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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有限嵌入及摩擦性合作 ——基于×国际非政府组织扶贫行动分析
2020年02月28日 10:38 来源:《社会工作》(南昌)2019年第2期 作者:秦小峰 字号
关键词:国际NGO扶贫/有限嵌入/摩擦性合作

内容摘要:

关键词:国际NGO扶贫/有限嵌入/摩擦性合作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本文站在实践社会学的角度,以某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发展项目为例,客观分析其在一个复杂本土化场域中的互动关系及扶贫行为,通过剖析实践中的扶贫行为模式,指出该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做出贡献、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处于扶贫场域中各行动主体间的不合拍和摩擦性合作状态中。并进一步指出,在国际NGO有限嵌入当地社区的情况下,这个扶贫系统处于一种“结构性失衡状态”。即该组织与它所嵌入的地区社会结构、反贫困惯习之间存在着张力,这对当下社会工作参与反贫困实践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关 键 词:国际NGO扶贫/有限嵌入/摩擦性合作

  一、研究问题及核心概念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国际非政府组织(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缩写为INGO,下同)以灾害紧急救援、扶贫等为介入点,逐渐进入中国并陆续开展了一系列项目。这些项目多集中在农村地区,尤以中国内陆边疆地区的贫困农村为主。其中,云南省以“边少穷(边疆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特殊因素吸引了众多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目光,成为国际扶贫组织开展项目的一块纯天然而又独特的土壤。不同类型、不同背景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纷纷涌入这个边疆省份,开设办事机构并实际介入当地的农村社区发展。这样一来,云南也因此赢得了“NGO之都”的称谓。

  伴随着国际非政府组织进入中国开展扶贫与发展工作,相关研究也不断呈现。诸如非政府组织的国际比较展开研究的(秦晖,1999;王绍光,1999;赵黎青,2001),外来角度对NGO扶贫行为开展研究和评估的(康晓光,2001),选取国际非政府组织开展的地区发展项目进行个案分析的(马国芳等,2004;王泽清、傅志成,2005),还有以“参与式”为重要分析工具对发展项目进行分析和反思的(崔效辉,2003;章立明,2006;陶佩君、赵国杰,2006)等。一些研究者对外来国际非政府组织“自下而上”的参与式扶贫与发展模式给予了较高评价,认为其带来的先进扶贫理念和模式,对以往“自上而下”行政主导的扶贫模式是一个有益的启发(韩俊魁,2006;王泽清、傅志成,2005)。笔者不否认上述研究视角合理性,但现有的研究多侧重某个方面,鲜见对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本土情境下的整个运作模式的透彻研究。进一步讲,在实际工作中,实践中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究竟按照什么逻辑、模式和性情结构在运作,扶贫工作中有关各方的深层互动关系如何,“场域”对整个扶贫工作的影响是什么?而这些正是本文比较关注的问题。

  (二)本文核心概念

  1.嵌入及有限嵌入

  “嵌入”的学术使用发轫于经济社会学,是指经济关系嵌入到社会关系(结构)中去,并受到后者的影响,即非经济因素影响经济因素(卡尔·波兰尼,2007)。格兰诺维特(2007)则对之进行了进一步拓展,提出了“强关系及弱关系”以及“弱嵌入性”的概念。本文尝试借鉴格氏的“弱嵌入性”概念,提出一个“有限嵌入”概念。有限嵌入源自弱嵌入,但更强调的是INGO扶贫行为嵌入到本土社区中的程度远远不够。

  在研究帮助与求助社会行为时,王思斌分析了问题世界中的嵌套结构与历史性,他在“底层贫弱群体接受帮助行为的理论分析”一文中指出:实际上,许多实施帮助和接受帮助的情况是相当复杂的,即存在着多种“嵌套结构”。所谓嵌套结构是指在某种结构中内嵌着次级结构,即构成多层次结构。嵌套结构与嵌入性的概念有关。他进一步指出,借用嵌套机构的概念和思想,当我们分析某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原因时,就必须分析这一现象或问题的深层原因,这就是社会问题形成原因的嵌套结构(王思斌,2006)。

  嵌入概念为本文提供了一个非常形象而且有力的分析工具。在本文中,笔者将指出实践中的INGO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嵌入到扶贫的大场域中于此开展自己的扶贫行为,场域中复杂的嵌套结构影响了最终的扶贫效果。

  2.摩擦性合作

  合作与竞争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两个概念,社会学学者认为合作乃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之间为达到共同目的,彼此相互配合的一种联合行动,这种行动是建立在一致的目标、统一的认识和规范、相互信赖的合作气氛和一定物质基础上的。竞争则是指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对于一个共同目标的争夺,当行动者对同一个目标争夺,而且争夺的目标比较稀少和难得的时候才会发生竞争(《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1991)。本文所说的摩擦性合作就是一种不顺畅状态下的合作,合作双方或者多方不得不合作,但是合作起来又难形成良性互动的模式。换言之,双方可能对共同的大目标有一定的共识,但在具体目标、价值理念或做法上存在分歧和不同的理解又不得不合作。这可以理解为貌合神离或者委曲求全式的合作,合作中存在磕磕碰碰或者一定的竞争、博弈、角力甚至冲突。既斗争又合作,是基本的特征。本文用“摩擦性合作”来描述扶贫场域中INGO(官员)和政府、农民、本土员工之间的行动不完全合拍的情形。

