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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体制比较的类型学:源流与发展
2020年01月14日 09:16 来源:《江海学刊》(南京)2019年第3期 作者:熊跃根 字号
关键词:福利体制/福利国家/比较研究/类型学

内容摘要:

关键词:福利体制/福利国家/比较研究/类型学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福利体制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特征。社会福利的水平、构成和分配既取决于国家的政治权力模式,也取决于经济的再分配模式和社会中的意识形态。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福利国家发生了深刻的变迁和发展,而既有的关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三种类型学划分,既不能完全涵盖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福利制度特征,也不能阐释非西方社会或发展中国家的福利体制内涵。因此,回顾和探究福利体制比较研究的源流与发展,发掘全球化时代福利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及其做出的调整和变革,对于推进福利体制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福利体制/福利国家/比较研究/类型学

  作者简介:熊跃根,1965年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福利国家制度是源于欧洲工业革命并在20世纪40年代逐步确立起来的一种重要的制度建构,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族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与政治变革进程。福利体制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象征。社会福利的水平、构成和分配既取决于国家的政治权力模式,也取决于经济的再分配模式和社会中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不同,福利体制或社会福利制度必然迥异。在全球化的今天,厘清福利体制的源流及其发展,尤其是对比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相关的福利体制,对深化理解国家间的社会政策模式和经验,对促进不同民族国家的经济、政治与文化交流都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社会科学领域,过去三十多年来比较研究正日益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它对社会政策领域和福利制度的比较研究有着显著的影响。从理论上看,福利体制比较的类型学研究将有助于提升社会科学对国家制度建构与社会政策实践的概念化工作,深化对国家干预与社会建设进程之间联系的认识。而在实践层面上,当我们把福利制度当作一种国家治理的策略时,不同民族国家在社会保障与社会服务领域的制度变革及政策改革经验,毫无疑问将对后发国家或转型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为20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的政治与经济现象,福利国家制度自20世纪40年代在欧洲建立以来,经历了兴起、繁荣、危机与调整等多个历史时期。时至今日,福利国家尽管存在诸多漏洞与不足,但是由于其不可替代的功能与效用,它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制度紧密地契合在一起。因此,从理论上深入理解与认识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同类型的福利国家模式,对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福利体制的改革,强化对社会问题的政策干预是大有裨益的。然而,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尽管有三种不同的福利体制,但是既有的类型分析却不能完全涵盖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福利制度特征,也不能阐释非西方社会或发展中国家(包括转型经济国家)的福利体制内涵。因此,要推进福利制度或福利体制的比较研究,就必须在原有的概念、理论、分析方法与经验事实基础上,重新将核心思想和概念比较的分析框架纳入进更为广泛的阐释对象当中去。在本文中,笔者提出“福利体制”的概念用来描述、总结与阐释不同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背景下的主要福利模式和社会政策实践经验,这一概念将超出西方研究者使用这一术语所指涉的狭隘范畴,即不仅用来阐释西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也将注重对东亚国家福利体制和转型经济国家福利体制的分析。本文主要涵盖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福利体制比较类型学的源流及发展;第二,认识全球化背景下福利国家的变革与调整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福利体制比较研究的类型学:源流与发展

  1.福利体制比较研究的类型学:社会学的源流

  福利体制的核心是社会福利或国家福利,社会福利既是人类干预社会问题和改善公民生活质量实践的表现,也是一个社会特定文化和价值观的体现。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历史阶段社会福利发展的不同形态,既昭示了国家干预社会问题行动的不同理念,也蕴涵着社会发展的某种普遍规律。从近代历史来看,社会福利的出现和发展是从民间慈善到国家行动的演变过程,也是国家干预社会问题和实施社会改革的结果。进入20世纪后,社会福利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是现代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发展的后果,同时也是国家在收入再分配和调节社会关系方面的一项重要举措。按照米斯拉(Ramesh Mishra)的观点,福利既是渐进式社会改革的后果,也是当代社会公民权发展的象征,理解社会福利必须从不同的视角来深入阐释其历史与政治经济根基。①

