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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社共同体的式微与重塑 ——以浙江象山“村民说事”为例
2020年01月06日 09:38 来源:《中国农村观察》2020年第1期 作者:孙枭雄 仝志辉 字号
关键词:村民说事;村社共同体;乡村治理;浙江象山

内容摘要:

关键词:村民说事;村社共同体;乡村治理;浙江象山

作者简介:

  摘要当前农村社会面临村社共同体式微的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村社治理主体缺位、村民主体性缺失,这致使村社组织松散、发展动力不足。乡村治理研究的社会基础讨论对此未能提出具体的分析和解决之道。浙江象山以“村民说事”为核心的乡村治理创新实践从村社共同体的核心要素,即治理主体、村社内交往单元与身份认同等方面所进行的制度努力,开辟了重塑村社共同体的路径。吸纳村社成员中经营能力强、社会威望高的村社精英进入村治主体,并利用驻村干部来消减村干部间隔阂、化解干群矛盾,重建村社组织力;通过“党员联户”制重新激活党员这一治理要素,充分发挥党员联系群众作用,重塑村社内交往单元;将贴合农民日常生活方式的“说”加以制度化,既克服干群间信息不对称、增强彼此间信任,又增进村民互动关系、强化村社集体意识,最终使村社共同体得以重塑。 

  关键词:村民说事村社共同体乡村治理浙江象山 

    项目基金:本课题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集体村社制的制度优势研究”(项目号:17BKS052)、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项目“村社共同体视角下乡村治理实践机制研究”(项目号:18-19CJ02)的支持。

  自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降,各地纷纷着力于乡村治理的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取得显著成效。总结这些经验和存在的不足,对于理解现今乡村治理实践,指导乡村治理制度建设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在各地的乡村治理探索中,一些地方过度重视单项治理技术的设计,致使各类制度日益呈现出繁杂、碎片化的特征,制度内在协调性减弱,甚至彼此矛盾,乡村治理陷入内卷化(马良灿,2010;李祖佩,2017)。一些地方虽然借鉴了中国其它地区的乡村治理经验或援引城市治理手段,但忽略了制度运作的条件和存续的社会基础,这不仅未能提高治理绩效,一定程度上还冲击了乡村固有的社会关系。2019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积极探索乡村治理工作的协同机制,到2020年基本形成现代乡村治理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这对各地的乡村治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指导和要求。笔者发现,尽管一些地方积极调整治理思路,创新乡村治理方式,因地制宜地借鉴经验和探索各项制度间的协调机制,但依旧存在制度过密化现象,各项制度与乡村社会结构脱节表现得较为突出。一个基本的悖论是:一些乡村着力于构建乡村治理制度,但收效甚微,甚至恶化,即精细化的治理制度与治理有效性之间的张力愈益凸显。这不仅消耗乡村治理资源,还激起各参与主体的不满情绪,无法实现有效治理。为何旨在推动乡村善治的制度探索无法达到预期效果?何种治理机制能有效落地乡村?本文尝试分析乡村治理创新实践的社会基础与重建方式。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视角 

  (一)文献回顾 

  当前学界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主要从三条路径展开。第一,从村民自治制度的角度来理解其对基层社会及国家治理体制的意义。沿这条路径分析的学者认为村民自治制度是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后而建立的乡村治理方式,它不仅能保障村民的主体地位,还能创新和完善国家治理形式。学者围绕村民选举参与(O’Brien1994;仝志辉,2002Landry et al2010)、民主实现形式(王金红,2004He, B.2007;朱敏杰、胡平江,2014)、国家权力与村民自治间关系(赵一红,2007;景跃进,2018)及20世纪90年代后乡村治理所呈现出的半行政化特征(欧阳静,2010)等方面深入探讨。第二,对乡村治理的实践机制进行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分析上级政策在乡村的运作逻辑及实践结果。如研究者认为分税制改革后的基层政府悬浮(周飞舟,2006),农村公共品供给能力减弱(贺雪峰,2010),旨在应对诸种问题的项目制在实践中又衍生出了精英俘获(邢成举、李小云,2013)、分利秩序(陈锋,2015)等一系列新的治理问题。第三,从乡村价值伦理、内生关系和权力分配等社会基础层面来理解乡村治理,认为传统乡村治理建立在一套伦理价值与礼俗之上(张仲礼,1991;王先明,1996;费孝通,1998),乡村秩序因村民共享一套文化网络而得以维持(杜赞奇,2003;朱启臻,2018)。但伴随着诸多现代性要素(如市场、人口流动等)入侵,农民理性化愈益凸显,致使乡村社会整合能力减弱,传统的乡村秩序无法维系,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消解。针对这一现象,学者试图从社会关系角度加以解释,提出社会关联概念,认为社会关联的强弱决定了村庄共同体的紧密程度,进而决定了村庄内部的权力关系、资源分配状况及村庄的行动能力(贺雪峰、仝志辉,2002;周怡,2005;孔德斌,2016)。 

