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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外而生:土家族习惯法的当代变迁和转型 基于建始县白云村的调查精读
2020年03月04日 10:01 来源:《中国农村研究》2018年第2期 作者:余浩然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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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土家族习惯法具有系统性和公共性的特点,其当代转型和变迁既表现为一种系统性、整体性的变化,也表现为一种公共性逐步扩大的过程;在系统性的指引下,土家族习惯法的变化表现为文化内容输入与输出系统的失调,转换渠道单一以及反馈机制匮乏,并且大量内容以知识运动的形式展现,而公共性的扩大打破了许多固有的社会空间限制,是造成了习惯法部分内容失去活力的原因。但总的来说,产生习惯法的基本组织,比如家族、地方政府仍然具有活力,而国家法仍然有触及不到的角落,故而习惯法并不会消亡,而会以一种更高级的形式回归,这建立在人们对社会良性运行的自觉反思上。

  【关键词】土家族;习惯法;系统性;公共性;转型变迁

  作者简介:余浩然,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发展人类学。

  在我国长期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了二元治理结构。在“皇权不下乡”的影响下,在地方治理主要乡绅利用习惯法治理。尤其是在不少民族地区,在长期的自治传统的淬炼下,习惯法的历史悠久,效用更加明显。如今习惯法生命力式微是可观察的事实,不同学科的学者都提供了可信服的解释,但同时也坚信,习惯法在乡村秩序恢复、重建中仍然有显著的作用。而显然,乡村社会及其治理不可能再回到过去的二元结构,由于历史的惯性,习惯法尚具有生命力;尽管国家法律在基层的逐步推广存在难度,却是大势所趋,在这个过程中,两者之间呈现出复杂的互动关系。从建始县白云村(1)的观察来看,国家法的推动及其重要性在地方已经达成共识,在执行中也存在着一些技术上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克服;习惯法呈现出“弥散”的表象,特定时代习惯法内容逐步消减,同时也孕育着新的习惯法内容。在这样一个双向的过程中,作为当事主体的土家族人民的治理理念和选择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种新秩序在逐步确立,而并没有完全取代原有的旧秩序,相反,由于维系这种旧秩序的结构关系并没有替代,原有的模式通过反复制造社会关系,不断调整着作用方式,吸纳了新的时代元素,仍然在地方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在建始县白云村的调研,是从一个侧面对当前乡村治理秩序的一种反映。

  一、走向变迁:关于习惯法的系统性和公共性认识

  关于习惯法的变迁吸引了法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诸多学者的关注,谢晖教授认为习惯法的环境保障可以至少包含有主体向度、空间向度、文化向度和时间向度等,这些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促进了习惯法的长成、扩展与变迁。[1]谢师在期刊栏目前的这番手记具有典型的结构功能色彩,也反映了目前对习惯法变迁的主要研究路径。在这相关研究中都有反映,比如对习惯法规则变迁的研究,龚艳、尚海涛基于山东省H村的调研指出习惯法的变迁机制分为濡化机制和涵化机制。濡化机制主要表现为习惯法在纵向的代际之间的传承;而涵化机制主要是习惯法对其他规范体系的借取。在两者的双重作用下,民初的习惯法变迁演化为现今的习惯规范。[2]比如外来文化对习惯法的冲击,文永辉基于贵州三都县两个水族村寨的调查指出在不同的外来文化冲击下,少数民族内部对其自身的习惯法体系及其维护机制的认同程度存在着差异。[3]

  这些学者较为普遍的接受了人类学关于文化变迁的相关解释,也倾向于就具体的文化因子和文化丛间的互动做出解释,换而言之是试图寻求习惯法变迁的内生动力,对于与习惯法相关的社会系统的互动也是从相关的文化因子寻求突破,而这也为功能法律主义者所乐见。但结构功能主义对历史研究没有一个明晰的态度,这对于解释习惯法的变迁而言显得苍白,此外从当前的研究来看,对习惯法的结构特点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共识,这从习惯法定义争议上可以得到反映,学界大致对习惯法有三种不同意见即“认为习惯法是国家认可的制定法的组成部分;习惯法就是传统的道德习惯;习惯法是民间有强制性的准法规范”,[4]显然这三种定义的表述所涵盖的范围存在着差别,那么,按照不同定义指引产生的习惯法变迁思考至少会存在着内容上的差异。按照系统论的相关表述,我们可以发现,习惯法的系统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微观上看,习惯法各组成部分具有独立系统性,比如家族族训依附于宗族组织,其制定、修改与执行都通过宗族大会完成;比如乡规民约,也是由基层政府制定执行,尽管彼此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趋势,但是存在明显的边界,彼此活动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也形成了相应的卡里斯玛群体。