  在讨论比较研究的现代源流时,很多时候我们会将这种历史渊源追溯到19世纪欧洲的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将这种历史渊源同那些卓越的社会学奠基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包括托克维尔、涂尔干、韦伯和马克思等。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托克维尔曾说:“我看到,善与恶在世界上分布得相当平等,各占一半。巨富已经不见,小康之家日益增加。欲求和享受成倍增加,但既无特大的繁荣又无极端的悲惨。人人都有奋进之新,但怀大志者不多。每一个个人都是孤立而软弱的,但整个社会是活跃的、有远见的、强大的。私人做小事、国家做大事。”②经过在美国的游历和细致观察,托克维尔加深了对美国社会民主制度根基的理解,也从文化、宗教和政治等角度对欧洲国家的民主制度和表现同美国的情形做了细致的对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我们可以经常看到他的这些对比性论述。法国另一位伟大的社会学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中提出了解释社会现象的基本规则,他提出“制订社会类型是一种将社会现象进行分类,以便进一步解释它们的方法”③。在书中,涂尔干还专门论述了比较方法的应用原则,他指出“证明一种现象是否是另一种现象的原因,只有一种方法,这就是比较它们同时出现或者不同时出现的情形,考察它们在不同结合中的变化轨迹,从这些变量中观察它们是否相互依赖”④。而在《自杀论》一书中,涂尔干不仅阐述了自杀现象的社会原因和社会类型,还对欧洲不同国家的自杀率及其原因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可以说,涂尔干经过经验研究得出的自杀类型学的一般结论,确立了社会科学比较研究中的基本范式。无独有偶,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马克斯·韦伯也在他的著作中多次对不同的范畴进行了比较研究。在1906年发表的“资本主义与农业社会”一文中,韦伯对欧洲与美国进行了比较,他指出,“欧洲资本主义,至少在欧洲大陆而言,就带有独特的集权色彩,这与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公民权等的情况大相径庭,美国人大概对欧洲资本主义的集权色彩感受强烈”⑤。同时,韦伯还在文中指出,德国的经济与社会问题,都源于东西部农村社会的差别以及这种差别的延续扩大。除此以外,韦伯不仅在概念上,也在方法上对比较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就概念而言,韦伯提出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是比较研究中一个核心的概念归纳目标;而从方法上来看,韦伯通过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阐述和对不同文化社会现象(如宗教)的比较,证明了比较研究的价值。直到19世纪,经验社会科学才在一些经历了或正在经历工业化的国家出现。而在美国,比较成型的社会科学经验研究在20世纪20年代末才开始出现。这之前,1866年美国社会科学协会的成立,成为推进社会科学经验研究的一个重要推进器。在当代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里,比较研究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则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加紧研究德国和日本国家体制的成因,并试图通过研究来影响第三世界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二战”结束后,美国学者开展了一系列比较研究的课题,这些研究课题涉及诸多国家的文化、历史、经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内容。20世纪50年代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国际社会科学委员会(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ISSC)和随后在国际社会学协会(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ISA)中设立的独立研究委员会成为跨国比较研究的重要力量。当然,我们还必须提到战后定量方法(尤其是大规模调查研究的出现)的广泛使用,也从方法和技术层面推动了国际比较研究的进展。

  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学领域诞生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比较研究著作。作为一位重要的宏观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在《帝国的政治体制》(1963)和《革命和社会的变迁:对文明的比较研究》(1978)两书中呈现了比较研究的成果。1964年莱因哈德·本迪克斯在出版的《国家建构与公民权》一书中,采用比较的方法阐述了不同社会里公民权发展的不同历史传统和涵义,他指出,公民权可以分为积极的公民权和消极的公民权,前者是通过社会斗争获取的权利实现,而后者则是由国家自上而下赋予公民的。很显然,在不同的国家或社会里,由于历史变迁的背景和制度传统不同,公民权利出现和生成的轨迹也不一样。⑥1966年,哈佛大学教授巴灵顿·摩尔出版了《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在书中阐述和分析了英国、法国、美国、中国、日本、印度等国家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及其原因。摩尔所创立的历史比较分析的理论与方法影响了诸多历史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研究者,其中摩尔的两位学生查尔斯·蒂利和西达·斯科波尔成为这一领域的杰出代表。1979年,斯科波尔出版了在政治社会学和比较社会学方面至今影响至深的《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他运用历史比较分析的方法,比较和分析了1787年至1800年前后的法国革命、1917-1921年的俄国革命和1911-1949年的中国革命的原因与结果,作者得出的重要结论是:在上述社会里,国家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改变并且影响了社会变迁的进程。后来,斯科波尔的分析方法也被贴上了“历史制度主义学派”的标签,成为政治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领域(尤其是宏观社会学领域)比较研究中的一股重要力量。斯科波尔宣称她的比较分析方法直接源于巴灵顿·摩尔的思想,而这更早则是受到了法国古典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和年鉴学派代表人物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学说的影响。在比较研究方法论上,斯梅尔塞也做出过重要贡献。另外,斯梅尔塞在1976年出版的《社会科学中的比较方法》著作中,严肃地讨论了历史一比较方法,在那个时代使很多人从中受益,从而深刻理解并掌握从事历史一比较研究的法则。⑦作为20世纪极富影响且多产的一位社会学家(准确地说是历史社会学家和比较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不仅对大规模社会变迁和集体行动、现代国家的发展史等论题做了深入和富有创见的研究,同时也在比较方法论上为世人留下了宝贵的智力财富。在1984年出版的《大结构、大过程和大比较》一书中,蒂利试图通过不同背景的比较,阐释宏大的社会过程是怎样发生的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蒂利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很难想象,要对长期的结构变迁建立任何有效的分析,我们可以不把这个变迁直接或间接地同两个相互依赖的巨大过程联系起来:民族国家的建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我们面对的是将大结构、大趋势、大比较整合到历史中去的挑战”。除此之外,在书中,蒂利还对大问题和宏大社会过程的研究提出了方法上的建议,他指出,在理解和阐释19世纪欧洲重大社会变迁这一类大过程和大结构等问题上,研究者应该通过不同但相互关联的时空段,来寻找它们与当下世界的联系。蒂利指出,对结构和过程的系统比较不仅会将我们的处境置于一个视野中,也会帮助我们认识清楚历史事件和过程的原因与结果。⑧

