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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体系与社会制序的生成、演化与变迁
2020年03月19日 09:37 来源:《学术界》(合肥)2019年第5期 作者:韦森 字号
关键词:观念体系/信念/私有财产/制度/制度变迁/社会制序

内容摘要:

关键词:观念体系/信念/私有财产/制度/制度变迁/社会制序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哈耶克曾说:“每一种social order都建立在一种ideology之上”。通过大范围、长时段地观察人类社会发展史,我们发现哈耶克的这一见解是有道理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实际上是不同的社会观念在不同文明、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制度的起源和变迁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早在两三千年前的古希伯来、古希腊、古罗马社会就产生了私有财产的观念,有了土地财产的继承法。在西方社会私有财产制度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但是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两三千年来就一直没有真正形成刚性的私有财产制度,这与数千年来在中国社会中演化产生的传统社会观念有关。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代议制民主政制也是在欧洲中世纪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慢慢形成的社会观念中构建起来的。未来中国要沿着自己现代化的道路建立起一个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国家,从根本上来说还在于逐渐改变社会观念体系。

  关 键 词:观念体系/信念/私有财产/制度/制度变迁/社会制序

  作者简介:韦森,复旦大学 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 韦森(1953- ),原名李维森,《学术界》本期封面人物,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

  一、引言:Every social order rests on an ideology

  在有文字记载的人类社会历史中,不同国家、文明和社会总是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些制度也不断发生演化和变迁。即使在当代社会,各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宗教和社会制度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也有巨大的差异。用比较经济学的一个术语来讲,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实际上差异很大。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宗教与社会制度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不同的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政治、经济、法律、宗教与社会制度以及不同的资源配置体制?人类社会的种种制度是如何形成、维系、演化和变迁的?人类社会历史上不同文明和国家社会变迁的最终动因是什么?这些都应该是社会科学的一些元问题。

  20世纪40年代,在《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一开始,哈耶克就曾指出:“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①哈耶克所说的今天的世界,就是指当时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与法律制度所构成的各国的不同社会制度安排。在20世纪70年代所撰写的《法、立法与自由》中,哈耶克也曾说过,“每一种social order都建立在一种ideology之上”。②在哈耶克之前,另一位奥地利学派的重要的思想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其巨著《人的行为》一书中对此讲得更明白:“任何社会事务的具体秩序都是一些ideology的结果”;“任何已有的社会秩序,都是在它实现以前被想出和设计出来的。ideological factors在时序上和逻辑上的领先,并不意味着人们像一些空想家(utopians)所做的那样完全设计一个社会体制的完整计划是预先想出来的,而必须预先想出来的,不是协调各个人的行动并将其纳入一个社会组织的整体系统之中,而是在考虑到其他人的行动——尤其是已经形成一些个人集团的行动——而协调诸多个人的行动”。最后,米塞斯认为,“任何存在的社会事务的状态,都是先前想出的一些ideology的产物”;“任何持存的统治制度(a durable system of government)必定建立在大多数人所接受的ideology之上”。③对此,米塞斯还进一步解释道:“如果我们把ideology这个概念实体化或拟人化(hypostatize or anthropomorphize),我们可以说,ideology对人们有支配性的威能(might)”;④“构成政府基础而赋予统治者用暴力压迫少数反对者集团之权力(power)的‘实在的’因素和‘实在的力量’,本质上是观念(体系)的、道德的和精神的”。⑤

  除哈耶克和米塞斯之外,另一位研究人类社会大范围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在晚年也几乎达至了同样的认识。诺思最后认为,种种社会制度(social institutions)变迁的最终源泉和动力,取决于人们的信念和观念。为了说明这一点,诺思晚年曾发现并创造了许多新的术语,来解释这一道理。譬如,在1990年出版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诺思就提出:制度变迁的动力(亦可能是阻力和张力——这一点是诺思可能没有意识到的)和最终源泉,乃在于人们的“先存的心智构念(preexisting mental constructs)”,从而诺思最终强调的是人们的信念(beliefs)、认知(cognition)、心智构念(mental constructs)和意向性(intentionality)在人类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在2005年出版的《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一书的“前言”中,诺思也明确指出:“人类演化变迁的关键在于参与者的意向性(the intentionality of the players)。……人类演化是由参与者的感知(perceptions)所支配的;选择和决策是根据一些人们旨在追求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目标的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的感知中做出的。因而,经济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为行为人对自身行动结果的感知所型塑的一个刻意过程(a deliberate process)”。⑥在其后的分析中,诺思又一再指出:“理解变迁过程的关键在于促动制度变迁的参与者的意向性以及他们对问题的理解”;“人们所持的信念决定了他们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反过来又构造(structure)了人类处境(human landscape)的变化”。⑦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在英国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讲演稿《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⑧一书中,也提出了他对在人类社会种种制度产生和制度变迁的源泉和动因的理解,提出制度变迁的最终源泉取决于人们的思想和认识这一洞见。张维迎教授这些年也一直指出,人的行为不仅受利益的支配,也受理念的支配;社会的变革和人类的进步基本上都是在新的理念推动下出现的,没有理念的变化就没有制度和政策的改变;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所取得的成就是理念变化的结果,中国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走出一些错误的理念陷阱。⑨

  二、什么是“ideology”和“social orders”,二者应该如何准确翻译.