  第二,从中观上看,习惯法作为一个独立系统,是相对于国家法而言的;对习惯法强制力的抽象认同成为维系其存在的基本依据,也造成了习惯法概念理解差异的根源。当前对习惯法的理解存在三种趋向,最大的差别是在具体材料选择上,对习惯法具备的“权威性”“强制力”的特点并无争议。

  第三,从宏观上看,部分学者将之放置在重大社会变迁和社会结构中理解,比如将习惯法视为中华法系的一部分,张晋藩就认为:“少数民族的习惯法与民间法构成并丰富了中华法系的内涵……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法文化。”[5]来探讨民族地区的自治以及与汉族社区的互动。

  不少学者也对习惯法的文化内涵进行了补充,比如张佩国教授等以茶花山为例,指出这种“在地”的林权形态历史悠久,包涵了诸多历史文化要素,但在当地人的生活中被还原为日常生活实践。[6]事实上,习惯法已经形成了一种总体性社会事实,其当前变迁局面关乎乡村多元治理秩序的形成,有学者将之表述成由此形成的官治和民治的治理秩序[7],多元化发展的取向取代了习惯法在民间事务处理中的话语权,比如,不少学者都注意到了乡村生活中公共性的缺乏促成了乡村多元治理秩序的形成,关于公共性的表述,李友梅、肖瑛、黄晓春等认为公共性可被理解为参与,即民众自愿参与塑造公共空间,参与可以区分为“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8]郑永君认为农村组织的公共性和内生性有助于促进农村社会治理。[9]张江华教授也指出,“中国所谓的公共领域,实际上由私人领域扩张与转化而来,或者受到私人领域的支配,这也使得中国社会的公共性供给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并取决于处于‘差序格局’中心的某个个体或某一批个体的道德性。”[10]

  其公共性提供了习惯法的内生动力,也提供了习惯法发挥作用的平台,习惯法的作用也在维持和拓展着这种公共性。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习惯法的公共性可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比如相关组织的内生动力、行政主体的外部引导、丰富的治理经验和传统资源等。习惯法产生正是基于服务这种公共性的需要,这种公共性的维持和延伸造就了习惯法的系统性,习惯法的系统性认识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习惯法具有明确的分类和协调机制;其次习惯法本身也是中华法系的一部分,这从其变迁结果也可以得到印证,习惯法不仅与地方社会组织发生紧密联系,同时也裹挟于国家法制建设洪流之中。

  而同时公共性缺乏是习惯法“落寞”的主要原因,其产生原因和基本特征是社会组织的变迁与多元化发展。在相关的研究中逐步进行了补充,比如潘建雷、李海荣、王晓娜“重建乡村治理秩序,需要考察传统在转型过程中的作用,正视各权威要素的现实权重。”[11]这些组织和结构是产生和执行习惯法的基本单位,围绕着彼此间的互动形成的公共秩序孕育了习惯法执行和运用的土壤,目前,尽管这种互动不再如以往密切,但是这些组织仍然具有活力。

  从上述认识中以及相关的实践中,我们不难得出几点推论,首先,习惯法的变迁是一种系统性变迁,相关文化要素的影响会对其造成一定冲击,内部具体要素的转换也会引起整体结构的变化;其次,习惯法的当代实践需要放在乡村治理秩序多元化的背景下观察,这是习惯法服务于公共事务管理的目的决定的,也兼顾了对其变迁有可能造成影响的相关因素。总而言之,习惯法面临的环境是一种多元治理秩序产生和发展、依附组织活力衰减、公共活动空间的缺乏,其发展前途如何?借鉴法人类学和系统论的相关知识,笔者在建设县白云村进行了相关的田野调查,对当地土家族习惯法的变迁依据和发展走势做了进一步说明。

