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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中的社会控制:评《全球“猎身”》与《流动社会的秩序》
2020年02月17日 09:40 来源:《社会学评论》2019年第4期 作者:汪建华 张书琬 字号
关键词:劳力行/领工制/社会保护/劳动力市场“脱嵌”/社会控制

内容摘要:

关键词:劳力行/领工制/社会保护/劳动力市场“脱嵌”/社会控制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在全球经济非正规化的背景下,《全球“猎身”》讲述了印度IT工人如何通过以海内外劳力行为核心的中介体系进入世界信息产业,《流动社会的秩序》则讲述了彝族工人如何被以“领工制”为核心的中介体系带入到珠三角的代工企业中。劳力行和“领工制”均通过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组织用工,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主要承担输送劳动力的工具性角色,后者则在推动劳动力商品化的过程中兼具社会保护之职能。两部著作对学界的启示意义包括:(1)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很复杂,社会关系的运作可能进一步推动市场的“脱嵌”趋势;(2)劳工研究要对劳动过程和劳动力市场中的控制予以同等关注。

  关 键 词:劳力行/领工制/社会保护/劳动力市场“脱嵌”/社会控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工人的社区生活形态与劳资关系的地方性差异研究”(14CSH069)。

  作者简介:汪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区域工业化与劳工问题比较、劳工运动等;张书琬,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区域工业化与劳工问题比较、平台经济下的劳工问题等。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非正规化、生产弹性化、用工灵活化渐成趋势(Kalleberg,2009)。从企业生产组织形态看,福特制下大规模、一体化的科层组织被灵活的外包系统、全球代工体系所取代(Silver,2003;谢国雄,1989)。在用工方面,移民工人、劳务派遣工、学生工乃至乡村社会中的妇孺儿童等临时工群体,被广泛用于替代那些拥有长期合同和保障的工人群体,或形成对企业核心员工的补充(Silver,2003;熊秉纯,2010;苏熠慧,2015;陈慧玲,2018)。在经济发展模式、企业组织形态、用工方式变动的背景下,劳工研究中的两大经典议题值得关注:(1)社会是否仍然有约束市场过度扩张和劳动力商品化的能力?(2)对劳动力的组织与控制方式是否发生变化?范围是否仅局限于企业生产过程之中(Burawoy,1985)?项飚(2012)与刘东旭(2016)均以少数族群工人的流动经验及其所处的劳动力市场组织为研究对象,对上述两大议题进行了回应。在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动的背景下,传统社会关系的运作反而有可能进一步推动市场的“脱嵌”趋势;对劳动力的控制则可能同时存在于生产过程和劳动力市场之中。

  一、世界工厂中的彝族工人

  珠三角是全球制造业的代工中心,这里的大多数工厂都围绕着海外的订单组织生产。但受制于生产淡旺季和经济形势的波动,订单规模往往是不稳定的。变动不居的订单经济催生出灵活的生产组织策略,企业可能将做不完的订单外包给周边的小企业、家庭作坊或入厂包工队伍,也有可能紧急招聘大量的劳务派遣工、学生工或其他临工(黄岩,2012;郑广怀等,2015;刘东旭,2016)。由外包体系和临时工群体构成的非正规经济,确保珠三角的代工产业能在面对市场的变化时伸缩自如。

  彝族工人群体是珠三角临时工群体中最为边缘的一支力量。刘东旭(2016)的专著《流动社会的秩序:珠三角彝人的组织与群体行为研究》(以下简写为《流动社会的秩序》)向我们完整呈现了珠三角彝族工人的工作生活图景,并详细勾勒了彝人群体内部的社会秩序和组织方式。当汉族工人回家过年或学生工在暑期后返校时,彝人可在一定程度上填补劳动力市场空缺。而在用工需求较少时,他们只能待业或被迫接受更为糟糕的用工条件。彝人大多来自云南、四川、贵州等西南省份的山区,长期贫困的现实是他们外出务工的主要动因,而来自语言文化等方面的融入障碍和外界对彝人群体根深蒂固的歧视(如“素质低”、“不好管理”、“喜欢喝酒打架”、“容易抱团”等),则基本决定了其劳动力市场产业后备军的地位。