  最早对福利制度进行系统分类的是两位美国学者威伦斯基和李宾士,他们在《工业社会与社会福利》一书中对社会福利做了基本的分类,并对西方福利国家不同模式做了开创性的解释和阐述。⑨根据威伦斯基和李宾士的经验研究,通过社会开支比例反映的各国社会福利水平与经济增长存在密切的相关关系。同时,社会福利本身的发展也是工业化发展的副产品之一。按照两位美国学者的看法,社会福利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低水平、满足特定人群需要以及强调家计调查的补缺性福利(Residual welfare),而另一类是高水平、满足所有公民需要以及无须特定获取资格的制度性福利(Institutional welfare)。威伦斯基和李宾士对社会福利的经验研究本身也是一项比较研究,是对不同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开支之间存在的关系进行的一次系统考察和验证,进而对不同的福利制度进行理论概括。基于上述分类,研究者们指出,社会福利同样可以分为积极的福利和消极的福利两种,这种分类也是从福利界定对个人及群体心理的影响来解释的。社会福利的二分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功能主义观点的体现,它们分别强调了福利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以及维护社会制度运作所应具备的一些基本条件。就补缺性福利而言,它发挥的是一种安全网的作用,以预防底层社会的反弹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就福利观念和影响来说,由于低水平的福利和家计调查会对个人或群体的社会声望和认知产生消极影响,人们倾向于接受福利污名化的观点。由于有利于社会的整合,制度性福利被人们认为是积极的。人们相信普遍的社会服务和津贴是对公民权的一种肯定,也是消除社会不平等的一种措施。同上述观点不同,英国社会学家托马斯·H.马歇尔(Thomas H.Marshall)在一篇著述中指出,福利作为公民权的一种,是20世纪英国(乃至西欧民族国家)社会发展与进步,尤其是福利国家发展的结果。在《公民权与社会阶级》一文中,马歇尔指出,公民权可以分为三部分,即市民权、政治权和社会权,它们在历史上几乎沿着一种线性的方式发展,18世纪是市民权的发展,19世纪是政治权的发展,而20世纪则体现为社会权的发展。在马歇尔看来,社会权包含了诸如社会救助、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福利,是减少或消除社会差别的重要制度措施。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政策理论家之一,被称为英国社会政策鼻祖的理查德·蒂特玛斯(Richard Titmuss)对社会福利也有过诸多经典著述,他在1958年出版的《福利的承诺》一书中,阐述了福利的“普惠主义”与“选择主义”双重原则,对社会福利进行了深入的分类。他指出,从概念上,社会福利可以分为补缺性福利(社会服务)、财政福利(免税待遇)和职业福利(以就业为基础的福利津贴)。⑩在1974年出版的《社会政策导论》一书中,蒂特玛斯又对社会福利做了新的阐释,他将社会福利总结为三种模式,即补缺性社会福利模式、工业成就—表现模式和制度再分配模式。上述三种模式中,第一和第三种模式和前面提到的补缺性福利和制度性福利是重合的,而第二种模式是指社会福利的总体发展是同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个人福利水平也同其自身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参与有关。(11)毫无疑问,这一论点同威伦斯基和李宾士两人早期提出的观点是一致的,即社会福利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后果。从上述核心文献来看,比较研究的社会学源流总体反映了社会学家对比较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上侧重的“社会性”,涉及的议题主要围绕人类社会基本的社会制度及其结构关系,而将福利当作一种特定的社会模式来加以比较分析,是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结果,也是现代国家运用社会保险制度和社会政策进行再分配和综合管理社会风险的常规战略,其益处是在制度上建立了一套规范和相对稳定的机制与行动策略,而局限在于社会结构与技术理性的变化远远超出了政府决策者们的预期。

  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福利的发展与变化是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进行干预的后果。然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却强调指出,社会福利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哲学的标签,它不仅是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一种国家用于解决社会冲突的方式。在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德国社会政策教授奥菲看来,在福利国家里,福利和社会政策是阶级冲突与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后果,因为从功能上看,福利和社会政策具有对国家及其社会系统功能缺陷进行修复与调整的作用。

作者简介

姓名:熊跃根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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