  二、“国进民转”:多元乡村治理秩序下土家族习惯法变迁特点

  土家族传统习惯法脱胎于旧的社会环境和生产模式,在新时代社会经济已然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其受到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为了适应新的文化生态,习惯法自身也在不断进行调试。在乡村多元化治理秩序中,受到了明显的冲击,具体来说反映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社会变迁与习惯法内容流失

  在当前学者对习惯法的研究中大致将习惯法分为诸如村规民约、开发和保护制度、奖罚制度等,本次在调研过程中收集到的习惯法第一手资料的内容基本涵盖了大家认可的习惯法包含内容。但很遗憾的是,有些内容仍然不完整,比如宗教习惯法的严重缺失是当地习惯法不完整的一个重要体现,白云村信仰体系中除了佛教、道教、天主教外还有大量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巫术崇拜以及民间禁忌等。但大多生命力式微,相互间呈现出交融趋势,极难区别,而且当地缺乏独立宗教活动场所,据村里老人回忆,当地早先是有个白云寺,在破四旧的年代就遭到毁坏,后来村里也从来没有复建过。

  此外,当地习惯法不完整性还体现在其中惩戒办法十分欠缺,习惯法兼备了惩罚和劝诫两个功能,是习惯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白云村的实践来看,这些处罚措施执行力度低下,并不足以保证习惯法的权威性,例如纠纷中小的损失都可以协商解决,如果需要赔偿,也无须靡费,用柴米油盐这些生活必需品即可。而较大规模的纠纷行为,比如闹出人命,就不会私了,受害者多会选择报官,但这显然已经超出习惯法的实践范围了。由于缺少一部系统的成文习惯法典,有文字的习惯法零散地出现在典籍、经文、格言、谚语、神话故事、宗教仪式等场合。有些不成文地蕴含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内化为人们的一种习惯,除非长时间参与观察,否则也很难把握。这是习惯法规范笼统、立法技术粗糙、任意性大的反映,随着国家法律和地方法规的冲击这一缺陷表现得更为明显。

  (二)家族本位主义与习惯法规则变化

  习惯法的创立和解读都必须尊重社会成员的意志和自由选择,当地流行着“鸡无栏圈,狗无绳索”的说话,自家家畜把别人家森林里的植物、药材糟蹋了,受害一方会优先考虑协调解决,而不会伤害这些家畜。无论调解纠纷还是禁止伤害别人林木家畜,都体现了当地人对于保护生产资料的重视,和对个人私有财产的尊重。当地习惯法还尤其注意家族整体利益,遗产继承顺序在同宗中确定,除非找不到同宗嫡出,一般都不会贷与外人。但是重视私权的,追求家族利益的弊端也十分明显。

  首先,这造成了习惯法自我更新慢,容易落后于时代。习惯法中有些内容以及执行方式虽然仍在发挥作用,但生命力堪忧,在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下,其传承受到明显的冲击。此外习惯法在对生态系统进行开发时也时常出现一些不合理的规划决策。

  案例四:2004年,为了方便生产和生活用水,村里开始修建引水下山工程,但是规划路线受到TJY(2)家阻挠,理由是离祖坟不远,坏了他家的风水。村里的干部和长辈倒也理解,重新规划了路线,但是多绕了有几十米,山上不比平地,在山上挖一米的成本较之平地更为昂贵。

  其次,过分强调家族利益而不加以纠正,容易造成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对抗,激发社会矛盾。

  案例五:2009年,HJL(3)与YBL(4)两位表兄弟一起参与赶杖,当时护山的栅栏已经损坏,加上雨雪天路况不好,HJL不慎摔下山去,所幸并无大碍;后来两家人在一起调解,最后结果是两家人认为HJL摔伤主要是因为栅栏损坏,然后一起去上访。

