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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际信任到网络结构信任:社区公共性的生成过程研究 ——以水源社区为例
2020年02月17日 09:43 来源:《社会学评论》2019年04期 作者:帅满 字号
关键词:公共性/信任/人际信任/网络结构信任

内容摘要:

关键词:公共性/信任/人际信任/网络结构信任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运用信任演化理论分析社区公共服务主体变更后的水源社区公共性生成过程,研究发现以下结论。一方面,“社区能人基于声誉的信任—谋算和了解型信任培育社区共同体—网络结构信任与社区公共性形成”是水源社区公共性的生成和演化路径:首先,提供集体行动初始成本的社区能人在社区内建立起基于声誉的信任,触发公共性生长;其次,社区商业的谋算型信任和居民在社区公共空间中发展的了解型信任促进了社区共同体的发育和成长;最后,社区网络密度提升促进业主会议成型,封闭网络结构信任标志着社区公共性形成。另一方面,社区公共性的建构和生成有赖于网络结构信任的形成和延续,社区公共性的建构和生成过程即为社区内人际信任向网络结构信任的转化过程,是机会空间、产权激励、能人领导、成员互信、持续性社区公共事务参与五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人际信任到网络结构信任的社区公共性动态演化过程的研究可与既有的社区公共性建构和发展研究对话,是对信任演化理论的具体化运用,支持了关键群体理论和结构洞理论,对社区治理等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关 键 词:公共性/信任/人际信任/网络结构信任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6YJC840019);陕西省博士后科研资助项目(2017BSHYDZZ59)。

  作者简介:帅满,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本校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信任研究、社区研究、社会网络研究、劳工研究。

  公共性是指参与,即民众从私人领域中走出来,就共同关注的问题开展讨论和行动,自愿参与公共空间的塑造,实现从私人向公众的转化,具有共同利益、为了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等特征,参与程序的公共性指程序的公开和公平,人们在平等对话中达成共识(李友梅、肖瑛、黄晓春,2012)。公共服务提供、公共利益表达、公共精神传递是公共性的具体内涵(郑永君,2018),个人—共同体—公共性是公共性的生成路径(唐文玉,2015)。学界对公共性的探讨贯穿整个社会转型时期,既包括20世纪90年代以来思想理论界对源于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法团主义理论适用性的探讨(Chan,1993;White,1993;Unger and Chan,1995;Foster,2001),本土行政吸纳社会理论的提出(康晓光、卢宪英、韩恒,2008)等,也包括对代表第三部门的社会组织和团体、社区等不同主体建构公共性可行性及其策略的观察和研究(赵秀梅,2004;张江华,2010;张紧跟,2012)等。

  伴随着单位制的解体,从街居制到社区制的转变使中国城市形成了有别于行政自上而下管理的合作共治格局,行政组织和NGO、居民兴趣团体等社区组织等成为社区治理的主体(夏建中,2008;闫臻,2018),村民自治的实施也使农村社区的公社制退出历史舞台,社区成为国家治理的单元(杨敏,2007)。社区是居民赖以生活和工作的载体,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中发【2017】13号)强调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位,社区治理体系创新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点,社区公共性的高低不仅影响公共服务供给、个体和家户的工作与生活,也影响社区整合和社会稳定(冯钢,2012)。那么,社区公共性如何生成,背后存在何种作用机制?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方法

