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社会学
通过知识产权的治理:网络文学生产领域的经验
2020年03月18日 09:17 来源:《社会建设》(京)2019年第3期 作者:储卉娟 字号
关键词:知识产权/社会治理/网络文学/生产方式/产权配置

内容摘要:

关键词:知识产权/社会治理/网络文学/生产方式/产权配置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互联网技术发展已从信息传播领域蔓延至各专业知识生产领域。知识产权这一传统的民商事法律权利,在此背景下开始对网络社会治理产生重要影响。中国网络文学领域的经验说明,新技术激发的新文学生产体制背后的产权配置模式与传统知识产权配置模式有着本质区别,知识产权作为社会治理方式的介入,深刻影响着这一领域的最终发展方向。相对于政府监管和代码控制等传统治理手段,通过知识产权的法律治理应当得到更多重视。

  关 键 词:知识产权/社会治理/网络文学/生产方式/产权配置  

  项目基金: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网络时代文化生产的实践逻辑与制度规范:以起点中文网为案例”(14XNO005)。

  作者简介:储卉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律社会学。北京 100872

  互联网对于现代社会的重要影响已毋庸置疑,近年来移动互联网更将个体的日常生活充分网络化,讨论社会治理的目标、机制与影响,已经越来越无法脱离互联网而独立进行。互联网跨地域跨固有圈层即时响应的特征,迫使研究者不得不重新思考社会治理的根本性问题:网络社会的的自由限度在哪里?治理的合法性基础和目标何在?治理手段如何选择?不同限度和方式的治理将对未来的经济、社会、政治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以网络文学生产领域的经验作为田野,具体展示知识产权作为社会治理方式相对于政府监管和代码控制等治理手段的深度与特殊性。

  一、文献综述:知识产权与网络社会治理

  知识产权问题在社会学领域目前仍然显得有些陌生。互联网治理研究的热情大多被倾注在社会运动和集体消费等领域,概括来说就是互联网政治。互联网作为一种跨越空间、匿名性的沟通方式,构成了与现实政治平行的虚拟政治空间,研究二者的并行,乃至虚拟空间对于现实政治的影响、推动和空间的开拓,便成为此一领域研究的基本思路。就中国互联网治理研究来说,民众对互联网的消费式使用和政府对互联网的监管成为研究重点。杨国斌①聚焦线上积极行动或网络社会运动,分析线上的集体行动和抗议行为,例如互联网降低了民众参与运动的门槛和费用,提供了更多的政治资源。作者认为线上行为与其他重要因素——国家权力、文化、市场和跨国行动——的互动,会给中国带来了一场社会性革命。邱林川②则运用历史的视角,考察了信息国家主义的来源,他指出,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是国家政策和商业利益双重力量作用下的结果。

  互联网政治固然重要,但细究其基本思路,不难发现它对自由采取了较为狭窄的理解:互联网上的自由更多被理解为一种接近于伯林所谓的“消极自由”③,即免于受到他人干涉的自由,而互联网治理的实质则是政府为了防止互联网给予民众过于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而采取的限制措施,主要手段是宏观或微观的监管措施。治理在这种思路下基本被理解为自由的对立面,如果没有来自政府或者资本的管控,互联网被预设会成为一个不断自主发展并演化的社会空间。

  然而,如果没有外在治理,互联网真的就会走向更加自由吗?针对这一更为本质性的问题,科技哲学、传播学等领域做出了更深入的探讨。齐特林从代码的角度指出,互联网的开放性并不直接对应着更多的自由。从1969年诞生的那一刻起,互联网被设计成以两种身份运行:它既是一种建立合乎逻辑的网络的方式,又是一种包含既有不同种类网络而同时能使它们独立运行的方式。换句话说,它既是一整套建筑物,又是将这些建筑物粘合在一起的胶质。互联网具有无限的开放性,只要得到恰当连接,任何电脑和其他信息处理器都可以成为新网络的一部分。这种无限的开放性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脆弱性,现代人对于风险的担心将导致消费者对信息处理操作平台的稳定性有更高的期待。齐特林认为,这种期待将会通往一种可能的结果:未来的个人信息处理和网络互联环境将丧失今天我们所感受到的自由,走向封闭,与之相伴随的是,未来的互联网将致力于控制所谓的创新和创造力,以实现更大的稳定性。④

  互联网的开放性可能会导致更少的自由。这种自由在齐特林这里首先指的不是人们在互联网平台上不被结构性力量(政府/资本)制约的消极自由,而是人们发挥其创新能力不断进行创造性生产的积极自由。⑤如何保证积极自由不被人们和政府对风险的本能式畏惧而取消,恰恰是治理主体需要思考的核心问题。在这种思路下,治理被赋予了巩固自由创造的目标,而一个好的治理则应当在促进创作的积极自由和减少系统风险之间作出有效的平衡,给积极自由以方向上的引导。