  从这些案例可以看出,家族调解机制如果能正确应用国家法律进行调解,有助于法律精神的实现,反之如果存有私心,过分包庇族人,就有可能出现与国家法律相抵触的不良行为。

  最后,由于过度依赖习惯法,使得白云村的村民存在着严重的厌讼情绪,除了当地村规民约的制定粗糙外,还有许多主观因素,这也严重地阻扰了习惯法自身逐步规范以及与国家法逐步融合的过程。针对这一现象,笔者通过走访,总结了如下四点原因。

  1.“伤了和气”:

  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各种社交关系十分复杂,白云村的居民往往基于长久交往的考虑,慎重争讼。用HHX(5)的话说即是“抬头不见低头见,总不至于不见面,能调解就调解”。费老在《乡土中国》中指出在农村的礼治秩序代表着村民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觉地遵守规矩,如果不遵守这个规矩会被认为没有规矩,不是好人;伤和气不光损害两家关系,也有损自己的名声,故而在争讼前必然慎之又慎。

  2.不愿得罪大户:

  如前所述,白云村村民中很多户早先移民于此。在解放前当地大户往往掌握了本地的经济命脉和话语权;移民者初来乍到只有与大户搞好关系,才能立足。遇事忍让,不愿张扬成了他们的立身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为经济和婚姻等因素移民下山者也逐渐增多,(6)他们也选择了与前辈们同样的态度。

  3.“也不算大事”:

  我后来又问陈发清老人从事说事佬工作的经验时,他说:“村里面纠纷都是小事,年年虽然多,可就是那么几个类型,他们来找我那是信任我,另外这些事他找政府,政府也不会理;要是非得政府出面才能解决,那肯定都是大事了,杀人放火了,那也不归我管了,你说是不是?”

  4.“交通不便”:

  交通不便也是当地百姓产生厌诉心理的一个重要原因,笔者在调研过程中深切地感受了山区交通不便,从白云村村部到长梁乡的集镇,走路需要近一个小时,从成本效益上似乎得不偿失。路途太远也消磨了当地人的耐性,增强了其对诉讼的厌恶,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这么远,走到那气都消了。”

  (三)法意识变化与诉讼行为选择

  随着法制建设的推动和法制教育的普及,习惯法在与国家成文法互动过程中不断调适。在这个过程中,习惯法中不合理的成分被修正或者遗弃,其合理部分有的被法律吸收成为其组成部分,有的得到继续发扬促进了法律的推行。

  成文法中有的内容是对习惯法的继承吸收和补充,比如,“四至”边界的划分,就是对习惯法的继承,村规民约中强调禁止祭祀,敬神时燃放鞭炮都是对习惯法中具体内容的再汇总;设置巡山员护林员的传统也都由来已久,从习惯法中演化而来。同样,习惯法中有的内容则是极大地配合了国家法规的实行,比如,轮封制度的实行就间接地实践了国家法规中禁止乱砍滥伐的要求,生态林建设也是对国家生态防护林建设的支持(建始县承担了部分长江防护林建设的任务,白云村虽然没有防护林建设指标,但少砍伐对于保持水土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习惯法中一部分内容的规范化体现了其与国家法制部门积极互动的尝试,但习惯法中也有自产生以来不断变化,有些内容的含义已经异化甚至变质,乃至被人恶意利用。比如前述的简化祭祀仪式,对以前的神话传说不再深信不疑,诸如此类。这一种畸形化并不影响它发挥效力。另一类畸形化则不然,前文已经指出,习惯法具有任意性的缺陷,其适用群体并不固定,而更严重的是其在解读过程和解读方法上的随意性,遇到纠纷时,当地大姓人家有时就会操纵调节程序,从中偏袒家人、熟人;当地人常常仰仗的“说事佬”往往是公推的一些有名望有学识的老前辈,但谁也没法保证他能事事处置公道,时时料理明白。

  案例七:20世纪90年代,五组村民HJL(7)在烧畲中误将ZLQ(8)家的田烧了一部分;在调解中Z家兄长号召很多亲属赶到村民委员会,给调解人员施加不小压力。黄家人也不甘示弱,也组织了很多人赶来造势,两家险些激起一场械斗。

  这些极端案例并不鲜见。这种趋势从习惯法诞生一开始就存在,现在仍是如此,可以预见在将来也不会停止,这对加强习惯法利用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三、“向外而生”:关于习惯法的当代转型和变迁的思考