  以上三条研究路径虽然分析视域不同,但基本上将乡村治理视为国家治理的基础,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分析村民自治制度、上级政策及外部社会环境变化对乡村治理的影响。而乡村治理具有双重面向,它除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要实现上级政府的治理目标之外,还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内容,面临着如何整合乡土社会的治理任务,这构成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村社共同体即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仅从国家与社会关系来讨论乡村治理则会对这一问题有所遮蔽。虽然一些学者意识到该问题,深入讨论了伦理、权力、社会关联等因素对村社共同体的影响,但依旧对这一基础性角色强调不足,并且他们始终将村社共同体视为因变量,而未将之作为自变量去分析村社共同体影响乡村治理的内在机制。笔者在既有研究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从村社共同体视角继续深入,试图对现代乡村治理的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进行社会学阐释。 

  (二)村社共同体:一个社会学视角 

  何谓村社共同体?学术界有着深入的讨论。共同体是滕尼斯(2010)在分析人类社会变迁时提出的概念,是指建立在自然意志基础之上,由共享价值、信仰及风俗的个体聚集而成的社会结构,它不同于建立在劳动分工和法理契约之上的社会体。涂尔干(2000)秉持同一思路提出“机械团结社会”,以指涉那些具有高度同质性、强认同感和归属感,并且压制个性的共同体形态。鲍曼(2003)不同于以上二者,将共同体视为能够给人以信赖的团体或组织,小至社区,大至民族和国家。不同学者从不同侧面界定和论述了共同体,都认为认同与归属感是共同体的基本要素。在晚近的学者中,不论是保罗·霍普(2010)从后现代视角出发所强调的人类合群性满足的主观体验,还是黛安娜·布赖登与威廉·科尔曼(2011)从全球化视角对各类共同体运作的反思,均是沿此思路深入。然而一定意义上讲,这里的共同体并不具有实体性质。一些学者不满足于此,将共同体精神与具体时空场域结合,提出具有边界的共同体。如英克尔斯(1981)提出地域共同体,认为它是居住在一定地域内的群体所表现出的成员感、内聚性和归属感。一些学者将之进一步细分。如帕克(2012)从空间竞争角度分析城市空间,认为人类竞争性决定了空间布局,同一空间布局中的人在互动中形成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构成社区,这成为一切社会规范的基础。吴文藻(2010)与费孝通(2001)沿用此分析,认为由血缘、地缘关系而结成的高度依赖的村落成为分析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尽管这引起了平野义太郎与戒能通孝围绕中国是否存在村落共同体的争论(李国庆,2005),但他们的落脚点依旧在共同体成员所具有的认同感、归属感特征上。本研究所指的村社共同体是建立在利益相关、情感相连、意义共享基础之上,由村治主体、村社内交往单元和身份认同等核心要素构成的多维整体。对其核心要素的分析有助于理解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及其实践逻辑。 

  基于上述梳理与分析,笔者认为村社共同体是乡村治理的前置变量,其便于消减国家政策与村社内生秩序间的张力以使政策“软”着陆,是国家政策落地的社会基础,它一旦式微,再完美的制度设计都会脱嵌于乡土社会,甚至致使乡村治理陷入窘境。下面笔者将以浙江省象山县“村民说事”为核心的乡村治理创新实践为分析对象,从重塑村治主体、重塑村社内交往单元、重塑身份认同三个层面来探讨村社共同体在中国现代乡村治理中的意义,深入刻画再造村社共同体的内在机制。 