  如果说许多思想家都认为每一种“social orders”都是建立在一定的“ideology”之上,那么,到底什么是ideology?什么是哈耶克、米塞斯和晚年诺思、瓦利斯和温加斯特均专门使用的“social orders”?尽管这两个词都有中文翻译,但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对此做一些词源上的考证,才能进一步理解为什么这些思想家有这样一种判断,也才能理解人类社会为什么会出现不同政治、经济、法律和宗教的制度,才会慢慢梳理出人类社会变迁的原因和动力在哪里。

  首先,让我们讨论一下“ideology”这个概念。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中国大陆,几乎大多数学者均不加思考地把它翻译为或认作为“意识形态”。但是,自民国时期以来,在中国大陆、港台和海外华人知识界,对这个法文、德文和英文中共有的概念有各种各样的译法。由于这个词很难精确地用一个汉语来对译它的含义,民国时期的许多学者一开始把它音译,如把它翻译为“意德沃罗基”。⑩哈耶克的关门弟子林毓生先生则主张用“意蒂牢结”来对译这个概念。而米塞斯《人的行为》的翻译者、台湾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夏道平先生在这部著作中把它翻译为“意理”。

  要弄清“ideology”这个西方文字中的概念到底如何翻译到中文中才更合宜,关键还在于要从词源上弄清这个概念是怎么产生和演变的,以及在西方语言文字中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据考证,“ideology”是由法国哲学家、政治家安托万·德斯蒂·德·特拉西(Antoine Destutt de Tracy,1754-1836)在1817-1818年所出版的五卷本的Eléments 一书中最早创生出来的。这个词的法文形式是“idéologie”。在德语世界中,应该是马克思根据特拉西所使用的这个法文词而最早在德语中使用了“ideologie”这一概念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一起,在1845-1846年写作了一部大部头的著作Die Deutsche Ideologie(中文本现在被翻译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这个词在德语中开始流行起来。从词源上来看,法文的“idéologie”(英文为ideology,德文为ideologie)是由“idéo”加上“logie”构成的,而法文“idéo”和英文的“idea”均来自希腊语的“”,即“观念”或“理念”,这个希腊词也有中文“信念”(beliefs)的含义。《维基百科》对“ideology”这个词的解释是:“An ideology is a collection of ideas or beliefs shared by a group of people.It may be a connected set of ideas,or a style of thought,or a world-view”,维基百科还进一步解释道:“There are two main types of ideologies:political ideologies,and epistemological ideologies.Political ideologies are sets of ethical ideas about how a country should be run.Epistemological ideologies are sets of ideas about the philosophy,the Universe,and how people should make decisions.”根据维基百科的这种解释和定义,再根据西方人实际使用这个词的意指,我觉得应该把这个词翻译为“观念体系”,因为这个词本身并不含有“形态”的意思,而是一套“观念”。因为,一套观念也不是个人的(尽管可以是个人创造的)而是被一群人所接受和信奉的,因此这个西方语言中所共有的词也可以翻译为“社会观念(体系)”。

  从法文、德文和英文词的原初含义来看,它既没有“意识”(英文为“consciousness”或“awareness”,法文为“conscience”,德文为“Bewusstsein”)的意思,本身也并不具有“形态”(英文为“form”“shape”和“morphology”)的含义,但为什么现在中国学界被人们所广泛接受为“意识形态”的译法?据一些研究者考证,(11)“ideology”被翻译为中文的“意识形态”,是从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文中的日文译法借用来的。在中国当代社会历史上,是一位民国时期的学者陈溥贤发表于1919年5月5日《晨报副刊》上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中最先使用的。接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发表于1919年的著名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章中,也随陈溥贤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一段话在中文翻译中使用为“意识形态”这个词。但是,今天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1845-1846年写作Die Deutsche Ideologie一书中开始使用Ideologie个词的,但在1857年写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一书中,马克思并没使用“Ideologie”,而主要使用了“Gesellschaftliche Bewuβtseinsformen”,而这个德文词组在英译中被翻译为“forms of social consciousness”,很显然这个德文词组恰好应该翻译为“社会意识形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确实使用了“Ideologischen Formen”(英译为“ideological forms”)一词。但是,由于“ideology”本身源自“idea”,并没“意识”的含义,现在看来也不宜把它翻译为“意识形态”或“意识形式”,而应该把它翻译为“观念诸形式”或“观念诸形态”。后来,民国时期中国国民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胡汉民(12)于1919-1920年在《建设》杂志上发表“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一文中,将马克思唯物史观公式中那段话中的Gesellschaftliche Bewuβtseinsformen翻译为“社会的意识形态”,而将Ideologischen Formen翻译为“观念上的形态”。胡汉民的这一理解和翻译今天看来是比较精确的。

