会改革的睦邻运动并没有在专业教育方面取得成功。当时,只有在芝加哥社会服务学院(Chicago School of Social Service)存在相关的课程,在其他地方,社会工作的教育主要集中在微观的诊断、治疗技术层面,很少关注宏观学科(如社会学、经济学等)(Wagner,1986)。

  相反,专业主义所热衷的个人治疗,则非常容易操作化为标准化的实务模式,继而通过专业教育进行广泛传递。以精神分析理论为例,虽然其核心概念(如潜意识、人格结构等)表面上看起来高深莫测,但治疗方法和操作过程却并没有那么复杂,基本上属于一种谈话式治疗(talk cure)(宋丽玉等,2002:19)。比如自由联想法(free association),它主要是通过谈话来引导案主回忆童年经验。显然,社会工作者通过专业的训练,可以掌握这种治疗技术。

  (二)意识形态的压制

  保守的意识形态对社会变革、社会行动具有非常不利的影响。一般而言,意识形态越保守,社会变革越难以开展。在极端保守主义时期,保守政府通常会将一切进步的改革运动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联系起来,继而将其污名为破坏稳定、颠覆政权的非法行为,然后动用国家机器进行压制、迫害。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组织的社会工作者,都会因为参与激进社会运动而遭到调查。在美国,发生于1920和1950年代的两次红色恐惧(red scare)所引发的反共主义浪潮,严重阻碍了激进社会工作、社会运动的发展。专业主义趁机获得了有利的发展环境,反专业主义则受到严重钳制。

  首先,1920年代的反共产主义政治浪潮对于社会工作从一战前追求社会改革,转向战后追求专业地位和个案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Reisch & Andrews,2002:38)。由于社会改革运动遭到了保守势力的批判,睦邻运动在一战后开始衰退,虽然没有完全消失,但是无法继续推行社会改革,只能提供娱乐、教育方面的服务。与此同时,专业主义思想开始盛行,刚刚萌芽的社会工作全力推进专业化建设,致力于获得社会认同、专业地位和权力。一些专业的领导者为了使社会工作获得公信力,反对不切实际的社会改革主义(do-goodism),于是对睦邻运动进行批判。社会工作者将自身看作客观中立的专家,而非社会改革者(Fabricant & Fisher,2002:34)。

  其次,在19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盛行期间,政府对社会主义的怀疑、调查、监控对很多社会工作者产生了负面影响,尤其是那些倡导人权、和平和社会变革的专业人士。在这一极端时代背景下,社会工作所倡导的民主、民权、社会责任等价值很容易被扣上社会主义的帽子。为了保护专业地位,社会工作不得不撇清与社会改革、社会运动的联系。于是,当时的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NASW)重新对社会行动进行解读,将其界定为一种技术,使其去意识形态化(Reisch & Andrews,2002:113-123)。与1920年代的情况类似,1950年代的极端保守主义促成了专业主义的高涨,同时压制了反专业主义的发展。

  (三)科层制的束缚

  科层制(bureaucracy)又称为官僚制,简单而言,它是一种分科分层的管理方式和组织体系,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对科层制进行了系统论述②。现代社会是组织社会,各行各业都是组织化运作,如公司、政府部门、医院等。组织规模越大,科层结构越复杂。同时,科层制的首要目标是保障组织利益的最大化,组织的规章制度、运作程序、工作内容等都围绕组织的利益和目标而设。符合组织利益的行为会受到肯定和奖励,反之则会遭到反对和惩罚。社会工作也不例外,它同样以组织运作为主,社会工作者通常受雇于政府或私人机构。那么,社会工作者便主要以所在机构的利益为考量,而不是从案主的利益出发(斯洛赛尔,1992)。尤其是当社会工作嵌入政府的官僚体制后,社会变革会受到官僚主义的多重束缚。

  早期,社会工作主要由民间志愿组织来推行。19世纪中后期出现的慈善组织会社和睦邻友好运动,便属于志愿性的非营利组织,因而较少受到官僚主义的影响。但是后来,随着政府部门介入社会福利事务,社会工作逐步走向官僚化。在美国,1935年《社会安全法案》(Social Security Act)出台后,许多社会工作者开始受雇于联邦政府部门,其中联邦紧急救济署(Federal Emergency Relief Administration)是招募社会工作者最多的部门。同时,法案要求每个地方救济部门至少雇用一个有经验的社会工作者。于是,受雇于联邦政府、地方政府的社会工作者大量增加(Marx,2011)。社会工作嵌入官僚体制后,便会受到科层制的影响及控制,大规模的社会变革难以开展。“二战后”,随着福利国家的建设,大量社会工作者受雇于政府的福利部门,这进一步加剧了科层制对于社会变革的束缚。

  五、结语与反思

  综上,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志愿慈善事业发展演变而来的社会工作,为了将自身建设为一个科学的专业,打出了专业主义的旗帜。由于个案工作与专业主义的基本诉求(科学主义等)相符,个案工作、个人治疗于是成为社会工作的主导或主流方法,并排斥了社会变革的生存空间。与此同时,另外一种相反专业话语——反专业主义应运而生,并积极倡导社会改革、社会正义。在社会工作的百年发展史中,两种话语始终争论不休、此消彼长。但总体而言,专业主义处于上风,主导着社会工作的主流专业话语,反专业主义在与专业主义的竞争中落败。原因在于,反专业主义所主张的社会变革难以标准化、操作化,并且受到了保守意识形态的压制以及科层制的束缚,继而逐渐被边缘化。

  另外,需要反思的问题是,专业主义的盛行导致社会工作沉溺于个人治疗,走向了去社会化,这显然背离了社会工作的社会使命,因而被一些学者被批判为堕落的天使(Unfaithful Angels)(Specht & Courtney,1995)。社会工作之所以称其为“社会”工作,而非“个人”工作,主要原因便在于这一专业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最早创造social work这一概念的美国教育家帕滕(Simon N.Patten)便是一个社会变革家,他希望社会工作将焦点定位于社会变革(French,1970:893);香港学者甘炳光也曾指出,社会工作中的社会一词具有社会关怀、社会变革、社会正义等意涵(Kam,2014)。当前,中国社会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专业化建设,专业主义的口号也开始流行。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警惕专业主义的陷阱,避免重蹈西方覆辙。正如学者所言:“社会工作追求‘专业化’不能以放弃‘社会性’为代价”(郑广怀、向羽,2016)。

  注释:

  ①分别是:伴随个人责任的智力型活动、专业素材来自于科学、具有清晰的实践目标、拥有可以通过教育进行传授的技术、倾向于自我组织化、利他主义的动机。参见弗莱克斯纳,2013,《社会工作是一门专业吗?》,载《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十辑》,王思斌主编,胡杰容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198-211页。

  ②韦伯在1918年出版的《重组的德意志中的议会和政府》和1921年出版的《社会与经济组织理论》两本著作对于官僚制进行了系统论述。参见谭融,2013,《马克斯·韦伯“官僚制”理论探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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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郑广怀、向羽,2016,《社会工作回归“社会”的可能性》,《社会工作》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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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姓名:李伟 杨彩云 工作单位: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工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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