  (一)文献综述:社区公共性的建构和演化

  按照研究视角不同,社区公共性的建构和演化研究可分为结构分析、社区要素分析、国家与社区关系研究三大类。结构分析以都市运动理论为思想资源,强调机会空间对社区行动产生、发展和维持的影响。城市业主围绕产权的维权抗争表现出法律意识、权利意识和行动能力,但行动力和制度限制往往使维权抗争陷入瓶颈(陈映芳,2006)。市民通过争取公民权利、积累生活智慧、以法维权、立法维权等策略营造社区集体维权行动的机会空间(施芸卿,2007;陈鹏,2010)。业主通过拆分国家的治理层级、拆分抽象国家的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双重身份、拆分具体国家的行政和经济职能等自我边界的选择性固化机制来表达诉求、维护权益(施芸卿,2013)。业主维权行动在组织、制度和身份向度的扩展使之成为培育公共性的力量,改变了个体和国家的关系(刘子曦,2010;郭于华、沈原,2012;施芸卿,2015)。对广州解困房社区南新花苑居民运动的研究发现,市级政府单位直接管理架空了基层街道组织的控制力度,组织结构上的衔接缝隙成为居民自组织行动的机会空间,使居民的利益诉求得到表达和维护(黄晓星,2011)。

  社区要素分析侧重于分析空间、人口及其互动模式等内部要素对社区公共性建构的影响,总体而言,横向联结多、网络密度高、认同感强的社区更有可能产生建构和促进社区公共性的自组织行动。拥有较多资源,运用正式和非正式网络动员成员、塑造行动价值和目标,不断制造新议题、愿意承担集体行动初始成本的能人(Oliver and Marwell,1988;何艳玲、钟佩,2013;罗家德、孙瑜等,2013)在社区公共性建构过程中必不可少。社区成员在自组织行动过程中信任(罗家德、李智超,2012;帅满,2013)、监督(罗家德、侯贵松等,2013)、认同(吴理财,2011)、互惠(温莹莹,2013;曾凡木,2018)决定着社区公共性的形成和演化。高利用率的共享空间,社区成员身份同质、文化习性类似、闲暇时间多,居民在长期“洗楼梯”行动和喝早茶习惯中建构的紧密邻里关系和社区认同感等,促进了南新花苑居民的快速动员(黄晓星,2011)。

  国家与社区关系研究比较了单位制和社区制时期社区治理结构、主体和效能的差异。单位制时期,单位自上而下向职工分配住房、福利等资源,街道和居委会则为单位查漏补缺,将单位管辖不够到位的儿童、老人、职工家属及其相关事务作为工作的主要范畴,此时的社区治理主体是行政机构,志愿团体和社区自组织稀缺,由于职工拥有的是房屋使用权,且经常搬动,社区建设的参与度较低,房屋分配、维修等普遍存在“等、靠、要”心态;随着单位功能萎缩和住房商品化,到了社区制时期,国家与社会逐步形成“权变合作主义”格局,街道和居委会成为社区的管理机构,业主身份使居民基于产权的社区和邻里认同萌生,并在社会交往和互动中结成形式多样的社区自组织和志愿团体,社区而非单位成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孙立平,2003:111-118;杨敏,2007;何艳玲,2007;桂勇,2008;夏建中,2008;郭于华、沈原,2012)。因此,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变带来的社区治理结构和主体的变迁是研究社区公共性生成的宏观制度背景,住房产权则成为社区认同凝聚、社区公共性生成的内在动力。

  综上所述,结构分析、国家与社区关系研究关注宏观制度背景和社会环境对建构社区公共性行动的影响,后者尤为强调产权在社区公共性形成中的重要性,长于把控社区公共性发展的总体格局和趋势;社区要素分析从中观视角出发探讨不同要素对社区公共性建构和发展的影响,长于探索影响社区公共性的要素和因果机制。然而,既有研究对社区公共性建构的动态演化过程关注不足,没有探讨社区共同体的触发和形成机制,且未对结构分析中论及的由于结构性衔接不畅而赋予社区自组织行动机会空间社区的公共性生成过程给予足够的关注。