  从白云村的调研来看,当地土家族习惯法在多元政治秩序和文化环境的影响下,已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不仅具体文本内容已然涣散,相关组织也逐步失去原有活力。美国政治学家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自传入国内以来,不少学者都将之作为评价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稳定机制的分析框架。在他看来,在一个政治系统中的相关要素直接或者间接地发生联系,彼此间的作用促进了政治系统的运行和完善。在这种系统论的指引下,习惯法的变迁可以从如下几点来看。

  (一)习惯法内部要素依存度下降

  内部要素的相互依存是政治系统的基本表征,在结构功能主义者的眼中,这也是习惯法发挥功能、产生变迁现象的动力来源。习惯法内部要素的依存度下降的直观表现是具体系统的瓦解,这包括相关组织制度的弥散、个中文本内容的缺失,前述的神话传说流失即为例证。其次组织之间互动的缺乏,宗教组织、神秘组织已经趋于落寞,家族制度的严谨性也不复存在。总之在新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下,这些习惯法原有执行单位和个人在新的政治互动模式中显得力不从心,话语权也逐步淡化。而尽管基层政府成为地方上最具有活力的组织,基层民主自治在法律上得到了认可,但实际上发展得并不充分,村级行政单位在处理地方事务中的自主性并不明显,也加重了这种趋势。总之,内部依存度下降造成了习惯法的分离,造成了习惯法的生成动力的匮乏、应对新情况处理方式单一等问题。

  1.文化内容输入与输出系统的失调。

  陈纪在分析民族地区政治稳定时,对系统间的输入做了“要求性”和“支持性”的划分,[12]只有依赖这种输出才能保证系统的现实稳定和功能发挥,与之相对地,也需要一定的输出机制作为反馈,这种相对的互动是保持习惯法系统平衡和良性运转的必要条件;习惯法面临着从外部影响,比如国家法的推广,也有着自身功能发挥的需要,这都构成了“输入”系统,但这只有通过习惯法的相关系统具体转化才能得到实现,这就是习惯法的“输出”过程,而这两个过程的目前运作并不平衡。从上述纠纷案例来看,尽管不少群众选择的解决问题门路倾向于化解在基层,但从相关的访谈来看,这主要是基于诉讼成本和人际关系等因素的综合考量,并非是对国家法和政府的权威的漠视。相反地,正是由于国家法的推进,许多当地人处理矛盾纠纷的不合理的传统才被取缔,比如解放前当地可以依据家法判处死刑,在解放后即被废止,械斗复仇如今也并不常见,可见,在国家法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下,习惯法对其执行方式也做了相应的调整。系统论追求的一种稳定性的表达,如果放在乡村治理的大环境中来看,对习惯法“要求性”和“支持性”输入增加,而习惯法自身的输出内容逐步趋于同质化,前述的诸多内容都展现了这点,我们观察到的习惯法受到的冲击问题,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内容输入和输出失衡的问题,这样一个过程中,原来地方上具有话语权的行为主体的话语权逐步被替代,更多展现的是一种传声筒的角色。

  2.习惯法转换渠道单一以及反馈机制匮乏。

  习惯法子系统中间也出现了相应的社会区隔,从调研来看习惯法尽管涵盖面广,但其系统间的相互影响或者彼此互动并不明显,事实上原本较为封闭社会系统中,维持各子系统的互动有一个或多个权威中心,这通常是家族以及政府;习惯法的各个子系统围绕其产生和运行,积累了许多相互协作的经验,比如家族祖训的执行需要借助一定的仪式过程,这些仪式过程本身也就形成了习惯法的一部分。围绕这种权威中心的活动空间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密闭的实践场域,它蕴含的公共性是十分狭窄的,这也能够解释我国古代习惯法为何发达。但如果不这样转换活动来保证其运作连续性,不按照既定的程序将转化结果回归到社区,那么习惯法的精神则无法得到实现。

  这种缺失恰恰是习惯法公共性逐步扩大的反映。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行的一系列社会改造活动,原来较为狭小的公共性被逐步打破,并伴随着信息化的脚步迅速扩大,原有的在一个较小范围内的封闭静止空间的习惯法显然不能适应这种扩大了的社会空间,究其原因则在于其转换和反馈机制的匮乏使得它无法从内部打破文化空间的区隔,同时被扩大的公共环境也迫使原有习惯法试图用内卷化的方式延续效用的努力是无效的。