  3.场域

  布迪厄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布迪厄、华康德,1998:134)。布迪厄将社会分为不同的场域,且在场域之内具有不同的社会规则和互动模式,如常见的经济场域、政治场域、艺术场域等。在社会大场域之下,又存在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子场域”。这些“子场域”具有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客观关系构成系统性、充满斗争且塑造行动者“惯习”等特征(布迪厄、康华德,1998:133-134)。简言之,场域就是行动者活动的空间,用场域视角分析问题就是要重视行动者彼此间的互动关系。具体在本文里,INGO和政府、农民的互动关系构成了一个场域;本土员工和政府、农民的互动关系构成了一个场域;INGO内部的本土员工和项目官员的互动关系构成了一个场域。三个场域嵌套在一起,共同对项目实施产生影响。

  二、项目背景及分析框架

  (一)×国际非政府组织

  ×机构是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自1950年成立至今,×机构透过儿童为本区域发展项目、救灾及重建、教育、医疗卫生、农林环保、孤儿及有特殊需要的儿童等服务项目,以及城市事工等发展项目,协助贫穷人摆脱贫困,达致自力更生及持续性发展。截至2008年9月,×机构在中国的18个省市***工作,儿童为本的区域发展项目38个,资助超过77500名儿童,受益总人数达600万人。自1989至2008年度,×机构在中国的项目总投入经费超过12.6515亿元人民币(15889万美元)。为了确保项目质素及善款的运用,所有项目均由×机构的工作人员统筹、执行及监督。

  除了愿景外,×机构还有自己的核心信念:“我们委身于穷人,我们重视人的价值,我们是合作伙伴,我们是管家,我们迅速回应”。在实际开展工作中,×机构遵循的工作理念(专业价值)包括:以人为本、意识提升、能力增加、注重参与、强调持续、培养自立。×机构具有较久的历史,且具有较为雄厚的经济资源,无论在开展工作的广度上还是辐射人群的范围上都颇具规模。而且在中国近60年的时间里,形成了一套完善的从愿景到核心信念再到工作理念的专业价值体系,成为其工作开展的制度来源和根本要求。

  在具体项目组织管理上,×机构实行项目官员总负责制,项目官员全权负责机构的运行,包括项目和行政两大块。机构人员包括项目官员和本土员工两部分。项目官员通常来自境外,除此就是本土员工,他们占到绝大多数,本地员工通常从最底层的实习生做起。H县项目办由10多人组成,除一个项目官员来自香港,其他都是内地员工。按照当时情况,×机构人员构成主要包括四类:第一类是管理层即区域代表和项目官员,这类人员通常由境外人员充任;第二类是区域办派驻各县项目办人员(笔者就属于这类人员);第三类人员是当地直接聘用人员;第四类是当地政府部门借调人员。其中前三类人员由×机构直接发放工资,第四类人员仍然领取政府的工资,他们临时或者长期借调至×机构工作。此外,×机构根据人员的来源地,确定不同员工的工资待遇,境外人员往往比内地员工有高出很多。

  ×机构与地方政府、农民的合作框架中,政府(尤其是乡政府和村委会)居于协调、配合地位,比如开展社区参与活动的时候协调人员参加,督促村民小组长加快进度等;农民通常在社区参与后以签订合同的形式参与到项目中来,是项目实施的重要参与者和载体;×机构则通常为项目开展提供必需的物资、财力和智力支持,是资源的提供者和项目的策划者和监督者。2000年,×机构正式进入H县开展工作,该县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当地少数民族居多。第一年开展种子计划阶段的工作,以小型饮用水工程、粮食保障项目为主。第二年陆续开展农村社区综合发展项目,涵盖粮食保障、卫生医疗、教育、小额信贷等多个项目等。在项目实际执行中,除了一些会议和社区基线调查,INGO官员较少和政府、农民发生最直接的联系,而是授意和指挥本土员工去开展工作,即INGO的项目官员更多通过机构中本土员工去实施项目。

  笔者在此以参与式观察的身份开展对×机构项目运行过程中互动模式进行研究。参与观察期间,×机构H县项目办的工作正处于项目实施的种子阶段,即处于政府、农民建立关系阶段。此阶段,该机构尝试开展一系列小型项目和粮食保障项目打开合作之门,以增进信任,并为下一步的工作开展打下基础。客观讲,相对当地积弱已久的原状,项目的实施取得了一些看得见的成效。但期间也出现×机构对L乡政府的不信任、下乡开展工作中的喝酒风波事件、旱地套种黄豆数量不足的事件等。这些事件从各个方面折射出各方的摩擦和不合拍现象,最终也影响了项目的实施效果。

  (二)分析框架暨场域视角下的互动框架

  在国际非政府组织实施其项目的过程中,笼统看,INGO、政府和农民的互动构成了一个大的扶贫场域。当把INGO(官员)和政府、农民的互动关系视为一个子场域,INGO内部的本地员工和项目官员互动关系视为一个子场域,INGO本土员工和政府、农民的互动视为另一个子场域时,就可画出场域中的互动框架。

  

  图1 场域中互动框架图

  INGO包含着项目官员和本土员工两部分,这样,整个扶贫场域中实际上包含政府、农民、INGO本土员工和INGO(项目官员)四大行动主体,它们构成三个不同的场域,拥有各自不同的场域特征和惯习,同时它们之间形成复杂的嵌套结构关系,共同影响着最后的项目实施。

作者简介

姓名:秦小峰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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