  另据刘霞博士等学者的考证,(13)对于Ideologie,在民国时期中国学界也曾有“社会思想”“观念”等多种译法。譬如,瞿秋白就曾把ideologie翻译为“社会思想”。同样,他在翻译俄国郭列夫的著作《唯物史观的哲学》(初版于1927年,原名《无产阶级之哲学——唯物论》)一书时,就把“Ideologie”翻译为“社会思想”,并把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称之为“各种‘思想’的形式”。民国时期另一位学者许楚生翻译的布哈林《唯物史观与社会学》(1929年出版)一书,曾把Ideologie译为“观念”。1941年上海珠林书店出版了周建人(克士)翻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Die Deutsche Ideologie的部分章节,也把这本书翻译为《德意志观念体系》。今天看来,周建人以及民国时期的一些其他学者把“ideology”翻译为“观念体系”是比较准确和合适的。另据刘霞博士考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后,Ideologie曾一度被翻译为“思想体系”,“Ideologischen Formen”被翻译为“思想形式”。1954年莫斯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中译本,就将《序言》里的“Gesellschaftliche Bewuβtseinsformen”译成“社会意识形态”,而“Ideologischen Formen”则译成“思想形式”。在《列宁全集》中文版里,“Ideologie”多半被翻译为“思想体系”。从1955年出版的苏联罗森塔尔和尤金编的《简明哲学辞典》译本和其他一些出版物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该书的中文翻译者一度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Die Deutsche Ideologie一书的书名译为中文的《德意志思想体系》。(14)正是因为这一点,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的著作和文章中从未出现过“意识形态”字眼,但却多次出现德文Ideologie意义上的“观念形态”和“思想体系”等词语。(15)

  在中国最早把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概念Ideologie翻译为“意识形态”的,是我国文艺理论家、作家邵荃麟。(16)但真正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Die Deutsche Ideologie一书中文书名确定翻译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始作俑者却是郭沫若。1935年至1937年艾思奇在上海参加编辑《读书生活》杂志时,曾写过《非常时的观念形态》一文,文中谈道:“观念形态,也有人写做‘意识形态’,两个名词意思全然没有分别,是大家知道的。它所包括的东西,就是文学、哲学、科学、宗教、道德、法律之类,总之,是和社会的物质组织(如经济组织政治组织军事组织之类)相对待的东西”;“能够代表某一集团的共同意识的形式,就是意识形态,或观念形态。”(17)但到这时,“意识形态”,“观念体系”或“观念形态”“思想体系”的中译法还不统一。但是,郭沫若于1938年11月在上海言行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Die Deutsche Ideologie这部著作的中译本,出版时最后把书名定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这影响了中国大陆学界和官方的后来的翻译和认识。(18)按照《中国翻译通史(现当代部分第一卷)》的考证,(19)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中共中央编译局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时,曾“指派长期从事马列著作翻译的谢唯真承担《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全文翻译,并给他配了几个年轻助手。今天我们知道,这部著作的全译本,最初是他们根据俄译并参照德文译出的。在翻译过程中,遇到难处理的地方,他们就拿郭沫若的译本作参考。书名的翻译,首先是一难。如何译出原意,谢唯真及其几个助手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更好的译法,只好沿用郭沫若译的书名(即1938年由上海言行出版社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韦森注)”。(20)之后法文、德文和英文中的“ideology”才在中国大陆官方文件和社会科学的术语中被统一翻译为“意识形态”,并随后在中国出现了不断将“ideology”扩大化和泛化的趋势,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术语,之后这个中文词也编进了《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

  尽管西方文字中尤其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ideology”(法文为“idéologie”,德文为Ideologie)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在中国大陆汉语世界里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为“意识形态”,但是从上边对这个词的含义和词源的考证中,我们已经知道,将它翻译为“意识形态”实际上并不合适。从西方文字这个词本身的“a set of ideas”基本含义来看,按照近代和民国时期的一些学者的主张把它翻译为“观念体系”,至少还是比较靠谱的。由于这个词本身并不是一个人的ideas,而是由社会众多人所接受和信奉的ideas,也可以把它理解为“社会观念(体系)”,即“social ideology”。