  (二)习惯法变化以知识运动的形式展现

  前已述及,习惯法的内容逐步流失,影响范围和影响力逐步缩小;相应的产生和执行习惯法的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失去了以往的刚性,目前状态的习惯法,更多的是以一种地方性知识形态展现出来,对习惯法的研究,如果从其他学科进行关照,也未尝不可。

  习惯法的部分内容与其他概念存在交集,例如习惯法与民俗就有深刻的互渗的关系,首先,两者相互影响,习惯法代表着一定的社会规范,为一社区的大多数人认可,起着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它的实施会限制民俗活动的开展,但民俗活动反映了人们的情感状态和心理状态,这对习惯法的执行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其次,两者有相互转化的可能,习惯法具有历史性的特点,许多当年被奉为圭臬的章程、条例、规范等在后代失去了繁衍的根基,都成为一种民俗活动,比如说,土家族的赶仗当时有一套规范,是习惯法的内容,但是现在的赶仗基本成为一种民俗活动,娱乐意味更为浓厚,当然,民俗活动也有向习惯法转化的可能,这就是乌丙安先生说的俗信,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生产中形成的约定俗成的传统理念,在民众生活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并具有很强的约束力,成为严格的民间禁忌。

  当习惯法的内容更多地以知识运动的形式存在,尽管它们与习惯法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对今人而言,从习惯法的角度进行总结和理解,恐怕不便于接受。而作为一种知识形态,当今零散的习惯法成为权力基础的可能性十分微弱。当原有的政治主体互动形成的较为固定的结构关系在相关组织衰落和转型后,呈现出的文化学意义在于原有内容利用另一种文化形式保存和变迁;而它的社会学意义则在于提醒我们不能脱离习惯法的本体讨论其变迁,否则就会将习惯法肢解为若干组成部分,正如张佩国教授在评述权力的文化网络时所指出的,杜赞奇的观点将注意力放在权力关系上,并没有触及权力的本质。[13]他指出华北农村的权力关系都是基于土地分配这一中心展开的,这提醒笔者,在习惯法制度韧性和执行力度大幅度下降的,我们需要发挥多学科的优势对其进行思考,但需要秉承的是习惯法的问题意识,不能在脱离习惯法概念的背景下讨论具体组成部分的变迁。

  四、结语:习惯法的未来回归

  事实上,执着于具体的执行制度和文本内容,对于习惯法保护和再利用工作而言只能算一种修补工作,本文以土家族习惯法的变迁和发展所做的田野调查也说明了,产生习惯法的主体并没有发生变化,比如宗族、政府,这就构成习惯法产生最稳定的保障。这个结论具有一定普遍性,因为,人们社会组织形式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有所差异是在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下参与者的行为理念以及不同组织间的关系,具体到习惯法的应用而言是不同参与主体的赋权比重有所变化。从多渠道的研究路径来看,在单一的情景论下对习惯法进行研究无法获得一个整体性认识,因此越来越多的变量,诸如观念、权力、环境等被逐步引入,新制度主义的活跃正是对这一思潮的呼吁。

  许多固有社会空间被逐步打破是习惯法被冲击的主要原因,狭隘的区域限制被打破,不同的文明之间的沟通也不再充满对立,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公共性扩大的过程,但同时我们也发现,制造公共性在现在的技术条件下是一件越来越容易的事,在公共参与程度越来越高,表达意愿越来越强的时候,居民的参与程度对于习惯法的变迁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从前文中白云村的调查也可以得到印证,这是新制度主义乐见的,在这一积极转向中,居民的政治参与能力也得到锻炼,对其法制观的研究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因此在习惯法研究中,把对其中具体制度的目光转移到公众参与热情上来似乎就顺理成章了,习惯法除了村规民约还包括道德、民俗等多种内容,居民对习惯法的理解包括了上述诸类,而在文明交流和文明比较过程中,是有可能存在对社会良性运行的自觉反思基础上的新共识,这种新共识及其具体要求是一种新的习惯法产生的前提。国家法的确立和推广是大势所趋,但在社会生活中仍然有触及不到的地方,这是未来习惯法存在的意义所在,而这对人的自我约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行文至此,我们也可以对习惯法的未来转向和变迁做一个预判,在家族、政府等基本单位保持了基本功能和组织的连贯性时,在社会公共空间不断扩大的背景下,习惯法不会消失,其当下境遇是在为一种更高形式的回归做准备,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人们对社会良性运行的自觉反思上,这恐怕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参考文献:

