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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焦点议题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的一种再认识
2019年12月30日 09:08 来源:《人文杂志》(西安)2019年第4期 作者:杨敏 字号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内容摘要: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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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进程中,阶级阶层分析可以说是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焦点所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典以及后来的具体实践一再表明,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开创,列宁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深入研究使之丰富和深化,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推进其创新性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从列宁对俄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阶级阶层分析,到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分析,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实现了“民族形式”的更新。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与阶层分析也越来越显示出一体相融的特征,阶级分析中内含了阶层分析,阶层分析则展现了阶级分析面向现实的鲜活品质,这两个侧面始终相依不离、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对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这一领域的再认识仍有广阔的空间,值得我们进一步钩沉、发掘和深耕。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中国社会学史研究看,“早期”范畴可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前者主要指社会学从西方传入及中国社会学创始,至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后者则指社会学从西方传入及中国社会学创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本文中,笔者是在狭义上使用“早期”这一表述。早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代表性人物主要有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李达、李汉俊、毛泽东、陈翰笙等。与其他学术群体相比,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颇具特点,他们中的许多人往往集多重身份于一身——从信仰上说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职业上是职业革命家,在学术领域则是社会学家。他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早的探路者。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于中国国情,从而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回答如何使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社会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也因此是不可或缺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传入中国的百多年时间里,对中国社会的变革和进步产生了巨大影响,期间特别值得一书的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为此做出的重要贡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精神相结合的这一过程,确切说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使社会学获得了体现其学科特质的一种历史方式。

  一、早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重要问题及焦点议题

  从早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过程看,在一些经典论题上集中了中共建党初期的重大问题的讨论,并且具有持续性和贯穿性,从大革命、独立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到根据地时期,这些问题的剧烈争论一直存在。其中,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与中国革命性质、土地革命和农民问题、革命策略和统一战线,这几个问题之间有着密切相关且彼此递进的关系,最终都是与阶级阶层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关于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分析几乎是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聚焦点,这就形成了早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一个焦点性议题。诚如有学者所言:“探索中国共产党阶级分析的兴起与发展,不仅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认知近代中国思维方式变革史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①

  1.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与阶级阶层分析

  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确定中国社会的性质成为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共主要领导人(也是早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对此作了论述。如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2)等文中,指出中国是“半独立的封建国家”,作为一个被西方列强侵略、殖民化的封建社会,形成中国目前在国际上的特殊地位。②又如瞿秋白非常重视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逐渐形成了清晰的看法。他在《中国的苏维埃政权与社会主义》《政治报告讨论后之结论》(1928)等文中,指出当前的中国革命是民权主义革命,革命的任务是肃清一切资本主义前期的封建式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并强调现在还不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在这一革命的完成过程中,有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或者说客观上转变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势。③瞿秋白的思考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党内存在的疑虑、分歧和争论,是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的针对性的。

  在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上,毛泽东做出了杰出贡献。他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④他进一步指出: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地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来,中国已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他认为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的国情。⑤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分析,得出了中国社会性质的具体结论,回答了中国革命的性质、道路和前景等问题。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性质的分析必然涉及对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的分析。事实上,这两个方面有着直接的和内在的联系,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对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分析是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性质的基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外国资本家与本国资本家的共同点及区别,对依附于外国资本阶级的买办资产阶级,对革命的敌人——官僚、军阀、资本家——进行了甄别。如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段路程:“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争斗;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争斗”。⑥这里内含了阶级阶层分析这一关键问题。在1921年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一些中共代表已经开始得出这样的看法:军阀是社会上一切其他阶级的敌人,共产党应该联合其他阶级打倒共同的敌人,甚至形成了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组成民主主义联合战线的认识。在这方面,毛泽东是具有典型性的。他早期的一些文作反映出,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与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的分析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一文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⑦他强调,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革命党领错了路必然会导致革命的失败;要取得革命的成功,必须注意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中,毛泽东回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阶段的革命战争,指出了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分析了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农民以及无产阶级对待革命战争的不同态度,认为“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话),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⑧

  显然,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性质的把握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层分析。因为,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取决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取决于中国的阶级阶层结构和阶级阶层关系,以及这些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结构和利益关系。正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层分析提供了对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进行具体认识的切入点,进而提供了党在革命过程中制定纲领、目标、任务、策略的现实基础。