  结构分析、社区要素分析、国家与社区关系研究三者结合不仅可以实现结构分析和机制分析的有效互补,也有助于丰富对不同国家与社区关系背景下社区公共性生成过程的认识。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水源社区①为例,探讨个人—共同体—公共性的生成过程和作用机制:一方面,将因社区公共服务主体变更而产生集体行动机会空间的社区作为案例,研究“权力真空”状态下的社区公共性建构为何种类型、有何特点,既限定了社区公共性建构的制度背景,也可以拓展国家与社区关系研究的类型;另一方面,对社区公共性生成过程的分析有助于拓展既有静态分析的不足。具体而言,本文选择社会结构分析(福山,2001;卢曼,2005;郑也夫,2001)、社区治理(帕特南,2001;胡荣、李静雅,2006;罗家德、帅满、杨鲲昊,2017)和主体间互动研究(格兰诺维特,2007:7-11;胡荣、胡康、温莹莹,2011;翟学伟,2014)共同强调的信任作为分析着眼点,探讨水源社区公共性生成过程中的信任作用机制,即将社区内的信任演化阶段置于公共性生成的个体—共同体—公共性分析框架内,从信任视角探讨社区公共性的建构过程和演化路径。

  (二)分析框架:社区公共性生成过程中的信任演化机制

  信任有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韦伯,2010)、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卢曼,2005)等分类,制度、人格特质、认同、吓阻、计算、情感、社会交换、互相为利等均是信任的来源(Luo,2005)。信任演化理论分析了人际信任、制度信任演化及不同维度信任的转化和演变:

  其一,人际信任演化研究关注人际信任的形成和发展阶段。在关系本位的中国社会,人际信任是人情、人伦、人缘三位一体的差序格局式关系信任(费孝通,1998;翟学伟,1993,2003),人际信任依家人、熟人、认识之人、陌生人等不同而递减(Hwang,1987;杨国枢,1993;李伟民、梁玉成,2002)。增进入际信任,意味着要通过“拟亲化”或“类别的关系化”等方式,把外人转化为“自己人”(杨宜音,1999,2008),从圈子外围成员转为圈子内核的班底成员(Luo and Cheng,2015;Luo et al.,2016)。国人的人际信任发展包括知根知底、知人知面、知己之心三个阶段(杨中芳、彭泗清,1999)。市民自组织中的人际信任依次经过认同、谋算、了解、拟似家人四个发展阶段,显示了华人人际交往的特殊性和人际信任演化的普遍性特征(帅满,2013)。

  其二,制度信任演化研究关注制度信任的形成机制和影响要素。房莉杰(2009)认为,制度信任中的“制度”指制度规则及其实施规则的组织和角色,制度信任意味着制度受众信任某项具体制度,相信这项制度有利于自己,并且能够有效实施,制度信任是一种从宏观到微观、从心理到行为的五阶段过程:社会化使制度环境内化于个人,形成信任倾向,积累信任经验;根据制度规则传达的信息,制度受众权衡成本收益;制度受众判断实施规则的角色在多大程度上可信;制度受众形成具体的信任态度;制度受众做出遵从或不遵从制度规定的行为。制度环境会影响成本收益率和实施者可能的执行情况,从而决定制度受众的信任态度和行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受到农民信任,是因为说服与政治动员、加大资助特殊群体、引入家庭账户、提高补偿程度、信息公开等触发机制起到正反馈作用,使农民对农村合作医疗管理机构形成了稳定的预期(赵德余,2010)。

  其三,不同维度信任转变与演化研究提出了不同维度信任演化的概念工具,并提出了社会信任的发展和提升路径。吸收社会网络理论,依据网络结构,既有研究对信任形态进行了划分,包括以封闭网络结构为基础的信任、以认同为基础的信任、以口碑为基础的信任、关系网动员而产生的小团体等类型(罗家德、李智超,2012)。在此基础上,有研究将网络结构信任作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之间转化与演变研究的概念工具和分析框架,认为网络封闭程度、圈层结构完整度、结构洞多少、网络互联性和可达性高低、网络密度和网络规模大小等是判断网络结构信任强弱的指标;在自组织过程中,操作规则、集体选择规则和宪法规则的确立会推动网络结构信任向制度信任转化(帅满,2016)。中国是低信任度社会,人际信任建立在血缘、地缘等基础上(韦伯,2010;福山,2001),建立一种普遍主义的信任结构是提升社会信任、完成转型时期社会信任重建的必由之路(张静,1997;翟学伟,2003;周怡,2013)。