  [1]谢晖.习惯法变迁的文化向度与习惯法研究学术梳理的新视角[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2(1):18.

  [2]龚艳,尚海涛.论习惯法的历史变迁机制——基于山东省H村的调研[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2(6):19-25.

  [3]文永辉.外来文化冲击下水族习惯法的不同变迁——贵州省三都县两个水族村寨的比较[J].贵州民族研究,2010(4):15-20.

  [4]邹渊.习惯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J].贵州民族研究,1997(12).

  [5]张晋藩.多元一体法文化:中华法系凝结少数民族的法律智慧[J].民族研究,2011(5):1-11+108.

  [6]张佩国,周建军.“插花山”:一种“在地”的林权形态[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70-80.

  [7]熊烨,凌宁.乡村治理秩序的困境与重构[J].重庆社会科学,2014(6):23-29.

  [8]李友梅,肖瑛,黄晓春.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J].中国社会科学,2012(4):126.

  [9]郑永君.农村传统组织的公共性生长与村庄治理[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50-58+151.

  [10]张江华,卡里斯玛.公共性与中国社会有关“差序格局”的再思考[J].社会,2010(5):1-24.

  [11]潘建雷,李海荣,王晓娜.权威的构成:乡村治理秩序的古与今[J].社会建设,2015(4):26-37.

  [12]陈纪.政治系统论视角下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研究[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67-73.

  [13]张佩国.土地资源与权力网络——民国时期的华北村庄[J].齐鲁学刊,1998(2):99-105.

  注释:

  (1)白云村位于恩施州建始县长梁乡,面积4.17平方公里,最高海拔约679米,截至2015年,全村有11个生产组605户共2320人,土家族约占35%,笔者于2014年7月,2015年7月至8月先后两次赴白云村开展调研。

  (2)TJY,男,65岁,土家族,小学文化,务农。

  (3)HJL,男,27岁,土家族,中专文化,务工。

  (4)YBL,男,24岁,土家族,高中文化,务工。

  (5)HHX,女,38岁,土家族,初中文化,经商。

  (6)人口增长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是明显的,笔者也对当地人口迁移模式做了调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样的移民现象很早就进行了,据村干部介绍,白云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只有400多人,时至今日已经达到两千人,大部分都是搬迁过来的;在白云村,土家族人口流动基本已隐约呈现出某种规律性模式,以前当地山上的物产丰富,多有经济作物,经济条件较之山下更为优越,但是村民仍然倾向于下山居住,除了山下生活更好、交通更方便等原因外,人口迁徙还受如下几个因素的影响。1.婚嫁:YXJ,(女,58岁,土家族)“当时家里穷,还有个哥哥要娶媳妇就托人说个亲嫁下来了,那时候20岁,(下面生活怎么样)比在山上方便,吃的也多些。(现在生活跟你哥哥他们比,感觉是比他们好,还是比他们差)他们生活不如我们,住的也不如我们宽敞。”2.投亲:LDQ(男,56岁,土家族)搬来有12年了,据他回忆,为什么要搬下来“她想她两个哥哥,非要住到一块。正好姐夫他们帮忙打听到这家房子不贵,把上面的房子卖了,跟这个价差不多。就搬过来了。”3.子女上学:HHX就是为了子女上学方便才从天生村搬迁下来的,在2000年的时候,孩子小学毕业,当时的天生村没有初中,就近读书只有到白云村。

  (7)HJL,男,53岁,土家族,小学文化,务农。

  (8)ZLQ,男,52岁,土家族,小学文化,务农。

作者简介

姓名:余浩然 工作单位: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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