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社会学
历史社会学的“非方法”面相及其“方法论”意涵
2020年01月03日 10:00 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作者:孟庆延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随着历史社会学成为一个重要的新兴学术领域,学者们围绕“历史社会学”展开了各种讨论,在笔者看来,这些讨论的核心在于辨析学科边界,明确研究方法,确立理论传统。本文将历史社会学看作一个总体视域,强调其“非方法”的面相,并在此基础上简要探讨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论”意涵。

  一

  “历史社会学”是什么?作为概念的“历史社会学”从何而来?根据有关历史社会学的教材,比如史密斯的《历史社会学的兴起》、斯考切波编著的《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拉赫曼的《历史社会学概论》等,我们发现,从研究的取向、方法和问题意识上来看,历史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马克斯·韦伯与卡尔·马克思代表了历史社会学的“古典时期”,他们在18、19世纪面对现代性这一重大的时代问题,围绕资本主义制度起源、发展及其内在机制等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查尔斯·蒂利、巴林顿·摩尔和西达·斯考切波以及艾森斯塔特为代表,历史社会学在美国学术界再次兴起,并且在美国学术体制中取得了正当性,发展成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初步形成了以“宏观比较历史分析”和“长时段”为主的研究方法。这成为历史社会学发展的“现代时期”①。需要注意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社会学的复兴,除了为应对帕森斯的“静态结构”所造成的“去历史化”影响,以及当时美国学界偏爱抽象宏大理论之外,还有更为宏观与复杂的时代背景。

  尽管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胜利方,但是战后整个世界体系陷入了冷战的两极对抗格局,随后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其国内包括反战运动、妇女运动等在内的各种社会运动频发。美国一直坚信自身的政治秩序、民主体制与社会状况代表着人类文明的高级形态,但是战后的美国却不得不面对一个庞大的、异于自身文明的非资本主义体系的兴起——以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促使美国学界开始反思自身的文明形态乃至整个国际格局和政治秩序。因此,战后美国历史社会学研究的议题基本集中在帝国、现代性、革命和社会运动等问题上,学者们尝试通过宏观比较历史分析来揭示不同文明类型在革命爆发、民族国家形成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差异与内在规律,以此回应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面对的总体时代问题。换言之,历史社会学在战后美国发展成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不仅因为其有自己的研究方法,更主要的是因为基于当时的时代处境,历史社会学形成了自身重要的学术议题。所以,当我们今天讨论“中国历史社会学的可能路径与挑战”的时候,除了要关注一般作为学科分界重要标志的“研究方法”外,还必须回答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即我们今天有着怎样的学术处境与时代处境?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历史社会学”来研究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与检讨,恰恰呈现了历史社会学的“非方法”面相。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米尔斯曾以“社会学的想象力”来反思帕森斯的宏大理论和结构分析,并强调指出社会学研究要避免陷入“唯方法论主义”的陷阱②。战后美国历史社会学的发展也告诉我们,在一定意义上,研究的议题要比研究方法更为重要。

  二

  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历史社会学的边界问题实质上关涉到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关系问题。对学科边界的讨论,一方面来自于现代学术规范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也源于现代学术体制下所谓“学科发展”的焦虑。除上述两点之外,如果我们梳理社会学本身的学科历史就会发现,今天这样一种焦虑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就是我们在当前的学术体制下,在日益专业化的学术分工秩序中,已经远离了“古典时期”社会学研究的学术传统。就以雷蒙·阿隆在《社会学的主要思潮》一书中所列举的孟德斯鸠、韦伯、马克思、涂尔干、托克维尔等社会学家为例,这些学者在今天的学术体制下大多数已被作为“社会学理论”这一“分支领域”的代表人物来加以理解,或者说,这些学者的某一部分研究已被“归入”社会学的某个分支领域③。这种理解方式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会使我们忽视社会学在其诞生之初所应对的总体时代问题,以及社会学的研究是如何“沟通”理论与经验的。

  韦伯、涂尔干等人的研究尽管在今天已经被划归为不同的学术传统,在方法论上也各有特点,但事实上他们的研究议题却有着高度的内在同一性。无论是韦伯还是涂尔干,抑或是马克思和托克维尔,终其一生所讨论与面对的核心问题都是现代性问题。涂尔干从社会分工与社会团结方式的角度讨论了现代性对人类社会秩序的影响。韦伯从基督新教的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秩序之间的内在关联这一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起源的宗教文化基础,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核心特征。而马克思则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维度解析了资本主义制度运行的内在机制,并对人类历史演变做出了社会结构层面的解释。托克维尔则重点讨论了政治制度的社会民情基础,从而在现代性的宏观背景下呈现了一种作为“社会类型”的资本主义民主体系。这些研究之所以堪称经典,是因为一方面,它们使观念与经验得以结合,在研究中将理论阐释与实证研究结合起来④;另一方面,它们将历史感融入研究之中,使得经典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了穿透历史与现实的敏锐洞察力。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无法对上述研究中的某一部分进行抽象截取。概言之,“古典时期”的社会科学研究是面对时代问题而形成的学问系统,也是将经验材料的丰富性、历史洞察的敏锐性和理论阐释的普遍性融为一体的研究——这种知识不是今天社会学的某一分支领域可以容纳的。