  二、村社共同体的式微:乡村治理困境的实践表达 

  中国传统的乡村治理是以乡绅为主体的自治体系,乡绅兼具代表国家收税、维持村内秩序及保护村民的功能,此时的村社共同体是集村规民约、伦理价值等为一体的整体。但自晚清始,政府为从乡村获取资源而不断加大税负和摊派,增设行政机构,致使部分乡绅逐渐从 “保护型经纪人”蜕变为“赢利型经纪人”(杜赞奇,2003),村社共同体遭致破坏。建国后,国家试图通过建立人民公社制度来塑造新共同体,但全能型管理模式所造成的高成本低效率致使其最终解体。虽然20世纪80年代的“乡政村治”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村社共同体,但是合村并组及20世纪90年代后的人口流动使之继续式微,尤其是取消农业税后,村治主体与村民间联结断裂,农村陷入相对无组织状态,村社共同体日渐松散,这集中体现在吸纳式治理和村民主体性缺失上。 

  (一)吸纳式治理 

  吸纳式治理是村社共同体式微的表现之一。所谓吸纳式治理是指村治主体因听从乡镇政府,忽视村民实际需求而呈现出对上负责特征的治理状态,这是税费改革后乡村治理的主要特点。分税制改革后,财权上收、事权下放,基层政府(主要指乡镇政府)为完成责任目标被迫将村治主体非正式地纳入其治理体系,这致使本兼有代理人和当家人角色的村治主体逐渐向代理人转变,尤其是取消农业税后,当家人角色的缺失更为明显。村治主体一方面被非正式地吸纳到乡镇,逐渐蜕变为其派出者;另一方面它又因施策办事不顾及村民诉求而不被村民认可,既无体制保证又无村社归属的村治主体表现出两种治理倾向,即消极治理与谋利性积极治理。在项目治国背景下,消极治理集中体现在争取项目困难的村庄中,这些村庄的村治主体因缺失治理资源而仅仅完成上级下派的任务,进行维持性治理,而这得不到村民认可;同时又因其消极应付上级工作而无法得到乡镇青睐,村治主体陷入两难境地,这从村民对村干部不作为的不满,甚至充满怨气的态度可见一斑。谋利性积极治理则集中于项目较多的村庄,为争取项目,这些村庄推选涉足黑白两道的人进入村两委,导致村治主体朝着新代理人转变(李祖佩,2016),村民和村治主体建立起利益均沾关系,日益侵蚀原来建立在情感连接、意义共享的村内社会关系,乡村治理呈现出谋利性的积极治理特征,旨在改善乡村公共服务的项目资源被消耗。一旦抽离项目,乡村矛盾将会频繁爆发,村社共同体进一步式微。总之,以权力下沉为特征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逐渐排斥了村治主体,致使乡村治理呈现出吸纳式治理特点,这消解着村社共同体。 

  (二)村民主体性缺失 

  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性缺失是村社共同体式微的另一表现,这一方面源于20世纪90年代以降的乡村人口外流的结构性背景,另一方面也产生于国家试图直面农民的政权建设。具体而言,税费改革后,国家以项目的方式将资源注入农村,但项目的规划和运作大多由上级决定,村民被排斥在村庄建设之外,对干部心怀猜疑和不满,若项目操作略失公平,都会激起很大的村内矛盾,村民的村社认同和归属感也随之减弱。此外,一些村社在项目运作中所形成的分利秩序也将普通村民排斥在外,这使乡村治理出现吊诡现象,即村内项目越多,普通村民越被排斥,村庄越分裂,村社共同体越式微。虽然国家不断推动村级治理规范化,规定村内事务要有村民签字,并且进行公示,然而文牍化的治理方式与村内非程式化的日常生活不甚相符,遭致村民抵制,甚至有人抱怨说可别来找我,我宁愿不知道,糊里糊涂填个表,都不知道填了个甚。也就是说,村民因不堪忍受文牍化的治理方式而自愿被排除在村庄治理之外,更无从谈起主体性参与。总之,不论是项目运作,还是规范的村级治理方式都一定程度上排斥了村民,导致村民参与村务的主体性缺失。 

  综上,村社共同体式微是一些地方的乡村治理的主要困境,集中体现在吸纳式治理和村民主体性缺失上,这既是由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人口外流等结构性背景决定的,也是由税费改革后项目治国、文牍化治理等技术治理方式造成的。 

作者简介

姓名:孙枭雄 仝志辉 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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