  在对“Ideologie”的含义及其中译法做了上述探究后,我们再来看英语中的“social orders”这个概念。在米塞斯、哈耶克英文著作中,以及在道格拉斯·诺思,约翰·瓦利斯和他的合作者晚年的著作中,这些大思想家在晚年均大量使用了“social orders”这个概念;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著作中,他一直大量使用一个德文词“Gesellschaftordnung”,其对应英语词组也恰恰是“social orders”。在林荣远先生所翻译的韦伯的《经济与社会》一书中,德文词Gesellschaftordnung一律被翻译为“社会制度”。这主要是因为德文“Ordnung”本身就有中文中的“制度”和“秩序”双重涵义。实际上,即使在英文中,“order”一词本身也具有中文中“制度”的含义。譬如,按照《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辞典》对“order”的解释,这个单词在英语中本身就有“a particular social,political or economic system”的含义。在这个词这种含义的例释中,该词典就有“the social order of Britain”,并接着用中文具体解释为“英国的社会制度”。德语的“Ordnung”和英语的“order”的这种含义,尤其是德语的“Gesellschaftordnung”和英语的“social orders”这两个词组的这重含义,常常被中国的学者所忽视。结果,在哈耶克晚期著作——如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Hayek,1960)和Law,Legislation and Liberty (Hayek,1982)等著作中,以及在诺思、瓦利斯和温加斯特的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 (North,Wallis and Weingast,2009)及其后来的几本著作中大量使用的“social orders”概念,均被翻译为“社会秩序”,今天看来,这些直译法是有问题的。因为无论是哈耶克、米塞斯、诺思、瓦利斯、温加斯特这些思想家在使用“social orders”这一概念时,决不是在中文的“社会秩序”(反义词是“social disorder”)概念上使用的,而是指一种“a particular social,political or economic system”。从现有的汉语词汇中,我反复琢磨,即使把哈耶克、诺思等学者中的“social orders”翻译为中文的“社会制度”,实际上也比翻译为“社会秩序”(反义词是“社会无序”和“社会动乱”)更接近作者的原意。

  正是因为考虑到东西方语言中的这一差异,在2001年回国执教后,我在汉语中新创了一个“社会制序”的概念。(21)我最早创出这个词,首先感觉到英语和西方文字中的“institution”,是远比中文“制度”的含义丰富得多的一个概念。以拉丁语为共同祖先的均质欧洲语中的“institutions”一词有多种含义。除了“组织”“机构”和中文中的“制度”(当代著名语言哲学家John R.Searle和著名经济学家诺思以及哈耶克基本上是在中文“制度”含义上使用institutions一词的)外,这个词还含有“习惯”(usage)、“习俗”(custom)、“惯例”(practice,convention)、“规则”(rule)、中文的“建制”和“制度”(英文中含义较对应的词为“constitution”)、法律(law)、法规(regulation)等义。近些年来,笔者一再指出,把西方语言中的“institution”翻译为“制度”是不合适的,会造成并已经造成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些理论话语(discourse)问题和混乱。经过多年的反复揣摩,我觉得最能切近或精确界定西方文字中的“institution”一词的还是《牛津英语词典》中的一种定义:“the established order by which anything is regulated”。《牛津英语词典》中的这一定义翻译成中文是:“(由规则)调节着的建立起来的秩序”,即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由制度规则调节着的秩序”。这一定义恰恰又与哈耶克在《法、立法与自由》中所主张的“行动的秩序”是建立在“规则系统”基础之上的这一洞识不谋而合。现在看来,若把德文词Gesellschaftordnung翻译为中文的“社会制序”,正好也对应“social institution”这一主要含义。因为,中文组合词“社会制序”恰恰综合涵盖了德文“Gesellschaftordnung”以及英文中“social orders”一词中的“制度”与“秩序”两个层面的涵义。因为,人类社会中“制度”和“秩序”,不像自然界和其他生物和动物界中的“秩序”(orders)一样,是有着人类的意志建构和规则约束的意思在其中,是由制度规则所调规着的秩序,一个社会运作的系统和体系,因而,使用“社会制序”这个概念,以区别自然界和生物界的“自然秩序”,又区别于中文中不发生社会动乱和社会混乱无序的“社会秩序”一词的含义,看来是再恰当也不过了。

作者简介

姓名:韦森 工作单位:复旦大学 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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