  2.土地革命和农民问题与阶级阶层分析

  土地问题和土地革命战争是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相联系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大革命时期,早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如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等,对农民问题和农民阶级作了深入讨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进入了土地革命时期,土地问题、农民问题、农村阶级阶层问题成为了理论与实践的中心课题。与前一时期不同的是,这一时期党内的文风、辩风出现了明显变化,有研究者指出:“自批判‘立三路线’开始,对马列主义原典的引用,冗长、繁琐之风愈演愈烈,甚至在很多时候似乎在较量谁更熟悉马列主义,‘言必称希腊’,先有马列语录,然后才是实践,实践服从理论、理论裁制实践的文风开始大行其道。”⑨中共一些高层人物引用马列主义原典的论战形式下,反映的是这一时期土地革命的复杂形势,以及围绕中国国情的解释和中国革命的判断,党内出现的新一轮更为激烈的争论。

  如王明在其《反对两个严重错误的倾向》(1930)一文中,认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分是“错杂着的”,“现在阶段的中国革命,在新高潮到来之时,有很快的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会犯“二次革命论”的错误。⑩李立三在《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1930)中亦认为,现时全国革命斗争日益接近直接革命的形势,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建立革命政权的问题已经提到党的任务前面,并提出紧随着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要没收土地,没收帝国主义、中国资产阶级的银行企业工厂,由革命政府来组织生产管理生产。(11)瞿秋白则认为,现阶段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主要内容是土地革命,这一革命完成之后有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但现在还不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在《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的补充》(1928)一文中,他引证列宁的民族与殖民地理论予以说明:“列宁教导说,在殖民地和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农民是最基本的群众,正因为如此,我们在那里搞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2)列宁的论述一方面指出了农民整体上是与传统封建势力相对立的,号召无产阶级同“全体农民结盟”;另一方面也分析了农村的阶级分化,农村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如富农)对立的现实。显然,瞿秋白自觉或不自觉地已经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层分析,初步阐述了对土地革命的策略性思考:在现阶段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中,要团结全体农民;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要联合农村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剥削者,反对资本主义。在《中国革命和农民运动的策略》(1929)中他又重申:“我们的任务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离开阶级的观点,要组织城市和农村无产阶级的密切的联盟”。(13)

  还应注意的是,此前,1927年11月,中共在参照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土地问题提纲》的基础上,形成了第一个关于土地问题的党纲——《关于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的决议》,更具体地分析了农民阶级内部的不同区别:除地主外,农民本身也有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农之分,“三种农民之中,都有贫农、小农、中农与富裕农民的区别”,“各种农民之中,在中国本部最大多数是贫农和小农”,他们的数量约占全体农民的百分之五十至八十左右;中国农村的无地农民(如苦力、雇农或称佃农)等,他们受着最残酷的剥削,是中国工业无产阶级的始祖。可见,对土地革命性质的判断涉及了革命的阶级路线及策略制定,而阶级阶层分析则是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毛泽东从农民问题深入到土地问题、土地租税问题及地权问题的分析。在他看来,中国革命必然是土地革命,因为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在于土地问题。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问题丛刊〉序》(1926)中,他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14)他对军阀、买办阶级、地主阶级以及都市工人阶级、学生、中小、商人进行了分析,认为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不会根本倒塌。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中,他着重指出,贫农占了乡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15)在《反对本本主义》(1930)、《怎样分析农村阶级》(1933)等文中,毛泽东一再论述,土地革命的核心问题是阶级阶层问题。

  综上,大革命时期中共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性质的争论,进一步延伸到土地革命时期的不断革命论与革命阶段论,革命的转变以及革命的特点、任务、路线、策略、前途等问题,并具体到对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的地位、作用等的探究,这显然不仅仅是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分析,而且是对中国社会阶层的更为细致的研究和甄别。正是在理论不断面向中国具体实际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逐渐显现出一种鲜活特质和民族形式,从而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立足的关键问题,回答了如何才能使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理论植根于中国社会的问题。正是由于真正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中共能够从中国具体实践直面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论断,使得这一时期引证原著文本表现出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倾向能够得以克服,这也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升到了一个更高阶段。从学理和实践的发展来看,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的阶级阶层分析,开辟了一条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