  企业生产的持续波动需要这样一支产业后备军,但如何将这个特质鲜明的群体与现代工业生产迅速耦合,却是一大难题。首先,这支队伍必须在缺工时呼之则来,完成迫在眉睫的订单生产,而在企业生产结束或寻找到替代者时能挥之则去,尽可能降低用工成本和规避劳动管制;其次,需要克服彝人在语言沟通、文化融入和工作生活适应方面的问题,那些外界印象中的行为缺陷也要被控制,以确保生产顺利进行。

  彝人工头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工头长期在珠三角闯荡,对打工城市的工作生活环境比较了解,并在企业、劳务公司甚至政府部门中发展出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因此,他们不仅是彝族工人进入企业的劳务代理,也是帮助彝人融入工厂生产和城市生活环境的文化中介,同时还承担着化解彝人与企业劳动纠纷的职责。每到逢年过节返乡时,彝族工头都要受亲戚朋友之托带一批年轻人到沿海打工。①接受委托后,工人便跟着工头乘坐数十个小时的火车或大巴来到打工城市;随后工头便要多方动用关系,联系工厂;如果一时联系不到合适的工作,工头便要将工人安置在小旅馆,负责其基本食宿;进厂后,则会有小工头或带班专门协助工人办理入厂手续,并管理工人在工作生活中的一应事宜。工头也要在各种场合不断对工人进行教导。在日常生活中,工头要带工人逛商场、添置新衣服,教工人如何出行,引导工人改掉以往的卫生习惯,告诉工人如何打电话、存钱,等等。在工作中,则要给工人讲述工厂管理的细节,以工人可以理解的方式传达管理人员的意见,并调处工人与工厂之间大大小小的纠纷。这些工头还要不断跳出彝人的内部圈子,主动与劳务公司、工厂人力资源、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保持联系。

  彝人工头带领老乡外出,垫付相关费用,帮助他们进厂,并安排专门的带班处理其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与此同时,工头与工厂或劳务中介签订协议,从工人工资中抽取一定份额作为自身收入,这种制度被称为“领工制”。在这一制度中,彝族工人与工厂之间存在着众多利益相关者。许多小工头并不能直接找到工厂,他们可能需要借助大工头的关系网络,工人有时可能要经过数个工头倒手才能进入企业。但能将工人输送到工厂的大工头也是少数,他们可能还要通过当地的劳务公司。劳务公司将工人介绍到企业时,人力资源可能又要从中抽一笔提成。因此彝人在通往企业大门的过程中,可能需要经过带班、小工头、工头、劳务公司、企业人力资源这样一条漫长的利益链条,每个利益主体都要在彝人的血汗工资中分一杯羹。

  年轻的彝族工人生活在工头的庇护网络中,工头也从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商机。但这些以工头个人为中心的网络尚难以完全规范彝人在珠三角的社会秩序。随着用工荒背景下工人越来越少,而工头却越来越多,带工成本随之越来越高。工头内部“挖工人”的现象频发,并衍生出暴力冲突、威胁、敲诈、绑架等恶劣事件。彝人内部各种冲突,以及共同抱团发起的群体性抗议,又进一步增加了城市社会对彝人群体的负面印象。为解决这些深层次的社会秩序问题,一些彝族工头以传统的家支为中心,召开家支聚会、建立家支劳务派遣公司、筹建凉山农民工商会,以期遏制工头争夺工人引发的混乱,增强家支成员内部团结,扩大自身生意规模,并加强与珠三角地方政府、社会的互动,重塑彝人的社会形象。

  因此,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家支组织在珠三角彝人群体中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这些传统关系再造了彝人的社会秩序,一定程度上为年轻彝族工人提供了社会保护;另一方面,彝族工人被深度整合进全球的代工经济和珠三角的劳动力市场中。社会在实现一定程度的自我保护的同时,却也顺利推动全球资本市场触角在西南边陲彝人群体中的渗透。在珠三角的代工经济中,我们不仅能看到跨国品牌商、贸易公司、大型代工企业、小型代工企业、家庭作坊的多层分包体系;也能看到正式工、劳务派遣工、厂外包工队、学生工、彝族工等构成的多样的劳务市场;而在那些临时工群体与企业之间,可能还存在漫长的分利链条。“中国制造”内部的阶级图景可能要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

作者简介

姓名:汪建华 张书琬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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