  综上所述,中外学者都将人际信任演化分为陌生人/谋算型、熟人/了解型、家人或拟似家人/认同型等阶段,呈现了人际信任的动态演化过程;制度信任受个体信任倾向和信任经验、成本收益率、触发机制、制度环境等诸多要素影响;人际信任、网络结构信任、制度信任是不同维度的信任转变和演化路径,提升社会信任有赖于信任结构实现从特殊信任到普遍信任的转变。因此,从横向类型划分的角度而言,微观到宏观的信任演化顺序依次是:特殊信任(陌生人/谋算型信任、熟人/了解型信任、家人或拟似家人/认同型信任)、网络结构信任、制度或系统信任;从纵向升级演化阶段而言,信任发展次序是:谋算型信任(互相为利型信任、陌生人信任)、了解型信任(人际信任、特殊信任)、认同型信任(网络结构信任、制度信任)。本文拟将横向信任类型划分整合进信任纵向升级演化分析,运用个体(基于声誉的信任)—共同体(从谋算型信任到了解型信任)—公共性(认同型信任,网络结构信任)的分析框架,探讨水源社区公共性生成过程中的信任演化逻辑。

  (三)研究方法与案例简介

  社区公共性生成过程中的信任演化机制研究目的决定了本文适合采用个案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和擅长把握情境性、经验性、复杂性的过程—事件分析策略(孙立平,2000)。水源社区位于湖南省地级市和平市市区。该社区因社区公共服务主体变更,具备在“权力真空”状态下发展社区公共性的条件。2002年,和平市水利局把六栋多余单位福利房以商品房形式出售,并用围墙与福利房隔开,成为不享受水利局水费减免与物业服务的独立社区——水源社区。由于社区建成时周边只有水利局等政府部门办公楼,配套设施不全,因此房价较低,200余套房源主要通过水利局职工的强弱连带传递售卖信息,业主多为看好新区房地产发展的公务员、白领等当地中上阶层群体。在将水源社区推向市场之时,水利局代表水源社区与水利局所属街道、居委会联系,为水源社区选择了物业服务提供商,并签订了为期五年的合同。2007年,水源社区与水利局所属街道、居委会签订的协议到期,由于水源社区规模较小、业主较少,且初期入住率低,因此物业公司的利润率极低,在服务到期后不愿意续约,物业服务代表的市场治理机制从水源社区退场。而由于前期多由水利局代表水源社区与街道、居委会联系,因此街道、居委会在心理和情感上将水利局作为水源社区的挂靠单位,在水利局没有主动与之联系的情况下,除了例行办理居民个体化的证件办理业务,未能及时关注到水源社区的最新治理动态,使水源社区陷入了事实上的“权力真空”状态。社区安全、公共服务的提供主体缺失使社区治理模式面临转型。

  本文运用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收集资料:笔者所属社区治理和建设课题组成员为水源社区第一批购房入住居民,2004年起居住至今,熟悉水源社区概况、人际互动和社区治理大事件;2017年2月,课题组对18名相关的代表性人物进行了个案深度访谈,其中,6人为烟酒行、餐馆、麻将馆等社区商业店主、家人或工作人员,12人为社区居民及亲属。课题组将访谈录音整理成逐字稿,并按受访对象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本文对水源社区自治过程中的关键事件及其人物进行较多着墨,从而呈现社区公共性培育的偶然性、复杂性,以及信任演化过程的动态性和脆弱性。具体而言,本文重点关注了社区能人巩先生主动承担社区物业服务费用、平息养狗纠纷,社区居民在烟酒行、餐馆、麻将馆等社区商业空间中的互动和网络经营,在社区停车问题、冯奶奶住院照顾事件中初见成效并得以例行化的业主会议等关键事件和过程。

  

作者简介

姓名:帅满 工作单位: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赛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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