  相应的,互联网治理的重点即“从政府如何管理民众”转移到“究竟该如何以制度化的思路看待文化/信息生产”,核心问题因此聚焦在互联网相关政策如何对待互联网造成的大规模知识协作生产。针对于此,主要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主张尽量减少互联网监管的研究者强调群体贡献的威力。各种联络工具的出现,例如BBS,Wiki,微博,微信,让人与人可以跨越空间/阶层的障碍,凭感情、缘分、兴趣快速聚散,而不是以契约的方式无感情地聚集。人们凭借互联网的力量,在社会化的同时,又能保持活力、个性和创造力。⑥认知剩余不是真的剩余,只要人们实践分享与合作的伦理精神,这种剩余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精力过剩,而是人们生命中固有的一部分,互联网正好有效地将这部分汇集起来,完成很多重要的群体协作与创新⑦;主张尽量加强管控的研究者则对互联网带来的文化危机有更多忧虑。网络的无限制化、平面化、匿名化会导致大量业余人士的出现,他们在互联网上针对专业问题发表建议,实际上却并不具备专业能力。基恩就此发表对互联网知识生产的大力抨击,认为业余者充斥互联网让人们学习到的知识和接受的信息被扭曲⑧;拉涅从政治学角度呼应这种观点,认为Wiki百科是一种数字时代的民粹主义,与代议民主的精神大相径庭⑨;赫平给出了迄今最激烈的抨击,认为互联网在摧毁人类的文化。人类正在面临野蛮对文明的战争。网民们不负责任的野蛮语言受到了网络匿名性的保护,变得肆无忌惮⑩。对内容生产的管理势在必行。

  以上两极化的观点进入制度研究领域后,直接激发了对于知识产权进行根本性反思的浪潮。最具影响力的互联网法学家本克勒从网络技术的特点着手,阐释了网络社会里社会共享给生产和经济带来的变革。互联网带来了一种新的社会生产:人们有可能不依赖于强大的资本,就可以创造信息和知识。资本的所有者、筹资的方式,都正在变得更为分散。计算能力、存储能力以及交流能力可以遍及网络上的每一个人,而这些则是我们这个时代进行信息、知识与文化生产的基本资本。经济活动的核心元素第一次分散到民众的手中,造就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创造环境。本克勒认为这实际上构成了新的商业交易框架——社会化的共享与交换。这一新型的经济框架呼唤一种新的组织架构的产生,作为资源分配方式的法律在这场拉锯战中应该站在什么立场:继续让现今的工业模式继续发展下去,还是让新的经济模式与旧有的工业模式同步发展?(11)这已经超出了法学的范畴,成为所有关注互联网的研究者和对未来进行有效治理的政府必须应对的挑战。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知识产权的讨论进入到互联网自由和治理讨论的核心,成为全球性的关键议题,关于知识产权的改革方案不断被提出并进入社会实践。莱斯格认为,将知识产权看作普通财产权的看法,在知识社会生产的时代是极度错误的。互联网最深远的影响在于能够营造出一个没有边界的平台,最广大范围的作者都可在此平台上进行试验,如果围绕此知识生产平台的法律架构能够对这一自由空间给予保护,使文化、信息和思想能够自由流动,就能激发出空前广泛的思想成果。但是,现有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逻辑及其加强将有可能使人们放弃这一美好的前景,并导致互联网革命的终结,削弱其营造新生事物的潜能。基于对自由文化和资源公共性的呼吁,莱斯格倡导成立Creative Commons(CC),通过一种分权开放式的结构,依据一定的公共约定,使人们可以自由传播使用不同的作品,或对其进行再创作,而不至于面临隐含的法律风险。(12)

  虽然全球范围内已经有大量知识产权改革的实验,但面对中国目前复杂的处境,既有的经验仍然显得单薄。一方面,国际通行的知识产权制度根植于西方近代文化产业的发展史,在如何处理公共性和私人产权平衡的问题上,极度依赖西方独有的国家/社会二分体系,以及司法在沟通两种价值系统之间的实际功能。(13)近年来的法律社会学研究已经发现,这种国家、社会、司法系统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并未完全落地,遑论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脉络。(14)简单移植已有的知识产权制度或者套用目前的制度反思,都忽略了中国知识生产历史与实践这条现实脉络;另一方面,随着创新/文化产业的发展,知识公共性与私人产权之间的张力在中国本身也逐渐浮现。知识产权的建立不再仅仅是国际社会的要求(15),关于知识产权的讨论开始和中国的产业发展联系在一起(16),如何通过利益分配的保护来促进技术/文化创新,又如何通过限制“产权”来防止垄断,让技术/文化在更大的层面上发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也成为目前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概而言之,作为一个基于信息聚合的社会形态,互联网带来了新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宏观结构性力量对互联网的治理不能仅停留在控制和管理它带来的风险,更要积极介入互联网上的知识生产,在发挥创造力和保护公共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知识产权在此背景下,完成了传统的民商事法律权利向社会治理核心工具的转变。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反思和重塑,因此不再仅仅是部门法学者的专门性工作,而是实现有效互联网治理的制度性努力。中国知识观念和生产实践相对于西方可能具有的独特性,成为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不可绕过的经验基础,在着手进行制度研究和改革之前,有必要将目光投向制度生发的土壤,真正了解互联网兴起之后,在中国的知识观念背景下,生产实践已经走出的道路,在此过程中,或许我们才能真正发现制度建设需要保护什么,以及如何保护。

  本文将以网络文学生产作为个案,加入这场讨论。网络扩大了大众参与知识生产的广度和深度,从而导致了对生产组织方式的冲击,但可能还没有任何一个知识生产领域,能够像中国的网络文学这样,激发如此惊人的参与度。2012年,仅盛大文学的旗下网站便拥有160万注册作者,1亿注册读者,每天活跃更新的小说约10000部,更新字数高达5000-8000万。(17)正如伊格尔顿所言,现代社会的文学既通往意识形态的生产,也是一种社会经济生产的形式。(18)那么,现有的制度预设了怎样的文学生产方式,技术变革激发了怎样的新的可能性,蓬勃繁荣的网络文学生产究竟由怎样的生产关系和组织方式提供支持,既有的知识产权制度与观念又如何影响或者决定了这一领域发展的可能性?透过知识产权设置,又如何实现了对网络文化生产领域的引导和塑造?是以下的经验研究将紧紧围绕的问题。

作者简介

姓名:储卉娟 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赛音)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