  3.革命策略和统一战线与阶级阶层分析

  土地革命和农民问题与阶级阶层分析的探究继续向革命策略的逻辑延伸,为统一战线奠定了理论与实践的基础。早在1922年,鉴于中国的政治现状和中共尚不足200人的实际情况,共产党人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建立反帝反军阀的民族民主革命联合战线的主张。(16)随着大革命的失败、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破裂,中共内部的革命联合战线政策主张也滑向了低谷期。进入1930年代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实行对华侵略,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一客观现实促使共产党人必须思考如何实现中国社会各阶级政治力量的整合,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因而被提到了一个重要位置。统一战线概念本身包含着不同政党、派别、团体之间在一定条件下的平等的联合与合作,因而必然涉及对各种政治力量的分析、对不同社会阶层(无产阶级、农民、游民无产阶级、军阀、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分析,由此才能制定符合现实环境的斗争策略,与一切可能的阶级力量形成政治联合。

  这一时期,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其中第二部分是“土地问题提纲初稿”)(1920)等文中,列宁所阐述的马列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蕴含的阶级阶层分析,在中国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列宁指出了资本主义在非西方国家的一个重要事实,这就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为数众多的形形色色的中间类型——半无产者、小农、中农以及小手艺人、小手工业者和小业主等,无产阶级本身也有比较成熟的和比较不成熟的阶层,以及乡土、职业、有时甚至宗教等等区分。“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觉悟部分,即共产党,就必须而且绝对必须对无产者的各种集团,对工人和小业主的各种政党采取机动、通融、妥协的办法。”“全部问题在于要善于运用这个策略”。(17)列宁强调,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各国工人运动在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时,就应“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18)这对中共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陈独秀称:“中国产业之发达还没有到使阶级壮大而显然分裂的程度,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尚未成熟,只有两阶级(指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引者注)联合的国民革命的时期是已经成熟了”。(19)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之后,联合战线的斗争策略仍然受到关注。依据列宁的著作原典,张闻天主张,要极巧妙地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益对立,利用一切机会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20)并强调在战斗中学习,学习马克思、列宁、斯大林那样艺术地辩证地去运用与驾驭各种斗争方式。(21)在中共的斗争策略和联合战线主张中,其根本仍在于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特别是各阶层的符合实际的把握。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论述了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国化理论。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报告中,他指出了抗日战争的一个严峻问题:“反抗呢?还是投降呢?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呢?”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必须对这一问题回答“怎么办”。基于对“中国各个阶级怎样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深入剖析,他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最坚决的力量,青年学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已经发动了一个广大的反日运动,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阶级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民族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买办阶级是有区别的,这一阶级有其复杂性,因左翼、右翼、中间态度可能陷入破裂,并指出,甚至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把这个阶级关系问题总起来说,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22)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显然,毛泽东更直接地阐述了民族统一战线与阶级阶层分析之间的关系。

  由此可见,抗日战争时期能够形成一个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离不开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有研究者指出:“现代‘阶级’概念最早传入中国,发生在清末时期。但这一观念在中国真正产生较大影响,还是在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大规模传入中国之后,特别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和大革命时期。此时,一批思想先驱努力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尝试以阶级观点来观察分析中国的社会问题,据此制定中国的革命方略,影响极为深远。”(23)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这一方法既是阶级分析的,也是阶层分析的,它们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根本方法的两个侧面。而且,就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而言,阶层分析并不亚于阶级分析。一方面,阶级分析是以生产资料的占有作为划分依据,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则性,也反映了自私有制产生以来人类社会历史现象的普遍性,是贯穿在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中的基本逻辑。另一方面,阶层分析关系到社会生活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种实际因素,依据财产、收入、政治态度等因素对个人、群体、组织、集团的现实作用和影响,可以更为细致和具体地甄别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特别是现实的利益关系。这实际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阶级阶层采取的多元分析方法,这一方法避免了以单一因素对个人、群体、组织、集团进行划分,也避免了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利益结构和利益关系的简单化、片面化、抽象化的判断。可以说,当马克思主义面对不同社会、国家和民族的复杂情况时,正是阶级阶层分析的具体运用,使得马克思主义的鲜活品质得以充分展现,也由此开辟了从思想理论转向实践策略的现实途径。

作者简介

姓名:杨敏 工作单位: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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