  之所以强调历史社会学的“古典时期”,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历史社会学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社会的重要“工具”——这个“工具”并非某种实用的“技术方法”,也并非某个艰深的“理论”或“概念”,它不是统计方法,不是访谈技巧,不是田野技艺,亦非某种分析框架,而是一种辨识时代问题的视野、一种理解社会事实的眼光、一种连接历史与现实的素养。由此而言,我们不必再陷于历史社会学的学科边界之争,而应将历史社会学作为一种“总体视域”,尝试在社会学的研究中重新建立起连通观念、经验与历史三者的可能路径。具体到国内历史社会学的发展而言,笔者认为,其核心就在于能够挖掘理解我们自身社会的关键概念与具有普遍性的“时代问题”,并能够在研究中真正将观念(理论)、经验(材料)与历史感贯通起来⑤。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总体视域的历史社会学进一步凸显了其天然的“非方法”的面相。

  三

  历史学与社会学一直以来对对方都有颇多批评:社会学往往批评历史研究过于纠缠于历史事实的考证而陷入“碎片化”的困境,由此也忽略了对研究对象结构性、框架性与系统性的理论阐释,而历史学则批评社会学研究中出现的种种史实谬误以及对总体历史的粗线条理论解释。实际上,上述批评指出的问题普遍存在于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之中:社会学的研究也同样存在所谓“碎片化”的现象而缺少真正意义上的“迈向总体的个案研究”⑥;而历史学在向社会科学学习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对社会科学理论和概念的简单“移植”与“套用”问题。那么,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如何做到既有细节的史实考据又有总体的理论阐释呢?这就涉及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论”问题。在笔者看来,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论”有以下三层意涵:

  其一,将理论作为研究的“底色”。一般而言,社会科学研究往往有着对“理论”的直接诉求,希望通过实证研究或者证明理论,或者证伪假设,或者提出新的理论和概念。如果一项经验研究没有提炼出概念,或者没有理论“对话”,似乎就并非一个“好”的社会科学研究。诚然,对普遍性理论阐释与理论对话的追求确实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形态,但却并非其唯一形态。王汎森先生在《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特别强调了理解时代的“社会思潮”之于理解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底色”意义⑦。实际上,历史社会学恰恰可以为我们提供这样一种理解历史事件与社会事实的“底色”。马克思、韦伯等经典理论家的研究就是一种“理论底色”,提供给我们的并不是可以直接对话的对象或者可以加以修正的概念等,而是一种看待与理解社会事实的理论视野,是一种穿透历史与现实的理论洞察。对于当前高度学科化、高度技术化的社会科学研究而言,历史社会学有助于重新激活面向中国本土历史与社会的理论想象力。这应当是历史社会学“方法论”的第一层含义。

  其二,将对关键历史事件的识别与历史事实的考证作为研究的议题。历史社会学家固然不是历史学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社会学家可以轻易地以“理论优先”为原则忽视对经验材料的阐释与考证。身兼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的小威谦·休厄尔曾提出“事件社会学”的分析策略,这对今天历史社会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休厄尔强调对关键历史事实的考证进而展现历史事件的逻辑和发生机制;另一方面,他同样强调研究者所选择的研究个案本身的“总体性”,即研究个案本身在理解制度变迁等重大议题时所处的结构性位置⑧。因此,选择对于理解历史变迁与社会变革具有总体意义的个案,并围绕具体个案展开细致入微的考证、辨析与研究,是笔者理解的历史社会学“方法论”的第二层含义。

  其三,强调研究方法的“合宜性”。历史社会学在研究中可使用的具体研究方法有很多,如最主要的是宏观比较历史分析,还有年鉴学派的长时段分析和“结构—情势—事件”分析框架、中国传统史学的长编考异之法等等。需强调的是,研究方法并不会因为自身的特点而具有天然的正当性,选择研究方法的唯一依据,就是其对于研究问题的“合宜性”,而研究问题的选定,其依据则在于研究者本身所具有的问题意识、所依循的理论范式,及其对于经验材料的观察、理解与归纳。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历史学还是社会学,都在各自学科的发展历程中源源不断地为我们提供着丰富的理论与方法资源。在方法论意义上,历史社会学并没有“独门绝技”,研究方法只要与“问题”相匹配,就可以作为研究者解剖历史与社会的“利器”。概言之,历史社会学研究方法本身的多元化,以及基于研究问题而选择恰当方法的基本原则,构成了历史社会学“方法论”的第三层含义。

  综上所述,历史社会学在国内尚处于“初兴”阶段,此时明确历史社会学的“非方法”面相及其“方法论”的多层意涵,从而进一步凝聚本土历史社会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厘清既有的方法资源,相较于辨析其学科边界来说,是国内历史社会学更为迫切的任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激活历史社会学的理论洞察力与学术生命力,助力于建立面向中国自身历史与文明的学问系统与话语体系。

  注释:

  ①参见丹尼斯·史密斯《历史社会学的兴起》,周辉荣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②参见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③例如,韦伯关于宗教的研究被纳入宗教社会学的范畴,托克维尔关于美国民主政治的研究被纳入政治社会学的研究领域,等等。

  ④例如,韦伯正是在对古印度教、古犹太教、儒教与道教等诸个宗教类型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才做出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人类陷入“理性铁笼”的判断。

  ⑤参见渠敬东《占有、经营与治理:乡镇企业的三重分析概念——重返经典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项尝试》(上、下),《社会》2013年第1、2期。

  ⑥参见渠敬东《迈向社会全体的个案研究》,《社会》2019年第1期。

  ⑦参见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⑧参见小威廉·H.休厄尔《历史的逻辑: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朱联璧、费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作者简介

姓名:孟庆延 工作单位: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历史社会学与中共党史研究中心

职称:副教授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赛音)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